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及其测度 *
杨佩卿
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西部特殊区情，立足产业发展动力、市场环境动力、外向经济动力、政府行政动力四方面，理论阐释新型城镇化均衡动力机制，实证设计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12-2017年西部省域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进行总体和分方面测度。结果表明，2012-2017年西部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平均指数呈“榔头状”分布。平均指数较高的第一类省份，四方面动力协调发展；平均指数中等偏上、中等偏下、较低的第二、三、四类省份，四方面动力参差不齐，动力机制处于失衡状态。未来应从四方面共同发力，驱动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在均衡动力机制作用下实现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西部地区 新型城镇化 动力机制 测度指标体系 熵值法 聚类分析
一、引言
作为产业、人口、公共资源向城镇聚集的实践过程，城镇化不仅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阶段和客观趋势，而且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正如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是21世纪影响世界进程并改变世界面貌的两件大事。(1) 中国指数研究院：《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理论与实践》，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年，第1页。 新型城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巨型系统，已成为实现“中国梦”的一个注解，其不单单是城镇人口比例上升、城镇规模扩张及数量增多，而是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即经济集约高效、人口质量全面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完善、生态环境舒适优美、城乡一体统筹协调等深层次涵义。(2) 杨佩卿：《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发展路径》，《光明日报》(理论周刊版)2015年8月19日，第15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快速稳步发展，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3) 张二勋：《试论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地域研究与开发》2002年第1期。 上升到2017年的58.52%。(4)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10月。 然而，我国各区域城镇化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城镇化率差异较大。2017年，中、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已高达54.89%和66.99%，而西部仅为51.65%。(5)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10月。 西部地区城镇化之所以明显滞后，根本原因在于城镇化动力机制失衡。
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动力机制展开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有关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理论研究方面，Ma认为，中国城市化最根本最核心的驱动因素是户籍与土地制度。(6) L.J.C.Ma,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1949-2000: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 vol.34, no.9, 2002, pp.1545～1569.Zhang等则强调，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城市化的根本动因。(7) K.H.Zhang and S.Song,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ime-Series and Cross-Section Analysess,”China Economic Review , vol.14, no.4, 2003, pp.386～400.傅崇兰提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驱动因素，是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巨大收益势差。(8) 傅崇兰：《小城镇论》，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辜胜阻等认为，“政府推动”与“市场拉动”是我国城镇化的双重动力。(9) 辜胜阻、李华、易善策：《均衡城镇化：大都市与中小城市协调共进》，《人口研究》2010年第5期。 李强等则指出，“政府主导模式”是我国城镇化的主要动力，这由我国特有的政治经济体制所决定。(10) 李强、陈宇琳、刘精明：《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 纪晓岚等强调，市场化是乡村人口和资源向城市聚集的基础性动力。(11) 纪晓岚、赵维良：《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统计与决策》2007年第3期。 有关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实证分析方面，李同升等、赵新正等、曹广忠等的研究认为，我国各区域城镇化动力各不相同，东部各产业全面繁荣，中部以工业化为主导，西部则与农业强相关。(12) 李同升、厍向阳：《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演变分析——以宝鸡市为例》，《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年第3期；赵新正、宁越敏：《中国区域城市化动力差异研究——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的分析》，《城市问题》2009年第12期；曹广忠、刘涛：《中国省区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力演变与过程模型》，《中国软科学》2010年第9期。 欧向军等研究得出，江苏省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依次为市场力、内源力、外向力、行政力。(13) 欧向军、甄峰、秦永东等：《区域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及其理想动力分析——以江苏省为例》，《地理研究》2008年第5期。 曾昭法等的实证研究揭示，驱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因素表现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金融发展、教育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14) 曾昭法、左杰：《中国省域城镇化的空间集聚与驱动机制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中国管理科学》2013年第S2期。 有关西部地区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研究方面，高云虹等认为，制度因素始终在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15) 高云虹、曾菊新：《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及其动力机制》，《经济地理》2006年第6期。 马子量等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西部地区2000-2011年省域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分析结果显示，产业结构转变对城市化的促进效应最为显著，而对外开放程度的贡献不高。(16) 马子量、郭志仪、马丁丑：《西部地区省域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6期。
