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中的溃退与背离：八十年代精神之一种嬗变——以张炜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精神论文,张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继“五四”之后又一个、也是本世纪最后一个思想文化的璀璨时期。虽然它也曾经有过长久禁锢和封闭之后乍临解放时难免的迷失和徘徊，但它的最终价值仍然是毫不犹豫地指向了与“五四”精神相赓续、也是最切中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的“民主与科学”的启蒙和个性解放思想上。这一文化精神，不但于现实残余的“文革”封建思想余响是一个有力的反拨，而且，它对于中国民众最终彻底地走出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对于中国社会进入以现代化为主体特征的现代文明时代，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思想前提。在80年代文化精神的建构中，新时期文学曾经承担着主体力量的重任。
然而，80年代精神的命运又是悲剧性的。在时代等多种因素的冲击下，它不但未能取得企盼的成果，终竟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且，当90年代物欲精神挟商品经济大潮来临时，它在社会文化中曾有的位置很快就为物欲精神所取代，不但新进的90年代文化代表们以新潮的姿态对80年代精神肆加嘲弄，宣称对于知识分子责任的自动弃守，迎应现实物欲文化，而且，众多的80年代精神曾经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们也纷纷放弃前诺，从80年代精神上退守。他们或以“悔于少作”的姿态向90年代商业文化献媚与投靠，或遵循“事不关己”的原则，规避现实，表现出一种人文的失落与精神的自私……当然，也有一些80年代文化的过来人对现实物欲文化表示了拒绝和否定，他们的拒绝姿态显示了精神的孤岸和自强，但是，引起我们警觉的是，这股对现实持否定态度的思想的主体，并不是建立在对80年代现代性思想的坚持与发展的基础上，相反，他们的批判立场多是与现代性精神相悖逆的，其实质是对80年代精神的背离。他们的批判现实态度虽然与现实投靠者截然有别，但在对于80年代精神的溃退与背离上，二者的实质却不无相似。
张炜的情境就典型地反映出这一文化状况。作为80年代文化的曾经参与者的张炜，在90年代的文化论争中，以鲜明的立场和姿态站在现实否定者的前列，同时，他的创作也表现出同样的现实态度。然而，张炜的现实批判方向却不是现代性的，他所站立的是绝望的、向后的农业文化立场，所表现的是一种守旧的、没落的文化对于现代文明发展的绝望与诅咒，他的批判也因之显得虚无与勉力。张炜旗帜鲜明的立场和他众多同代人对他进行的集体性的应和，显示了他在这一代中的突出代表性。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80年代文化的一种嬗变方向——一种表象与实质不无悖反的方向。本文就以张炜为例，试图通过对张炜创作与思想变异轨迹的把握，探悉出这一文化嬗变的深层文化背景。
一
张炜不是80年代文学的中坚，也不是80年代精神的主要倡导者。但是，在张炜刚刚步入文坛不久的80年代初中期作品中，时代精神的影响相当显著，时代色彩也非常鲜明。他的第一个短篇集《芦青河告诉我》中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对于时代精神对于个性解放的讴歌。集中的张炜早期成名作《声音》就是一篇富含个性启蒙色彩的作品，作品中“小罗锅”对二兰子的呼唤与引导尝试即体现着现代文明对于落后和蒙昧的启蒙主题，二兰子由此而萌生的朦胧的失落感也正表现出她在被启蒙之后自我的初步觉醒。此外，《山楂林》、《芦青河边》、《野枣》、《拉拉谷》等作品，也都表现了几乎同样的主题。作品中那些生长在芦青河边的年轻美丽的女孩子们，在时代精神的召唤下，开始大胆地追求自己的个人幸福，并与保守封建的家长和社会观念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这些，都显然投射着80年代初期独特又普遍的启蒙风景。
与启蒙的时代主题相应的，是张炜早期作品洋溢着时代的热烈向上和充满信心的理想色彩。张炜的早期作品大多都轻松明快，在美对丑、真对假、现代文明对传统观念间的矛盾冲突中，往往前者占据决定性的优势，充满着胜利的希望。
