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策网络研究的发展与变迁——从分类到政策仿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策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4)05-058-(10) 公共政策是政府与社会交互的主要纽带。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s)是政策科学进入“政策研究”(policy inquiry)范式阶段的一个新兴而重要的学派。其研究基本逻辑出发点在于：面对当代公共问题的复杂性，依赖于政府机构制订和推行政策的传统范式已不再适用，政策过程发生于相互依赖的各种主体形成的网络之中，成功治理的关键在于实现有效的网络治理。本文对政策网络研究的基本情况与前沿重点进行逐一梳理与分析。 一、政策网络研究的形成、发展与分化 1.政策网络研究的形成 (1)概念的产生 政策网络的思想出现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通过美国学者对利益团体、国会和政府之间形成的“次级系统”(sub-system)或“次级政府”(sub-government)研究得以体现①。次级系统、次级政府理论是对美国当时主流的多元主义模式下利益集团在政策过程中寻求利益调和的分析思路的含蓄批评。这种利益调和的本质，是利益集团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互动，派生出政策过程中的其他利益，并导致政策的产生。“铁三角”这个词汇形象地描绘了利益团体、国会和政府三者在政策博弈中各种正式、非正式关系的互动。1978年，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最早提出“政策网络”概念②，认为政策网络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形成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系统生物性关系的政治整合性结构，包含不同形式的利益调适与治理机制。 同一时期，休·黑克罗(Hugh Heclo)和阿伦·威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提出“政策社区”(policy community)概念，将其定义为政策领域中主要政治和行政行动者之间人际关系的总和，政策社区围绕共享的理解框架发展而来③。接着，黑克罗使用“议题网络”(issue network)概念④，代表政策过程中更加松散的社区，活跃的议题网络定期交流对政策的看法，为新的政策方案寻找思想支持。与“议题网络”相比，“政策社区”更接近次级政府、铁三角等概念。这些概念和观点的背后，实际反映了美国决策中的多元主义思想和精英主义思想及其形成的鲜明对照。精英主义决策，被看作是通过一小部分特定行动者的互动和交换作用来形成政策的过程——“铁三角”概念是最佳写照；而多元主义决策，则是由不同政策制定行动者构成的更精巧的巨大网络所产生的结果。这些网络是政党制度和议会渠道之外的新的、非正式政治决策和协调的平行结构，网络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形式影响着政策结果。 (2)政策网络研究共同体的形成 政策网络研究共同体的正式形成，则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英国。英国政策网络研究形成两种不同的途径。一种途径的代表人物是杰里米·理查德森(Jeremy Richardson)和格兰特·乔丹(Grant Jordan)，受到黑克罗和威尔达夫斯基为代表的美国研究传统的影响。他们把“政策网络”概念与“政策社区”概念进行互换使用⑤，表示政府公务员与特殊利益团体之间的紧密联系。理查德森和乔丹认为政策社区的目标是“建立利益关系，在互利基础上形成合作”，这样的政策制定是“寻求交易，达成共识”，并把这种政策风格称为“官僚制调节”(bureaucratic accommodation)⑥。 另一种途径则以洛德·罗茨(R.A.W.Rhodes)为代表，借鉴了德国组织间关系理论的研究传统。罗茨构建了“罗茨模型”，对不同政策网络类型进行了最早的系统阐述⑦(见表1)。他认为，政策制定是一场基于交换关系基础上的中央—地方关系“博弈”，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参与者操纵各自所掌握的资源分配权，力图使自己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力达到最大，从而能够掌控自己的利益得失。这些资源既包括宪法法律所赋予的资源，也包括组织、财政和信息等资源。政策网络是一个中观概念⑧，反映利益团体的利益调和模式，也是政府与各种利益之间所形成的关系模型。 肯尼斯·本森(Kenneth Benson)从社会学角度把政策网络界定为：因资源依赖关系而互相关联的组织构成的复合体，它们与其它复合体的不同之处在于资源依赖结构的不同⑨。罗茨详细解释了这个定义，认为政策过程中的网络具有不同的依赖关系结构，这些结构根据诸如成员资格(如职业、部门性质)、相互依赖关系(如不同级别的政府)和资源这些维度的不同而不同。继而，他提出从高度聚合的政策社区到松散组合的议题网络的五种网络类型⑩，把网络类型看作是一个连续体，一端是政策社区，另一端是议题网络，专业网络、政府间网络和生产者网络则位于中间。罗茨在政策网络研究发展史上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影响了一批学者尾随其后进行政策网络的分类模型研究。
