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异论文,区域经济发展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107 (2001) 02-0044-05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W.Arthur Lewis)所说，“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地区比其它地区更富裕，一些地区（不一定是最富裕的地区）比其它地区发展更快，……因为，首先，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增长潜力，某些地区的矿物资源或水资源丰富，或者具有及好的自然港口；而另外一些地区资源极度贫乏；其次，即使所有地区都在同等的资源条件下起步，由于地理上的集中，个别地区将会获得更集中的发展。”因此，区域经济差异是区域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我国，胡兆量等人早在1982年就提出过研究我国经济地区差异的迫切性，并指出这是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历史任务。许学强等人后来进一步提出地理学发展研究的立足点是空间差异，核心是解释发展的空间差异，目的在于改善发展的空间差异，核心是解释发展的空间差异，目的在于改善发展的空间分析。到1995年，韦伟则提出，区域差异是一个带有国际性的现象，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存着程度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只是大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要甚于小国，穷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更比富国严重，区域差异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严重的且不断扩大的区域差异，不仅不利于资源合理地配置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而且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统一。因此，经济学家应该在理论上对于区域差异这一经济现象作出正确的阐释，以便指导政策实践，为缩小区域差异，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努力。
一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全国各区域的经济都有了很大发展。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57650亿元，是1979年3988亿元的14.4倍，扣除物质因素，实际年均增长速度为9.8%；全国居民年均收入由1979年的197元增长到1995年的2186元，增长了10多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年均增长速度为6.8%。但与此同时，也伴随着极其明显的不平衡性，尤其是区域间资源优势与经济发展优势之间的不平衡性更加突出，而且差距越来越大。
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我国各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建国后至1978年的30年间，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均衡发展战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这一时期以现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东、中、西部地区之比为6.81:6.78:7.25，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这种速度差的积累，使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呈现出缩小的趋势。但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来了一个转变，从均衡发展战略转向非均衡发展战略，使得建国后曾一度缩小了的区域经济差距重新扩大，而且越来越大，已经越过了警戒线。1979～1995年的17年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年均增长速度，全国为9.8%，其中：东、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比为：12.8:9.3:8.7，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东、中、西部的人口比重在17年内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西部地区人口增长速度略高于东部地区），但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见表1所示：
表1 东、中、西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情况（1978-1995年）
年份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1978100.00
52.50
29.7017.80
1980100.00
52.17
3030 17.53
1986100.00
53.11
30.8816.01
1991100.00
54.90
29.8015.30
1992100.00
56.55
28.6014.85
1993100.00
58.29
27.2514.46
1994100.00
59.12
26.8314.05
1995100.00
59.00
26.5014.5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79-1996各年）
从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来看。按可比价格计算，1979-1992年，贵州、云南、四川、陕西、宁夏、青海、西藏等省区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为10.8%、11.3%、12.2%、10.7%、9.7%、12.9%、3.7%，而沿海地区除辽宁、上海等老工业基地增幅较小外，其余增长均较快，浙江、广东、江苏、福建分别达到21.1%、19%、18.5%、18.3%。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还集中体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呈扩大之势。1987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人均GNP同东部地区的人均GNP之比分别为0.89和0.77，到1992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人均GNP同东部地区的人均GNP之比分别下降到0.69和0.62。实际上，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之势，还体现在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所存在的明显差别上。以1991年为例，东部地区9个省、自治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含包括各省、自治区之数据的算术平均数，不含直辖市）为11.9%，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含各省、自治区之数据的算术平均数）分别仅为4.8%和7.4%。
