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及其七十年的哲学因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缘论文,七十年论文,哲学论文,张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3)03-0063-06 ［收稿日期］2003-02-10
张岱年(1909-)字季同，别名宇同，原籍直隶献县小垛庄（今属河北沧县），当代著名学者，长期从事哲学和哲学史的教学与学术研究，有着广泛的建树；特别在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领域，他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一
张岱年的父亲张濂，字仲清，清朝末年癸卯（1903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民国初年曾任众议院议员。张濂平生赞成黄老之学，对传统医学理论如《黄帝内经》也深有研究。1909年5月，张岱年出生于北京寓所，3岁回到献县，随母乡居；幼年在乡间就读私塾，10岁时又回到北京继续上高小；小学毕业后，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初中、高中。1928年，张岱年考入清华大学，但因对当时清华规定学生必须接受军事训练颇为反感，于是改考北平师范大学。当时的北平师范大学比较自由，合乎张岱年的心愿，因而于1928年10月入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在大学期间，张岱年对教育学兴趣不大，却对哲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进行研究。这一时期，他先后发表了多篇哲学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因而，1933年毕业时，张岱年即受聘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助教，讲授“哲学概论”课程。当时的哲学概论都是讲西方哲学，张岱年也是讲西方哲学的哲学概论。1936年，他写成了名著《中国哲学大纲》；同年，在清华兼授“中国哲学问题”课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岱年因与学校领导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当时在北平的学者以陈垣为首，拒不与敌伪合作，保持民族气节，张岱年亦蛰居读书，不与敌伪妥协。1943年，北平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听说张岱年撰有《中国哲学大纲》，立即聘请他到私立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系任讲师；次年，改任副教授，讲授“中国哲学概论”。这是与在清华所教的西方哲学的哲学概论不同的中国哲学概论。抗日战争胜利后，冯友兰从昆明写信给张岱年，说清华要回来复校，希望他仍回清华任教。1946年，张岱年回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讲授“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和“孔孟哲学”三门课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人民从此步入了一个新的伟大时代。张岱年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中来。1949年，张岱年在清华大学最先开设了“辩证唯物论”；为了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于1950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听苏联专家讲马克思主义哲学。1951年，张岱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讲授“辩证唯物论研究”和“马列主义基础”，并参加大课讲授“辩证法”和“新民主主义”课程。同年，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讲授“新哲学概论”，并在辅仁大学讲“辩证唯物论”课程。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张岱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5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解放后首次重开“中国哲学史”课程，张岱年讲授从汉至清的古代中国哲学，此后不再讲授哲学理论课，专门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
1957年，张岱年响应号召，对哲学系和教研室的若干工作作风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意见，不料竟遭到错误打击，被指责为反对思想改造，并把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拥护、赞扬说成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由此被迫停止了教学工作，直到1962年才恢复。1963年，他曾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讲授“中国哲学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北京大学对张岱年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予以平反。1978年起，张岱年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并为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开设“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课程，为培养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哲学史专业首届研究生尽心尽力，在教学中发挥了主导的作用。1981年，张岱年被教育部批准为首批博士学位导师；次年，开始培养博士研究生。1980年起，张岱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79年，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张岱年被推选为会长，后连任第二届会长至今。1985年，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成立，张岱年兼任所长；同年，又兼任中华孔子研究所所长。