2.政策网络研究的发展 (1)分类模型研究 继罗茨之后，不少西方学者开始致力于政策网络分类的研究，被称为“利益调和学派”(11)。他们试图提出一个更加广泛和全面的框架，能够涵盖由不同网络特点发展而来的所有可能存在的、分类更为精细的政策网络类型。通过分类，提供了一个分析公共和私营部门行动者关系变化以及影响这些关系因素的工具。 主要分类包括：第一，弗朗斯·范瓦登(Frans Van Waarden)的七维度分类模型。他对政策网络进行分类的逻辑起点是交易成本理论，目的是说明政策网络内不同利益相关者互动并表达利益诉求的不同方式。他认为，政策网络出现，是因为相互依赖的行动者具有一个共同目的——在政策过程中尽量减少交易成本。同时，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不断增长的信任和资源依赖关系越永久，就越能形成合作，越有可能尽量避免或减少那些离经叛道的行为。行动者的相互依赖关系促成合作，因此减少了协调和交易成本。范瓦登根据影响政策网络类型变化的七个维度，即行动者数量和类型、网络功能、结构、制度化、行为准则、权力关系和行动者战略，提出11种以政策网络不同形式出现的国家—市场关系(12)。第二，乔丹和克劳斯·舒伯特(Klaus Schubert)的三维度分类模型。他们根据成员人数、网络是否按政策领域或跨政策领域划分以及网络稳定性三个维度，提出11种政策网络。第三，斯蒂芬·威克(Stephen Wilks)与毛瑞斯·莱特(Maurice Wright)的政府产业关系模型。他们采用更加广泛的社会为中心的途径，强调网络的人际关系而不是结构关系，对“政策全域”、“政策社区”和“政策网络”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第四，“罗茨模型”的改进。大卫·马什(David Marsh)和罗茨认为，“政策网络”这个词语仅是一个统称，在原先模型基础上将政策网络区分为政策社区与议题网络，并进一步诠释。他们认为，政策社区的参与者之所以联合在一起，是出自权威或专业知识的需要，而相比之下，议题网络的参与者则更多是为了一些物质上的利益需要而形成联合。区分标准主要包括(13)：成员特征、整合度、资源以及权力分配情况。 以利益调和为出发点发展而来的政策网络分类研究有两个共同点。首先，这些分类基于一个共识，即，政策网络是政府和利益团体之间的权力依赖关系，资源在网络中得到交换(14)。其次，政策网络可能会影响和协助政策过程及政策结果的产生，但是政策网络并不直接导致政策结果的产生(15)。分类强调的是政策网络结构如何影响相互依赖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然后，才是探究在何种程度上政策网络的结构特点影响了政策过程和结果。 (2)治理途径下的研究 与美、英等国学者的利益调和思路不同，德国、荷兰学者认为，政策网络可能是一种区别于政府和市场的新的社会协调机制，是能够直接导致政策结果产生的潜在的政策工具和特定的治理模式(16)，是能够动员不同情形下广泛分布于公域与私域之间的政治资源的一种机制(17)，是公共政策过程(治理)中公私域互动的一种特定形式。与另外两种治理形式——即政府和市场——不同的是，政策网络仅仅指那些建立于非科层制的合作与协调基础上的结构关系。这些研究者也被称为欧洲大陆学派。他们还认为作为治理的一种特定形式的政策网络更多是分析方法的汇总，并没有形成一个合适的理论。并进行了大量的量化研究，借助不断发展的计算机软件技术来分析政策网络的结构特征，然后以图像、图形方式呈现量化结果，说明网络结构对政策结果的影响。瑞内特·梅恩茨(Renate Mayntz)、弗里兹·沙普夫(Fritz Scharpf)、弗克尔·施耐德(Volker Schneider)、埃德加·葛朗台(Edgar Grande)等德国学者，从治理的途径极大地推动了政策网络的研究，体现了欧洲大陆学派研究的量化特点和优势。 欧洲大陆学派的立论点在于，认为现代社会中正式组织的功能细化和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导致了统治(government)到治理(governance)的转变(18)。与“统治”相关的一般是层级控制，而“治理”则被视为更多合作、互动性更强的控制方式。现代社会不断增长的功能细化程度造成了公共与私营部门的关系特点是相互依赖。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被分散到一系列不同行动者构成的次级系统中，这些行动者的任务分得很细，并拥有有限的能力和资源(19)。由于利益团体在数量上的增长，政府不再能够与社会利益相关者进行直接交流(20)。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网络提供了利益团体影响政策过程的机会。同时也使他们能够积累一定的政治资源(21)。这些变化使得政策网络作为一种区别于新的治理形式的出现很受欢迎，不同于传统的治理形式——政府和市场。因此，政策网络是“解决现代政治问题的有效的回应”(22)。