综上，学术界对城镇化动力机制展开了较为广泛深入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但关于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的探讨还较为薄弱。具体地：(1)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基础理论挖掘较少，理论支撑略显滞后；(2)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的测度指标较为混杂，缺乏统一公认的测度标准。鉴于此，关于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这一课题，本文在以下两方面有所努力：第一，理论阐释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均衡动力机制，使新型城镇化在内外力量协调驱动下，实现健康、顺利、可持续发展；第二，实证层面，设计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指标体系，对2012-2017年西部省域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进行总体和分方面测度，实现理论层面阐释和实证层面测度的逻辑统一。
二、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
城镇化动力机制是一个综合体系，该体系不仅包含城镇化发生发展所需动力的作用机理，而且涉及维系此种机理的经济关系和组织制度。(17) 钟秀明：《推进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吴靖：《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探析》，《经济学家》2007年第5期。 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体现“四化协调”“五位一体”，是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工作方式，以及促进其前行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构关系和演化规律。(18) 杨佩卿：《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动力机制与绩效评价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7年，第13页。 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作用规律适用于西部地区，同时西部地区也表现出自身的独特性。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本文认为，西部地区应构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融合的，涵盖产业发展、市场环境、外向经济、政府行政四大方面动力的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
1.产业发展动力
产业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的中坚力量，西部地区应加强农业推力和非农产业拉力，以及农村释放力和城镇容纳力，(19) 厉以宁、艾丰、石军：《中国新型城镇化概论》，中国工人出版社，2014年，第8页。 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实现产城互动融合，奠定新型城镇化的产业基础。
“一带一路”是西部地区加快经济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增加科技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使其向东能够承接产业转移，向西可以发展面向中亚及周边国家的外向型经济，由开放的末梢变成前沿，实现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这有利于改善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有利于增强城镇承载能力、自生发展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推动西部地区由“被动城镇化”向“主动城镇化”升级，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区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促进新型工业化，提升新型城镇化基本动力。工业化本质上要求技术的先进性、生产的集中性与连续性，这必然引起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资源要素在有限空间内的高度组合，促成产业集聚和人口集中相适应。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巴顿曾对此做过论述：“城市化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24) 张沛：《中国城镇化的理论与实践——西部地区发展研究与探索》，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0、84、96、86页。 现阶段西部传统资源原材料行业优势不复存在，资源品位日渐下降，开采成本趋于高涨，发展不容乐观，为此有必要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根据要素禀赋条件参与市场竞争，(25) 张沛：《中国城镇化的理论与实践——西部地区发展研究与探索》，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0、84、96、86页。 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融入工业化，增加工业经济效益，优化资源禀赋结构，塑造新型城镇化崭新的需求拉动力。
实现服务业现代化，挖掘新型城镇化后续动力。现阶段，以服务业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迅速崛起，日益取代工业成为推动城镇经济的主要力量。(26) 杨佩卿：《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动力机制与绩效评价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7年，第38页。 服务业现代化不仅有助于优化城镇服务环境，增加城镇就业机会，增强城镇容纳能力，使城镇产业结构日趋完备、居民生产生活更加便利，而且能够充分发挥城镇的聚集和扩散效应。(27) 钟秀明：《城市化之动力》，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第91页。 西部地区既要通过加大投入知识、技术、信息等先进生产要素，改造升级传统服务业，同时还需通过引导支持具有高技术、高知识、高附加值及低污染特征的新兴服务业，提升服务业整体素质和水平，双管齐下以增强城镇综合竞争力，为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提供后续动力。