2.社会发展与城市化水平的差异。据国家统计局1995年公布的地区间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结果，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发展水平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社会发展总指数低于全国水平的16个省区基本上都属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和“收入分配”两项指标居前10名的也多属东部。就社会发展总指数而言，东部地区与1994年相比增长105左右，最高的海南省达到195，东部沿海地区社会发展总水平呈高上加高之势；相形之下，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就显得跟不上，其中有6个省区总指数比上一年有所下降，已出现明显的“马太效应”。
表2 我国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1995年）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面积（万平方公里）
129.37
329.62
494.35
土地
占全国比重（%）
13.434.751.9
各级城市单位数（个） 172 18791
1989年 占全国比重（%）
38 42 20
各级
平均每100万平方13157 18
城市公里城市数
1995年 各级城市单位数（个）
290234116
各级
占全国比重（%）45.3
36.618.1
城市
平均每100万平方 224
71 23
公里城市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
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建设和城市化水平也远低于东部地区。随着乡镇企业和整个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小城镇建设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但中西部地区因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整个经济的发展步伐也慢于东部地区，小城镇建设和城市化水平同东部地区存在很大的差别。就城市化水平而言，1989年我国东部地区有各级城市172个，占全国总数的38%，平均每100万平方公里有各级城市131个；而中部总数的比重分别为42%和20%，平均每100万平方公里仅有各级城市57个和18个。到1993年，东部地区的各级城市发展到247个，占全国总数的比重上升到43%，平均每100万平方公里有各级城市数增加到187个；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各级城市发展到215个和103个，占全国总数的比重分别降为38%和19%，平均每100万平方公里仍然只有各级城市65个和22个（见表2）。
城乡差别过大也是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由于我国的小城镇建设和城市化水平仍然比较低，农村从业人员的比重非常高。如1995年我国市镇总人口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9.04%；1995年我国从业人员的构成状况依然是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比重偏小，第一产业为52.9%，第二产业为23.0%，第三产业为24.1%。
3.国民收入水平的差异。东部与西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差额，1978年为214元，1992年为724元，东部是西部的3倍多。据有关研究表明，农民收入的区域差距在逐年扩大。198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1.33元，东、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39:1.11:1。1995年东部地区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5省市农民人均收入超过2600元，最高的上海市为4108元，而西部地区最低的甘肃仅为802元，上海农民人均收入是甘肃农民人均收入的5.12倍。另据国家计委宣布的消息：目前江苏省已基本实现小康，到2000年苏南地区将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成为我国提前50年率先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地区。而我国至今还有6500万农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其人均收入低于460元，这充分说明我国当前存在着一方面绝对贫困人口在逐年减少，另一方面区域差距在不断扩大的趋势。
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差异。1993年的统计数字表明，西部10个省区人均GDP在2000元以下的低收入地区有6个，在2000～3000元之间的下中等收入的地区有4个。这10个省区除新疆外，人均收入都在全国平均数以下，其中最低的贵州人均GDP为1232元，仅为全国平均数2663元的46.2%，而人均GDP最高的上海则为11700元，是贵州的9.5倍。据有关资料，1990～1993年，东部地区占全国的比重平均每年增加1.5个百分点，而西部地区则平均每年下降0.5个百分点。
5.所有制结构的差异。西部地区国有制经济的比重高，而东部地区非国有化的程度高，并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如，浙江1992非国有化的比重由1978年38.3%上升为73.6%，同期广东由32.2%上升为67.5%，福建由25.8%上升为66.8%，山东由32.4%上升为63.4%，而同期的青海、内蒙、宁夏、云南等省区的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分别为18.6%、23.3%、26.5%和25.1%。
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在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地区经济的协调增长，但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因起步较晚，目前仍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单位数明显少于东部地区，因而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单位数占全国乡镇企业单位总数的比重远远低于东部。