从20世纪30年代起，张岱年便积极宣传辩证唯物论，不断探寻真理，追求进步。抗战时期，他坚决不与敌伪合作，反对投降卖国。1947年，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张岱年对清华大学学生发表谈话，坚决支持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表明了反对蒋介石政权的立场。全国解放后，张岱年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全国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提出发展文化事业的“双百”方针。他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座谈会上发言说，先秦时代有过百家争鸣的盛况，秦汉以后这种盛况不见了，今天党提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百家争鸣，这是非常正确的。1957年，在遭受了错误打击后，张岱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始终不动摇。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岱年被作为“资产阶级教授”、“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搜查，家中的日记、卡片被肆意抄走，每天写检查材料，参加劳动。因历史上确无政治问题，所以张岱年没有被关进“牛棚”，于1967年6月被第一批宣布“解放”。1969～1970年，张岱年已年过六旬，仍带病到江西鲤鱼洲北京大学分校劳动锻炼一年。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张岱年虽几经挫折，但是他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毫不动摇。1983年，74岁的张岱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1983年12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同为张岱年从教50周年举办了庆祝会。1984年，《中国哲学史研究》杂志为庆祝张岱年七十五寿辰举办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特点学术讨论会”。今天，年逾九旬的张岱年精神焕发，心情舒畅，在有生之年，竭尽全力，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贡献毕生才华。
二
张岱年自幼好学，初在乡间读私塾时，塾师教诵课本“牛有角，羊亦有角”，他随即发问，这“亦”字当“也”字讲吧？塾师奇之。张岱年受家学熏陶，少年时即博览群书，打下了良好的学问基础。高中一年级时，他在作文课中写了《评韩》一文，国文老师阅后甚为称赞说，“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论文亦不过如此”，特将此文推荐刊登在《师大附中月刊》上。
张岱年之所以与哲学结下不解之缘，与他的长兄张申府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张申府(1893-1986)，原名张崧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与李大钊同事。五四时期，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张申府即翻译和介绍罗素哲学。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0年12月去法国，任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授，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张申府的影响下，青年时代的张岱年即对哲学产生了兴趣，广泛阅读了西方近代哲学著作，对宇宙和人生的重大问题经常反复加以思考，逐渐有了自己的哲学见解。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占我东北三省，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全国人民奋起救亡。与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张岱年怀抱学术救国的理想，奋发研究哲学与哲学史，期望从中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找到一种复兴民族的精神武器。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期间，他对英国新实在论哲学比较欣赏。他认为，罗素的著作文笔清晰，论证严密；穆尔长于细致分析；怀特海博大精湛；博若德条理明晰。张岱年因读这些哲学家的著作，受到了一定的思维训练，开始确立了哲学思维应当做到概念明晰、论证严密的思想。上述英国新实在论派的哲学对于张岱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他们的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为张岱年所吸收，形成了他注重严密“分析”的治学方法；另一方面，英国新实在论哲学不同程度的肯定客观世界的倾向，为张岱年稍后接受辩证唯物论哲学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末，北伐大革命虽告失败，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传播却得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深受人们欢迎，讲解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译著纷纷问世，其中尤以李达从日文转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影响最大。