新疆Ⅱ4位列第三，Ⅲ12、Ⅲ13均为第三位，这主要归功于新疆营改增改革深入实施，积极推进国企国资改革，国有经济规模和竞争力增强，但放管服改革力度不够，新型城镇化发展过度依靠政府行政力量，今后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借助行政手段培育市场活力。Ⅱ3位列第六，Ⅲ10居第三位，Ⅲ11、Ⅲ9分别为第六位、第八位，原因在于近年来新疆稳步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周边国家交流不断深化。Ⅱ1位列第七，Ⅲ1居于榜首，Ⅲ2、Ⅲ4、Ⅲ5居中，Ⅲ3居倒数第三，源于新疆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农业基础地位得到巩固加强，粮食实现“全区平衡，略有结余”，新型工业化蓬勃发展，现代服务业快速推进，(5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201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发展门户网，http://cn.chinagate.cn/reports/2018-03/02/content_50636629.htm，2019年3月15日访问。 但新疆仍存在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不相匹配、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Ⅱ2位列第七，Ⅲ8第四位，Ⅲ7、Ⅲ6分别为第七位、第八位，原因在于新疆新型城镇化是政府全面主导的“自上而下”模式，内部市场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市场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因此，新疆亟需加强培育市场主体，放宽市场准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2.市场环境动力
市场机制是人类社会迄今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28) 茶洪旺：《论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政府有限主导》，《中州学刊》2013年第11期。 按照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市场机制作为实现个人自由和经济繁荣最有力的制度安排，在传递商品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形成公共资源、增进社会利益、提供有效激励等方面，功效显著。城镇化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由城镇化需求主体对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评价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市场机制的最终作用能够促使城镇化和工业化、经济发展相适应。(29) 张沛：《中国城镇化的理论与实践——西部地区发展研究与探索》，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0、84、96、86页。 换言之，市场机制推动要素在公平竞争环境下实现自由合理聚集，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与动态均衡，从而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以市场力量推动新型城镇化，还能够减少政府公益缺位、功利上位、与民争利等职能异化问题。(30) 茶洪旺：《摆正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位置》，《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2期。
西部大多数城镇的形成借助的是政府外生力量强制推动，而不是依靠自身市场发育，这种“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违背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城镇化发展规律，只有城镇的形而无城镇的实，导致城镇化陷入市场发育滞后、资源要素难以优化配置的困境。(31) 杨佩卿：《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动力机制与绩效评价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7年，第50页。 因此，西部构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关键，在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言之，须通过市场竞争提升城镇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强化自身对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资源的聚集和辐射功能，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激发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
信息化通过协作效应、替代效应、衍生效应和增强效应作用于城镇化，直接决定了城镇化的速度与质量，间接影响着城镇化的供求推拉力。首先，信息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过网络和现代通信，信息化改变了时空关系，减少了社会总成本，使城镇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效率得以大幅提高，为西部地区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其次，信息化有利于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信息化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决策科学化、农业生产过程智能化、农产品交易网络化，从而提升农业经济效益，实现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在减少单位工业品能耗的同时，能够实现生产的自动化与智能化，衍生出大批新兴产业，推动新型工业化；随着网络购物、在线支付的普及，信息化改变了传统的交易行为和消费方式，使服务业趋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助力现代服务业发展，有效丰富了城镇化的内涵。最后，信息化有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信息技术广泛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不仅能够促进要素资源流动，打破城乡、区域之间的分割状态，日趋缩小“数字鸿沟”，而且有助于克服西部地区地理空间格局不经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实现城乡一体化。
新古典主义的要素禀赋理论和古典学派的比较成本理论都认为，国际贸易可以促进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平衡，是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增长的发动机”，同时，自由贸易可以使全世界的产出量达到最高水平，从而为各国带来最大的经济利益。(32)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9～200、287、287页。 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生产要素在区际间的流动日益频繁，各地区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愈发明显，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不断得以优化。在这种大背景下，西部地区城镇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大量流入的外部要素与区域内丰富的资源结合，(33) 张沛：《中国城镇化的理论与实践——西部地区发展研究与探索》，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5页。 形成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外向经济动力。
