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资本与美国霸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霸权论文,美国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 —9550（2001）02—0071—06
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美国霸权衰而复兴。本文从跨国资本与美国霸权的历史渊源入手，分析社会关系、国家政权、国际秩序安排之间存在着的密切联系。跨国资本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力图在国内树立阶级领导权，在国际上形成统治共识。它参与了美国霸权及战后秩序的缔造，并在20世纪70年代对美国霸权进行了改造。它替换政府官员，改革政治机构，创建新的价值共识，打击工会力量及第三世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并利用70～80年代的经济危机调整社会结构，力图营造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环境。跨国资本的活动在90年代取得重大进展，美国霸权的衰而复兴实际上是跨国资本霸权的兴起，美国“新经济”是跨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一、跨国资本的兴起与“新政”国际主义联盟的形成
早在19世纪末，美国跨国资本势力就日渐形成，它们凭借大规模生产与消费带来的高效率，向世界市场渗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由债务国变成债权国，纽约代替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1913年美国仅占世界出口总量的12.4%，1922年达16.9%，至20年代末，美国已占世界工业品产出的40%。1914～1920年，美国的制成品出口增长了近350 %。（注：Mark Rupert,Producing Hegemony-The Politics of MassProduction and American Global Power,Cambridge,1995,P.69.）华尔街的金融业在20世纪20年代的对外借贷中，发展迅猛，1919～1929年纽约对外贷款每年增加10亿美元左右。由于美国政府奉行高关税政策，出口商纷纷在海外投资生产，金融资本也大力向产业资本渗透，出口利益集团与国际金融银行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跨国生产、 海外投资在1929年大萧条前已占美国GNP总值的1／5。（注：G.J.Ikenbery( ed.) ,State and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Cornell Press,1988,PP.71～73.）“新政”之前，美国的产业利益已分成两部分， 即以国际银行业、大规模生产的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具有海外利益的新型跨国集团和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传统利益集团。大萧条的打击及“新政”的调整使跨国经营及大规模生产上升为支配性的生产方式，传统产业及旧的生产方式则大为削弱。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也出现了两大集团：自由国际主义集团和孤立主义的经济民族主义集团。前者支持美国加入国联，资助欧洲重建，支持商业自由化，实行国际货币合作；后者反对卷入欧洲事务，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敌视国际金融协作。
1933年罗斯福总统倡导“新政”，跨国资本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跨国资本容忍了罗斯福总统的金融改革方案。罗斯福总统认为，危机的根源在国内，在货币政策上应先牺牲部分海外利益，向国内集团妥协，再进而获取更大的海外利益。他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反对参加旨在稳定货币、干扰国内改革的国际货币合作。尽管有某些商人集团反对，摩根家族却支持总统，他本人也极为少见地对公众宣称放弃金本位制是现有条件下最好的选择，认为此举将使全国免于彻底崩溃。凯恩斯在《每日邮报》上以《罗斯福总统非常正确》为题向他大刀阔斧的改革表示祝贺。（注：Arther.M.Schlesinger,The Coming of the NewDeal,Mifflin,1959,PP.202～204.）1936年当美国的国内调整目标实现后，便重新回到国际合作上。英、美、法达成“君子协定”，恢复各自货币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对国际金融事务实行共同管理。罗斯福总统完全取得了银行家们的信任。
其次，在贸易领域，跨国资本与国际主义政治家一起建立起自由贸易共识。这由以下因素决定：（1 ）支持低关税的民主党人控制了参众两院的关键部门。（2 ）以国务卿赫尔为代表的大批支持自由贸易的新型行政官员进入了“新政”政府，反对保护主义的千名职业经济学家大批加入国务院及其他关键性政府部门。（3 ）大萧条严重削弱了经济民族主义集团的政治经济基础，其工业生产直到二战前也未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中、小银行遭到惨重打击，但国际取向的大银行在国内外仍然活跃，大萧条与银行改革对其影响甚微。比如，1930年，对外直接投资在全国工农业投资中的比例仍然上升。外国拒付战债也只打击了中小证券持有人，对大型投资商业银行却无甚影响。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重要的产业部门支持多国主义并转向自由贸易。（注：G.J.Ikenbery(ed.),State and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Comell Press,1988,PP.85～87.）（4）“新政”的社会方案表达了劳工的利益，他们改变了传统的保护主义立场，愿意与自由贸易者达成联盟。
