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前党员的知识谱系学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谱系论文,一大论文,党员论文,中共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5)02-0067-12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有13人，代表全国53名党员①。对这53名党员进行地域特征、人际网络和知识结构等知识谱系学考察，有助于拓宽“一大”党史研究视角。 谱系学是西方处理历史文献的一种方法。它考察的是起点的细枝末节，并力求由此找出起初的卑微基础。正如福柯所指出，“谱系学就是解释史：作为不同解释出现的道德、观念、形而上学概念的历史，自由观念和禁欲生活的历史。要把它们作为程序舞台上的事件显现出来”[1]P156。知识谱系学研究触及被压迫的知识，使之从知识等级中解放出来，“使那些局部的、不连贯的，被贬低的、不合法的知识运转起来，来反对整体理论的法庭”[2]P8。中共“一大”前53名党员简要情况见表1。
从这些简要情况可以看出，除郑凯卿和赵子俊外，中共组织成员基本上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占了总数的96％多。用知识谱系学来分析中共“一大”前的组织成员是可行的，而且有助于产生新的学术成果。 二、地域特征是知识分子党员来源的重要解释因素 正如列宁所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用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的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性。”[3]P459地域特征与知识分子党员的形成有非常重大的关系。 从籍贯来看，湖南最多，有15人；其次是湖北，有13人；浙江有8人；广东有5人；直隶有3人；山东有3人；安徽、江苏、重庆、江西、山西、贵州各有1人(其中贵州籍邓恩铭16岁就离开家乡投靠叔父黄泽沛，地域特征分析时以山东为统计对象)。 这些省份，正是鸦片战争以后，港口被迫对外开放的省份。广东的广州1842年被迫对外开放，汕头1858年开放；浙江宁波1842年开放，温州1876年开放，杭州1895年开放；湖北汉口1858年开放，宜昌1876年开放，沙市1895年开放；直隶天津1860年开放；山东烟台1858年开放；安徽芜湖1876年开放；江苏南京、镇江1858年开放，苏州1895年开放；重庆1895年开放；江西九江1858年开放。湖南虽然没有港口开放，但湖南紧邻广东、湖北，也较早地被国际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活动所影响。 港口开埠通商，一方面，使这些省份的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中国再不能闭关自守，中国要自强起来，并不是铁路矿场洋货不好，而是要中国人自己能制造机器管理企业就好了。我们学生目击火车、矿场、洋货等新事物的优点，再也不会附和旧的观念。”[4]P17-18 对新事物的向往，促使传统的读书人去新式学堂寻求西方新的知识。“一大”前的知识分子类型的组织成员大多有这样的经历。毛泽东曾对斯诺说到：“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住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5]P112新式学堂的开办促使一些传统的私塾生完成了向近代新兴知识分子的转变。 另一方面，“条约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近代中国意义深远的思想和文化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由于家庭贫困等原因退出科举考试而走向上海等开放城市，作为企业经营者或新闻记者而从事这些新的职业。……条约港知识分子们发现西方‘富强’的原因在于西方社会的诸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特别是议会制)和教育制度(特别是学校教育制度)。他们认为议会制实现了‘君民一体’，加强了国家的团结；学校教育制度则培养了多方面的大量的人才。在他们看来，中国缺少这样的制度。因此，他们断言为了实现与西方同样的‘富强’，制度改革很有必要，包括议会制的引进。他们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方案。”[6]P14-15其代表性人物主要有王韬、郑观应及后来的严复、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等。 他们人数虽然很少，但他们的思想影响着正在形成的新兴知识分子。陈独秀这样写道：“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奋发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后来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7]可以说，“一大”前的知识分子党员大部分直接接受过或间接接受过条约港知识分子的影响，甚至有的直接在条约港接受新的知识，受到“条约口岸”特殊文化的熏陶。邵力子就是其中一位。1902年他来到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就学。在那里，他广泛地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西方原著及《时务报》，最使他感兴趣的是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和当时能看到的《群学肆言》部分译文。他们的思想开始发生一些改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8]P1469-1470 这些知识分子相对聚集在若干个大城市中，在全国形成了几个重要的活动中心，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长沙和济南。 北京，是清王朝和北洋军阀政治统治中心，1917年以前，知识分子虽然多但十分保守。“大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师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暧暧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9]P159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进行改革，采“兼容并包”之方针，延请一批优秀人才进京，并将《新青年》刊物迁到北京。