推进农业现代化，优化新型城镇化初始动力。农业是满足人类最基本生存需要的产业，正如马克思所指，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其他一切劳动部门独立化的自然基础。(20) 新玉言：《新型城镇化——理论发展与前景透析》，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100页。 作为城镇化的初始动力，农业对于城镇化的推动作用表现在产品、要素、市场、外汇方面的全方位贡献。西部地区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占据着重要位置，即便是四川、重庆、陕西这样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西部省市，其农村地区也并未完全融入市场经济的洪流，更不必说远离大中城市或交通不便的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21) 张沛：《中国城镇化的理论与实践——西部地区发展研究与探索》，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0、84、96、86页。 因此，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农业，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22) 黄勤、杨爽：《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经济纵横》2014年第1期。 完成传统农业向现代发达农业的转变，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业剩余，促进农村社会结构转型，构造新型城镇化崭新的供给推动力，是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23) 杨佩卿：《新型城镇化视阈下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当代经济科学》2017年第1期。
以上结果为后续生化法对有机负荷有较好去除效果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活性污泥法进一步验证了混凝-加核絮凝组合工艺确实提高了废水的可生化性，生化处理后出水CODCr为88.1 mg/L，达到排放标准。
3.外向经济动力
4.政府行政动力
生物学要求的并非是某一个维度的数理推理，而是要求学生能否基于事实和证据，综合分析多因素后发现生物学规律，并运用比较和推理等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对学生的思维水平有较高的要求。因此，此类试题往往全方位考查学生的科学思维。
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明确地指出，发展中国家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但现实的市场绝非完全的市场，初生的市场更是如此，“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有必要发挥政府作用，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34)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9～200、287、287页。 城镇化发展的一些领域处于现代经济学认定的“市场失灵”范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非总是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和公平地分配收入，更不能完美地实现经济发展的长期的社会经济目标，(35)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9～200、287、287页。 城镇化需要政府参与、调节，并提供必要的引导。加之目前西部地区城镇化市场自发动力正在孕育，(36) 张沛：《中国城镇化的理论与实践——西部地区发展研究与探索》，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5页。 市场力量需借助行政手段来生成、提升、维护。可见，在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看得见的手”发挥着独特且有效的作用，尤其是因为市场不是一种足以使个人决策保证从社会选择和经济目标来衡量的经济成就最大化。(37)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2页。 因此，政府行为是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不容忽视的动力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的有效有限干预是新型城镇化发展之必然。(38) 茶洪旺：《论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政府有限主导》，《中州学刊》2013年第11期。
增强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政府行政动力，首要任务是转变政府职能和地位，政府应当从城镇化的“划桨手”变为“服务者”，(39) 高卫星：《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治理转型》，《中州学刊》2015年第6期。 由全面主导的全能型政府向有限主导的服务型政府转变，由以行政手段为主管理城镇向坚持必要行政手段的同时更好地采取经济和法律手段转变，切实“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40) 茶洪旺：《摆正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位置》，《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2期。 但更主要的是应为新型城镇化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与政策保障，提高政府在构建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弥补社会缺陷及纠正市场失灵等方面的效率和质量，(41) 段小梅、黄志亮：《新常态下西部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挑战及趋势》，《西部论坛》2015年第3期。 强化政府的设计、诱导、干预、规范功能，确保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错位、不越位而又能补位，(42) 高卫星：《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治理转型》，《中州学刊》2015年第6期。 发挥“守夜人”功能，实现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在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合理分工下的稳步发展。
三、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指标体系
1.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例如在投资理财方面，中行推出的中银慧投，致力于为用户打造一款随身智能财富管家，用AI技术帮助更多用户更会投资，以金融科技为普惠金融加持，是建设数字化、智能化银行的重要战略举措，是AI+金融的大胆尝试。
依照科学、系统、精准三大原则，我们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同时参考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在对备选指标进行仔细筛选的基础上，构建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指标体系(见表1)。指标体系共包括4个方面指标和13个基础指标。其中，4个方面指标分别具有如下含义：产业发展动力Ⅱ1，是指三次产业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先导推动作用，对于城镇化而言，农业是其产生的初始动力，工业是其加速推进的基本动力，第三产业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后续动力；市场环境动力Ⅱ2，指的是市场通过引导要素资源和生产活动向城镇及非农产业流动集中，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外向经济动力Ⅱ3，是指促进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外部因素，它们会通过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政府行政动力Ⅱ4，指的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政府通过一系列行政手段创造市场发育和运作的环境，推动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在政府行政和市场行为的合理分工下健康发展。13个基础指标的含义与计算公式则详见表1，不再赘述。