这样，“新政”就建立了一种大联盟，即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在追求国际合作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捍卫国内自主。由于跨国资本集团控制着美国经济中最富有生产效率的部门，战后美国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大肆扩张带来丰厚的利润，使它们能把工人阶级和其他部门资本的物质利益协调起来，从而巩固“新政联盟”。
二、70年代美国霸权的危机及跨国资本的活动
“新政联盟”的共识是各类阶级利益、集团利益妥协的结果，是建立在史无前例的大萧条、战争和美国无与伦比的经济优势基础上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西欧经济的恢复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成长壮大，战后美国霸权秩序遇到了结构性困难，不再能满足跨国资本的需要了。
霸权稳定论认为20世纪70～80年代世界经济的动荡在于美国霸权的衰落及由此引起的自由经济秩序的瓦解。但是90年代美国经济的复兴否认了这一论点。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频繁，保护主义力量上升，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意味着战后经济秩序的日益瓦解及向新秩序的过渡。
由于西欧、日本的经济复兴和1967年肯尼迪回合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的成功，美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进口竞争，首当其冲的是传统产业和有组织的劳工。他们公开反对自由贸易。劳联—产联经济政策委员会宣布：“近年来的发展使自由贸易过时了，应强调世界贸易的有秩序的扩展。”（注：New York Times,Feb.22,1970.）国会中保护主义情绪浓烈，颁布了1000多种商品的进口限制条款，并提出了极端保护主义的《帕克—哈特克法案》。1974年以后的经济危机引发了美国民族资本及国际资本利益的公开冲突。保护主义者游说国会通过经济民族主义的立法，支持国家对资本流动及对外投资施加干预，使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摇摆不定，充满矛盾。（注：R.Cox,Production,Power and World Ord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362.）面对沉重的政治压力，1971年尼克松总统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加收10%的进口附加税，布雷顿货币体系瓦解了，许多国际主义者离开政府，组建了三边委员会。
三边委员会的目标是反对回到20世纪30年代重商主义的老路上去，力图将日本纳入西方体系，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外政策与全球一体化经济相适应以克服民族国家政治的狭隘性。 （注：Stephen
Gill,American Hegemony and Trilateral Commission,Cambridge,1990,P.143.）三边主义者抨击尼克松总统的政策， “力图重建被越战及现实政治破坏了的美国国际主义共识及其合法性”。 （注：ChristophScherrer,The Commitment to a Liberal World Market Order as aHegemonic Practice,in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1995,Vol.1,No.4.）三边委员会成了跨国资本力量的大本营。他们敦促福特总统于1975年参加朗布伊埃六国首脑会议以重启多边合作。在跨国资本势力的支持下，三边委员会成员卡特当选为总统，其对外政策官员多出自三边委员会，都希望通过合作管理世界市场。卡特总统任职期间，促使国会通过了《1979年贸易法》，继而开启了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中，国际货币资本尤其是商业银行资本，起初并没有发挥总资本的作用，它们更关心废除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凯恩斯主义立法以获取更大利润。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及石油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流通，“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极大地影响着货币资本的流动方向。
三、“新自由主义”与跨国资本霸权
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上台以后，推出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新举措，与撒切尔主义一起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他们勾画的“世界蓝图”习惯上被称为“新自由秩序”。该秩序经历了由单边主义阶段到多边主义阶段的转变，其实质是跨国资本力图重建领导权。
1.单边主义
里根政府上台后，跨国资本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1 ）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重建国际共识以解决20世纪70年代遗留下来的“滞胀”问题，对“福利国家”进行改造；（2 ）处理第三世界对西方的挑战及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3 ）削弱国内保护主义势力和有组织的劳工对政治决策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随着“深入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全面退潮，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及供应学派的思想日渐为人接受。该派思想主张以减少货币供应的办法反击通货膨胀，主流经济学家抛弃了充分就业比价格稳定更重要的观点，试图消除60～70年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影响，大量减税，彻底消除商业管制，严格控制货币供应，以使劳动和资本市场更加灵活。货币主义政策在智利、英国等许多国家得到热烈响应。沃尔克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标志着新自由霸权秩序日渐形成，其政策代表着最激进的新自由派—Pinay帮的主张， 奉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力图使政府抛弃20年来对通货膨胀的支持。
