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私人性文献史料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当代文学论文,史料论文,文献论文,私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成为当代文学学科日渐成熟的标志之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于以日记、书信、检讨、回忆性文字等私人性史料的关注尚显不足。实际上，这些史料为研究者进入当代作家的精神世界开辟了另一种路径，对于研究者深入了解诸多文坛纠纷、文学事件提供了更为丰富和相对真实的史料依据。在笔者看来，私人性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使之能有效地进入学术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之中。
一、私人性史料的界定与类型
所谓私人性文献史料，并非没有公开的私人手稿，而是指与各种公共性政策、文件、报告等史料相对的、在作家较为私人化空间中发生的史料。需要指出的是，因为这些史料涉及诸多私事，又往往夹杂着作者的个人情绪，且由于政治、伦理、道德的限制，其公开及出版也颇费周折；另一方面，自1990年代以来，在文学市场化和科技发达的共同作用下，日趋平面化的精神生态环境使得文人以记日记、写书信精神存在记录的传统已鲜有留存，新媒体的兴起使得私人性史料的载体和存在方式都有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总体而言，私人性文献史料也存在着私人性程度的差距，若按私人性的程度将私人性史料分层设级，那最高的便是文人的日记和书信。如鲁迅所言：“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①应该说，多数作家记日记是为了记录内心世界和自己的生命流程，日记也成为他们日常活动和真实想法的载体，这对于后人编年谱、写传记和做作家论也多有助益。如张桂兴在广泛收集老舍的佚信、佚文、旧体诗的基础上编写了颇受好评的《老舍年谱》，然而，随着老舍的日记陆续公开，他不得不对已出版的《老舍年谱》予以重订，补充进许多新的细节，使之更加完整。
相比于日记，私人书信——尤其是家书——表现出的私人性则是另一重面向。它往往表达了通信者内心的某些真实想法。例如，沈从文在建国前的日记中表示：“文学必然和宣传而唯一，方能具教育多数的意义和效果。……我把自己的对于文学的观点完全摧毁了。”②但他扭转自己的思想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1951年10月25日他在给张兆和的家书中说：“希望从这个历史大变中学习靠拢人民，从工作上，得到一种新的勇气，来谨谨慎慎老老实实为国家做几年事情，再学习，再用笔，写一两本新的时代新的人民作品，补一补二十年来关在书房中胡写之失。”③而在挚友之间的书信里，亦可见曾经不为我们所知的细节。
在私人性史料中，有一些史料本就为了出版或发表而写作，如回忆录、回忆文章、自传等等，它们可划为第二类。有学者认为这些回忆录和传记“可能更在乎历史的芜杂、丰富和细节，更带有作者本人那种价值上的‘倾向性’或者某种‘辩护’色彩”④。虽然这些史料带有一些叙事的色彩，但是我们却能从作者的叙事中看出其精神症候。新时期之后，许多作家纷纷出版或发表了回忆性文字，但是不同作家对待历史的心态并不一样。如巴金说：“我一闭上眼睛，那些残酷的人和荒唐的事又出现在面前。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倘使我们不下定决心，十年的悲剧又会重演。”⑤但是同样被关牛棚的陈白尘感受却恰恰相反：“三年多的干校生活，可歌可泣、可恼可恨的事自然很多，但回忆总是蒙上彩色玻璃似的，因而也是如云如梦，总觉美丽的。”⑥从两人迥异的态度中可以看出许多作家在写作自传或回忆录时，是带有情感倾向性地回忆和叙述过去的事实。不过，在私人性史料中确有作家在文字中留下自己辩护的痕迹，其心态如狄尔泰所言“希望通过原原本本地向人们表明他的精神性生存究竟是什么样子……为这种精神性生存辩护”⑦。例如，在文学史叙述中几乎成了胡风集团“叛徒”代名词的舒芜，在自传中详述了饱受诟病的“交信”问题，希望能洗刷自己的冤屈：
所谓“交信”，根本就不存在，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交过什么信。当时，只是《人民日报》编辑叶遥奉命给我出了一个“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这个题目，向我组稿……我所指的宗派主义，主要是指胡风对于文艺界许多人一概过于否定，过于蔑视。这在他的公开文字中表现得还比较含蓄，在私人通信中就说得很明显。我的文章要说清楚这一点，就不能不引用胡风给我的信。《人民日报》要发表我的文章，叶遥为了核实我文章中所引用的胡风给我的信原文，向我借信去校对……“借出去”和“交上去”这两个性质完全是不一样的。