张岱年读了这些书后，对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十分信服。他认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最为伟大的哲学。他认为，辩证唯物论在宇宙观中既肯定物质为本原，又承认精神的能动作用，解决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在认识论中则解决了感性和理性的关系问题；历史唯物论则解决了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的关系问题。这样，他在世界观上开始接受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同时，他认为英国分析派哲学概念明晰，论证缜密，确应加以吸取。从这里，他开始提出自己的哲学见解，即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时，又力图以分析方法来论证这些基本观点。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哲学可以称为“分析的唯物论”，这特别表现在1932～1933年他所发表的哲学论文。
1932～1933年，张岱年发表了十几篇哲学论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在《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上发表的《论外界的实在》、《谭理》等。《论外界的实在》是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外界实在性作出论证。外界是否实在，是哲学的重大问题，一切有素朴唯物思想的人都肯定外界的实在。英国近代唯心哲学家贝克莱声称“存在就是被感知”，佛教哲学也讲所谓“心生万法”，都是否认外界为实在。哲学唯物论的任务则是从理论上阐明外界实在，并批判唯心主义的错误。许多人认为，外界的实在乃是常识的自明性的，无须证明；或者认为，外界实在只有通过实践确定，不可能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张岱年则认为，对外界实在问题进行逻辑论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他在文章中对外界的实在性作出了一系列细致的、有价值的分析论证，有力地批判了唯心论、感觉论。其实，无论用常识代替哲学论证，或把哲学论证与实践确定对立起来，都不仅否定了哲学存在的意义，也否定了对唯心主义的分析批判，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他的《谭理》一文，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理事问题的讨论。通过确定理的意义主要是指形式和规律，通过把事物的规律区分为“所根据之规律”和“所遵循之规律”，正确阐明了理事先后的关系问题，深刻揭示了唯心主义和新实在论的认识论根源。此外，他还写了一些关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文章。
张岱年在1932～1933年间发表的这些论文，受到了哲学界的关注。1933年5月，《大公报》在发表《论外界的实在》时特加编者评论说：“此篇析理论事，精辟绝伦。”并针对当时日本侵略军在华北造成的急迫形势激励读者说：“有做出此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熊十力读过这些文章后对张申府说，你弟弟的文章我看了，写得不错，我想和他谈谈。金岳霖、冯友兰也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所以，1933年张岱年在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即为清华大学哲学系聘任。当时被称为清华天才的张荫麟也写信给张岱年说：“愿附朋友之末。”此后，两人成为密切的朋友。
1935年，张岱年在北平中国哲学会讨论会上宣读论文《生活理想的四原则》，后来发表在《文哲月刊》上。在这篇文章中，张岱年阐述了他关于在生活理想上应当贯彻的四项原则，这就是：理生合一；与群为一；义命合一；动的天人合一。首先，他认为，人生哲学中最大的问题是生与理的问题。生指生命、生活，理指道德的准则，历来人生哲学或者重生，或者重理，分成两大派别。张岱年提出，生与理不是对立的，应当统一，为了实现生活的圆满，必须遵守理，而理的作用也就是为了保证生的完善和充实，反对把理想与生活割裂为二。这种观点是与传统理学的主流相对立的。其次，以前的哲学家宣扬“与天为一”，认为与天为一是人生超越自我（无我）的最高境界。张岱年则认为，这种修养境界可以为获得这种境界的人带来精神快乐，但对社会、对他人没有什么实际益处。与群为一就是认清个人利益与社群的利益本来是统一的，它所代表的境界不仅要求超越个体自我，又同时要求促进社会利益。换言之，个体人格的圆满必须在谋求社会、大众的利益中实现。这个观点明显与当时冯友兰的观点不同。再次，义指道德的准则（当然），命是客观现实的限制（必然）。人的主观理想应当合乎客观发展的趋势，完全脱离现实的理想只能是主观空想。同时，理想的意义又在于变革现实。所以，理想应当顺应现实的发展趋势，而更要付诸实践中以改造现实。最后，中国哲学家向来重视通过一种静的内心修养达到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动的天人合一则是要求人们从行动和实践按照自然界本身的规律改造自然，在实践中一方面使自然合于人的理想目的，另一方面又注意不使自然受到过度伤毁，使人和自然的关系得到协调的解决。这些论文反映了张岱年早期的哲学思想强调和重视社会实践。
同年，张岱年在《国闻周报》上还发表了《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提出了他自己关于哲学问题的基本构想。他认为，康德综合了唯物论、唯心论，而偏于唯心论，现在应有一个新的哲学综合，以唯物论为基础，综合分析方法、道德理想。这一综合体系的特点是赞扬唯物论和辩证法，兼采分析派哲学的分析方法，运用分析方法论证唯物主义，同时，要求选择继承中国哲学重视道德理想的优良传统。
张岱年30年代中期的哲学思想，一方面接受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是从旧哲学转向新哲学的少数几个哲学家之一；另一方面，在某些方面还未能和传统的旧哲学割断联系，这是30年代一些从旧哲学转向新哲学的少数学者的共同特点。例如，张申府、李石岑都有类似的情况。