里根第一届政府按货币主义及供应学派的思想推行国内改革，而对其国际后果不予理睬， 被人们讥笑为“善意的忽略”政策。 （注：Henry R.Nau,The Myth of America's Decline,Oxford,1990,PP.196～200.）从1981～1982年，里根政府采用了扩张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成功地使美国的通货膨胀下降了一半，启动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这却导致了美元利率的大幅上升，使外国资本涌入美国，引发了美元升值。外资的流入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并使财政部增加了3 %的可用资金。 （注：Kenneth A.Oye,Economic Discrimination
andPolitical Exchang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PP.185～186.）
与罗斯福总统相似，里根总统为摆脱其他工业国家干预主义（即深入的凯恩斯主义）的影响，重建国内共识，也采用了单边主义战略，其政策目标在于行使美国经济的结构权力，为下一步发展国际合作确立规则与条件。尼克松的战略是防卫性的，为的是保护美国民族资本和劳工免受国际竞争影响，而里根的战略则是进攻性的，其目的是以市场原则改组国际经济并打击有组织的劳工对国内改革的阻挠。
三边委员会支持政府的做法，任由市场发挥作用，不理会盟国对美国预算赤字及美元估值过高扰乱国际货币秩序的指责，希望以单边行动迫使外国进行结构调整，降低通货膨胀，实现市场自由化。里根第一任期的政策表明美国政府力图重新引导外国政策方向，使之对美国更加开放；它加强了跨国势力，通过促进资本渗透、输出和市场自由化，加深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在宏观经济决策上的相互依存，以民族国家战略的形式和“国内主义”策略，使美国和世界政治经济更加一体化。里根的策略也促使一些经济部门日益集中，致使大公司能更好地进行国际竞争。
国内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的单边主义策略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由于同苏联的军备竞赛再度升级、国内预算赤字居高不下，沃尔克上任后的美联储采用紧缩银根、增发公债的政策，导致利率提高，进而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利率升高，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压制了世界投资，也使西方盟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处境尴尬。由于自1982年起大量资金流入美国，美国经济步入高涨，却未能拉动全球经济的复苏，严重影响了依赖海外市场获取利润的跨国集团。此外，美国经济的繁荣和美元价值的高估引起进口再度激增，美贸易赤字再创新高，保护主义势力又起。因此，美国开始了走向多边主义的重大政策调整。
2.走向多边主义
里根第二届政府的多边国际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人物是贝克。与其前任财政部长里甘不同，贝克是个积极的国际主义者。如果说里甘的政策和对债务危机的放任态度客观上推动了世界政治经济的自由化与跨国化，那么贝克则力图创造一个对跨国化进程施加管理的政治结构，既能消除里甘政策对发达工业国家政治团结的破坏作用，又推动经济自由化。（注：G.J.Ikenbery(ed.),Statc and Amcrican Foreign EconomicPolicy,Cornell Press,1988,P.118.）
贝克的计划有两个内容：使美元贬值及迫使外国开放市场。自1983年起，沃尔克就曾试图以扩张的货币政策降低美元利率，以使美元贬值，但效果不佳。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元价值过高已成为首要难题。首先，美国的贸易逆差支持不了美元升值，而美元跳水又会引发全球金融崩溃；其次，美元升值不利于出口，不利于生产者却对消费者有利。在卢浮宫协定上，贝克力图纠正美元估值过高的问题，并避免可能发生的全球性货币贬值，控制债务危机以及重启经济增长，此外还要求其他国家开发市场、增加内需、谋求区域经济合作。在5 国财政部长会议上由于各国积极合作，使美元于1985年广场协定以后的9个月内贬值了40 %。（注：Stephen D.Cohen,The Making of U.S. InternationalEconomic Policy,Praeger,1988,P.215.）
此后，美国转而大力开发海外市场。其措施主要有：（1 ）倡导召开乌拉圭回合的新一轮贸易自由化谈判，既重塑自由贸易旗手的形象，又就服务业、农产品补贴、知识产权等领域制订新的自由化规则。 （2）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强力打击外国的“不公平贸易”。《1988年贸易法案》中引入了“特别301”、“超级301”条款，允许对美国出口歧视的国家进行报复，“只要美国认为外国市场不开放，它就可以用301 条款撬开该国的大门”，这就叫做“公平贸易”。 （注：JagdishBhagwati,U.S.Trade Policy at Crossroads in the World Economy,1989,Vol.12,No.4,P.440.）从里甘和贝克的措施中可以看到，美元的升值与贬值、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完全成了跨国资本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