知识界才开始活跃起来。“于是辩论会，各种学科研究会又多组织起来，大家兴致非常好，在课余又编辑刊物，进一步介绍新学说、新思想、批评研究，层出不穷，学校风气为之一变。”[10]P86这些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派别有多种，据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汇报，“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可以大体上分为三派：1、民主主义运动；2、基尔特社会主义；3、无政府主义运动。民主主义运动的拥护者没有任何固定的组织。而基尔特分子只有少数拥护者，因而，影响也小。为了宣传他们混乱不堪的思想，他们随便地利用已出版的报纸和其他定期刊物”[11]P3。北京，成为全国知识分子重要活动中心。 天津知识分子受北京的影响，也很活跃。1919年9月16日，天津学联的男学生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女学生一起创办了觉悟社。“该社产生了三个月，会员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12]P55觉悟社是“天津的小明星”。觉悟社的成员“常在一起开会、谈论和研究一些新思潮。那时我们都很幼稚，只有满腔的爱国热情，还没有一定的信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什么都谈论。共产主义是什么，我们都不懂得”[13]P553。天津也成为知识分子活动的重要场域。 上海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同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各种思潮在这里交汇。据董必武回忆：“我们四人差不多天天见面，……由汉俊介绍的几本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造》、《新潮》等，我们虽然看不甚懂，也勉强地去看。杂志里面有的谈哲学，有的谈文艺，有的谈社会主义。我们看中、日两国的杂志，觉得当时有一个共同倾向，就是彼此都认为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就社会主义说，当时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介绍共产主义，有的介绍行会主义。”[14]P34同时，上海又是知识分子最多的城市，据统计，在1910年代的上海，有500多所新式中小学。[15]P106-107而且，源源不断的知识分子来到思想开放的上海。1920年3月在北京参加工农互助团的施存统，因内讧而失望后，与俞秀松来到上海，原本打算去福建漳州投奔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但在《星期评论》与上海知识分子交流后，决定“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成为《星期评论》社的辅助人员。[16]P408因此，上海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活动中心。 广州，尽管也是对外开放最早的城市之一，知识分子也比较多，但由于广州是革命与反革命争夺的区域。每当革命退潮后，便带来一段黑暗时期。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这样写道：“去年，这里没有任何组织，也不可能找到能在广州做组织工作的人。……当时广州是广西人的管辖下，他们残暴地镇压各种运动，而这时我们又有财政上的困难，因此，没有任何进展。”[11]P31920年秋，一批从北京接受新知识新思潮的知识分子如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回到广州后，决定创办《广东群报》宣传新文化，改造旧社会。报纸发行后，“获得社会一般的拥护，团结了不少进步青年在我们的周围。在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中国的总目标之下，工会、学生会、妇女会相继组织起来了。由广州到各县相互联系响应，‘广东群报’就成为当时广东各地群众运动的领导者”[11]P106。特别是1920年冬，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来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广州的知识分子运动得到迅猛发展。 长沙，向来是维新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阵地。在这一优良传统的影响下，长沙的知识分子也很活跃。1918年4月，他们成立了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新民学会的活动，总的说有三项：一、思想革命；二、身心锻炼；三、革命实践。……在新民学会阶段，当时围绕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探讨、研究了思想方面与实践方面的许多问题，有时为了弄清一个问题，讨论竟达一百五十次之多。”[17]P498新民学会成立时，尽管人数很少，只有13人，但都是长沙知识分子的骨干，他们联合长沙学生举行罢课，声援北京的五四运动，并创办《湘江评论》，举行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和“驱张运动”。长沙，成为湖南知识分子活动的重要中心。 武汉是辛亥革命的发生地。早在辛亥革命前，武汉的知识分子就成立了日知会、科学补习所，宣传革命。辛亥革命后，武汉知识分子继承了先辈“救亡图存”的传统，建立了武昌仁社、利群书社、武昌工学互助团、高等师范励学会、高等师范党社、女子生机班、女子实业社等政治团体，并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新声》、《向上》、《端风》等刊物。武汉的知识分子活动在全国很有影响。一刊物说道：“他(《武汉星期评论》)底体例，同《每周评论》虽有多少不同，他底精神却或者过之②。武汉是再黑暗不过的地方。主撰者都是青年，而竟能本着初衷一下一下地清道，真不能叫人惊倒。”[18]P34五四运动时，武汉的知识界也很活跃：“5月11日，武汉15 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代表2000多人在美国教会学校文华大学集会。他们讨论了支持北京学生的必要策略，决定对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提出抗议。”