欧洲大陆学派不仅仅视政策网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而且是国家与社会不断变化的关系的一个重要标识，有可能对两者间关系在未来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甚至在治理的意义上作为“现代政治系统中一种治理的专门形式”(23)取而代之。 治理学派承认，与传统的政府决策过程相比，政策形成如果采用政策网络模式，会比较耗时。尽管如此，它还是具有比其他模式更为有效的潜在优势。不仅决策如此，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政策网络比政府和市场机制都更有效。讨价还价的过程保证了行动者合作行为的形成，对政策执行很重要。因此，政策网络在政策执行过程的相对有效性可以抵消任何在政策形成过程所产生的效率损失(24)。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应该大胆激励那些涉及政策网络的行动者，鼓励他们更加努力倾向于合作，而不是进行斗争与对抗。 3.政策网络研究的分化 这一阶段政策网络研究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网络管理学派的出现，代表着研究关注点从网络本身转移到对网络的管理，从新公共管理视角丰富了政策网络理论的发展；二是政策网络分析学派借鉴社会学的概念和分析工具，把政策网络研究推进到了量化阶段，从而标志着政策网络研究科学化程度的提高。本文认为，这一阶段还在进行中，政策网络研究面临着经由分化后的统合问题，或者说取舍问题。必须寻找更加适宜的研究途径，才能推动政策网络研究形成更为系统的理论和更具有说服力和科学性的方法。 (1)网络管理的研究 研究者关注政策网络的管理问题，探究有效的网络管理如何使得行动者获得机会，在政策过程中表达它们的利益并影响政策结果。这一研究旨趣主要沿袭前一阶段欧洲大陆学派的治理途径传统思想和理论，同时也受到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瓦尔特·科克特(Walter Kickert)、埃里克汉斯·克林(Eric-Hans Klijn)、祖普·考伯尼(Joop Koppenian)等人做出了重要研究贡献。这一学派不仅仅关注政策网络与政策结果实现之间存在的联系，而且进一步把政策网络称为治理网络(25)，从而形成政策网络研究中一个新的研究趋势，本文将其称为“网络管理学派”。网络管理被视为“促进具有不同目标和志向的行动者，在既定的组织间关系框架下解决问题时所需做出的相互调整”(26)。 网络管理学派认为，政策网络互动过程具有作为一种更有效率和效能的协调模式的潜力(27)。正因为政策网络内各行动主体的互动通常很复杂，而且效率不高，因此应该致力于解决政策网络内生的冲突。主要有两派提出了不同的战略。一派是被称为博弈管理(game management)派，也称过程管理(process management)派，以克林和考伯尼等人的研究为主，主要研究网络内行动者战略行为的改善和行动者互动质量的提高。这一派认为政策网络的存在是个既定事实，而且也将继续存在下去，因此应该接受这一事实，以恰当的方式待之。另一派是网络建构(network constitution)派，也称网络结构(network structuring)派，主要以科克特等人的研究为主。这一派认为政策网络并非既定的，而且对现存的网络表现出相当不满意见，因此提出改变政策网络，甚至消除它，用新的网络取而代之。当然，这两种不同的战略建议在学者研究中呈现出相互交错而非非此即彼的情况，研究者派别身份亦并非相互排斥，而是互有交融。 (2)政策网络分析 政策网络研究另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分化方向是，研究人员开始利用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所提供的理论观点和工具来分析政策网络结构，并构建网络结构特点与政策结果之间的关系模型，形成了政策网络研究的新途径，即政策网络分析(policy network analysis，PNA)，从而标志着政策网络研究真正进入了量化研究阶段。欧洲大陆学派的一些学者如施耐德等人，成为政策网络分析的主要推动力量，形成政策网络分析学派。 政策网络分析学派致力于用真正的关系变量(而不仅仅是描述性的分类模型)，来解释政策网络结构与政策过程及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沿袭SNA思路，他们对政策过程中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分析，通常采用级别归类、密度表、块状模型等定量方法，从它们的聚合程度、结构对等性、空间代表性等方面来展开，并用政策网络结构图直观展现不同关系网，即，政策网络的结构特点。“结构”指政策过程中行动者的社会关系方式。因为网络关系方式具有独立于个体行动者特征或属性的特点，因此在政策过程中仅仅分析个体行动者的特征是不够的。结构化的关系比行动者的个体特点具有更多的解释力(28)。这个框架提供了一个存在于政策形成过程的公共和私营行动者配置的结构分析，识别出行动者所处的位置以及网络影响行动者使用资源的能力的方式，因此使得不同结构产生不同的机制的方式得到清楚展现(29)。 政策网络分析的一个贡献是，把传统政策研究中政策过程的“黑箱”至少部分地暴露出来。