跨国资本重建霸权的企图同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要求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第三世界各国组织各色各样的国际卡特尔，提高了原料、能源的价格，许多国家还以国有化的方式没收了外国公司的资产。第三世界国家力图使用国家主权及国际组织的现成模式来达到改革目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构成了重大挑战。但这些国家很难解决在加入全球劳动分工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它们既没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环境控制和资源配置的能力，也不能单独供养本国的人口。
20世纪80年代的美元贬值和高汇率政策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是致命一击，它把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重点由发展生产变为确保利润安全，使工业化计划被迫服从于跨国资本的约束。第二次石油危机后，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像美国一样提高了利率，实际利率上升，贷款更加昂贵，长期贷款很难支付得起。由于贷款锐减，许多依赖外资的发展中国家陷入深深的债务危机之中。而危机又把跨国资本势力占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到了国际金融制度的中心。IMF起初只是协调者， 后来则成了指挥者。（注：哈罗德·詹姆斯：《经济全球化》，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196页。）
军备竞赛是建立跨国资本霸权的另一个手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IBM等高技术产业公司的配合下， 经过资本重组的新产业使军备竞赛全面转型，由数量竞争变成谋求质量优势，星球大战计划及传统军备的高科技改造更为美国资本带来了巨大商机。军备竞赛极大地推进了高科技革命，决定性地使苏联落在了后面。
总之，20世纪70～80年代的政治经济危机有着深远的后果，它削减了美国内外的劳工力量，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状况，削弱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家对石油价格的影响，债务危机和外汇短缺使许多国家建立了出口加工区，它们热情地欢迎外资。新自由主义的减税政策限制了政府开支， 许多公共部门逐渐私有化。 （注：Stephen Gill,American Hegemony and Trilateral Commission,Cambridgc,1990,P.118.）所有这些都客观上推进了跨国资本力量的成长。
3.克林顿与跨国资本势力的全面膨胀
克林顿政府不但继承了前任政府的政策，更以各种行之有效的策略手段推动跨国资本利益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对外政策决策层已经认识到，国际市场中的单边主义并非一定是有害无益，若能迅速取得成效， 完全可以放开使用。 （注： Henry
R.Nau,The Myth ofAmerica's Decline,Oxford,1990,P.328.）
首先，克林顿政府把贸易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核心，推行“国家出口战略”，大举开拓“新兴市场”，积极组织各类区域经济集团。他大力推动美洲自由经济区建设，于1994年起开始建设北美自由贸易区，并力图到2005年组建一个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的全美经济集团。为了渗入亚太地区，美国积极参加APEC建设。最近，美国又利用其网络优势，倡导“全球网络贸易战略”，提议在一年内建立全球互联网自由贸易区。
其次，美国利用各种国际组织扩大跨国资本的控制力，而这些国际组织往往本身就是跨国资本力量的“据点”。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跨国资本终于能够建立起WTO，使美国的农业、汽车业、 电脑电信设备、软件和高技术产品可以在全球畅通无阻。
最后，美国利用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地位，伸张跨国资本的权力。在世界银行中，跨国私人资本以国际组织的名义向海外输出，减少了民族主义国家对其国有化或欠债不还的各种政治风险。在IMF中，跨国资本利用各国金融危机“趁火打劫”， 推动资本自由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IMF成为惟一提供大规模援助的机构， 美国跨国资本则成了对付危机的主角，按自身利益重组当地经济。
20世纪90年代，跨国资本，尤其是美国跨国资本的势力开始了全面的膨胀。目前，跨国公司已控制着全球生产总值的40%左右、国际贸易的50%以上及国际投资的90%。（注：李德松：《美国如何利用自身优势维护经济安全》，载《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8期，第30页。 ）在1997年按收入额排名的100家最大跨国公司中，美国占32家， 利润额为1096亿美元，占百强跨国公司利润总额的53%。1998年10月《经济学家》报道，在按股票市值排名的世界最大的15家公司中，美国独占13家，并占据了排名的前7位。贸易自由化为美国带来巨大利益，到1996 年，美国已是服务业的最大顺差国，顺差为734亿美元，而德、日则有400～500亿美元的逆差。资本跨国流动更使美国获益非浅， 仅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流入美国寻找出路的资金就达1万亿美元。 （注：袁冬梅：《经济全球化与美国经济增长》，载《湖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92页。）到1997年，美国经济增长的1／3以上来自出口。
四、跨国资本的结构权力及其对美国霸权的影响
跨国资本对美国霸权进而对世界秩序发挥重大影响同其结构权力是分不开的。这种结构权力来自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来自新生的跨国生产方式的形成。由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运营，因而同相对不流动的劳工相比，有明显的优势。它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让谁生产，因而也就具有让谁获得发展的权力。