但是，张炜的“启蒙”并不是完备与严谨的，在作者那些竭力想与时代精神保持一致的作品中，可以清晰地捕捉到其中与80年代精神不相一致、至少是不太坚定的不和谐音。文明启蒙和个性解放主题，在张炜的作品中，寓含着内在的裂隙。
虽然张炜鼓吹着文明启蒙，但他内心中对于启蒙者并非有着真正的信赖与认可，对于启蒙者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和被启蒙者所守望的传统文明的价值评判也有犹疑不定的表现。比如，在《声音》创作谈中，他就曾明确对二兰子传统的生活方式表示着喜爱和赞同：“她们多么可爱。……找了婆家以后，又正是这些可爱的品性和特征，升华为被千百人赞颂过的‘母爱’……”（注：《她为什么喊“大刀
”》，《张炜自选集·融入野地》P264，作家出版社，1996。）对于二兰子的现状，他只表示有所“遗憾”——从上面的谈话看，这种“遗憾”也是极为有限的——所以在作品中，二兰子虽然对外面的世界若有所失，但她仍然是不无坚决地走上了回家的路。显然，对于她的生活现状，她是满意多于怀疑的。
在个性解放上也是一样。他的那些表现个性解放的作品往往最终都没有明确的结局，“不了了之”的情节安排折射出张炜在对于现代和传统观念取舍上内心的两难。在《拉拉谷》发表数年以后，张炜曾这么评价作品中的“个性解放”：“比较起来，爱情的发展所遵循的原则及爱情本身，还是过去的好。所以这一类作品所表达的观念，多少也可以用来对抗现代爱情的变质”。（注：《张炜自选集·一潭清水·后记》，作家出版社，1996。）而其实，作品中女主人公金叶儿的爱情追求也是有着保留和条件的，她对她父亲的辩词是：“我怎么就是他的人呢？登记了？结婚了？我自己愿意了？……反正我没朝三暮四。”这一追求显然不是彻底与完全现代的。我们把这段话与作品中对于她父辈们的“忠贞”的认可相联系，更可看出作品“个性解放”的内在悖反性和巨大妥协性。
这种对于现代文明与传统思想、启蒙与反启蒙价值选择的内在矛盾冲突，在张炜80年代后期的两部长篇小说《古船》和《九月寓言》中体现得更为充分。在《声音》中曾深刻困扰着二兰子道路选择的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价值取舍问题更显著地摆在了张炜面前，使他的创作风格由轻松变为沉重，主题也更为暧昧。比如《古船》中对于代表着现代工业文明的李氏家族的描写。李家之与隋家、赵家三家并列于洼狸镇上，可见张炜没有丝毫忽视现代工业文明的巨大冲击力，但他的价值评判却相当矛盾。正像对待李其生的发明、李知常的机械，一方面，张炜不得不承认（尽管有些不太情愿）它们的价值，但同时，他对于它们的难以接受的陌生性，以及其和传统农业文明的实在性相背离的不可把握性（李其生发明的“切糕”是一个代表），又都表示着深在的疑惑与忧虑，对于它们潜在的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巨大破坏性作者更是心存恐惧与不安——隋不召的死于洼狸镇第一台制粉机是一个象征，它既寓示着现代工业文明的不可避免性和它于传统文明的巨大毁灭性，也表现出作者内心中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拒绝与恐惧。
《九月寓言》也同样如此，张炜一方面表现出对于现代文明的恐惧和对传统的依恋，另一方面他又由对乡村传统本身的弊端尤其是它与贫穷与蒙昧的密切关联的了察，认识到它的毁灭是历史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在现代文明的理性认识与传统文化的情感依恋间他陷入了深刻的忧虑和犹疑。这里，我们觉得分析一下作者对他的两个青年女主人公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赶鹦和肥，同样的年轻而美丽，但却有着截然相反的生活道路选择，赶鹦选择了对乡村传统的回归，肥却选择了走出乡村，她们的选择显然有更深的寓意。对此，作者没有进行任何明确的褒贬和评判。其实，作者的这一暧昧正体现出他内在的现实与文化犹疑，他的无法予两个青年女主人公道路以明确的决断，实在寓含着深刻的内心苦痛与无奈。所以，作品对于肥最终是否会回来，以及她是否应该回来，都没有作明确的回答。因为，张炜自己也无法回答。