这对于从结构的角度理解政策过程及政策结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视觉角度呈现出至少是部分的政策过程情况，这也与当代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的一个重要趋势——“可视化”趋势——不谋而合。 二、政策网络研究与复杂理论的交融 在国内外学术领域，关于复杂性的研究引起越来越多不同学科研究人员的关注。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一些从事政策网络研究的学者，特别是政策网络分析学派，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地把政策网络研究与复杂性理论相结合。因为公共政策问题所处的客观世界的复杂性，也导致了问题的复杂性，无法再用简单甚至主观判断的方式对问题进行描述和处理，政策世界面对的更多是事物或问题的不稳定性和随机性。政策网络研究和复杂性研究都具有一些类似的先验前提和基本观点，因此两者结合能够更好地分析政策过程，预测政策结果。 从复杂性理论来看，世界是一幅非线性、不可逆和不规则的复杂图景，系统无法用线性来理解以及系统那些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所造成的、超越特别分析的、但还未进入混沌状态时的共同特征。复杂性理论认为(30)： 第一，复杂系统是一个由“行动个体”(agent)组成的网络，系统的控制力是分散的。在政策研究领域，也存在对政策系统构成以及控制力的争论。政府主导的公共政策模式以及传统的理性中心规制途径下的政策分析，越来越受到质疑和批判。政策网络是理性中心规制途径的一种替代研究，从自下而上或市场主导的角度，提出多行动者参与的观点。被视为政策研究领域结构主义者的弗里兹·沙普夫(Fritz Scharpf)质疑早期政策研究提出的“一个单一决策者”这样假想。他认为，“……任何重要的公共政策不太可能出自任何一个单独行动者的选择过程。政策形成和政策执行不可避免地是拥有不同兴趣、目标和战略的不同行动者多元主体所进行的互动的结果。”(31)政策正是产生于具有不同行动者的网络中，它们之间的互动说明了政策系统控制力的分散。这是政策网络研究和复杂性理论的交融点之一。 第二，每一个复杂的系统都具有多层次组织，而且是自发性的自组织，可以进行自我调整。在政策研究领域，政府一直被看成是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并能够主宰社会的中心统治者，而公民、私营部门和低级政府部门仅仅是政府主导行为的被动接受对象。因此，政策研究是从一个政治与政策之间进行严格区分、强烈的理性技术角度来展开的，研究所关心的是政治系统制定的政策的中立执行。这种观点忽略了政府对于其社会环境的依赖性，忽略了政府与许多其他社会行动者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忽略，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现实世界中行政或者具体政策执行的失败。政策网络研究，注意到政策过程中各种性质、处于各种位置、拥有不同资源的个人或组织行动者，并强调他们之间互动对政策结果的重要性。特别是政策网络分析，进一步用量化和图形工具探究网络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形式及其互动导致的结构变化，乃至整个网络的变化。这些尝试，都反映出政策研究者们力图突破传统研究思维，寻找更为适宜的、更具解释力的研究途径。这也与复杂性理论所致力于突破的认识观不谋而合，即，世界并非具有有序、稳定、平衡、单一、确定的线性关系。 第三，每一个自组织、自我调整的复杂系统都具有某种动力。在西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大量政策未能实现预定目标、公共项目耗费大量资金而经常以失败告终等等情况不断出现。政府政策对一些诸如犯罪、污染、毒品、交通等公共问题的影响甚微、控制力弱，问题解决起来困难重重。决策者似乎意识到政策执行本身具有动力，能够导致政策破产；社会上对政府实现目标和影响社会发展的能力出现悲观情绪。这实际反映出政策研究者和普罗大众对政策世界复杂性的最初的感性认知。政府对此也做出反应，开始认真对待政府部门、类政府机构以及私营部门在公共问题解决过程中产生的互动。政策过程中，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是建立在他们各自资源的分配情况、目标和对资源依赖认知的基础之上的。政策网络的结构和文化特点影响了政策过程，也影响了真正导致政策结果的动力形式。可见，政策网络研究和复杂性理论都注意到了行动者个体在系统中的能动性以及它们交互所能够造成的影响。 第四，复杂的系统具有永恒的新奇性。这就意味着，这种系统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均衡状态，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和转变之中。运用政策网络思想来分析复杂的政策过程，反映了政策系统不断变化和转变的特点。现实中被发现和认知的新情况，需要研究者们提出更好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框架，并用更适宜的技术方法来进行分析。在过去三十余年政策网络学者们经由各种途径的研究成果，反映了研究共同体对政策系统复杂性和新奇性的应对。