[19]P136武汉成为知识分子活动的重要场域。 山东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突出地，这就迫使知识分子起来救亡图存。1919年山东省议会议员王乐平在济南大布政司街他的私宅外院办了个齐鲁通讯社，并附设售书部，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齐鲁书社是当时山东最早的一处新的思想文化阵地，它吸引着大批知识青年到这里购书、阅读，他们多是济南各校爱国学生。王尽美和邓恩铭等人都是这里的热心读者。济南成为山东知识分子活动的中心。 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长沙、武汉、济南地域特色各异，知识分子的活动也各异。北京影响最深、上海范围最广、长沙最彻底，济南规模最小。尽管如此，但充分表明刚形成的新兴知识分子就已经觉醒起来。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又给觉醒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曙光。随着“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8]P1470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左转，接受社会主义，成为中共早期共产党成员。 三、知识分子党员通过组建和参加各类组织来开展活动 这51个知识分子党员隶属于不同的共产主义小组③，其中，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5人：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伯渠、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3人：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范鸿劼、张太雷、宋介、李梅羹、陈德荣；武汉共产主义小组8人：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赵子健、黄负生、刘子通；长沙共产主义小组3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广州共产主义小组5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袁振英、李季；济南共产主义小组2人：邓恩铭、王尽美；旅法共产主义小组5人：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旅日共产主义小组2人：施存统、周佛海。根据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观点，在转型时社会里，人们赖以生存的旧社会的社会组织已经解体而新的社会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时，人们不仅失去了心理和情感方面的依托，而且也丧失了经济生活的基本保障。因此，社会要维持和发展下去，就必须提供新的组织形式，即社会重组，为人类心理情感以及经济生活提供新的依托。[20]P215-216这51个知识分子党员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 这51个党员除了陈公博等少数几个出生在城市外，大多出生在乡村。不管城市还是乡村，他们基本上处于差序格局中。根据费孝通的解释，差序格局实际上就是一个网络，“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差序格局“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21]P26-27。维持这种差序格局的是传统的儒家礼制。51个知识分子党员基本上读过私塾：陈望道读了10年、陈公博读了6年、邓恩铭读了4年、王尽美读了4年，等。有的甚至还得过秀才，如陈独秀、何叔衡和董必武等。他们从小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思想，讲究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封建伦理。关于少时所受传统教育，陈独秀有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诗经》还罢了，我最怕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22]P25同时，他们也接受了小传统教育。小传统是相对儒家伦理大传统而言的，指的是各种舞台戏、地摊戏、说唱艺术及民歌(谣)、俚曲、故事、传说、童谣和民谚等。[23]P16毛泽东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书籍后，产生了阶级意识和反抗意识。他说：“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5]P109从某一程度上讲，小传统教育促使了知识分子反叛正统社会，这是促使知识分子党员形成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一方面，切断了传统士人的上升路径，使得士不得不离开乡土差序格局进入现代都市谋求职业。“学生者，又不能不谋自存之道、不能不服事蓄之劳。于是无问其所学为工、为农、为商、为理、为文、为法政，乃如万派奔流以向政治之一途，仰面讨无聊之生活。”[24]P426-427周恩来“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12]P6-7他所说的就是这一情况。另一方面，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失去国家权力的制度化依托，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思想基础遭到了动摇。到新式学堂、到现代都市学习西方知识成为时代的主流。1913年年龄已经37岁的“宗族称孝，乡党称弟”的何叔衡毅然放弃私塾的教职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当校长陈夙荒问他为什么这么大的年纪还来当学生时，他说：“深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耽误了青春，旧学根底浅，新学才启蒙，急盼求新学，想为国为民出力。”[25]P21而像何叔衡这样向往新学的知识分子当时不在少数。一刊物这样说道：“自辛壬之间，尉厉游学，明诏皇皇，青衿之子挟希望来东游者如鲫鱼。”