至于以后的事态发展，那完全非我所愿，非我所料，完全是《人民日报》当时文艺组长袁水拍他们，背着我(叶遥其实也不知道)把信交到林默涵那里，结果搞得不可收拾。这里更没有什么“间接交信”的问题。⑧
这里之所以不嫌辞费，摘引原文，是因为舒芜不止一次地表达过相同的意思，但现在的文学史似乎很少采纳他的说法。舒芜的“解释”自然只是一家之言，历史究竟是怎样，仍然有待考辨。其实，回忆过去的文字很难做到万无一失，即使以严谨而著称的茅盾曾表示“动手写回忆录(我平生经过的事，多方面而又复杂)，感到如果不是浮光掠影而是具体且正确，必须查阅大量旧报刊，以资确定事件发生时的年月日，参加其事的人的姓名”⑨，其回忆录也依然没能做到“具体且正确”，沈卫威还是考证出《我走过的道路》中百处错讹⑩。
笔者以为，在私人性史料中还有一类可谓是“另类”的史料，即个人检讨。当然这里并非贬义，而是指其私人话语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较特殊。一方面，在当代特殊的文化背景中，检讨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自延安时期就已产生，但在当代中国，检讨一度成为一种体制化的机制，因此，作家检讨固然是个人行为，又如有学者所言：“是一种主流话语的调控产物……通过来自‘他者’的检讨，主流政治和主流话语便得到了证明，并巩固了其‘真理性’。”(11)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检讨是介于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的史料，虽然隐含着个人话语，但又要由“组织”或“人民”审查的。正是因为作家要考虑的是检讨以后的效果和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其中的话语策略又带有强烈的个人化考虑。这类史料就如邵燕祥所言：“这一堆当代的活化石，记录着特定历史时期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怎样想、怎样说、怎样做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12)
在建国初的第一轮自我批评中(13)，文艺界很多作家自己将之上升为对自己的“检讨”，而检讨能否过关也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作家能否从“现代”到“当代”顺利过渡。因而在这一轮的检讨中，如果自己检讨中话说得太重，那无异于是将自己推到“反动作家”的行列，成了沈从文等人的同道；而如果隔靴搔痒势必又不能通过，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老作家们高超的话语修辞技巧以及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些许私心。例如，曹禺在文中用设问的口吻“检查”说：“我曾经用心检查过自己的思想吗？发现个人的思想对群众有害的时候，我是否立刻决心改正，毫不徇私，在群众面前承认错误，诚诚恳恳做一个真为人民利益写作的作家呢？不，我没有这样做。”(14)两年后正在“自我改造”中的他又进一步表示：“我明白我的精神领域里原来并不止于贫乏，那是一个好听的名辞，一个旧知识分子在躲闪无路时找到的一个遮丑的遁词。实际上，在我的思想意识里，并非是如以往自命的那样进步，那样一心追求着真理和光明。我的仓库里有大堆不见阳光的破铜烂铁，一堆发了霉味的朽木。”(15)这样不轻不重地自我批判和巧妙的语言艺术使曹禺渡过了这一关，而在当时的语境下，老舍也在检讨中避重就轻地检讨：“我没反对过革命，可是我没有原则的幽默，就无可原谅的发扬了敷衍苟安，混过一天是一天的‘精神’。”(16)从而将自己在《猫城记》中对共产党极尽讽刺撇开不论。
当检讨发展到“文革”，检讨者更是要字斟句酌。如邵燕祥所言：“在那年月，最高的境界是‘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因此最大的罪恶就是反对毛主席了。大字报和批斗会，‘打蛇打七寸’，竭力要让被批斗者承认的，就是‘反对毛主席’；被批斗者知道要害所在，坚守的最后防线，也就是‘从未反对毛主席’。”(17)当然，检讨这种文化现象并不是只有“前三十年”有，即便是新时期之后，一些检讨也是采用春秋笔法，如在1980年代初张笑天因为《离离原上草》而受到批判，他在检讨中说：“有青年同志跑来告诉我，他说‘从《离离原上草》的主人公杜玉凤身上学会了做人，受到了善良人性的陶冶。”(18)而他无非意在说明自己的小说明明是感人的，但是不得不检讨。