抗日战争期间，张岱年过着十分清苦的日子，专心从事学术研究，进一步思考宇宙观、人生观和认识论的根本问题。1939～1944年间，他写成了书稿五种。《哲学思维论》是哲学方法论的研究，着重论述了逻辑分析方法和辩证法。《知实论》讨论知觉和外在世界的相互关系，论证外界是知觉的来源，知觉以外界为条件。《事理论》论证了事物的实在性和规律的客观性，特别阐明了“理在事中”的唯物主义观点。《品德论》讨论道德价值与道德理想的问题，宣扬“刚健有为”的人生观。《天人简论》探究人与自然、人类精神和自然界的关系。与冯友兰的“贞元六书”相比，这五篇可称为“天人五论”。这些论稿，是他在30年代中期提出的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和道德理想相互结合的见解的进一步发展与具体化及体系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岱年更加努力、系统地领会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在哲学理论上的造诣进一步加深。但从1954年以后，由于教学任务的改变，他致力于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考察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对哲学理论的问题暂时存而不论了。
三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世称“四书”，张岱年少而习之。从中学读书时起，他开始系统地阅读中国哲学的书籍，对于中国哲学史上的问题也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1931年，他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了《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一文，提出老子的年代在孔子、墨子之后，在孟子、庄子以前。这篇文章后被收入《古史辨》第四册。1932～1933年，张岱年还发表了《先秦哲学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的辩证法》，对于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进行了阐述，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此后数十年，重视阐扬中国哲学固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思维传统一直是他的哲学史研究的显著特点。
30年代中期，张岱年在清华讲授哲学概论时，看到当时哲学概论的教科书和参考书都是讲西方哲学，感到在哲学概论中应该有中国哲学的内容，因而计划写一部关于中国哲学的概论。1934年秋天他开始动笔，集中精力，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广泛系统地研究了先秦到宋明的哲学著作，按哲学问题加以条分缕析，于1936年夏完成了五十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时年仅二十七。当时，经由冯友兰和张荫麟评阅，都认为很有价值，又由冯友兰介绍，为商务印书馆接受。然而，七七事变之后，商务印书馆南迁香港，又经太平洋战争爆发，书稿虽已经排版，却无法付印。1943年，张岱年到北平私立中国大学讲课，遂将该书稿印成讲义。1956年，商务印书馆将旧存的《中国哲学大纲》版型付印出版，使这部著作终得问世。
《中国哲学大纲》是中国古代哲学固有体系、问题、范畴研究的开创之作，它与一般的中国哲学史通史著作有明显的不同。哲学史是按历史顺序叙述历代哲学家的思想，《中国哲学大纲》则是把古代中国哲学作为整体，按照不同的哲学问题分门别类的加以阐述。因而这是一部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问题史。在这部著作中，作者着重考察分析并阐明了中国哲学的固有体系、独特结构和概念范畴。如，指出中国哲学的主干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宇宙论中又有本根论和大化论；人生论又有天人关系论、人生理想论和人生问题论等。对中国哲学特有的范畴概念如气、天、理、道、神、本根等作出了准确分析。在全书的组织结构上，基本采用中国哲学固有的概念范畴，以显示出中国哲学的特点。这部著作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印，两年后又再版。这部著作不但已被翻译成日文，有的亚洲国家还直接把它作为中国哲学课程的教材。像这样一部虽然是在五十多年前写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价值却日益得到认识和肯定的著作，在当代中国学术界是十分少见的。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在教学和研究中试图进一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哲学的发展。1954年秋，北京大学哲学系重新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由冯友兰讲授先秦至汉初，由张岱年讲授汉代至明清。当时，张岱年负责编写的并在1956年发表在《新建设》杂志的《中国哲学史讲授提纲（宋、元、明、清部分）》，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宋、元、明、清哲学，直到今天，一些学有成就的宋明理学研究家仍常常回忆起这个讲授提纲带给他们的益处。
从1954年到1957年，张岱年先后发表了大量重要的学术论文。1954年10月发表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的《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首次论述了王夫之唯物主义的宇宙观，阐明了王夫之哲学在中国古代唯物论发展史上的卓越地位。1955年《哲学研究》第1期发表的《张横渠的哲学》，详细分析了张载哲学的体系，首次阐明了张载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和他对辩证法的贡献。1957年《哲学研究》第2期发表的《中国古典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与1957年《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的《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阐发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些基本范畴的意义及其历史演变和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特点。