[26] 这些知识分子，从社会地位来看，被称为边际知识分子或边缘知识分子。金兆基说：“每一个近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他接触并欣赏西方文化时，就多少具有边际人的性格。”[27]P11这些知识分子由于脱离了传统乡土社会的“始发纽带”，普遍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周佛海哀叹：“没有考进学校，非常忧郁；学校快毕业，却又非常恐慌。没有进学校，不能领官费，饭都没有吃，哪里能读书?毕业离开学校，官费不能再领了；如果找不到职业，饭都没有吃，哪里能革命?哪怕你志气比天还高，哪怕你野心比海还大，不能生活，什么都是空的。志气不能充饥，野心不能御寒!唉!生活、生活，这两个字，古往今来，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28]P41-43因此，出于生存的需要，这些知识分子会产生建立组织和学会的需求。 1915年9月，为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之名，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启事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提出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长沙第一联合中学学生罗章龙看到启事，当即回信约见。[29]P20当时全国有许多知识分子的组织，比较著名的有1917年10月恽代英在武昌组织的“互助社”，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在长沙成立的新民学会，1918年7月李大钊、王光祈、曾琦在北京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10月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为骨干的国民社，1918年11月傅斯年、罗家伦发起的新潮社，1919年2月匡互生、周予同组织的工学会，1919年3月邓中夏、廖书仓发起的平民教育讲演团，1919年9月周恩来、刘清扬发起的觉悟社和1920年11月山东济南成立的励新学会等。 互助社是1917年10月恽代英、黄负生、洗百言等人商量成立的。[30]P96从章程来看，互助社，像新民学会开始一样，也是一个品德修养和队员互相帮助的组织。刘仁静因“气不重，未能极意委曲以事天下，多正色斥呵他人之时，非与人为善之道。”恽代英等人帮助他“力戒轻躁之习，求庄重而和蔼，与朋友交而敬之。”[31]P412、351但在社会激烈剧变的转型时期，互助社不可能置身事外。因此，恽代英号召社员关心国家。他说：“今天我们的国家，是在极危险的时候，我们是世界上最羞辱的国民。我们立下一个决心，当尽我们所能尽的力量，做我们所应做的事情。”[30]P98 少年中国学会，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王光祈后来在谈到该会发起的原因时说：“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故少年中国学会者，中华民国青年活动之团体也。”[32]P219-220因此，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32]P220。 知识分子团体和组织从提升自我修养向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转变，为知识分子各种思潮的接受和知识分子的分化创造了条件。当时的思潮很多，影响较大的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合作主义、平民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等。而知识分子也分化为民族主义派、民族民权主义之渐进派、自由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基尔特社会主义派、新村主义派和马克思主义派。正如有人所指出：“一方面自由派和保守派徒劳地要求在军阀统治下实行温和的改革，另一方面左派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在苏俄与日俱增的影响下加速了他们的组织活动。”[19]P332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促进了一些知识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宇宙观来观察国家命运，于是出现了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主要有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刘仁静、罗章龙等十几人发起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组织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王尽美、邓恩铭成立的山东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等。而原先的新民学会、互助社、觉悟社也迅速左转，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样，在全国形成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网络。联系和领导这一网络的人物主要是陈独秀。陈独秀由于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五四运动的旗手，因此，这些马克思主义组织都受着陈独秀的影响或在陈独秀的领导或帮助下进一步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在李大钊与陈独秀商量下建立起来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陈独秀直接组织起来的，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得到了陈独秀的帮助。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这样说道：“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4]P117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也得到了陈独秀的支持，据包惠僧回忆：“同年(1920年)夏秋之交，刘伯垂由广州过上海回武汉，他在上海同陈独秀谈了几次，陈独秀即吸收刘伯垂入党，并派他到武汉发展组织。”