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思想源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流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人力资源开发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且素有文官治国的传统，在如何重人、育人、选人、用人与管理方面，都有着丰富的思想与实践经验。总结、批判、继承和发展这些思想与经验，对做好现代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工作具有重要价值。
一、古代的重人思想
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主流的诸子百家，在论及为政、治民、兴邦、创业等问题时，十分推崇人本主义，表达出了丰富的尊重、关怀、爱惜人的思想。
古代的重人思想是通过对人与自然物的比较，对人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的认识而不断完善的。这一思想最早体现在孔子对天命、鬼神等超自然物的怀疑态度及对人的尊重心理上。孔子认为人不同于自然物，人具有某些共同社会特性，即“性相近也”，肯定了人的正常感情与现实需求，认为人的共性使人能组成社会，而理想的社会与道德的行为要靠人去实现。因此，提出“为仁由己”，也就是强调了人的自主性与能动性。这一思想经孟子、荀子等人发展而进一步完善。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有理性和共同追求，故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更明确提出“人为万物之灵”，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人与万物的差别在于有知、有义，因此人们能够组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能够驾驭万物，成为世间最尊贵的事物。这是对人的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
早在先秦时期，一些思想家就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以人为本的合理性。如孔子提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墨子提出人与人之间能够“兼相爱，交相利”，说明人的本性相同，要求互惠相利，而不是相仇相害。孟子从性本善出发，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理论，荀子则从人的群体性出发，论证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他说：单个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意思是说人与其他万物相比，可贵之处是人类具有群体性，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可以产生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
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要求以爱护他人为基本出发点。孔子认为人性使人能组成社会，人性的本质体现为“仁”，所以“仁者爱人”、“爱人能仁”，爱人就是要承认人的地位和尊严，要考虑人的利益，要关心和尊重他人。
古代的重人思想随着思想家们对“为天下”、“治国家”的认识而不断深化。古人讲：“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先务本而后务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孟子分析“桀纣之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仁人无敌于天下”。后人也因此而提出：“食者民之本，民者国之本，国者君之本。”唐太宗更是一语中的，他说：“国以人为本。”统治者要以人为本，就必须施行仁政，须怀有对人的真实情感和同情心，要充分考虑人民的利益，“节用而爱人，使民以财”，就是要轻徭薄赋，使农民受益。
人为本，人才更重要。古代学者涉及人才的概念大致有“士”、“贤士”、“君”、“君子”、“智者”等，主要是指掌握文化知识，能分辨是非曲直的知识阶层。对这样的人才不仅要亲近、爱护，还要“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因为人才就是财富，人才就是国宝。墨子把人才视为“国家之珍”、“社会之佐”，把人才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与社会的治乱联系起来，认为“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因此，“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墨子对人才的高度重视，在历史上树起了一面鲜艳的大旗。
古代学者高度评介了人才对国家的作用：一是对政治的稳定作用，政治人才能够治国、兴邦、富民，“是故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二是对人民的师表作用，“民从于贤”，说明贤才为人们提供了学习的榜样和人们对贤才的向往心理。因此，孔子提倡“见贤思齐”，孟子认为“圣人，百世之师矣”。三是对社会的改造作用，人心向往贤才，因而“见贤人，则往不可止”，贤才作为人民的先锋，便可以带领人民去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二、古代的育人思想
人才重要，但不能自然产生，而需要培养教育。我国古代的育人思想主要反映在对育人的意义、对象、目的与方法等方面的认识上。
我国古代学者均习惯于以人性论作为出发点来探讨育人的意义，尽管他们对人性的认识不同，但对教育是完善人性、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的认识却是一致的。