涂层与基体的结合强度是涂层最基本的性能之一，好的结合强度是保证涂层综合性能的前提。实测大气等离子喷涂NiAlW涂层与GH3536基体的平均结合强度为36.7 MPa。断裂基本发生在基体与涂层界面处，涂层基本被整体拉离基体，只有基体边缘位置残留了少许涂层，断裂位置亦无明显的撕裂痕迹。由于涂层与基体主要以机械咬合的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14]，拉伸时受力方向与基体/涂层界面以及与涂层内部扁平颗粒间的结合界面垂直，断裂位置主要发生在基体与涂层界面处而非涂层内部，因此涂层的内聚强度超过了涂层与基体的结合强度。这应与喷涂材料中镍铝成分在喷涂过程中的放热反应可增强涂层内部的层间结合有关[6]。
2.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方法的选择
威廉·福克纳作为美国南方文学最忠实、最优秀的代表，生于南方，长于南方，穷其一生书写着南方，再造了一个爱与恨交织纠结的虚幻王国——约克纳帕塔法。在这个虚幻王国里生活着形形色色的女性，这些南方妇女大多以自我毁灭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因此,一直以来的评论认为：福克纳对女性抱有偏见，勒斯特·费德称福克纳为“女性的诽谤者”[1]。
本文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规避了主观赋权法随机性、臆断性的弊端，解决了多指标变量间信息的重叠问题，利用加权求和的方法测评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具体地：(1)采用标准化方法对初始数据做无量纲化处理。(2)计算第i 个被测评对象占第j 项测度指标的比重
(m 表示样本个数)；j =1,2,……,n (n 表示测度指标个数)。(3)计算第j 项测度指标的熵值
。(4)计算第j 项测度指标的差异系数g j ：g j =1-e j 。(5)计算第j 项测度指标的权重
。(6)计算第i 个被测评对象的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得分
。
表 1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指标体系
四、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
1.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研究对象：除西藏之外的西部11个省区市，(43) 由于西藏缺乏测度所需的系统数据，故本文研究的西部地区不包括西藏。 选取2012-2017年的相关数据。
人民订立契约建立国家，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人民主权不可转让，也不可代表。……人民主权不可分割，否则主权者将被“弄成是一个支离破碎拼凑起来的怪物”。——据卢梭《社会契约论》
2.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
2012-2017年西部省域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平均指数，(44) “平均指数”指2012-2017年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结果的加权平均值，代表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各指数的平均水平。 排名前三位的是重庆(0.303)、陕西(0.265)、内蒙古(0.264)，排名后三位的是广西(0.191)、云南(0.190)、甘肃(0.189)。对2012-2017年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平均指数做系统聚类分析，大致分为四类(见表2)。
一个或多个相似时间序列组成一个时间序列类，时间序列类的相似性采用平均欧氏距离表征，平均欧氏距离越小，相似性越大，反之亦然。设有两个时间序列类X={Xi}m和Y={Yi}n，其中Xi和Yi为时间序列，则X和Y的平均欧氏距离DX,Y为
表 2 2012-2017年西部地区各省区市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平均指数、排名及分类
第一类，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平均指数大于0.265，为重庆。
青海Ⅱ4位列第一，Ⅲ12、Ⅲ13居西部首位，说明青海新型城镇化建设主要依靠政府财政和国有企业发展的支持，这主要归功于青海商事制度、国企国资、财税金融、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48) 青海省人民政府：《2018年青海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发展门户网，http://cn.chinagate.cn/reports/2018-03/02/content_50636685.htm，2019年3月15日访问。 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得到明显提振。Ⅱ1位列第五，Ⅲ2、Ⅲ3均为第三位，说明青海改革开放已迈出新步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过剩产能逐步化解，市场出清日益实现。Ⅱ2排名倒数第二，Ⅲ7居末位，Ⅲ8、Ⅲ6分别为第六位、第七位，原因在于青海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较低层次，市场活力不足，非公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市场机制发育滞后，资源要素在市场上无法通过自由竞争和自由交换实现优化配置，可见青海亟需提高市场机制的质量和效益，亟需改善营商环境。Ⅱ3排名垫底，Ⅲ9居中，Ⅲ10、Ⅲ11均居于末位，由于产业结构和地理区位的限制，青海开放力度不足，今后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融入“一带一路”，与国内外各地区互通有无，实现开放合作。
做法：1.将香蕉捣碎，倒入酸奶里面，加入少许甘油，搅拌均匀。2.清洁手部，擦干水分，将香蕉酸奶涂抹在手上，用保鲜膜覆盖好，等待15分钟以后取下保鲜膜，并洗掉残渣。
第二类，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平均指数大于0.237，且小于等于0.265，包括陕西、内蒙古、青海。
陕西Ⅱ1位列第二，Ⅲ2、Ⅲ3、Ⅲ5居西部首位，Ⅲ1居第四位，这主要归功于陕西“三去一降一补”成效显著，科技创新成果居全国前列，“3+X”现代特色农业蓬勃发展，以采掘为主的能源型经济结构正在向能源精深加工、非能产业多元支撑转型，财政金融工作不断加强，供给体系质量进一步提升。(46) 陕西省人民政府：《2018年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陕西省人民政府网，http://www.shaanxi.gov.cn/gk/zfgzbg/szfgzbg/102307.htm，2019年3月15日访问。 Ⅱ3位列第四，Ⅲ9、Ⅲ11分别为第二位、第三位，Ⅲ10居中，由于陕西大力发展“三个经济”，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显著增强，交通枢纽地位逐渐凸显，以及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启动建设，加之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等新业态，使得陕西开放力度不断加大。Ⅱ2位列第六，Ⅲ8、Ⅲ7分别为第五位和倒数第二，原因在于陕西产权制度尚不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较低，仍需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放宽市场准入。Ⅱ4位列第七，Ⅲ13排名第五位，Ⅲ12垫底，说明陕西地方财政对新型城镇化的直接作用较弱，新型城镇化较少借助政府外生因素推动，更多依靠内生自发力量带动。
