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太各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差异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异性论文,亚太论文,经济发展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太地区地域辽阔而分散，其显著的特点是多样性：社会经济制度各异，文化背景不一，民族宗教多样，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由于国情的差异，所处外部环境的不同，各国所推行的发展战略并非单一模式，而是多类型、多层次的。虽然客观上各国都有某种发展战略，但有的国家是明确提出来的，也有的国家则比较模糊粗陋。此外，同一样的发展战略在不同的国家的侧重点上也有所不同，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在同一国家往往也并非截然分开的。本文通过选取有代表性的部分亚太国家，对其发展战略的差异性进行分析和比较。
一、发展战略理论依据比较
一个完整的发展战略是由战略理论、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组成的，其中战略理论直接影响着战略方针的形成，直接决定着一国究竟采取何种战略发展经济。换句话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战略均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
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由于其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因而准确地说，这些国家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发展战略，对经济主要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进行调控，一般不直接插手经济。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在西方各国得到普遍应用，美、澳等国都将其融贯在政策制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选择之中，开始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从理论上看，凯恩斯主义认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归根结底就是充分就业，各类宏观政策的终极目的是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增长。因此，美、澳等国在采取货币管理政策、收入分配政策时，都要围绕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增长这一目标。几十年来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美国所推行的经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和减轻了美国经济危机的破坏，促进了战后美国经济的增长。但从70年代起，由于美国经济陷入“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受到严重挑战，80年代里根就职后，提出了“里根经济学”，其观点是集货币学派、供应学派、合理预期学派，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并通过减税、确保私人企业自由等措施来刺激生产。美国政府所奉行的里根经济学就是这种混合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
日本政府有主导经济发展的历史传统，战后日本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也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并将其运用于其经济发展战略之中。1947年第一本反映日本政府的基本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权威性报告——日本企划厅1947年《经济白皮书》，应用凯恩斯的理论分析了日本的经济现状，提出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以后每年的经济白皮书都基本上承袭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日本并不是机械地将凯恩斯主义运用于日本发展战略，而是根据日本的实际情况加以修订，并逐步形成了一个在日本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学派—官厅经济学派，因此严格地说，日本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为日本的官厅经济学。官厅经济学的观点是以凯恩斯的经济学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政策体系，其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超越短期的经济变动，以“主导产业”为导向，采取长期经济均衡发展的政策；二是重视发挥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创造性，政府的职责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从全局上控制市场，提倡企业的自由竞争。总的来说，日本的官厅经济学对于日本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尤其是对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发展战略的制定具有重大的影响。
亚洲“四小”及东盟四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都是发展中国家，其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主要来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战后出现的发展经济理论，这主要基于亚洲“四小”和东盟四国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国家或地区，根植于资本主义土壤中的西方经济理论自然有指导作用；而且，亚洲“四小”及东盟四国独立后，经济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单一，属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指导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其经济发展。在这种理论的指导和影响下，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把经济的多元化和快速增长作为其战略的主要目标，把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实施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