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人的先天本性差不多，只是后天的培养、教育与学习不同，才形成了人的差异，所以人都是“学而知之者”，孟子主张“人性善”，即认为人的各种优良品质是先天就有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使人能克服外界的干扰，保持住自己的善性。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意指人只知道吃饭、穿衣、睡觉、玩乐，就与禽兽没有多大差别了。而接受教育、刻苦学习，则“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认为“人性恶”，不学习就无法改变这种恶性。“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学习与否不仅决定了一个人是做人还是当禽兽，而且关系到一个人的贫富贵贱和聪明愚蠢。
为了广泛开启人的智慧才能，古代一些杰出的思想家们主张大力发展教育。孔子最早提出“有教无类”的观点，即提倡所有的人不分国别、民族、阶级、贫富、年龄、性别都应接受教育。教育的内容是“文、行、忠、信”，即文化、德行、忠诚与守信。孟子主张对所有人应“设为痒序学校以教之”，“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些主张对于加强全民文化教育，提高民族素质，形成礼仪之邦都是很有远见的，也可以看成是我国古代人力资源开发思想和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雏形。
人才的培养既要开发才智，又要完善德行，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因此管仲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十树百获者，人也。”后人把这一思想概括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意指人才培养的长期与艰难过程。王安石将复杂的“树人”过程概括为养、教、取、任四个环节，即“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人才”，就是说，对人应教之学问，养以礼法，取以贤能，任以专职，任何一个环节偏离了正确的方向，都足以损毁天下之人才。这种把教育、培养与选拔、任用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的思想，可以看做是有关人力资源系统工程的最早表述。
古人不仅认识到培养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指出学习是一个终身的过程。如荀子提出“学不可以已”，“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即人们常说的“活到老，学到老”。这也可以看成是最早的终身教育思想。
对于整个学习过程，古代学者首先强调要勤奋好学。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也就是要求人在生活上不要有高要求，而应该从日常生活和工作实践中，学习办事的效率、讲话的分寸、做人的道理，时时处处注意学习，才算真正的“勤奋好学”。其次强调学思结合。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认为只是读书而不思考，食而不化，就会迷乱不明，难免上当受骗；而思考不以学习为基础，则会流于空想，使自己迷惑不定。其三，强调学行结合。孔子特别注重学习后的行为，他讲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讷于言而敏于行”；“言必信，行必果”，即要求在学习中要身体力行，要少说多做，要言行一致。荀子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
古代学者认为，在充分了解学生个性差异的基础上，实施有针对性的教学，是成功教育的前提，这就是因材施教原则。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典范，孟子也像孔子一样，主张学生的素质不同，在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上应各有区别。扬长补短、因人而教仍然是今天育人的重要原则。
三、古代的选人思想
人才选择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我国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注意招贤纳士、延揽人才。选人思想主要体现在选人的标准、吸引人的条件与选人的方法等方面。
选人标准历来是人事管理中的根本问题。古代许多学者非常强调人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如管仲提出，君主选用人才一定要审查三个问题：“一曰德不当其禄，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这三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让品德高尚的人处低位，就是人才浪费，让品德低下的人处于高位，更是一种错误；无功者受禄，有功者就得不到激励；无才之辈身居高位，有才能者就会被埋没。汉代王符对德薄能鲜者身居高位的危害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说明一个人的品德与职务不相称，或其能力与职务不适应，都会带来严重后果；只有德才兼备者，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德与才之间并非并列的关系。司马光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阐释了德与才之间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这个看法颇为深刻。司马光进而分析了不同的人的德才素质，认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是我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有德有才的人，往往也是有思想、有个性的人。对于这类贤才，瞎指挥或命令式的管理是不能奏效的，因此墨子讲“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孔子也提出“君子不器”的观点，不能把人才当做器具使用，而应以礼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承认他们的自主权。