内蒙古Ⅱ1位列第一，Ⅲ1、Ⅲ2、Ⅲ3、Ⅲ5均为第二位，Ⅲ4居中，源于内蒙古聚焦高质量发展，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过剩产能逐步化解，低端和无效供给大量减少，农牧业稳中调优，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能源、新材料、电子通讯等新兴产业增长较快，服务业比重渐趋增大，产业链条进一步延伸，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加大。Ⅱ2位列第二，Ⅲ6居西部首位，Ⅲ8第三位，Ⅲ7居中，这主要归功于内蒙古行政审批事项大幅减少，市场活力显著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地位逐步深化。Ⅱ3位列第七，Ⅲ10居倒数第二，Ⅲ9、Ⅲ11分别为第七位、第八位，近年来内蒙古积极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行，(47)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网，http://www.nmg.gov.cn/art/2018/1/24/art_4213_210151.html，2019年3月15日访问。 但因其深居内陆，对外开放的广度与力度尚属西部中游，仍需进一步全面扩大对外开放。Ⅱ4位列第八，Ⅲ13、Ⅲ12分别为第七位和倒数第二，原因在于内蒙古深化简政放权，推行放管服改革，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行政干预显著减少，这有利于市场经济环境下资源实现优化配置，但也说明政府工作存在效率不高、服务意识不强等问题，应大力优化政府服务。
重庆Ⅱ2位列第一，Ⅲ8居西部榜首，Ⅲ6、Ⅲ7分别为第二位、第三位，得益于重庆大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积极培育市场发展新动能，民营经济活力不断增强，营商环境得以优化。Ⅱ3位列第一，Ⅲ9、Ⅲ10居西部首位，Ⅲ11排名第四位，这主要归功于重庆坚持开放发展理念，中欧班列(重庆)成为陆上丝绸之路贸易主通道，落地一批自贸试验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等国家开放平台，一般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加工贸易、服务贸易持续增长。(45) 重庆市人民政府：《2018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发展门户网，http://cn.chinagate.cn/reports/2018-03/02/content_50636969_0.htm，2019年3月15日访问。 Ⅱ1位列第三，Ⅲ4排名第二位，Ⅲ1、Ⅲ5均为第三位，Ⅲ2、Ⅲ3均为第六位，源于重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收效显著，传统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多点支撑，招商引资引智和重点项目强化带动，技术供给、创新生态、科技平台多管齐下，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Ⅱ4排名倒数第二，Ⅲ12、Ⅲ13分别为第七位和倒数第二，原因在于近年来重庆着力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行政较少干预新型城镇化发展，政府正转变为有限主导的服务型政府，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更趋协调。
第三类，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平均指数大于0.205，且小于等于0.237，包括四川、新疆。
四川Ⅱ3位列第二，Ⅲ11居于榜首，Ⅲ9、Ⅲ10分别为第三位、第四位，这主要受益于近年来四川始终坚持全方位开放合作，精准招商取得成效，不断拓展与泛珠三角区域和港澳台地区交流合作，与全球的联系日益紧密。Ⅱ1位列第四，各项基础指标居中，源于四川改革创新取得阶段性成效，有效投资持续扩大，产业升级步伐逐步加快，“提质量、创品牌、培育新动能新动力”工作扎实开展，(49) 四川省人民政府：《2018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人民网，http://sc.people.com.cn/n2/2018/0206/c345167-31223035-4.html，2019年3月15日访问。 同时，作为西部经济强省，四川积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产业发展动力保持强劲态势。Ⅱ2位列第五，各项基础指标居中，近年来四川着力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面实施国资国企改革，市场发展潜力得以持续释放，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得以有效激发。Ⅱ4排名靠后，Ⅲ12、Ⅲ13均为第八位，说明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四川已大幅减少政府行政干预，但在更深层次地提高工作效率、改进工作作风方面，四川政府还甚为欠缺，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任重道远。
（五）资源利用联动较差。渝黔边界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一定的产业基础，但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资源能源消耗大，产出效率低，对资源开发尚未统一规划，联动开发，一体发展，集群规模效应明显不足，未能更好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导致整个区域发展相对滞后。
第四类，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平均指数小于等于0.205，包括宁夏、贵州、广西、云南、甘肃。
宁夏Ⅱ2位列第三，Ⅲ7、Ⅲ8分别为第一位、第二位，Ⅲ6居中，主要得益于宁夏主动深化要素配置改革，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不断强化市场经济发展体制机制，营商环境更具效率和活力。Ⅱ4位列第六，源于宁夏国资国企改革逐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深入推进，但其政府效能仍有提升空间，还需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强政府自身建设。Ⅱ1排名靠后，Ⅲ3居末位，其他基础指标居中，虽然宁夏特色优势农业有所增长，电子商务、健康养老、文化创意等新业态蓬勃崛起，(51)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1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网，http://www.nx.gov.cn/zzsl/zfgzbg/201808/t20180830_1025073.html，2019年3月15日访问。 但与西部其他省区市相比，宁夏整体产业层次相对较低，产业发展新动能不够强劲，致使产业发展动力处于末端位置。Ⅱ3排名倒数第二，Ⅲ10居中，Ⅲ9、Ⅲ11分别为倒数第三和倒数第二，原因在于宁夏扩大内陆开放的步伐略显滞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足，今后宁夏应紧抓“一带一路”发展机遇，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新华社记者：到明年教师节还有一年时间，作为董事局主席，除了做好交接棒的工作外，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在这一年里启动、完成或交接？
基层党组织功能的转变过程，实质上是我们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探索过程。这个过程始终处于动态，并充满复杂性和曲折性。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正在进行的执政党建设探索，无论在规模上，在任务的艰巨性上，还是在意义上，都不亚于革命斗争时期的党的建设，是一项名副其实的‘新的伟大工程’”［4］29。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对机关党组织功能上也产生了新的挑战。这种挑战，根源在于作为执政党，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党的基层组织的功能定位也在发生变化。