然而，尽管作者在价值取舍上矛盾重重，但作品的总体价值取向还是偏向乡村传统的。在对待文明启蒙上，这两部作品相一致地表现出一种不以为然的否定态度。两部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在乡村人面前都表现得精神萎顿，《九月寓言》中的知识分子则更在某种程度上构成着对乡村的掠夺。作品中有一个富有深意的细节，当工程师试图用“偷换概念”来阐释某种事物时，乡人红小兵却将之戏谑地误读为“偷换锅盖”，启蒙与被启蒙者的裂痕显然包含着作者的嘲弄和拒绝。在个性解放主题上，两部作品思想也有同样的倒退。《古船》中隋见素与大喜间的“爱情”很难说有任何现代精神因素，但作者对于隋见素的“背叛”却是毫不容情地谴责，对于大喜的“忠诚”则是褒扬溢于言表。这种爱情观不但与80年代主体精神，即与张炜自己的前期作品比较，都是一个大的倒退。
凡此等等，深刻地反映了80年代的张炜，尽管不失为一个时代的歌者，但在内心情感和深层意识上，他是蕴含着深刻矛盾与剧烈文化冲突的（尤其是在80年代后期），这些矛盾和冲突，为张炜在90年代的精神变异提供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二
如果说在80年代末，张炜尽管已经较明确地显露出他从80年代精神上的撤离，但80年代时代氛围的影响仍限制着他撤离的步幅，使他仍不能不在80年代文化的边地上徘徊的话，T那么，进入商品的时代的90 年代，对80年代精神的背离已经成为时代所向，失去了时代氛围的约束，张炜很自然地充分展示了他的真实文化心态，在现代文明与传统生产方式之间他改了当初的犹疑，明确地站在了“传统”的堤岸上，对现代社会现实发出愤怒的吼声，在这愤怒之中，不可避免地要染上“传统”滞后性和封建性的浸渍，带上与80年代精神完全相背离的文化特征。
在90年代作品的现实批判中，张炜所运用的主要工具是道德。以下我们分析张炜90年代道德批判中几个典型的思想意象。
（一）善：纯朴与忠诚
善是张炜90年代作品中所颂扬的最高品格，也是他品评事件、臧否人物的最高乃至唯一标准。他的善，主要由纯朴和忠诚构成。他曾借人物之言概叹：“我就想，最要紧的是纯朴了，是纯洁了。最伟大辉煌的东西，从来都是质朴的人创造出来的。”（《童眸》）在《柏慧》和《家族》中，他对那些忠诚的仆人的由衷赞叹是：“一个多么忠诚的人！世上还有如此纯洁的人吗？”并对鼓额的贫穷又蒙昧得几乎麻木的老父母不吝“纯洁”的赞美（《柏慧》）。由此，也自然决定了《柏慧》中“我”的识人标准：“善与恶是两种血缘，血缘问题从来都是人种学至为重要的识别，也是最后一个识别。”
这种“纯朴”与“忠诚”的实质是强烈的封建性。他的“忠诚”的代表——《柏慧》和《家族》中的两个忠仆清滆和“老爷爷”，实质上只有奴性与蒙昧。他们“至死都不肯改变称‘老爷’习惯”的行为是这一愚味的突出体现；他的“纯朴”的代表——鼓额的父母也一样，贫穷和麻木是这种“纯朴”的实质，也是一笔难以偿付的精神代价。这些忠诚与纯朴是无任何现代性可言的。
封建的“家族”观与上述的“忠诚”观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当“忠诚”纯净到一种“血缘”，它就不可避免要走到建建家族制上面去。在《古船》中我们已可初步体察到这种家族思想的萌芽。《柏慧》与《家族》更以“家族”作为主人公评判现实与历史的重要武器：“我越来越感到人类是分为不同的‘家族’的，他们正是依靠某种血缘的连结才走到了一起……”根据这种“家族”观，人被截然对立地群分，清洁／污浊，善良／丑恶，忠诚／背叛，好人／坏人……于是，个人的、主观的道德评判成了唯一法则，客观存在和法律成为了虚设，这种评判的危险性和滞后性是显然的。事实上，《柏慧》中“我”对四哥的凭主观臆断就不惜以枪复仇的行为的默认与纵容，就已孕含着这一道德极端化的危险倾向，同时它也使我们感觉着封建时代满带血腥味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精神实质。
（二）女性：美丽与顺从
女性的美丽是张炜作品贯穿性的一个特点。如果说早期作品中的女性美以青春美、朝气美为主要特征，并以之与其上升的时代精神形成着相互映照的话，那么在8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之后的作品中，这种女性美更多是附着另一种性格，那就是顺从。这种倾向在《秋天的愤怒》中即已有所显现。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小织无疑是作为男主人公李芒的陪衬者而存在的，她对丈夫的柔婉顺从与对父亲的反抗奇怪地绞合在一起，而她的美丽、温情却正是李芒勇气和信心的源泉。《古船》也是一样，大喜的没有自主性的“爱”不用说，貌似大胆追求爱情的闹闹实质也是一样，她的对隋抱朴的“爱”仅仅体现为一种强烈的精神寻求和依附欲望，是自甘于做隋抱朴的精神奴仆。《柏慧》和《家族》对这一形象又有所发展。《家族》中的闵葵和曲婧两代女性，都是美和顺从的合一体，她们对自己的丈夫曲予和宁珂都表现出强烈的依附性，尤其是闵葵，她不但容忍了曲予的私情，甚至还主动提出为他纳妾（作品中，纳妾这一对女性充满污辱性的场景在作者柔雅的笔下显得充满人情味和诗意）。这个妾——曲予从前的下人，以后也一直保持着下人的姿态——的“忠诚”与顺从更屡得作者赞颂，她的忠顺最后在为曲予的殉葬中达到了高峰。甚至，到了《家族》和《柏慧》中，女性的依附更超越了“爱情”的范围，那个小姑娘鼓额尽管不是在男女意义上的爱“我”，但她也被注入了同样的精神因素，在“我”面前表现出一种奴仆般的亲近与温顺。