他们不断把政策过程环境的复杂性纳入自己的理论分析中，各种概念和新的思想观点被用于解释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在某种意义上，政策网络研究是知识界对现代政治组织简化和简约情况的一种不满情绪和反应，是对政治和政策过程复杂性的重新认识。它的出现，弥补了传统国家治理中的概念空白，即现代政治组织缺乏形容制度差异化和碎片化的概念，也缺乏国家与社会间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概念体系(32)。 综上，政策网络研究与复杂性理论的各个交融点，反映出政策研究领域的一种变化趋势，即政策网络研究共同体对政策科学的重新界定。政策科学需要从思想、理论和技术方法层面与其他学科知识进行融合，才能树立一种更为完备、与时俱进的科学认识观。政策科学不仅仅需要传统科学如政治学等提供的价值观标准，而且也需要从诸如复杂性理论等新兴理论那里汲取更为丰富的信念因素和技术支持。政策网络分析学派正在尝试将复杂性理论运用于政策领域的研究，其中包括运用“基于行动个体的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ABM)的理论观点和技术方法来构建政策仿真模型，以此来推动一门现代的既“民主”又“科学”的政策科学学科的持续发展。 三、政策网络研究的最新发展：政策仿真模型 政策网络研究中，借鉴最多的是美国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SFI)的“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理论。CAS理论“代表着一种新的态度、一种看问题的新角度和一种全新的世界观”(33)。其根本思想在于：宏观系统的整体演化，可以根据系统中具体行动个体的变化的仿真模拟，得以展现和了解。基于计算机建模、通过计算机仿真来研究具体的复杂系统，不仅使得CAS理论思想具备了可操作性，也是方法论以及具体方法的创新，提供了一种自底向上建模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把系统中个体成员看作是具有适应能力的行动个体(adaptive agent)，赋予这些个体以简单的规则和关系，通过计算机仿真来重现真实世界的复杂现象。自底向上建模集中于构造具有相对简单行为的行动个体，这些行动个体可以被描述得很细，于是系统的复杂行为就来自于这些行动个体之间的交互。它们通过不断“学习”或“积累经验”进行自身结构和行为方式的改变，从而影响了整个宏观系统中新层次的产生和分化、多样性的出现和加剧以及经聚合而成的、更大的新的主体的出现，最终导致整个宏观系统的演化。政策现实世界，越来越呈现一个复杂系统的特性。传统政策方案，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思路，恰恰忽略了政策对象(即行动个体)之间的互动，以及这些互动对政策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因此，政策网络研究与复杂性理论交融，通过更具体的譬如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思想和方法的结合，使得政策仿真模拟具备了从思想到技术的可能性。 在各种建模方法中，政策网络研究者最为关注基于行动个体的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ABM)方法，这种方法集成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人工生命以及分布式人工智能等各种技术和方法，采用自下而上的模型策略，在计算机中通过模拟具有智能性和主动性的微观主体的行为过程来体现系统宏观层面的作用结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ABM建模受到高度重视，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理论中最有可能产生革命性发展的方法”(34)、“人类在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方面的一个进步”(35)，已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 基于行动个体的建模也为观察和研究复杂的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现象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工具。政策网络研究学者已将这一方法运用于政策研究中，政策网络分析学派的施耐德等人通过每年的欧洲POLNET等政策网络研究的研讨会，不断推广复杂性理论和基于行动个体的建模方法，为政策仿真的推进进行思想和方法的准备。这不仅为政策科学研究带来全新的思想视角，也为探究和掌握由大量行动个体构成的政策动态过程提供新的方法变革。同时，从种族冲突问题解决、疾病传播及对策研究到经济政策分析等政策领域，都出现政策仿真模型构建的一些努力和尝试。 政策复杂系统包含大量个体，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并且通过学习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更加适应周围的环境。