智利和秘鲁是同属于亚太地区的拉美“新星”，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战后拉美经委会所倡导的“发展主义”对两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两国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发展主义是凯恩斯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混合体，主张拉美国家必须实现工业化和打破“中心—外围”的国际经济结构，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国家机器的作用，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利用外部资金，实现地区一体化。70年代后，发展主义在智利和秘鲁的影响力下降，智利转而采取货币主义和德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秘鲁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发展主义，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思想，开始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控制货币数量，放宽了对外资的限制，实行私有化。
二、实施发展战略的内外条件比较
亚太各国由于地理状况、资源条件、民族历史、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经济结构、国家大小、人口多寡各不相同，各国和地区在制定和实施各自的发展战略时均受不同的主客观条件的制约，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日本政府针对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人口众多的现实情况，抓住战后一段时间贸易自由化的有利形势，把日本丰富的人力资源同国外的天然资源、技术、资金等因素结合起来，制定了贸易立国战略。战后日本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措施，如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都围绕经济高速增长和出口贸易的扩大而展开，由此带来了长时期的民间投资旺盛和商品的大量输出，获得了高额的外贸顺差，形成了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增长的全新局面。这表明日本根据国内外条件制定的贸易立国战略在战后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是成功的。
澳大利亚在60年代末发现大批矿藏后，澳大利亚政府针对本国矿产资源品种多、藏量丰富，铁矿石、铝土、煤炭等主要矿藏的可开采储量远远超过本国工业发展需要的情况，制定了矿产资源开发以出口为主要目的的矿产资源战略。在采取的战略措施中，澳大利亚政府又从本国的条件和特点出发，采取了大量引进外资、建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大型矿业公司、单一开采以及使矿山分布便于出口的做法。尽管这些做法同时也带来了某些问题，但毕竟使澳大利亚的矿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并为国家赢得了巨大的经济收入，在战略上应该说是成功的。
亚洲“四小”属于土地窄小、资源贫乏的海岛型和半岛型国家和地区，这种地理环境提供了选择发展战略的双重条件，即一方面，具有海上交通方便、可与世界各国建立经济联系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又面临众多人口就业和内部市场狭小等种种压力。这种内部条件使亚洲“四小”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有着很强的迫切性。同时，60年代，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外部条件，这主要表现为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相对稳定和繁荣，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国际资本流动加快等。内外因素最终使亚洲“四小”放弃了进口替代战略，而推行更符合国情的出口导向战略。如“四小”的新加坡，是个“海岛式”的小国，面积只有500多平方公里，没有发展农业的基础， 缺乏自然资源，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却极为有利，新加坡在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时就充分发挥了其地理优势。现在，新加坡不仅港口海运业、船舶修造业发达，而且制造业发展也很快，特别是金融业后来居上，已成为区域性和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在内外充分比较的基础上，由于充分发挥了本国的优势，制定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使新加坡这个“袖珍国家”竟成了世界瞩目的新兴工业化国家。
东盟四国在发展经济的道路上与亚洲“四小”有某些相似之处。战后初期，由于经济落后、经济结构单一，因此，如何摆脱经济的脆弱性和落后性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因而，战后初期便推行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来实现其经济多元化和快速增长的战略总目标。稍后于亚洲“四小”，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也因国内外条件的变化，而转向出口导向战略。但东盟四国也有与亚洲“四小”不同的国情，东盟四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因此东盟四国与亚洲“四小”尽管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有相似之处，但它们并非照搬某种发展战略，而是扬长避短，根据内外条件，采取了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战略。如在印尼，印尼凭借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优势，实行“石油生产出口推动”战略，在70年代世界能源危机期间，使印尼获得了巨额石油美元，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泰国则坚持“农业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实行以农业为依托，推动工业化的方针，用丰富的农产品换回建设所需的外汇资金，为经济起飞奠定基础。
智利和秘鲁独立前长期的殖民统治，使两国形成了经济的依附性、单一性和落后性，为改变这一状况，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和快速发展，战后两国都实施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尽管这一战略在实施中带来了种种问题，但它毕竟使两国的经济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经济自给能力大大增强，可以说，进口替代战略的选择是战后两国国情所决定的。
三、发展战略调整比较