由此见出，女性在张炜这里已经没有了任何现代性和自主性，她们所承担的是精神圣母与奴仆的双重角色，她们既以温情、以母性的温柔安慰着那些失意的男子，更以美丽而顺从的姿态凸现男性权威使男性获得一种心理满足——正如一个在外面失意的男性回到家中又往往是一个脆弱的暴君（如《柏慧》、《家族》中的男主角宁珂）一样。这类被“工具化”了的女性前身，我们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崔莺莺（《西厢记》）、何玉凤（《儿女英雄传》）等身上找到明确的踪迹，又可在新时期之初的张贤亮笔下的马缨花、黄香久形象中见到形影。这种女性观念的陈旧和这类女性形象蕴含的封建性和落后性，显然是对80年代个性启蒙精神莫大的颠覆。
（三）理想：回归与老年
在张炜的作品尤其是后期作品中，主人公们绝大多数都是现实的失意者，这种姿态决定了他们在对现实进行激烈否定的同时还要去寻找一种自己的精神归宿。在作品中，这种精神归宿往往表现为向后的趋向，是对于传统生活方式的绝望寻求与无奈依恋。在一篇题为《忧愤的归途》的散文中，张炜曾无奈叹惋，“一种越走越近，正从远处返回来，可以听做‘归来感’，……它是同时看穿了失望和希望的人才拥有的”。在《柏慧》中，他也借主人公的泣诉发出自我追问：“人在绝望中愤怒和回忆，这有意义吗？”
《柏慧》最典型地体现了张炜的这种无奈回归和趋向老年的“理想”愿望，作品不但精心为主人公们营设出一个颇富浪漫意味的、与现实尘世相隔绝的葡萄园作为他们避世与抗世之所，还屡屡通过让历史与现实的穿插来平衡其现实心态，他一方面借对文革往昔批判的力量（那是历史已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来支撑其勉力的现实批判，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回忆以冲淡现实压力。除此之外，作者还试图以全书贯穿性的古歌，以民间传说中那个遗世而居的著名逃亡家徐芾的故事，来为主人公寻得心灵最后的慰藉——尽管这一慰藉是那么飘缈可笑与荒诞脆弱。
所以，张炜的90年代作品不再像80年代一样讴歌青年与青春，他的心是走向无奈老年的怀旧与失意。在《柏慧》中，他曾这样谈论作为他道德标准之一的“羞愧感”：“奇怪的是现在遇不到有羞愧感的人了，偶尔遇到一个也往往是老人，很老很老的人。中年人不会有羞愧感，青年人根本就不能指望。”——确实，读毕《柏慧》，我们自然地会浮起这么一幅意象：一个“很老很老的人”，孤独而绝望地踽踽而行在通往过去的路上，他一边深情而绝望地回忆他的过去，一边对现实发出喃喃的诅咒声……
以上三个思想意象典型地体现了90年代张炜的思想实质，这些思想，对于80年代文化精神显然是完全相悖离的，它显示着张炜无可否认的向后的文化姿态。
三
通过以上纵览张炜创作的思想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之中孕含着这样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尽管张炜的思想在90年代对80年代存在着一定的突变，但是这一突变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一转变的内因和前征在他的创作前期即蕴藏其内，此后不过是随时间的变迁而不同程度地外露而已。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在张炜的前后期变异之中存在着一个思想共性，有一种文化精神比80年代精神更为深蕴，也更为内在地潜藏于张炜思想深处，贯穿张炜创作精神的始终。张炜八九十年代思想的变异，不过是80年代文化与这一文化在张炜身上争夺的胜负结果体现而已。第二个特点就是张炜思想的变异与时代变革的密切相关，如上所分析，张炜创作思想的几个阶段，正与八九十年代社会经济改革历程紧密相联系，呈现着与时代经济变革发展明显的逆反趋势。就是说，社会经济改革愈推进，张炜的回归姿态愈趋明显，距离80年代精神愈远。