跨国资本从国家性质与国家形式上对美国霸权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以至到20世纪末，跨国资本霸权正逐渐与美国霸权合流。
跨国资本对美国国家机器的国际化、跨国化改造是通过使大量具有国际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官员把持重要的国家机构，并在日后长期的立法活动中改变权力中心在各机构中的布局来实现的。一般来说，美国政府在国际货币政策决策上比在外贸政策决策上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前者的决策权由国务院、财政部、美联储掌握，同各类政治压力集团相对隔绝，不易受其影响，但是美国的法律与贸易实践却干扰着对外商业政策。“新政”的国际贸易政策正是通过以赫尔为首的信奉威尔逊主义的国际主义者进入了同国际经济相关的主要经济部门才得以实现的。在更替人员后，国际主义者又试图改变各部门的权力分配。根据美国宪法，对外贸易的决策权归国会所有，而国会却是保护主义的堡垒。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和跨国集团的长期活动，国会主导贸易政策的权力发生了变化。《1934年互惠贸易法》的通过标志着外贸决策权日益开始集中，行政部门逐渐变成了对外贸易的核心。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自1934年以后的50年里，贸易政策责任正逐渐由国会转向行政部门，这意味着社会集团对贸易决策的影响正在下降”。（注：G.J.Ikenbery(ed.),State and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Cornell Press,1988,P.232.）这样，国家机构的性质与功能也大大有利于跨国集团实现自己的政策主张，重要的国家机构成为它们奋力争夺的对象。70年代以后，三边委员会不遗余力地扶持其成员及代理人进入政府，卡特总统、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国务卿贝克都是他们的人选。
除了改组机构，安插人员以外，跨国集团还大力倡导国际自由主义经济的意识形态，使之成为被全社会乃至全世界所接受的新的价值观念，为其活动提供合法性。赫尔和弗里德曼的思想就是代表。赫尔认为分工可使经济福利最大化，世界经济繁荣是和平的先决条件，自由贸易能维护世界和平，使工业国家和落后国家拥有共同利益。此外，他支持自由的金融秩序， 货币可兑换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注：D.P.Calleoand B.M.Rowland,America and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Indiana,1973,PP.35～37.）赫尔的思想把世界经济和世界和平联系在一起成为战后美国国际秩序的思想蓝本。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及学术团体，在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领导下，打出“新自由主义”的旗号，大力倡导创新的、高附加值的、以科技进步为基础的经济，把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把市场力量看做经济制度的基础。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整个80年代形成了一股排斥国家干预、推崇市场效率、解除经济管制的世界潮流，使跨国资本力量获得空前发展。
由于跨国集团在意识形态及国家机构两方面的改造，有些学者认为，美国日益“国际化”、“跨国化”了。美国的“国际化”有如下特征：
（1）国家机构的权力比重从与国内经济相联系的部门， 如劳工部、产业部等转移到了与国际经济联系密切的部门，即总统、外交部、财政部及中央银行和国务院，而后者已成为跨国资本权力的堡垒。
（2）跨国资本先在国际上达成共识， 再利用其在国家机构中的权力，按其国际要求，调整国内社会经济结构。政治权力从与国内社会力量相联系的部门转向具有跨国意识共识的部门。“在全球经济的官方管理中有一种形成共识的跨国过程，它形成了具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并渗透到国家政府和大公司的决策通道中……其共同特点就是改变国家政策措施以适应全球经济的要求……国内权力集中到与全球经济有联系的部门，其他部门则变得次要了。”（注：R.Cox,Approachesto World Ord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301～302.）
此外，新的全球统治阶级正在缔造跨国国家，它包括维护、推进全球资本霸权及形成全球资本主义的种种制度和措施，是一个多层网络，包括超国家组织及经济论坛，跨国国家在全球决策、世界经济管理等领域中正排挤民族国家，使之成为跨国国家的组成部分并承担霸主国的作用，为全球资本主义提供制度环境和游戏规则，创立维护全球资本积累的条件。美国是跨国资本的权力核心及主要活动场所。
尽管上述理论尚待讨论，却揭示了美国霸权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揭示了这些变化与跨国资本的密切联系。正如美国国际贸易商务助理杰弗里·加滕所说，由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商界已比任何时候更强大，跨国公司作为实际政策代理人的作用在加强。在新兴市场，美国的政策目标只有依赖商界提供的直接投资，才可能实施。美国政府应重新界定商业利益在外交中的地位，使用所有的外交政策工具实现商业目标，并在国会中扶植支持全球市场的势力。为推进更自由的贸易，政府可以采用进攻性政策，
并重新确立多边主义共识。 （注：Jeffrey. E.Garten,Business and Foreign Policy,in Foreign Affairs,1997,May/June,P.71.）在新世纪中，跨国资本与美国霸权必将相互渗透，共同决定着新的对外政策。
[收稿日期：2000—05—08]
[修回日期：200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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