杰出人才虽然不是惟命是从的人，但只要以礼相待，即尊重他们，就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管仲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而争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意即高明的统治者应甘心居于贤人之下，这就是“礼贤下士”。他还说：对贤者要“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待之以礼”。这里所说的“仁、义、德、信、礼”主要是指对人才要关心、要尊重、要信用。老子说：“善用人者为之下”，认为善于用人的人，待人必谦下，不盛气凌人。孔子也说：“群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认为只有国君做到了以礼待臣，臣子才会忠心地辅佐君主。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以礼招才”思想，已被历史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礼遇、尊重比高官厚禄更能吸引人才。
考核是选人的一个重要环节，没有严格的考核，就难以区分贤愚优劣，也难于做到合理运用。管仲有一句名言：“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即对于人才，不经过严格考核不加以任用，不经过试用，不作为人才储备。
古代考核的办法主要有考试、招贤、自荐与推荐。西周是通过逐级考试选择人才，入仕考试分三级五等进行：先由乡大夫进行“秀士”、“选士”的考试，再由司徒进行“俊士”、“造士”的考试；最后由学政大司从“造士”中选出优秀者交司马量才录用，被录用者称“进士”。先秦时期主要是通过国君派人直接招贤或出榜招贤的方式选择人才，在春秋战国时期，自荐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如“毛遂自荐”已成为人人皆知的历史故事。孔子、孟子、管仲等人主张推荐，推荐的方式有官员举荐，贤人举荐和群众举荐等。
举荐选拔有赖于对人才的全面考察。古代考察人才的具体方法有耳听、口问、考言、视声、视色、察情、观诚、观友、观隐与综合分析等。如孔子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退而省其私”；诸葛亮提出“七观法”：“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资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这些考察人才的方法为古代正确选择人才提供了依据，也为现代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提供了借鉴。
四、古代的用人思想
我国古代许多政治家与思想家深知合理用人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作用，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用人思想。
古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把任用贤能之士看做治国之首务，为政之根本。如墨子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唐太宗讲“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司马光说：“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明太祖朱元璋将这一思想发展得更为具体，他说：“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者，必赖于群才。”他把“治天下”比作“构大厦”，盖大楼是百年大计，靠的是一批有精湛技艺的工匠；“治天下”更是长远大计，靠的是一大批善于治国的人才。
“贤”主要是指人的思想境界、道德品质；“能”主要是指人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本领。荀子提出“无能不官”、“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认为没有能力的人不能任命为官吏，对于每个官吏的等级地位，要与他们的贤能程度相当，这也就是“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管仲主张“察能授官”，是使用人才的总原则，认为“授事以能，则人上功。”“毋与不可，毋强不能，毋靠不知，与不可，强不能，靠不知，谓之劳而无功。”强调只有根据人们的实际能力分配任务，才能鼓励人们积极争取立功。
善任就是用人所长，古代用人最忌求全责备。司马光对汉高祖刘邦的评价是“奋布衣提三尺剑，八年而成帝业，……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司马光认真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更替的经验教训，发现无一不与当朝者用人政策相关，因而得出：“兴亡在知人”的结论。可见，合理用人的前提是知人。只有知人，才能做到“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主。
用人不疑与疑人不用是古代使用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则。管仲说：“不知贤，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复使小人参之，害霸也。”这五个问题都是有关用人政策的问题，它说明只有知人才能善任，也只有知人才能用人不疑，只有用而不疑才能不使小人谗言危害霸业。宋代政治家欧阳修指出：“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意为宁可择人时多费一些精力，看准了再用，但不可轻易任用却不信任，不敢放手让其施展才干。用人不疑，就是对人才的充分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激励，能够增强人的事业心、责任感与向心力。