这两篇论文实际上是对《中国哲学大纲》的进一步发展与补充，高度体现了他对中国哲学的全面把握和深刻了解。从1954～1957年间张岱年发表的论文来看，当时正处于他的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在思想上、学术上都更臻成熟。当时，张岱年计划写几种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专著，然而1957年后，他发表文章的权利被剥夺了。195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他专门从事哲学史资料的整理，参加了《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期、隋唐部分）的注释工作。这些教学资料，不仅在配合60年代教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今天从事哲学史教学的同仁仍是必不可少的。
“文化大革命”中，高等教育遭受严重破坏。1972年，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又被提了出来，张岱年参加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材的编写，完成了宋元明清时代的大部分章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部教材经过修订，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满足了当时哲学史教学的急迫需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岱年在1957年遭受的错误打击终于得到彻底平反，这使年已七旬的张岱年精神振奋，心情舒展，不顾年高体弱，加倍进行研究，以弥补过去二十年的损失。1978年以来，他出版著作多部，撰写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一些著作正在撰写中。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他除了撰写《老子哲学辨微》（《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孔子哲学解析》（《中国哲学史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中国哲学》第1辑）、《论庄子》（《燕园论学集》）等分析古代哲学家思想的重要论文外，更重视从总体上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各种问题作出理论总结和全面分析，如《中国古代辩证法发微》（《学术月刊》1980年第6期）、《中国哲学的本体观念》（《安徽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特点》（《学术月刊》1983年第6期）、《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剖析》（《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论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体系》（《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中国古代本体论的发展规律》（《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中国古典哲学的价值观》（《学术月刊》1985年第7期）、《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理性学说》（《哲学研究》1985年第11期），等等。这些论文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问题、体系及其起源、演变作出了全面的论述和准确的分析，集中表现了他在把握中国哲学方面的广阔性和深刻性。在这些论著中，张岱年揭示出了中国哲学的特点，这就是：从部分上说，中国哲学在本体论上的基本观点是“体用统一”，这与西方或印度哲学割裂本体现象，以本体为真实而以现象为虚幻的观点不同；中国古代哲学的宇宙观是“天人合一”，主张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的最高规律也是人生的根本准则；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论的基本思想是“真善同一”，认为认识真理的方法同时就是道德修养的方法，求知与求善不可分；中国哲学在理想和生活关系上最重视“知行一致”，要求在日常生活中体现道德理想，学说与行为必须一致。从总体上说，中国哲学的发展有一个长久的唯物主义传统和辩证思维传统，特别是辩证思维的传统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中国哲学的整体结构表现为本体论、认识论与道德论的统一。中国哲学的基本表述形式是哲学与经学的结合，通过对经典的解说表述自己的哲学见解。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哲学的积极内容与消极因素。
在对待古代文化的基本态度上，前人拘泥于“信古”，“五四”后胡适、顾颉刚宣扬“疑古”，冯友兰主张“释古”，张岱年则提倡“析古”，主张在分析的基础上批判继承。他认为，中国哲学是有优良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当归根到《易传》提出的“刚健”、“自强”思想上。1985年，他在中国文化讲习班发表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讲演，进一步提出文化系统的分析与综合理论。他说，每一民族的文化构成一个文化系统，其中包含若干文化要素；不同的文化系统既有共同的、又有各自特殊的文化要素，分别体现了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并认为，同一文化系统或不同的文化系统中包含的文化要素之间有相容和不相容的关系，同时，一文化系统包含的文化要素既有不能脱离原系统勉强拼凑到其他系统的，也有可以脱离原系统而改造容纳到其他系统的。一切符合客观实际的文化成果必然可以吸收到各个文化系统，一切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文化成果也必然彼此相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是一个新的创造，又应是各种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综合。