在当代社会里，由于经济领域的各种复杂矛盾纷至沓来，变化莫测，国家制定的发展战略已不可能遵循某种固定的模式，而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改变和调整，以富于创新的应变性和灵活性去迎接瞬息万变的挑战，只有如此，才能使发展战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在战后美国政府对经济社会的调控过程中，就是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相应的政策措施的。50、60年代，针对当时生产能力日趋膨胀、国内外市场相对萎缩、经济危机频繁出现而通货膨胀率较低、物价涨幅不大的现实情况，美国政府在宏观调控措施上，主要采取了“反危机”的扩张性措施：即一方面通过赤字财政，扩大预算开支，对私人企业给予补贴，并减税退税，加速折旧，降低利率，扩展信贷等措施来刺激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国家的商品和劳务采购，加大社会福利支出，扩充消费信贷等手段来刺激消费。而在70、80年代，针对美国经济出现的滞胀危机，即一方面经济回升乏力，增长缓慢，失业剧增；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物价高涨，70年代美国政府遂改变了宏观调控方式，他们不再单纯运用刺激经济的扩展性政策，而是交替使用“反衰退”和“反膨胀”两套措施，与此同时，国家还数次采用直接调控措施，由政府出面对工资和物价进行直接控制。进入80年代，里根政府针对经济更加复杂多变的情况，在宏观调控上采取了更为复杂灵活的措施，既不沿袭以往的凯恩斯主义方法，也不谨守某种保守主义的理论，而是一反常规，往往在同一时期里针对经济“滞胀”的不同症状，从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需求出发，双管齐下。90年代，克林顿上台后，奉行“新凯恩斯主义”，既反对完全自由放任的政府，又反对过度干预的政府，用克林顿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将走第三条道路”，其在宏观政策上已经不仅仅是将重点放在总量的简单平衡上，而是在考虑总量平衡的同时，更为注重结构问题。
战后的日本其经济发展也经历了从“贸易立国”到“科技立国”的战略转变。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政府认识到，在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人口众多的条件下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强国，其成功与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贸易的成败，因为工业原料只能依赖进口，而大批的工业品必须在国际市场打开销路。基于这种世界原料加工厂式的经济特征，日本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战略决策，以贸易促进生产，以生产的发展扩大出口贸易。贸易立国战略使日本经济在战后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日本同欧美先进国家差距缩短，但贸易立国战略造成的对外经济的依赖性却日益明显，尤其是在贸易立国战略中只注重引进国外技术，忽视基础科学和独创性研究所造成的问题便更加突出地暴露出来，成为日本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因而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进行战略大调整，形成了“科技立国”的新战略思想，根据这一思想，日本将发展独创性的科学技术提高到一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和核心地位。
亚洲“四小”在战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其战略地位也经历了三次重大调整。50年代，针对经济落后、经济结构单一的状况，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以实现工业化，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国内工业保护政策。从60年代开始，由于国内市场狭小的局限和国际的有利环境，亚洲“四小”实施第一次战略调整，逐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阶段，各个国家形成了以出口为目的的经济。进入80年代，针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亚洲“四小”又及时调整其发展战略，实施国际化、自由化和科技化战略，对其经济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
稍后于亚洲“四小”的东盟四国，在50、60年代也普遍采用进口替代战略来推进其工业化，以此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多元化的战略目标。但从70年代初，针对进口替代战略本身的局限性及其实施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开始进行战略调整转变，即由原来的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同时特别注意经济部门、地区间发展的平衡性及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这次战略调整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依靠初级产品出口的格局并未改变，因此，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国际经济的新变化，这些国家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为此，东盟四国针对这些问题并结合各自的长远发展目标，对出口导向战略进行调整。在这次调整中，在继续促进出口的同时，注意扩大国内需求；在提高初级产品加工程度的同时，着手整个工业的升级换代；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开始注意利用国内资金。
智利和秘鲁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是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但由于国内市场狭小、经济基础薄弱、国内资本生成能力低等原因，这一战略的实施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智利于70年代初开始转向出口导向战略，把促进初级产品的出口及出口的多样化作为重要的经济目标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而秘鲁也于同期对原进口替代战略进行了调整，开始重视促进传统和非传统产品的出口，尤其藤森政府更加重视以外交手段促进经济发展，使秘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
各国经济发展战略这种灵活多变、不拘一格的特点，最终是由各国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这种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来不断调整发展战略，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四、政府在实施战略中的作用比较
对经济社会生活进行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和调节，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权力运作政策的工具之一，与政府的职能有着密切的关系，发展战略的实施必须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但由于各国的历史传统及其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作用也有很大的不同。