要找出张炜思想变异及其呈现上述两个特点的原因，我们认为张炜的生平经历和文化背景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山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乡，同所有的中国农村一样（如果不是更突出的话），中国传统文化的异体——中国传统民间文化在这里拥有着深厚的根基和广阔的市场；相比之下，“五四”新文化于它显然是更为陌生也受到更多的拒绝的（尤其是在事实上以农民思想为主导思想的文革时期）。张炜在山东乡下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童年和少年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记忆，他一直不讳言这段经历于他的深刻影响和他对于童年生活、对于故乡的深厚感情。他曾说过，“我一个人生活在外面，常常思念母亲，思念故乡。思念故乡和思念母的心情是一样的”（注：《芦青河告诉我·后记》，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他还认为：“质朴和诚实一样，来自河流、大地，来自对童年的记忆和思恋……”（注：《童眸》，载《中国作家》1985年第5期。）在创作中， 他更始终把根紧紧地扎在故乡“芦青河”那块土地上，从未易移。可以想见，故乡和童年于他的记忆是深刻的，传统的民间文化更深刻地烙在了他的思想深处。比较之下，成年之后短暂的高等教育显然远没有童年生活影响那么深刻，他的始终情愿停驻乡村、回避城市，尤其是他真诚的对于连系着山东民间文化的徐芾传说的浓厚兴趣、乃至不惜为之花费时间与心血，都反映了传统民间文化之根在他心中扎得之深。——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张炜对于传统齐鲁文化的认识：“它无非突出了两大特征：入世精神和保守性”（注：《周末对话》，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更不难理解他对于传统民间文学的竭力推崇，他不但对之冠以“伟大而自由”之美誉，更认为：“文学一旦走进民间、化入民间、自民间而来，就会变得伟大而自由。”而相反，“离开了民间的支援和支撑，从来就不会有心灵的自由”（注：《传大而自由的民间文学》， 《张炜自选集·融入野地》P114—118，作家出版社，1996。）。
所以，与80年代文化精神相比，更深入张炜之心、并更坚固地据有他的文化立场和情感的，是传统的民间文化，他在八九十年代所有思想变异与这一文化的命运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八九十年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的改革，同时也密切影响着传统生活方式和传统民间文化的命运。80年代初进行的主要在政治历史层面上和初步的经济改革，与传统民间文化方向有着强烈的一致性，因为摆脱文革的专制束缚和走出生存的基本困境是他们共同性的愿望。80年代中后期社会改革的深入，同时也导致了虽然它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对传统民间生活方式与文化构成着巨大冲击，但同时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多个世纪相赓续的贫穷与痛苦记忆仍使它可能在怀恋传统文明魅力的同时在理智上亦对客观变革有着无奈认同；但90年代的商品经济的实施与80年代相对的平缓显然不同，它对于整个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的解构是毁灭性的，资本的欲望与传统的伦理所构成的尖锐对立，已客观上使乡村文明陷入瘫痪，市场实施的不完善所孽生的物欲横流更对传统乡村文明的宁静、安谧带来了致命性的冲击。这时候，传统民间文化的反抗选择是必然而又绝望的。“反动的哀歌，只能是因感叹有不可避免的历史上必然的事物侵入而发生的悲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P618，人民出版社，1966。 ）在这个意义上，张炜的“理想”——我们可以想到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一句话：“旧的生产力只能找到中世纪的社会理想，也只能找到中世纪的精神武器和物质武器。”（注：陈旭麓：《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P19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张炜的道德，张炜的勉力与困惑，张炜的痛苦与迷惘以及他的溃退与背离，都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文化在历史变动下的必然命运。张炜是这一文化在现时代下找到的杰出的代言人。