五、古代的管人思想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倡导人本管理，而管好人的关键是要重视人的利益需求，管理要做到分工合理，恩威并用，领导者要能够身先道御，以身示范。
“欲”和“求”是指人的欲望与需求。正确认识与合理满足人的欲求，对调动人的积极性和管理好人具有重要意义。荀子认为，人生下来之后受主、客观世界的影响，必然会产生欲求；欲求的发展有三条规律，第一是“欲不可去”，人人都有欲求，“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第二是“欲不可尽”，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也是不可能完全满足的；第三是欲物“相持而长”，亦即物质和欲望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中增长。荀子分析，人的欲望若得不到必要的满足，就会导致争斗、祸乱和贫穷；既要促进社会发展，又要防止祸乱，就应制定礼义，以培养人的合理的欲望，节制不合理的欲望，使人的欲望与社会财富的增长相适应。人的欲望发展是有层次的。管仲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把人的欲求分为两个层次：“仓廪实”、“衣食足”是低层的物质欲求，“知礼节”与“知荣辱”为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则认为：“盖凡声色、货利、权势、事功之可欲者，皆谓之欲”。这里，王夫之把人的欲求分为生理、物质、权力和功名四个层次。应该说，我国古代关于欲求的这些认识都是比较深刻的。
先秦时期，有些政治家就认识到，管理者必须明确各自的职责，而不能互相干扰和替代，这是由管理的客观规律性所决定的。管仲就非常强调一种顺乎自然、遵循规律、合理分工的管理思想。他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见色，耳不闻声。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他以心比君，以九窍喻百官，认为君治百官，就像心制九窍一样，九窍虽受制于心，但心却不能代替和包办九窍的功能，否则就会“目不见色，耳不闻声”。而心不干扰九窍之能，九窍就会很好地实现自己的功能。同样，君臣各有其职，也不应该相互干扰。君主若不包办大臣的事，大臣自会处理好自己的事务，君主也不会因日常琐事缠身而政务烦心。“心制九窍”的思想反映了古代政治家已从哲学的高度，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了人事管理的客观规律性。
自古以来，刚柔相济就是公认的管理人的原则。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主张在管理中要将道德感化和制度约束两手并用。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注重运用这一管理人原则。例如，诸葛亮治军之方讲柔，他说：“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伤者，泣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饥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功之。将能如此，所向必捷矣。”他要求将领爱兵如子，爱民如子，以心换心，以情感人。另一方面要靠法令、刑罚维护纪律，规范下级行为，维护上级权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能有丝毫变通的余地。
刚柔并济必须赏罚分明。韩非子主张：“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诸葛亮在论及奖惩原则时，强调“诛罚不避戚”，“赏赐不避仇怨”。唐太宗李世民也用精炼的语言阐述了赏罚严明的原则：“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正确地使用奖惩可以引导人们的行为，这是古代管理者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今天仍然普遍有效的管人原则。
领导者带好队伍，除需要有健全的管理制度，有效的管理手段外，还需要领导者有良好的修养与作风，孔子说：“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这里的“以身先之”，是指领导者的示范作用，身教胜于言教；这里的“以道御之”是指领导者以正确的思想、方法去带好队伍，做到上下一心，行动一致。“以身先之”的前提是领导者个人的“身正”，孔子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明领导者只有管好自己，才能管好别人；领导者的带头作用就是无声的命令。身正是“修己”，亦即自我修养的结果。孔子说“修己以敬”，认为领导者只有认真地修养自己，才能严肃地对待工作，从而搞好领导工作。修己有着多方面的内容，“非淡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判断”，指出清淡寡欲、清正廉洁、宽容大度、仁慈民主、公平正直，是领导者加强自我修养的重点。中国古代把修身看成是同齐家、治国、平天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系统，是非常深刻的人事管理思想。
领导者要做到以身先之，必须做到自得自胜。商鞅说：“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所谓“自得”，就是说要统一天下的人，首先要自己具备统一天下的条件，包括自己对天下形势及发展趋势的确切洞察，自己的素质、能力能够团结众人等。所谓“自胜”，是指自己能不断克服自身的不足，不断战胜自己的缺点。而要自得、自胜，还必须做到自知、自省、自察、自律。这方面，古代有许多论述。如《吕氏春秋》写道：“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孔子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诸葛亮对将领的自省、自察、自律有明确的要求。他说：“故善将者，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一意而已。”即将领应不恃强凌弱，不受荣辱支配，经得住金钱美女的考验，一心一意为国捐躯，这就是自省、自察的具体内容。这些要求在今天对所有领导者仍然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