[33]P16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是陈独秀直接建立的。“大约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间，陈独秀邀约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及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共同组成广东小组。”[4]P121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是王尽美、邓恩铭等通过罗章龙等人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并在其指导下筹建的，故济南共产主义小组间接也受了陈独秀的影响。因此，陈独秀成为共产主义组织网络关键性人物。 这一共产主义组织网络的建立，正如张国焘所说：“中共的发起者们，大都是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因而能利用五四运动的经验来建立中共的始基。我们养成了一种为新理想而实干的精神，也继承着五四运动中那种团结互助的组织作风，因而能不重蹈旧有政党的那种闹意气的士大夫积习，一开始就以一种富于团结力的新姿态出现。”[4]P122 四、革命过程中知识分子党员的分化 卡尔·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是“自由漂游”的，是“没有或几乎没有根的阶层，对这个阶层来说，任何阶级或等级地位都不能明白无误地横加在它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附属于任何阶级的”[34]。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是否已成为一个阶层，尚需学术考察，但是，可以从群体的视角来分析审视这些人。 从社会经济地位来看，知识分子群体又可粗略分为不同的层次(上层、中层、下层的称谓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尚有待商榷，但有助于对知识分子进行分类研究)。在整个知识分子群中，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尽管人数不多，但由于大多是官派留洋者，与主流社会的关系比较密切，政治思想相对比较保守，属知识分子的上层。留日知识分子相较留学英美知识分子来说，除少数官费外，基本上是自费的，属于知识分子的中层。国内一些高等学府的学生也属于这一层。这一层知识分子经济地位最容易发生变化，思想最容易动荡。师范生和一些中专学校的学生，家境比较贫寒，具有革命性，属于知识分子的下层。[35] 中共“一大”51个知识分子党员，没有一人留学英美，这说明参加一大的党员基本上是知识分子的中下层。陈公博在“一大”后，官费赴美留学，思想发生巨大变化。如他自己所说：“我最先发觉的就是马克思所说中等阶级消灭的理论绝对不确。……第二个发觉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不确。……第三个发觉，马克思所谓剩余价值也是片面的观察。……我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我固然不赞成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不赞成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我深深感觉在今日的中国舍民生主义实在无法可以建国和复兴。”[36]P231-233思想上彻底脱离共产党，甚至后来成为中国第二号汉奸。这也表征着成为知识分子上层后的政治思想的保守性。 知识分子中层在“一大”前的51个知识分子党员中占绝大多数。从前面的表中可以看出，“一大”知识分子党员属于中层的有36个，占总数的70％多。他们分别是：陈独秀、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伯渠、袁振英、沈泽民、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范鸿劼、张太雷、宋介、李梅羹、陈德荣、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刘子通、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李季、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施存统和周佛海。 从表中他们的去向来看，这些中层知识分子，有的为革命贡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有的在新中国担任重要职务，有的脱党，有的成为托派，有的甚至成为大汉奸。这固然与他们的家庭背景、人生际遇、性格特征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他们知识分子特质相联。关于知识分子特质，邓中夏曾精辟地论述过。他说：“可惜他们本来没有经济的基础，只能附属于有经济实力的各阶级方有所成就。并且他们因经济条件之限制，使他们富有浪漫，自由，无政府各种思想，亦不能集中其势力，亦是其大病。”[37]这种特质，在知识分子中层表现得尤为明显。 十月革命爆发后，这些知识分子中层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和苏俄革命的力量：“因为廿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的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曝光现了!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38]P104因此，这些知识分子中层大都主张与无产阶级打成一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董必武回忆道：当时，“我和张(国恩)、詹(大悲)、李(汉俊)在这种形势下，估计中国还是要革命，要打倒列强，要除军阀，要建立民主制度，要唤醒民众”，但是，旧的革命方法行不通，“应改为一种能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方法”[39]P504。 中共“一大”召开后，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和后来革命高潮的低落，这些知识分子中层政治、经济地位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思想也随着发生改变。 