其实，除了前面曾反复论及的张炜思想嬗变，即在张炜创作的美学特征上的特征和变异，也内在地体现着张炜的文化价值影响。他早期的作品，尽管是竭力地向80年代的抒情的、知识分子气靠拢，但仍然不无明白地显出几分传统故事型的稚气，在《女巫黄鲶婆的故事》等作品中，更可看出民间文学影响的深重痕迹；在“秋天”系列以后，他的创作显然更为成熟，创作特点和风貌也更合于现代小说的规范，由于文化环境的压力，张炜不可能再明显回归传统的故事与传说，但这种民间文学影响的趋向并未消失，它只不过是更隐晦了，以更潜在的方式表现出来。在80年代中后期，张炜曾创作过数篇民间传说改编的故事，间接表现了张炜现实文化压抑下的内心意愿，《古船》、《九月寓言》中对一些民间传奇的津津乐道，对于知识分子文化不自觉的戏谑性和潮讽性，都反映出民间文化的审美因素（注：参见陈思和《还原民间：谈张炜〈九月寓言〉》，《文学评论家》，1990.6。）。90年代的《家族》、《柏慧》，伴随着作者思想的回归，艺术上的民间特点也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些作品中的英雄美人故事框架，家族间的争斗，富家子与穷女仆的传奇爱情，以及兵、匪、美女等类型人物的热闹场景，……都显示了一种乡村式的“狂欢”，也表现了张炜民间文化思想内核在审美趣味上的大暴露。
四
作为一种个人创作，张炜的出现无可厚非，相反，作为那种面临没落、反抗也愈显悲壮的传统民间文化的代表，他还曾在《古船》尤其是《九月寓言》中唱出了这一文化的深沉困惑和无奈叹惋“天鹅之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倒是众多的80年代文化过来人对他所保持的集体性的认同和缄默。张炜的出现虽然是一个突出的个例，但他绝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一种时代文化方向的缩影。
确实，张炜的情形在90年代思想文化界不是个别的现象，不但对现实社会的绝望性否定在90年代的时代声音中形成着强烈而整齐的共鸣，而且，在创作界，许多同张炜一样从80年代文化中过来的作家也纷纷表示着思想文化的退却：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土门》及《高老庄》、张宇的《乡村情感》等作品中，都明确地体现出与张炜同样的向后走的背影，与张炜同为90年代社会批判代表的张承志，更是在《心灵史》中将精神倾向撤退到了宗教的极致处。思想界，众多的80年代文化过来人正进行着集体性的精神“呕吐”，许多青年学者以对昔日自我和现代性的否定为代价，成为了当代新儒家和新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和中坚……这一切，即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文化大撤退的时代性风景，也促使我们对80年代精神意义和90年代应具的时代精神进行必要的反思和追问。
评判时代文化精神，紧密联系着现实评判态度。我们认为，尽管人们对于现代性问题有着种种论述，但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是现代性的极度匮乏。物质的贫困，使人们无法拥有起码的生存权利，也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文化精神的追求；精神的贫困，不但极大地阻滞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影响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且，它更直接限制着人们的自我解放、使社会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发展层次。所以，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在物质与精神上双重的现代性，既要加强人们精神素质的提高，也不可忽略于物质生产的促进，二者都不可偏废。