四
张岱年从1933年执教起，迄今已有七十余年，在治学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认为，研究学问首先要有追求真理的热忱，有对祖国深切诚挚的感情。他常说，学问不是用来哗众取宠的装饰品，也不是用来谋求个人私利的敲门砖；自古以来，凡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有所创造的人，都有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作为动力，为解决人生的疑难、探索自然的奥秘、挽救社会的危机而百折不挠地致力学术研究。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张岱年强调，必须力求理解古代思想家所达到的理论深度。这首先要求哲学史工作者具有较好的理论素养。因为哲学史是研究古往今来哲学家关于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学说，要了解历史上这些思想学说的真正含义，必须对这些思想进行“再思”或“反思”。研究理论思维的历史，必须具有能够从事理论思维的能力，否则，就不可能理解过去哲学家的深邃思想。其次，必须要如实地把握古代思想家所提出的概念、命题的固有意义。古代哲学距离我们很远，他们所用的名词概念，所提出的命题判断，在今天大都不易理解。仅仅具备一般的古代汉语知识，也不一定能了解哲学命题的本义，必须反复阅读，仔细考索，才能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张岱年经常强调，司马迁所说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研究哲学史必须牢记的名言。张岱年之所以能取得很大成就，正在于他终身力行了这一铭语。
张岱年曾指出，研究哲学史有几大忌，这就是：浅尝辄止，扬高凿深，望文生义，随意曲解，断章取义。如，《老子》中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有人把“为”字解释为创造，以为“道之为物”就是道创造万物，其实，老子的本意是指“道”作为一个东西。张岱年常举这种例子力戒研究者勿以主观臆断代替深思知意。
关于撰写学术论文，张岱年提出，首先要充分了解学术界在某一方面的研究状况，这样才能鉴别自己的心得是不是新的见解，有没有价值，也才能在前人的研究和争论中发现疑问，进一步考察。其次，要充分掌握关于某一问题的所有资料，不经过这种“竭泽而渔”的工夫，所写的论文就可能有漏洞，易被驳倒。再次，要发挥独立思考的精神，不要受权威或已有结论的束缚，力求发前人所未发，即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他认为，一篇成功的学术论文必须达到三个要求，即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和有益于社会。张岱年本人治学以谨严见称，强调无征不信，谨守史料所能证明的界限，否则，宁可存疑。他的治学精神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他在长期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总结的经验，比较集中地体现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书中。
张岱年从教七十余年，他的学生中多数成为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中坚与骨干。他既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又是一位诚恳宽厚的长者。接触过他的同志、朋友、学生莫不为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所感动。不论什么人登门请教，他都竭诚接待；无论提出什么问题，他都认真听取，耐心解答，对学生更是循循善诱而又严格要求。他批阅研究生的论文，一个错别字也不放过。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于奖掖后进、培养人才，更是不遗余力。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友人、学生及晚辈请他作序、推荐文章、撰写评审意见的不计其数，平均每年中为同事们审看稿子、写意见要花费两个月以上的时间。身边同事常劝他抓紧余年时间写出自己计划的专著，而他却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多年，我治学虽忙，这些工作不能不做。
张岱年从来不争名誉、不争地位，对金钱更不计较，对别人的困难常慷慨相助。他常主动询问他的同事、学生家中有何困难需要帮助。有一位学生去世，他连续三年每年寄给这个学生的家属一百多元以资助生活。他与晚辈、学生合写文章，稿费从来全部给合作者。他曾与三位中年学者共同编著《荀子新注》，自己主动提出不要稿费。1978～1979年他在北京大学为研究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一位同仁与北京大学的一些同仁一起为他作了详细记录，提供给他整理参考。1981年，这位同仁去世；次年该书出版后，张岱年把稿费的大部分都送给了这位同仁的家属，一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传为佳话。张岱年的道德文章，识之者莫不交口称道。惟其如此，国内不少中青年学者，仿照传统习惯，以“私淑弟子”自居。这决不是崇尚张岱年的名望，实是仰慕他的为人之诚。的确，张岱年的个人作风，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的结合。
张岱年平日不吸烟、不饮酒，衣着朴素，生活节俭，一生以求知、读书和著述为乐事，此外更无嗜好。他治学兼用多种方法，或做卡片，或记于书眉，或夹记纸签，不拘一格。自学哲学之后，常常从事于深沉思考。晚年体衰，常卧床而思，每有所得，即跃起记于纸上，复再思之，其勤于思索如此。他的座右铭是：
自强不息，立不易方。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追求真理，永远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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