6.经济结构与空间结构的差异。正如前面所述，沿海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均较高，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一般低于30%，非农业比重占70%以上，而西部地区农业比重一般都在50%以上，不少省区是农业大省、工业弱省、财政穷省。东部地区以大城市为中心，加强对外围地区的产业扩散，组成城乡一体化的大城市经济圈，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低，城市的辐射面窄。据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之比为2.666:1.54:1。西部地区低于东部地区26.2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难点在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平均36平方公里有1个城镇，而西部地区平均2060平方公里才有1个城镇，可见，东部地区的城镇密度已经是西部地区的57倍。再则，每一个省区内部也有发展极不平衡的问题，形成了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的梯级状态。
表3 东、中、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及比重变化情况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1986-1995年平均每年增长（%）
18.8
1439
13.3
“七五”时期平均每年增长（%）
14.3
11.2
10.9
“八五”时期平均每年增长（%）
23.4
18.7
15.8
1985年比重（%） 60.3
27.2
12.5
1990年比重（%） 62.7
25.4
11.9
1995年比重（%） 66.0
23.8
10.2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关于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主要数据的公报》、《人民日报》1997年2月19日。
东、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也存在明显的差距：东部沿海地区非农产业产值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80%左右，农业产值约占20%；而西部地区非农产业产值仅占20%左右，农业产值却占80%。东、中、西部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差距：1985～1995年的11年中，3大地区工业年均增长速度比为1.42:1.06:1。这种速度差导致工业产值的地区构成发生了变化，东部地区由1985年的46.3%上升到1995年的64.5%，而西部地区则由14.7%下降到8.9%。在工业产业结构中，轻重工业的差距也在扩大。中国的工业化是从发展重工业开始的。轻工业过去一直比较薄弱。而在产业的空间布局上，我国在建设西部和北部的工业时着重发展的是采掘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军事工业；东部地区的工业体系则把重点放在加工业和轻纺工业、食品工业、机电工业及家用电器等工业。由于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快，市场占有率大，投资回报率高，经济效益高，而重工业的发展速度相对慢，投资回报率低，经济效益较低，也就导致了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
区域经济结构中的工业结构的区域差距呈明显的扩大趋势。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的情况，我国东部地区工业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八五”时期与“七五”时期相比，这种区域差距明显呈扩大趋势（见表3）。
7.工业总产值的差异。1995年占全国工业比重超过5%的地区有7个，其中6个分布在东部地区，即：江苏12.9%、广东10.4%、山东9.2%、浙江8.8%、上海5.6%、辽宁5.4%，只有1个分布在中部地区，即：河南5.1%；比重不足1%的地区有7个分布在中西部，即：甘肃0.9%、新疆0.9%、内蒙古0.9%、贵州0.6%、青海0.2%、宁夏0.2%、西藏0.01%，仅有1个在东部地区，即：海南0.2%。
8.市场发育程度的差异。我国市场发育水平前14位的省份中沿海就有12个，其中广东的市场化指数居全国之首，为95.2%，而西部的青海省居最末位，市场化指数仅为14.8%。1994年沿海地区的出口依赖度（出口额/GNP）为39.56%，其中广东已达42.28%，而西部只有10.54%，远远低于东部沿海地区。
二 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
无论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怎么看，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差异是客观存在的。那么，这种差异的出现，除了受一般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了哪些特殊因素的影响呢？或者说，这些一般因素在我国又是怎样引起区域差异的呢？我们知道，我国的区域差异是改革开放后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的。因此，我们将把分析的重点放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段时期，我们的思路是首先深入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原因，然后分析跨世纪发展中这些原因消失的可能性，最后以此为基础预测各主要区域的经济增长。在分析引起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特殊因素时，我们可以从区域经济发展特征的比较中得到启示。影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因素可归纳为3大类：第一类是对生产效率产生明显影响的因素；第二类是对生产要素投入量（资本和劳动）产生明显影响的因素；第三类是历史文化因素。一般认为，影响生产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制度因素和人才资本因素，而影响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因素主要有政策因素和区位因素。而历史文化因素则主要是历史基础和文化等等。