所以，90年代社会改革具有强烈的历史必然性。商品经济的实施，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人们走向真正彻底的解放也是一个必备的前提，它整体上的积极意义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当然，商品经济也带来了物欲文化，并且，对物欲的疯狂追求已迅速地成为了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主导思潮，这种情形对于社会的正常健康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商品文化于人类心灵的异化，于人与人正常人情关系的戕害，都是不可否认的文化副作用，我们应以之作为我们现代化道路和目标的一个警示。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现实，更不能否定现代文明发展的主体方向。我们批判否定现实中的黑暗与丑恶，应是在肯定现代性发展的前提上，是促使其完善和发展的肯定中的否定，而绝不能是向后的诅咒与背弃。我们在因其没落而显得温馨因其绝望而显得孤岸的昔日文化中，也许能够找到暂时的慰藉，但却决不能促进现实发展、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凭借滞后的唯道德武器，我们能够诅咒现实，却决不能对现实社会进行准确而有力的针砭和批判。
而且，我们还应该看到，尽管物欲文化与物质化现实有密切关联，但二者并非完全同一。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前现代的社会背景中，物欲文化并不是社会的唯一敌人，物欲的猖獗也并不完全是因为物欲本身，长期的物质贫困对人心灵的巨大戕害和痛苦的贫穷记忆，也是今日人们爆发对金钱的畸形欲望的重要原因。当前中国社会的物欲横流和金钱至上等不良社会风潮的泛滥，社会严重的分配不公和腐败等现象的出现，与80年代现代精神所否定而尚未完成的对象——中国社会悠久渊深的封建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代中国的最黑暗处，正是中国社会独特的封建和商品资本相结合的产物。文革所造成的文化荒漠，民众思想意识的现代性的缺乏，都影响了大众对物欲的抵御力；当前社会的腐败和贫富悬殊，更直接关联着社会改革开放的不彻底、封建意识的严重猖獗等原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不是“现代”得过剩的问题，而是现代性严重不足的问题。
所以，在相当意义上，对于诊治90年代的中国社会来说，以现代性为标志、倡导民主与启蒙的80年代文化精神并未过时，相反，比较在80年代时它也许更为当前社会所急需。因为，只有明确的现代性方向，我们才能针砭到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有拥有充足的现代性资源，我们才能在对待金钱和封建的双重战场上取胜。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80年代精神已是完美无缺、不再需要发展和改进。正如我们的现代化道路不应是西方社会的简单翻版，我们的现代性概念也不是完全的西方文化概念，我们的现代民主启蒙精神应该加强现实的文化适应性，在与封建思想斗争的同时也应加强对于现实物欲文化的批判。80年代精神在我们的论述中不是一个停滞的概念而是一个发展的概念。
80年代文化精神（至少是它的精神主体）对现实具有充分的意义，80年代人对于这一文化精神的放弃与背离显然有源于社会文化的深刻时代和个人原因。我们前面已经论述过张炜转向的文化内因，事实上，这一“内因”绝非仅仅只是针对他个人，80年代文化在时代的启蒙和个性解放成绩上的有限，80年代青年对于“现代性”的犹疑与韧性的缺乏，都体现了张炜的文化道路在他同代人中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在某种程度上，张炜的蜕变是众多80年代文化参与者们的共像，他蜕变的原因也可视作他们许多人的集体性共症，虽然也许症状与程度有所不同，但他们拥有着本质相同的文化背景，也承担着时代宿命性的共同文化缺失。