每个行动个体有自己的行为规则，既能够影响其他的个体或环境，也能为其所影响。行动个体在微观层面所遵循的具体规则都比较简单，但它们通过自组织(self organizing)，在宏观层面上会产生不一定可以直观想象出来的宏观效果、整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这种在微观、宏观多尺度上产生的并不能用简单相加解释的宏观效果，被称为涌现性(emergence)(36)。对于政策网络研究者而言，ABM建模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在制定规则和方案时进行对有可能产生的政策系统的(基于行动个体的)整体行为进行预测，同时对规则和方案进行有意识、自觉的修正，从而使政策过程能够朝着有利于政策整体效益的方向发展，即，某种宏观行为或某种“涌现”的出现。 研究者通常采用历史数据法(history-friendly approach)进行政策仿真模型构建。这是一种采用经验数据进行全程的建模、分析和验证的方法。首先需要收集真实世界的经验数据序列，这些数据既能够用于描述行动个体的行为、决策规则和交互行为，也能用于精炼初始条件和参数的范围；然后利用前半段数据建立模型并校正参数，最后将模型运行输出的数据与后半段数据进行对比检验(37)。这种方法在更好标定模型主要参数和仔细调整初始数据的维度的前提下，建模效果令人满意，但对已有的经验数据质量要求颇高。 总之，政策网络研究采用ABM建模思想和方法，进行了政策仿真模型构建的前沿研究。与以往的政策研究思路不同，ABM政策仿真模型构建的注意力集中于政策过程中相关的个体行为，从底向上地观察和描述整体系统和过程的行为，体现了由低到高、从微观到宏观、跨层次的新的研究思路。现代计算机的巨大演算能力，使得政策研究可以在对模型进行定量的运行与观测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政策科学的科学性。 四、政策网络研究对我国政策实践及政策研究的价值 政策网络研究对我国政府治理实践以及政策研究具有较高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不仅为未来政策过程提供理论和思想上的指导，而且政策仿真模型构建的前沿尝试对微观层面的政策制定将有所裨益。 我国是一个“关系型”社会，政策过程中同样体现这个特点，具有复杂的关系网，存在诸如决策主体同质化、政策过程相对封闭、政策执行方式简单等问题。同时，我国社会发展处于转型阶段，各种矛盾突出，利益分化严重。因此，需要一些新的理论思想和技术方法，来改良政策过程，转变对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认识，尽量减少政策失误。政策网络研究，以政策过程中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及网络结构为研究逻辑起点，探究关系互动及结构类型，为参与政策博弈的群体结构性调整与改善的实现提供了新的思路，能够推动政策过程民主化，无疑对解决中国当前各种公共问题具有重要价值。政策网络研究认为，政府并非唯一的政策主体，在政策过程中还需依赖许多其他非政府的行动者的信息、资源等，而且不同的政策问题领域会形成不同的政策网络，主导各种政策网络的行动者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在应对不同政策问题时产生的互动也不同。因此，政府应该注重社会的成长，鼓励社会的行动者参与政策过程和社会治理，与之分享解决公共问题的资源和权力，更好地发挥社会和市场的作用，通过网络化治理方式而不是层级制来实现善治。 同时，政策网络是一个开放性的范式分析框架，寻求与其他途径的政策分析理论和方法相结合，进一步加强政策科学学科的科学性。其他分析模型的基本假设、观点、方法等都得到借鉴，譬如社会网络分析(SNA)的思想和方法就深深影响了政策网络分析(PNA)这一研究途径；与复杂性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基于行动个体建模等思想与方法建立研究联系，使得政策网络研究的量化程度更高，建立政策仿真模拟模型的可能性更大，预测政策走向和结果的精准性更好。从行动个体微观行为到群体乃至社会宏观行为的仿真模拟，能够帮助决策者更清晰地了解和掌握行动个体之间互动以及公众参与政策博弈过程的动态情形，尽量预防和减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出现。因此，政策仿真模拟能够帮助决策者提高政策的科学化水平，更为理性地把握政策过程动态；能够根据仿真结果，制定更为积极有效的引导策略，为包括公众在内的行动个体更为有序、理性的政策参与创造积极有利条件，从而将单个、分散的利益诉求聚合成理性思考、博弈、妥协后的利益目标，将单个的个体整合到得到权威承认的更大的新的行动者组织中，使得政策过程更加顺利，政策结果偏差不大。 此外，政策网络研究还有助于我国政策学界转换研究思维方式。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政策过程不可能置身于网络世界之外、按照学者们机械界定的那个所谓的“黑箱”来运作。