1.制度因素。我国是一个从总体上说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经阶段的国家。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依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在这一改革过程中，我国不同地区的改革进度差异很大。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非国有化程度越高，计划控制的能力就越弱，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也就越高。从表4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发展速度和经济市场化程度都明显高于内地，因而也使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差异进一步扩大。
表4 东、中、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经济类型结构对比（%）
2.人力资本因素。区域内劳动者的素质是直接影响所在区域生产率高低的重要因素。我国专业技术人员、大中专毕业人员在东、中、西3大地带的分布状况是，东部沿海地区最多，中部次之，西部最少。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各省专业技术人员的区位商，在东部12个省区中，区位商大于1的有9个，占95%；中部9个省区有3个的区位商大于1，占33%；西部9个省区区位商大于1的有5个，占56%。但由于东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1.2%，超过总人口的1/3。由此可见，东部地区的专业技术人员在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上都占有较大优势。
3.政策因素。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南方视察发表重要讲话止，我国各项改革开放措施的出台基本上都采取了由沿海向内地逐步展开的梯度推进方式。这种推进方式给东部沿海地区带来了明显的先发优势，抑制了内陆地区的发展积极性。虽然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以后，我国出现了全方位改革开放的可喜局面，但前一时期政策差异造成的环境差异使得境内外资金仍然倾向于流入沿海地区。据有关资料，1985～1995年，我国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1499.50亿美元，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实际利用外资达1309.56亿美元，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87.3%；而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总额分别为127.06亿美元和62.88亿美元，仅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8.5%和4.2%，除此之外，受市场力量的驱动，中西部地区还有相当一部分国内资金通过银行存贷差、横向投资和股票交易等形式也流入了沿海地区，特别是经济特区和港口开放城市。
在全部政策因素中，投资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在原来的中央集权体制下，资金的投入完全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偏好。例如，由于政府偏重于工业的发展，资金往往被集中投向某些特定的地区。50年代集中投向东北地区，60年代在“三线建设”的口号下，把投资的重点放在内地。这都是为完成中央确定的国家项目，片面追求实现工业化和确立战时体制的目的，而无视地方的局部利益的结果。与此相反，在实行地方分权政策的时代，中央投资和资金转移往往依靠中央与地方的倾斜关系来决定。
其实，这种投资分配政策根本没有使我国收入的地区间差异缩小。改革开放以后，平均收入高的省份，人均占有的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越来越多，并带动了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我国政府的投资未能使地区间的投资差异缩小。更不用说，当其他条件确定时，高投资额会产生更多的收入，它会带来更多的储蓄和投资，从而出现增长的良性循环。因此，如果要从政策上缩小地区差异，就必须把更多的投资集中投向最贫困的地区。可惜的是，中国历来缺少这种机制，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也很难说具备了这种机制。从投资方面看，我们甚至还看到这种机制是一种差异扩大的机制。
公平与效率如同一对矛盾，投资差异的缩小与效率的提高往往呈现出一种转换的关系。那么，对我国不同地区的投资效率应该怎样进行评价呢？如果把投资效率作为边际资本系数的倒数，即用1个单位投资所产生的生产或者收入的增量计算，那么，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不同地区的投资效率远未达到统计数字的平均值。由此可以看出，不同地区的投资分布与经济效率毫无关系。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效率指标的地区差异趋于缩小，与以前相比更显示出其“经济合理性”。人们还未重视投资效率对缩小原来地区间经济差异的作用。
4.区位因素。众所周知，我们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曾以备战和平衡发展为生产力布局的指导思想，致使沿海地区因处于战略前沿而无法利用其区位的优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采取了梯度推进的战略，使沿海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既邻近港澳、台湾、日本和韩国等地区和国家，又有上海、广州、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为依托。我国西部地区虽也开通了一些对外贸易口岸，但由于与我国西部接壤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无力带动我国边疆地区的发展。
5.历史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历史差异，是构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现实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著名发展经济学家M.P.托达罗(Todaro.Michael P)就特别重视经济发展的不同初始条件。他说：“各种经济增长理论的阶段及其有关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各种模式，对今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最初条件强调得太小。事实是，这些国家今日的增长状况同当代发达国家着手现代化经济增长的时代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值得注意的差别。”