首先，就周佛海、张国焘、沈玄庐和江介来讲，他们出身没落官僚和地主家庭。这样的出身，促使他们更易依附权势。周佛海说：“我当时抱负不凡，深以将来的大政治家或革命领袖自命，如今却被人叫做‘做文章的’，把我当做一个单纯的文人，因此，我感觉到是一种轻视。文人，自然有文人的价值和重要，但是我当时却志不在此。”[28]P26因此，1924年6月，周佛海先应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之请回到广州，在宣传部任职，又被邹鲁聘请为广东大学教授。戴、邹不仅解决了周佛海因即将毕业面临的“焦急万状”的就业问题，并且予以高薪，这不得不使周佛海依附戴、邹，成为“戴季陶主义”的吹鼓手。沈玄庐和江介的情况，与周佛海极为相似。周、江成为汉奸，沈玄庐脱党乃是依附权势使然。张国焘长期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一旦失势，心里颇不平衡。正如他自己回忆：“经过这场斗争，我搬到新居，我的心情又极大的变化。我独自隐居在那里，闭门谢客，连电话都不装置，我游玩于山水之间，俯瞰延安熙熙攘攘的情形，冷眼旁观。在中共的舞台上我名虽演员，实际上只是观众之一罢了。……我决意脱离中共，寻找最近的机会离开延安。”[40]P361-428于是在1938年，他投靠国民党，成为中共的叛徒。从思想上说，周佛海、张国焘、沈玄庐和江介属于知识分子中层的右翼。 其次，就李大钊、邓中夏、林伯渠和周恩来等人来讲，不管生死、不管荣辱、不管地位高低，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义无反顾，就是认定了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这样说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41]P719周恩来在信中也说过同样的话：“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并附诗一首言志：“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42]P46-47他们属于知识分子中层的左翼。 最后，就陈独秀、刘仁静、谭平山等人来讲，他们尽管服膺社会主义革命，但对于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斗争的艰巨性是估计不足的。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指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况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43]P564“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43]P561因此，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迎合资产阶级。这就是后来陈独秀、刘仁静成为托派，谭平山、邵力子、沈雁冰等人脱党退党的重要原因。刘仁静曾这样检讨道：“当时我恰恰处在没有正确总结的条件、只有自由思考的条件的特殊情况下，这就使我的一系列主观因素，诸如主观自信、思想偏激、脱离实际等都充分发挥作用，使我把错综复杂的斗争简化，把这样那样的矛盾绝对化，使我迷惑、苦闷、钻进牛角尖，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终于偏离正确思想轨道，倾向托派了。”[44]陈独秀、刘仁静、谭平山属于知识分子中层的中翼。 至于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袁振英的脱党，表面上看是与陈独秀有意见分歧和不满陈独秀的独断专行作风。李达在自传中写道：“我心里想，像这样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但他在当时已被一般党员尊称为‘老头子’，呼‘老头子’而不名。我当时即已萌发可脱党的决心。”[45]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特质习性使然。李达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归纳起来，小资产阶级意识过于浓厚，以致思想与实践脱节——这是当年离开组织的总原因。”[46]P105罗章龙和李梅羹成立“非委”，从某一程度上讲也是小资产阶级意识作怪。因此，由于知识分子特质，对其人生选择的重要影响，36个中层知识分子党员严重分化。 从表一可知，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俞松秀和彭璜等人都毕业于师范学校或初级中专学校，属于知识分子下层。他们家境一般。何叔衡曾对他女儿说：“我读了书，我的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几乎一天书也没有读，都是文盲。我是靠你们几个伯伯叔叔的劳动才读成书的。书都由我一个人读了。”[47]由于师范学校的学生一般免交学费，并由学校给以膳费及杂费，因此，师范成为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贫穷学子求学的最好场所。毛泽东曾对斯诺说：“那时候我没有钱，家里不肯供养我，除非我进学校读书。由于我在会馆里住不下去了，我开始寻找新的住处。同时，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差不多已经作出结论，我最适合于教书。我又开始留意广告了。这时候湖南师范学校的一则动听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我津津有味地读着它的优点：不收学费，缮宿费低廉。有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投考……三个人都录取了。”[5]P120根据1912年公布的《师范学校规程》规定：“爱国家、尊法宪，为充任教员者之要务，故宜使学生明建国之本原，践国民之职分。”“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为生利之人而勿为分利之人”[48]P428等。因此，师范教育的教师大部分是由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担任。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就是受了老师杨昌济的影响，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毛泽东回忆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5]P122而且，师范生毕业又面临就业难的问题。