在美国，政府是通过对经济社会的间接调节模式来调控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是因为，美国作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政府的经济行为主要起弥补市场不足、维持市场稳定的作用。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市场固然可以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能在较大程度上引导资源合理流动，但是，市场也决非万能，这就需要政府这一外部力量来弥补市场的不足，去约束市场配置资源的不合理的盲目性，从而为市场配置资源达到最优化创造条件。美国政府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来发挥政府功能和调控经济社会的，换句话说，美国政府正是面对市场运转中的问题对经济社会采取合理的干预，这种“调节性”的宏观管理与日本等国的“主导性”的宏观管理有所不同，其带有“间接”的性质，主要靠财政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手段来进行调控。
日本作为一个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在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日本政府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的“指导”，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调节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全部过程，起到了“直接指导”的作用。日本政府除了实行普遍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的一般经济性职能外，还特别地通过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强化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等这些特殊的途径和方式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关注。日本战后所实行的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既是其发展战略内容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经济计划体现了日本政府中长期战略目标和宏观政策，是日本政府加强对国民经济干预、进行中长期调节的重要手段。产业政策是日本经济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是推动其战略实施的重要措施，由于日本战后有效供给的严重不足，日本首开资本主义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先河，以产业政策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为中心来推动其发展战略，来推动其经济快速增长。
亚洲“四小”各政府无一不视经济发展为其实施统治的根本条件之一，因而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其经济发展施加不同的影响或控制。把亚洲“四小”政府在发展战略的制定、实施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分类，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台湾和韩国的政府主导型，二是香港和新加坡的民间主导型。当然由于各国和地区的具体情况的差异，政府在其战略实施中的作用也不同。如同为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台湾是建立在官民企业结合的基础上的，政府主导的色彩稍淡；而韩国虽以民间企业为主，但政府主导的色彩较浓，属于比较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在同以自由港经济为基础的民间主导型战略中，香港实行的是“积极的不干预主义”，其经济尤其是微观经济基本是按照市场机制自行运作，政府干预较小；新加坡则不同，它既实行自由港经济制度，又进行较多的政府干预。除了香港之外，其它三个国家和地区当局在推行其战略中主要是采取计划指导、政策调节等措施来进行的。
东盟四国在摆脱殖民统治进而获得独立之后，都选择了资本主义作为自身的发展道路，但政府在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早期所实行的完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也不同于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韩国所实行的强制干预的资本主义经济调控体系。东盟四国政府是根据本国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一方面，政府通过经济发展战略尽可能对经济的发展进行积极引导，有效调控，积极参与和扶持经济；另一方面，政府的发展战略又致力于同市场经济相一致，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起基础调节作用的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东盟四国主要是通过经济计划和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推行其发展战略的。经济计划是推行经济战略的重要手段，是发展战略的具体化，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经济计划，提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各种宏观指标，明确不同时期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以指导经济发展；经济计划帮助、支持私人资本的发展，从而调动私人的积极性，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经济计划弥补了发育未成熟的市场机制的种种缺陷，更有效地动员和使用现在资源，以取得最大可能的经济增长率。建立国营企业，直接控制一些关键部门的发展是推行发展战略又一重要手段。国家直接掌握一大批工商企业、交通运输公用事业、金融企业等关键部门，保证他们的发展，加强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以此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沿着政府既定的战略目标前进。
战后智利、秘鲁的历届政府都比较重视发挥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70年代以前，两国对经济的干预主要采取直接干预的形式，不断加强政府对各种经济活动的全面控制，甚至直接参与生产经营活动。70年代初的战略转变和调整后，两国政府逐渐减少了国家对经济直接干预，转而主要采取间接手段调节经济。当然智利、秘鲁在政府角色转变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差异，主要是智利的政府角色转变要比秘鲁快而彻底。
收稿日期：200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