贵州Ⅱ4位列第四，各项基础指标居中，得益于贵州狠抓落实政府自身建设，同时也说明贵州政府简政放权不到位，新型城镇化发展主要依靠行政力量，通过政府财政和国有企业投资驱动，未来贵州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能，实现政府行政与市场机制对新型城镇化的双轮驱动。Ⅱ1位列第六，Ⅲ1、Ⅲ2分别为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Ⅲ4居第三位，Ⅲ3、Ⅲ5居中，源于近年贵州坚持调结构促转型，将提高产业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新旧动能快速转换，产业发展质量明显提升，但同时贵州实体经济存在诸多困难，农业革命不彻底，工业化滞后，质量效益不高，产业投资占比低，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52) 贵州省人民政府：《2018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工网，http://gz.workercn.cn/32613/201802/05/180205080054802_4.shtml，2019年3月15日访问。 因此贵州推动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升级的任务依然艰巨。Ⅱ3位列第八，Ⅲ9、Ⅲ10靠后，Ⅲ11居中，虽然贵州促改革扩开放有所成效，但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仍不同程度存在，参与国际国内分工的能力相对较弱，今后贵州应深化高水平的对内对外开放。Ⅱ2排名垫底，Ⅲ6、Ⅲ7靠后，Ⅲ8居中，原因在于贵州政府过度干预新型城镇化发展，导致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无法有效发挥，市场主体活力长期遭受抑制，营商环境相对落后，因此贵州亟需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快释放市场创新活力，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例（7）中，thus的翻译由句中移到了句首，例（8）中，采用拆译法翻译无灵主语，Thursday’s declaration after their summit in the Chinese resort of Sanya被翻译成两个汉语小句。
广西Ⅱ3位列第三，Ⅲ10、Ⅲ11均为第二位，Ⅲ9居第四位，这主要归功于广西近年来坚持改革开放，深入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加快推进“一带一路”重点工程，在开放合作拓展空间方面取得重大突破。Ⅱ2位列第四，Ⅲ7居第二位，Ⅲ6居第五位，源于广西积极落实营改增等减税降费政策，全面推进商事制度改革，(53)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发展门户网，http://cn.chinagate.cn/reports/2018-03/02/content_50637054_0.htm，2019年3月15日访问。 营商环境得以优化。Ⅱ1位列第八，Ⅲ1、Ⅲ2、Ⅲ3居中，Ⅲ5、Ⅲ4分别为倒数第三和倒数第二，伴随广西传统服务业扩量提质、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收获成效，但广西仍存在新旧动能转换不畅，产业结构性矛盾和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下一步广西应加大力度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Ⅱ4排名垫底，Ⅲ13、Ⅲ12分别为末位和倒数第三，一方面说明广西政府“看得见的手”对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直接干预较少，有助于自由竞争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也说明广西存在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体制改革不深入、政府服务能力亟待提高的问题，今后广西应继续落实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双侧面神经麻痹伴感觉异常的临床特点（附1例报告） … …………………… 张凯琳，肖波，田发发，等 54
云南Ⅱ3位列第五，各项基础指标均为第五位，这主要归功于云南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成效显著，与周边国家及地区开展交流合作，成功举办四届南博会、三届国际旅交会，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积极进展，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功能不断增强，贸易便利化和通关一体化水平持续提升，实际利用外资额有所突破。(54) 云南省人民政府：《2018年云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发展门户网，http://cn.chinagate.cn/reports/2018-03/02/content_50636833.htm，2019年3月15日访问。 Ⅱ4位列第五，各项基础指标居中，源于近年来云南政府在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明确政府工作部门权责清单管理方面取得收效，但在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层面，还略显欠缺。Ⅱ2排名靠后，Ⅲ7居第六位，Ⅲ6、Ⅲ8分别为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原因在于云南民营经济活力不足，营商环境不理想，今后应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非公经济快速发展。Ⅱ1排名垫底，Ⅲ2、Ⅲ5均居末位，虽然云南在现代农业发展方面略有成效，但产业整体滞后，工业化水平不高，传统产业占比较大，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致使云南产业发展动力处于西部末端位置。
甘肃Ⅱ4位列第二，Ⅲ12、Ⅲ13均为第二位，主要受益于甘肃大力推进国企国资改革，同时也说明甘肃新型城镇化发展主要依赖政府行政、国有企业投资的拉动实现，反映出目前甘肃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过度干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问题。Ⅱ2位列第八，Ⅲ7排名第五位，Ⅲ6、Ⅲ8分别为倒数第三和倒数第二，甘肃近年来致力于加强经济发展活力，新增大量市场主体，商事制度改革加快推进，但其整体营商环境仍不宽松，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实不理想，故甘肃市场环境动力居于西部中等位置。Ⅱ3排名靠后，Ⅲ10居第八位，Ⅲ11为倒数第三，Ⅲ9居末位，甘肃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今后甘肃应紧抓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机遇，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发挥其枢纽优势和通道优势，重塑外向经济新格局。Ⅱ1排名倒数第二，Ⅲ4位居榜首，Ⅲ5居中，Ⅲ2、Ⅲ3均为倒数第二，Ⅲ1居末位，虽然甘肃在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进程、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方面，取得显著成果，但由于甘肃重化工业占比较大，农业技术改造升级效果不理想，存在科技研发与企业需求结合不紧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不顺畅等问题，(55) 甘肃省人民政府：《2018年甘肃省政府工作报告》，甘肃省人民政府网，http://www.gansu.gov.cn:8443/art/2018/3/2/art_9444_480.html，2019年3月15日访问。 致使甘肃产业发展动力处于西部靠后位置。
综上，2012-2017年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平均指数呈“榔头状”分布。平均指数较高的第一类省份、平均指数中等偏上的第二类省份、平均指数中等偏下的第三类省份的数量均较少，分别只有1个、3个和2个，分别仅占西部地区的9%、27%和18%；而位于第四类的平均指数较低的省份数量为5个，占西部地区的46%(见表3)。