在历史基础诸因素中，我们认为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区域经济结构。区域经济结构是一个与区域产业结构、区域技术结构密切相关的概念。区域经济结构是指区域内人力、物力、财力的空间分布状况。区域经济结构并不是由人们强加给现进的预想的秩序，而是对现实行复制、模拟的模式，它表明了区域经济中一定的秩序。区域经济结构也具有皮亚杰(Jean Plaget)所归纳的一般结构的3个基本性质：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动过程实际上包括所有经济函数的变化，如增加生产能力（资本和技能的积累）；改变资源使用（需求、生产、贸易和要素的使用）；以及城市化收入分配和人口转变等社会经济过程。因此，区域经济结构变动是一个被认为是包括若干相互关连的过程，它必须服从于其区域内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定性，从而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其基本的稳定状态。我们在区域经济结构理论分析中，以区位商分析为基础的各种方法，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在某种产品区内消费既定的条件下，该种产品在全国同类产品的生产中或在区内全部生产中比重愈高，大致来说它在地域分工和区际交换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强，它能大致反映区域专业化程度和区际联系水平。从我国1949～1986年期间工农业区域专业化体系的情况来看，根据马建堂等人的分析：“中、西部，特别是中部地区，是我国农副产品的主要生产和输出基地，长期以来，不断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工业用品。”在这种分工格局条件下形成的区域经济结构，就决定了我国工农产品的区际贸易格局。
在关注区域经济结构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同时，我们还需要重视聚集经济的作用。“如果对起作用的聚集和反聚集力没有充分的理解，就不能了解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因为这些力量能导致工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的集中和分散或扩散。“一个新城镇如果要有健全的经济，就必须扎根于牢固的经济基础之上。”
6.区域文化。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现在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因为文化对人的思想观念影响太大。美国经济学家多德尔柏格(Charles.P.Kindleberger)就认为，经济发展等“不同的目标所遇到的限制条件，不仅包括要考虑物质（和人力）资源的可得性，还要考虑到组织、文化价值和态度，……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物质产出问题会削弱我们宝贵的眼力。同样，只用纯物质条件来说明约束条件的想法也是狭隘的，因而是不深刻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历史上，由于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社会风气、经济状况等众多因素的差异，各区域的人文状况发展极不一致，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特征，如所谓三晋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齐鲁文化、关中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和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这些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虽然都融合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但各种文化又因其深厚的底蕴使得各个地域的人文资源在发展中一定程度地继续保留了自己的特征。例如，对于市场和商业行为的认识，各区域的文化就有不同的认识，由此也就引发了不同的态度和行为。据有的学者研究，我国内陆地区比东部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发育明显迟缓，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这种差距还出现了扩大的趋势。究其原因，这与内地人在文化观念上轻视商品经济、害怕商品经济、缺乏驾驭商品经济的能力有关。“在封闭的环境中，人们以‘丰衣足食’为最大满足，身在穷中不知穷，害怕承受风险的观念相当严重，普遍缺乏开放观念。类似四川的‘盆地意识’，陕西人固守‘八百里秦川’，自我欣赏的心态，十分普遍。”
7.财政制度。与前面所讲的投资政策紧密相关的是财政制度。计划经济体制导致权限基本上全部掌握在中央，对地方投资的分配权实际上全部掌握在中央。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强调地方的财政自主权，在所谓承包制的形式下，地方向中央完成上缴部分之后，利润和税收基本上是自由使用的。因此，富裕的省份或承包额小的省份具有更多自主财源，地区间差异出现了潜在的扩大倾向。我们所探讨的省际和省内间的差异，一部分也可以通过财政制度加以说明。例如，由于国民收入使用额的省际差异与预算外资金占全部国民收入比率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当用预算外资金测算的财政自主权越大时，地区间差异也就越扩大。就是用断面原理来显示的省际差异，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8.市场化程度。中国的改革，发展了市场经济，由于市场规律的作用，富裕的地方（人或地区）更加富裕，贫富差异再次扩大，那么，市场化就只是片面地导致差异扩大吗？如果在某一时期建立了完全竞争的市场，商品、服务及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在各个企业都追求效率极大、利润极大化的情况下，采取“经济合理性”的行动，这种状态与以前相比就能够使差异趋于缩小。从地区来看，只要人和劳动力从贫困地区向富裕地区转移，就可以实现地区性资源的再分配。
三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对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如何看待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人们历来有不同的认识，由此衍生出不同的发展战略，我国曾有过多次关于平衡与不平衡发展战略的争论。笔者认为，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思想是对此问题最好的解答。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说明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客观存在和其对客观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强调共同富裕则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不能过度，必须促进社会的共同发展。依据这一认识，可简要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对宏观社会经济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
