我的第一堂历史课_孙中山论文

我的第一堂历史课_孙中山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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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4-0037-03

如何上好第一节历史课,是我大学四年里思考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在思考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三个观点:历史离我们很近;某些历史不可信;历史是好的知识,历史很有用。其实这三个观点也是我学习历史的一些体会。2004年9月3日是我大学毕业后第一天上课,利用一节课的时间,我给同学们讲了这三个观点。

为了让同学们对历史有亲近感,我讲的第一个观点是:历史离我们很近。虽然大多数同学的印象是,历史离我们很遥远,这种看法似乎有一定道理:就时间而言,商周时期离公元2007年有几千年;从空间上看,北京的历史,离广东罗定也很遥远。但事实上,在我看来,历史离我们很近,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时我给同学们讲了我遇到的一些事情。

小时候,我从一本《可爱的家乡仁寿》的书上了解到我的家乡(四川仁寿县)有一个全国著名的画家叫石鲁(1919—1982),他本不姓石而姓冯,因为他从小崇拜明末清初一个叫石涛的画家和民国时期的鲁迅先生,把自己的名字改作石鲁。因为经常接触鲁迅先生的名字,所以我们并不感到陌生,但是明末清初的画家石涛,我却倍感陌生。等我去桂林上大学这种陌生感就消失了。事情是这样的:朱元璋为了巩固统治,他分封了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侄孙到全国各地做王,其中他有个侄孙就分封到了桂林,建立靖江王府。桂林人把这个地方叫做王城,就是现在广西师大王城校区。而画家石涛就是靖江王的后代,现在桂林市区正阳步行街上有很多他的临摹画。在我们的高中历史课本上曾经讲到: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广西桂林,同孙中山会晤。上高中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历史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说,都很遥远。等我来桂林上大学,才知道马林当年同孙中山在桂林会晤的具体地点就在今天广西师大王城校区。原来让我觉得遥不可及的东西,一下就出现在眼前,感觉历史离自己是那样的近,陌生的历史一下变得那么亲切。

靖江王府在整个明朝一共传了11代14位藩王,他们死后都葬在桂林郊外的尧山,桂林人把它叫做靖江王陵。2002年春天我去这个地方,碰见王陵管理处的保卫科长,姓朱,他告诉我,他是朱元璋的第21代孙。在广西师大王城校区,有个卖毛笔的江西人,姓李。2004年6月一次闲聊,他告诉我,他是李世民的后代。我问有什么证据,他说有家谱为证。这些是否是事实我不清楚,但却让我眼前一亮,那些离我们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看起来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当一下在自己身边找到痕迹时,总是不免让人震撼。笔者对历史的兴趣,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对历史的亲切感上的,同学们也应是这样。听这些小故事时他们那样专心便是明证。受此启发,在平时的历史教学中,我给同学们继续补充这类故事,慢慢培养他们学习历史的兴趣。比如在讲抗日战争时期的叶挺将军时,我告诉同学们,叶挺将军的儿子在抗战时期曾经在当时的广东省立第八中学读过书。当我点出民国时期的广东省立第八中学就是今天的广东罗定中学时,大家起初是一片吃惊的声音,然后是几许自豪。我想,作为历史教师能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学生对历史的亲近感,你叫他们不喜欢历史都难。经常会有学生来找我谈这类体会或者提供一些他们遇到的例子,比如一个叫陈嘉琪的同学对我说,他外公曾经在孙中山手下当兵,在石井兵工厂工作。一次孙中山阅兵,看见他外公小小个头,就摸了摸他外公的头表示赞许:十多岁的小孩子就来投身革命。还比如,肖达强同学给我讲他爷爷的叔公当年在蔡廷锴将军手下作战,身上绑着炸弹去炸日本鬼子。

很多学生认为历史课就是老师勾画出重点,然后拿着书本死记硬背,这是很多学生不喜欢历史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针对这种情况,我给同学们讲了我的第二个观点:某些历史不可信,我们要学会独立思考。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为什么又说不可信呢?我给同学们解释,这是指今天我们通过报纸杂志、电影电视、教科书上了解到的某些历史与真实的历史相比有差距。

接下来我们和同学们一起来分析了种种原因:

一是与人们还原、重现历史的方法有关。今天人们了解过去的历史,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当时留下来的文字材料和实物材料。而这些材料有可能存在不真实的地方,人们依据不真实的史料编写出来的历史,其可信度就存在问题。当时我举了这样一个例子:2002年10月2日晚上九点半左右,我正在校园里和同学聊天,突然听到从市中心的方向传来爆炸声。不久传来消息说,桂林中心广场发生了一起爆炸案。第二天《桂林日报》与《桂林晚报》报到:10月2日晚桂林发生一起爆炸案。可是,在《文摘报》上转载的一篇标题叫《桂林市政府树立新形象》的文章里,这次爆炸案发生的时间却变成了10月3日。辗转到当年11月21日的《南方周末》上,有一篇标题叫《中国反恐全方位启动》的文章,提到这起爆炸案,时间也变成了2002年10月3日。后人如果借助这两份资料研究这起爆炸案,就会认为时间是2002年10月3日,而事实上应该是2002年10月2日。我告诉同学们,这就是我们说的某些历史不可信。通过这样分析,既让同学们知道了人们是如何还原历史的,又让他们对探究历史产生了兴趣。