运用政策网络理论、特别是政策仿真模型构建的方法，动态地展现政策过程个体行为的变化及其最终引起的整体行为和宏观态势的变化，不仅打破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对政策过程的“黑箱”认识，而且能够帮助学者们掌握一种新思维、新视角来预测政策结果，提出更为有效的政策方案，进行积极的政策过程调适，从而不断推动我国政策科学的科学化发展程度，在政策实践中争取更多的、更具说服力的话语权，充分展现我国政策科学学科共同体的学术能力和水平。 注释： ①Jordan G.:Sub-governments,Policy Communities and Networks:Refilling the Old Bottles?,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1990,2(3),p.320. ②Katzenstein P.J.(eds.):Between Power and Plenty: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p.9. ③Dowding K.:Model or Metaphor?,Political Studies,1995,XLIII,147. ④Jordan G.:Sub-governments,Policy Communities and Networks:Refilling the Old Bottles?,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1990,2(3),p.323. ⑤Richardson J.J.,Jordan G.:Governing under Pressure,Basil Blackwell,1979,p.19. ⑥Rhodes R.A.W.:Policy Networks.A British Perspective,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1990,2(3),p.301. ⑦Marsh D.:Comparing Policy Networks,Open University Press,1998,p.53. ⑧Rhodes R.A.W.,Marsh D.: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Policy Networks,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1992,21,p.182. ⑨Benson J.K.:A framework for policy analysis,L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2,p.148. ⑩Rhodes R.A.W.:The National World of Local Government,Allen & Unwin,1986,p.45. (11)
T.A.:Organizing Babylon-on the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Policy Networks,Public Administration,1998,76,p.268. (12)Waarden F.van:Dimensions and Types of Policy Networks,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1992,21,p.32. (13)Marsh D.,Rhodes R.A.W.:Policy Communities and Issue Networks.Beyond Typology,Clarendon Press,1992,p.250-252. (14)
T.A.:Organizing Babylon-on the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Policy Networks,Public Administration,1998,76,p.263. (15)Marsh D.:Comparing Policy Networks,Open University Press,1998,p.35. (16)Klijn E.H.:Policy Networks:An Overview,Sage,1997,p.19. (17)
T.A.:What's So Special about Policy Networks?:An Exploration of the Concept and Its Usefulness in Studying European Governance,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1997,016,p.5. (18)Mayntz R.:Soziale Dynamik and Politische Steuerung.Theoretische und methodologische überlegungen.(1st ed.),Campus Verlag,1997a,p.54. (19)