1.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对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适度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对一国社会经济发展有比较明显的积极意义，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认识：
(1)一定程度的差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如果一国经济没有差异，表现为一种匀质状态，那么在这种经济状态下的人们都可能沉浸在一种满足情绪下生活，失去了创新热情和发展动力。而当一国经济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区域差异时，发展状态较好的地区就自然成为发展状态较差地区所效法的榜样。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没有差异，人们的进取精神会有今天这样的强烈吗？
(2)区际差异是区际竞争与合作的基础。没有差异，便无所谓优势，从而也就无所谓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
(3)区际差异对于欠发达区域是一种压力，差异的存在迫使欠发达区域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向发达区域看齐，加快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从宏观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存在一定程度的区际差异，有利于形成一种区域间你争我赶的和谐局面，最终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高效地发展。
(4)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始终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一种客观事实。纵观古今中外的经济发展，无论是世界经济发展，还是某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往往都是从某一个或某些具有良好区位的地域首先发展起来的。这是因为资源禀赋所决定的的劳动地域分工必然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
2.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对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过大，对一国社会经济发展会产生诸多消极影响，这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Myrdal)所指出的那样：“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成为对发展限制与障碍的复合体。”我国很多学者就区际差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做过比较有成效的研究，其中最为系统的有安徽大学的韦伟教授。根据韦伟教授的研究，区域差异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影响，其必要的前提是区域利益主体的形成。区域利益主体一旦形成，就可能受区际利益的驱使，将区际差异演变为区际冲突。这样，区域差异及区际冲突对国民经济、社会生活就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它对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可能产生干扰和危害作用；其次表现在它实际地阻碍了一国的经济增长；最后，当区域差异和区际冲突达到一定程度时，还可能引发一系列政治、社会、民族危机，破坏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安定。笔者基本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区域差异将可能对宏观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以下负面影响：
(1)制约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过大，一般表现为发达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对原材料、能源等需求迅速扩大，而不发达地区缓慢的增长又难以保障原材料和能源等的供给迅速增加，供求矛盾加剧了各地区对原材料、能源等的争夺，也导致本已显得严重短缺的原材料、能源长期在流通领域中倒卖，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这样，由区域差异拉大造成的原材料、能源供给与加工能力和消费市场严重脱节，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短腿”，使发达地区的发展受到抑制，不发达地区不能尽快增长，从而使国民经济总体效益下降。
(2)加剧区域经济矛盾。区域经济矛盾主要表现在对人、财、物的争夺上。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发达地区往往因为具有资金上的优势，对人才的需求和吸引具有明显优势，对原材料和能源的争夺实力更雄厚，而使经济落后地区处于更加不利地位，从而扩大区域经济矛盾，形成区际直接冲突与间接冲突。
(3)激化民族矛盾。由于一国内的少数民族一般都生活在不发达地区，区域问题通常和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而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经济技术力量形成的强烈反差，造成了区域间经济技术传导的断层，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在不发达地区无用武之地，区域间的经济技术差距无法通过技术传导缩小甚至消除，由此直接造成的后果是，不发达的民族地区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民族间的经济差距加大，从而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
〔收稿日期〕200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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