表 3 2012-2017年西部地区各省区市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类型判定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产业发展动力、市场环境动力、外向经济动力、政府行政动力入手，结合西部区情，阐释了新型城镇化均衡动力机制，设计了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西部(除西藏外)11个省区市的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做了详细测度。结果表明，2012-2017年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平均指数呈“榔头状”分布。第一类省份(重庆)，指数较高，且四方面动力协调发展；指数中等偏上的第二类省份(陕西、内蒙古、青海)，指数中等偏下的第三类省份(四川、新疆)，指数较低的第四类省份(宁夏、贵州、广西、云南、甘肃)，四方面动力参差不齐，动力机制处于失衡状态。因此，西部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健康、顺利、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均衡的动力机制，促使新型城镇化在外生力量和内生力量的协调作用下，以四方面动力共同驱动，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结合的发展道路。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如下：
增强产业发展动力。无论是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平均指数较高的重庆，指数中等偏上的陕西、内蒙古、青海，还是指数中等偏下的四川、新疆，以及指数较低的宁夏、贵州、广西、云南、甘肃，都要在发展产业上多下功夫。一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规模化集约经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引进高素质人才，壮大现代特色农业，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提升农业发展效益。(56) 杨佩卿：《改造提升农村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光明日报》(国是版)2014年8月1日，第11版。 二是提升新型工业化。以科技创新为引领，调整优化工业结构，打造支柱产业，升级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加速政产学研用结合，推进军地、央地、部省融合。三是发展第三产业。充分挖掘西部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与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构建文旅融合大平台、新业态，塑造特征鲜明的经典旅游业产品；以现代物流业发展带动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与人才流聚集；发挥西安、成都、重庆等城市科教资源富集的优势，形成多元化科教文体类服务业。
培育市场环境动力。西部各省区市应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对于Ⅱ2排名靠后的云南、青海、贵州，要不断优化和提升营商环境，以公平有效的管理服务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市场主体发展壮大。一是开放人力要素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消除就业歧视和制度约束，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二是优化土地要素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以市场方式收储、开发、供应土地，实现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城乡自由流转。三是开拓资本要素市场。加大民间投资、地方政府投资、外商投资的比重，调动投资者积极主动参与城镇化发展；发挥城投公司的融资平台作用，设立城镇化专项基金，推进社会资产证券化。
提升外向经济动力。外向经济动力较弱的问题在西部地区甚为普遍和突出，各省区市应立足自身实际，努力提升开放水平，尤其对于Ⅱ3排名靠后的甘肃、宁夏、青海，要发挥区位优势，在兰州新区开放平台、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青藏国际陆港构建中实现大发展。一是积极“走出去”。紧抓“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开创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大力开放市场，适应新技术、新领域、新业态，鼓励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二是大力“引进来”。建立产业转移承接基地，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辐射和示范带动作用，加强外资与本地优势资源结合，促进西部经济结构提档升级。
优化政府行政动力。西部各省区市，特别对于Ⅱ4排名靠后的四川、重庆、广西，既要转变政府职能，激发市场活力，又要正确发挥政府作用、规范政府行为，更好地构建起政府有限主导、市场全面决定的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加强放管服改革，打破行政垄断，减少政府对城镇化的过度干预，由政府全面主导向市场和政府双轮驱动转变。(57) 杨佩卿：《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发展路径》，《光明日报》(理论周刊版)2015年8月19日，第15版。 二是发挥政府作用。深化户籍、土地、财税等方面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保障新型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积极调配公共资源，不断提升政府在建设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方面的责任和职能。三是规范政府行为。属于市场配置资源的项目，遵循市场运行规律充分交由市场实施，政府负责引导和监管，防止行政权力进入市场导致产生“寻租”行为；(58)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9页。 属于政府配置资源的项目，政府依法依规尽责实施，提高效率、改进作风，防止因片面的政绩观和不全面的考核机制引起急功近利和粗制滥造现象。
〔中图分类号〕 F29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47-662X( 2019) 11-0063-11
*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发展数字经济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问题研究”(19JZ054)；陕西省社科界2019年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研究”(2019GZL004)；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三权分置’背景下西安大都市区农民分化与城镇化耦合发展机制研究”(19J105)；陕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一般项目“生态环境约束下的陕西省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2017KRM163)
作者单位：西安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西部数字经济研究院
责任编辑：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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