T.A.:Organizing Babylon-on the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Policy Networks,Public Administration,1998,76,p.259. (20)Kenis,P.and Schneider,V.:Policy Networks and Policy Analysis:Scrutinizing a New Analytical Toolbox,Campus Verlag,1991,p.33-39. (21)Mayntz,R.:Policy‐Netzwerke und die Logik von Verhandlungssystemen,Campus Verlag,1997b,p.245-250. (22)Le Galès,P.:Introduction:Les réseaux d＇action publique entre outil passe-partout et théorie de moyenne portée,in Le Galès and Thatcher(eds.),1995,p.17. (23)Kooiman,J.:Social-Political Governance:Introduction,in Kooiman,Jan(ed.),Modern Governance:New Government-Society Interactions,London:Sage,1993,p.3. (24)Kenis,P.and Schneider,V.:Policy Networks and Policy Analysis:Scrutinizing a New Analytical Toolbox,Campus Verlag,1991,p.47. (25)Sφrensen,E.,Torfing,J.(Eds.):Theories of Democratic Network Governance,Palgrave MacMillan,2007,p.5. (26)Kickert,W.J.M.,Koppenjan,J.F.M.:Managing complex networks,Sage,1997,p.44. (27)Klijn,E.H.:Analyzing and Managing Policy Processes in Complex Networks:A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Policy Net-work and its Problems,Administration & Society,1996,28(1),p.23. (28)Marin,B.,Mayntz,R.(eds.):Policy Network: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Campus Verlag,1991b,p.19. (29)Schneider,V.:The Structure of Policy Networks.A Comparison of the Chemicals Control and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Domainsin Germany,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1992,21,p.109,126. (30)王国聘：《探索自然的复杂性——现代生态自然观从平衡、混沌再到复杂的理论嬗变》，《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98-99页。 (31)Scharpf,F.W.:Interorganizational Policy Studies:Issues,Concepts and Perspectives,Sage,1978,p.346. (32)Lindblom,C.E.,Cohen D.K.:Usable Knowledge: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roblem Solving,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141. (33)廖守亿等：《复杂适应系统及基于Agent的建模与仿真方法》，《系统仿真学报》2004年第1期。 (34)Bankes,S.C.:Agent-based Modeling:A Revo1ution?.PNAs,2002,99(suppl3):7199-7200. (35)陈禹：《复杂性研究的新动向——基于主体的建模方法及其启迪》，《系统辩证学学报》2003年第11期，第43-50页。 (36)Holland J.H.Studying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and Complexity,2006,19(1):1-8. (37)Fagiolo,G.,Moneta,A.,Windrum,P.:A Critical Guide to Empirical Validation of Agent-based Economics models:Methodologies,Procedures and Open Problems.Computational Economics,2007,30(3):195-226.
标签：治理理论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网络模型论文; 系统仿真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