80年代的青年文化倡导者和参与者们，和张炜一样或基本一样，都是成长在五十与六七十年代愈来愈封闭也愈来愈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中。尤其是十年文革时，他们大多正处在思想意识初步定型的时期，文革的貌似反传统实则寓含强烈封建专制与反个性思想的时代精神是他们心灵几乎唯一的“养料”，这种时代精神必然会显在与潜在地在他们的思想的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除了文革文化的耳濡目染外，这一代人所能感受到的就是乡村文化，他们或者和张炜一样生长在乡村，深受传统民间文化滋育；或者成为知青，以一个城市弃子的身份去感受传统乡村文明的温情。乡村文明给这一代人的影响是集体性的。感受着这种文明，他们一方面或许可以因感触于传统乡村文明的愚昧落后而深化到挖掘与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停滞和封建特性，从而生发出对“现代化”的强烈要求，但同时另一方面，乡村文明的温情带着情感的维系又很可能使他们深陷在对乡村文明的依恋中难以自拔，尤其是在他们一旦离开乡村之后对乡村的回忆中更是不吝对它施以温情回报。情感的羁绊和思想的局限很可能使他们难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真正起步而更多停留在农业文化之中。所以，尽管他们各人的生活道路有异，受农业文化影响的程度也有着个人差别，但这一代人的现代性文化缺失却是共同的，他们普遍匮乏坚固的现代性文化背景为精神依靠，因之也匮乏对于现代文明执著的愿望与信心。
所以，参与建构80年代文化的青年一代，比较他们的“五四”前辈，原就存在着文化准备上先天的不足，长久的禁锢既使他们不可能真正洞悉传统文化中的弊端，也使他们不可能对西方文化有真正深入的认识，并缺乏强烈的与“现代性”相一致的内在思想基础。浮躁，是他们比“五四”前辈们更为强烈的精神特征；坚韧与执著，却是他们普遍的缺乏。这决定了他们所从“五四”文化中汲取到的更多是“五四”的浪漫、片面与激进，却丢掉了“五四”的深刻和自审，更缺乏对于自我的坚定信心。
这一切，不但使他们在文革结束后的最初时代无力承担上时代先锋的责任，而且也使他们早就内在孕含着自我动摇与分化的契机。在他们所进行的对社会思想文化和大众的双重启蒙中，他们首先面临着一个对80年代精神进行发展和完善，对自我进行启蒙与自新的重任（注：作为80年代文化的建设者之一的李锐曾这样谈论自我的一代：“新时期文学的过程，实际上是每一个作家的自我批判、自我背叛的新生过程。”见《拒绝合唱》P6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这一任务的能否顺利完成，不但决定他们进行的现代启蒙所能取得的成就，决定着80年代精神的能否持续和发展，而且它还寓含着他们或被时代抛弃或进行自我逃避的可能性。历史的发展决定了他们这一自我启蒙与更新的过程的艰难与未完成状态，时代的匆匆未能给予他们从容地舐好自己的伤口、协调好自己步调的机会。这既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启蒙实绩，也导致了他们在80年代中期的迅速分化，80年代末的政治变动更是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自信心，溃退已是他们无可逃避的命运。
所以，90年代的商品大潮不但彻底击溃了80年代启蒙精神所取得的颇显微薄的成果，而且更彻底摧毁了80年代人原就并不坚韧的文化自信心。他们原就存于内心深处的对现代性的忧虑更使他们在现实面前感触到的多是现实的阴暗面而非积极面，他们的心态也自然是忧虑多于欢欣。在现实面前，他们失去了曾有的诊治社会引导大众的能力与勇气，更匮乏更新自我发展自我，以坚韧而执著的现代性精神抗击现实物欲文化的自信心。其中的原就根在别处者（如张炜等）就自然地退居到自己的原有文化上，在对传统的依恋中找到心灵的慰藉，也以之作为他们对抗现实的武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张炜和他的众多的昔日80年代战友，正共同参与着一种对80年代精神的集体性共谋，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着90年代文化对80年代精神进行戕害的帮凶。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历史将会（事实上已经初步体现出）对这一共谋的后果作出自己的回答。90年代社会民众思想的极度混乱，精神信仰的普遍匮乏，人们对社会的正常变革和发展丧失了热情却充斥着对金钱的畸形欲望，都反映出时代性的精神缺失和知识分子在时代文化建设中的严重缺席与失职。
这，显然是我们应该予以充分关注的，更应该成为我们众多的80年代文化失守者和背离者的一个警示。我们期待着现代性的新生，也盼望着真正切中时弊的、兼备建设性和现代性的文化批评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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