另外,造成某些历史不可信还有人为的因素。我除了举例给同学们介绍了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外,还介绍了日本部分历史教科书故意抹杀侵华真相、混淆是非的问题。

分析完造成某些历史不可信的原因,我继续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面对某些历史不可信,我们应该怎么办?并给同学们提供了两点意见:

一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有怀疑精神。我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小学时学习历史,书上说战国时期,秦国在长平之战中一次活埋赵军40万人。等上初中后,我对这个数字发生了怀疑,认为一次活埋40万人有点不可能。但是我又拿不出证据来而只能靠一些常识判断。2003年5月,我在1999年的《军事史林》合订本上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对长平之战中秦军活埋赵军40万人提出了质疑,作者通过几点证据得出结论:长平之战秦军活埋赵军40万人是不可信的。通过这件小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怀疑的精神有助于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探究的精神。当然,我特别提醒同学们,不是我们接触到的每一历史都要去怀疑。

二是建议同学们要学会从多条途径特别是从现实生活中学习历史,“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我给同学们举了这样一则事例:从小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地主是多么的罪大恶极,对农民是多么残忍无道,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是如何尖锐。地主在我眼里就是周扒皮半夜学鸡叫、黄世仁年关逼债、刘文彩的大水牢。可是,等高中时外公给我讲他过去给地主做工的事情后,我对地主的印象逐渐有所改变。我外公讲,他年轻时给地主做工,地主对他是如何如何的好,而1949年后,这家地主财产被没收,外公又是如何不要当年的工资而把它留给这家人做生活费。联系今天的现实,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和谐的劳资关系。直到现在,我外公一家还在和这家地主的后代走亲戚。或许我外公的例子太典型,但是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从小接受的一些教育:农民与地主之间,没有我们书上讲得那么简单——除了仇恨,就是剥削、斗争,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事实上,近年一些研究也证明了笔者对农民与地主关系的新认识是对的,如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的“关中模式”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文彩真相》等。还有一些敏感的话题,当时我并没有继续讲下去,而是告诉同学们,书上学到的知识,到底对不对,可以通过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和常识加以判断。受此启发,在平时的学习中,有学生经常把自己从长辈那里了解到的历史整理成文。如李胜同学访问他爷爷,做了关于三大改造的一些口述史并配上录音;陈斯雅同学访问了自己的外公,了解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并整理成文。让学生从现实中学习历史,更能提高他们动手动脑和思考的能力。

因为时间关系,第三个观点在那节课堂上我只是简单提了一下。

总的说来,我对自己的第一节历史课是很满意的,因为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其实每位教师只要接手新一届的学生,都面临上第一节课的问题。把第一节课上好,把自己的基本教学理念和价值观融入第一节课,对自己今后的教学有很大帮助。关于这三个观点,我并不是在这一节课讲讲就算了,而是更多的渗透到了日常教学中,哪怕现在到了高三复习的关键时刻,我在课堂上也没有忘记渗透这些理念。有的老师或许担心这样影响考试成绩,其实只要把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应付考试而言,没有多大问题,加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真正把握了历史学科的本质、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学习起来还是不难的。从2004年大学一毕业来广东工作就碰上新课改,新课改到底怎么搞,我也去广州的一些名校听过新课改的示范课,这些课的常用模式就是由同学们演示自己查找到的资料。其实我个人认为,要上好一节历史课,或者说要让学生喜欢历史课,很大程度不在于搞活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教师讲授的历史知识要能给学生以启发,教师要敢于讲出自己对历史的看法,有自己的观点,不要照本宣科,那些明显过时的、不符合常识的观点或者假大空的话最好少讲甚至不讲,给学生传授的应该是人类的普适价值观,如宽容妥协、自由平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社会。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培养学生求真求实的精神,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唯书,不唯上。一节课讲下来,如果能让同学们有这么一种感受:原来历史是这样的!我想,这样节课就是成功的。2006年12月23日下午华南师范大学的黄牧航老师来给罗定的高三历史教师做高考历史科的备考讲座。讲座结束后,黄老师和我们聊起来了新课改,我谈了自己的想法,黄老师说有机会他要来听听我的课。如果我没有理解错,黄老师这句话暗含着对我历史教学理念的一些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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