蔡和森湖南一师毕业后，竟连个小学教员的职位也找不到，他想找一个私塾性质的“乡馆”安置下来，又希望落空。这使蔡和森深深地感到：这种失业绝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失业问题以及其他种种问题，都无法解决。[49]P29基于上述，师范生最容易反叛社会，走上革命的道路。可以说，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师范生起着重大的作用。因此，一大知识分子党员中师范生基本上是坚定的革命者。 五、结语 20世纪初的共产主义运动，固然是无产阶级壮大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结果，但起领导作用的还是知识分子。这主要因为农民是小生产者，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和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必须依靠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工人虽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但文化素质方面的相对落后，也直接决定他们不能充分反映自己的政治诉求；而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的优良传统、对社会敏锐的观察力及对新知识的熟练掌握从而充当了时代的代言人。正如施存统所说：“学生本身，本是没有什么力量；然而一加入其他团体之中，就很有力量了。学生因为环境比一般无产阶级和兵士好，所以就容易发生觉悟，容易感受社会主义，也便容易为社会牺牲。”[11]P280中共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运动，从某一种程度上说，都是知识分子党员发起和领导的。 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由于家庭背景、知识背景和人生经历各异，中共知识分子党员发生分化也是自然而然的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形成整个阶级的”，介于“统治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一种中间分子”。是一种“可以为革命所用，亦可以为反革命所用”的“游离势力”[50]。这说明，中共对知识分子党员的分化有着充分的认识。一大强调指出：“鉴于我们的党至今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所以代表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51]P9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讲，后来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而中共“一大”知识分子党员在后期人生轨迹上的分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革命的进程和走向。 基于知识谱系学对中共“一大”前53名党员作分类剖析，有助于我们既看到历史现象的外在表现形式，还促使我们对其进行分类研究运用跨学科知识来探寻这些历史现象背后所蕴含的各种解释因素，这对推进中共历史的纵深研究，是一种可借鉴的研究思路。 注释： ①关于一大组织成员人数，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一是“53人”说。这一说最早源于1921年11月董必武、李汉俊起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以后党史界多采用这一说。胡绳说：“参加党的一大的有来自七个地方的53名党员的12名代表。”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200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也持这一说。二是“59人”说。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指出：“合计代表十三人，党员五十九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则约三百五十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见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三是“57人”说。其依据是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时的一份统计表：“其中工人四人，知识分子及自由职业者五十三人。”见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几个问题的考证》，《中共党史研究》1983年第5期。四是“56人”说，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五是“58人”说，见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等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第5页。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此次还是选取相对权威的53人说来开展研究。 ②句子中的“底”相当于“的”，原文如此，笔者注。 ③袁振英先后加入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陈公培先后加入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因此，他们的名字在小组统计名录上出现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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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成员知识谱系调查_陈独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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