当然，笔者对于私人性史料的分类只是大体上的划分、归类，事实上这种分类不可能做到截然清晰，这样分类只是意在笼统地说明私人性史料之间在私人话语的表达上有所区别，并不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它们在文学研究中也各有作用。从总体来看，这些史料往往都在一个细节、一个侧面、一个问题上反映出当事人以往不为人知的文学活动或者精神思考，它们也应该成为当代文学史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
二、私人性文献史料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
将私人性史料作为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文学研究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尚不多见，相比之下，现代文学文人日记、书信、传记之类的研究文章屡见不鲜，虽然多为拾遗补缺的工作，但是对于全面复原文学史的本来面貌，更为深入地了解作家、理解作品都产生了不小的作用。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并非没有学者对于私人性史料有所关注，如有的研究者从沈从文、胡风等人的日记中择取一些内容，以起到批判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文艺体制的作用(19)。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已有学者在写作文学史时注意到私人性史料的特殊价值，例如，张柠写道：“1948年底到1949年初，巨变中的北京(北平)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亲历这次巨变的人，各自有个不同的心态。因此，他们在日记、书信、回忆性文字的叙述中，也透露出不同的观察视角、叙事风格和情感方式。”(20)笔者以为，全面、客观地整理、研究当代私人性文献史料，起码有以下几方面意义：
第一，补充与矫正文学史细节。在当代文学史上，许多文学事件、文学现象的叙述只是简单的过程描述，由于特殊的意识形态原因，许多细节一直没能得到呈现，如钱理群所言：“历史的遮蔽与涂饰的主要表现，就是观念、意识形态的遮蔽所导致的历史事实的遮蔽。因此，如果我们想冲破重重涂饰‘示人本相’，就必须从被遮蔽、掩埋的历史史实的重新发掘开始。”(21)那么，如何一定程度上还原那些被遮蔽的细节和史实呢？这就是包括日记在内的众多私人性史料的独特价值，它为我们的文学史、学术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提供了可能，可以使我们从千篇一律的大叙事中找到一些小“碎片”，对于文学史细节予以补充与纠正。
在1949年这个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捩点上，作家们不得不选择“南渡”或“北归”，在笔者看来，这些本来是知识分子自主选择的结果，不应对此有什么道德化的判断，但事实上，如果不去翻阅私人性史料，就难免在叙述中遮蔽这些文人的复杂心态，无法做到“论从史出”。当年梁实秋南渡前致信陈纪滢说：“小儿文骥，自愿留穗，不肯偕行，此事不能相强，只好听之，将来万一流落无依，展转到桂时，幸乞推爱照拂之，不胜感激。弟赴台亦无固定目的，不过避开炮火威胁，权且偷生耳。”(22)可见梁实秋还是比较开明的；而就当年没有“南渡”而留在大陆的文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沈从文在家书中表示“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23)，而与沈从文一同被郭沫若斥为“反动文人”的萧乾“选择回北京的道路，并不是出于对革命的认识”，而按他的逻辑是要“回到祖国这条船上，同它共命运”(24)。可见国统区的作家北归有着他们不同的考虑，而在当时解放区文人怀着主人心态纷纷去北京的时候，丁玲则在日记中却表示：“我不愿去北平参加全国文艺协会。但是不能，组织上的命令我只有服从，我当然也明白我是应该去的。”(25)
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许多作家到了朝鲜战地，直到许多私人书信公开才让我们明白其实并非所有人踊跃地奔赴战场。当路翎去朝鲜前，胡风的妻子梅志写信劝慰他说：“千万不要恼火，向战士们吸收食量，储藏你的实力，准备再接再厉地斗争吧！他们这个调虎离山法，是必失败的。老虎养好精神，更能斗争！”(26)可见路翎并非自愿去的。
在如今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沈从文往往被视为建国后的失去写作权利的作家，也曾一度觉得十分苦闷，如他下乡时给张兆和的信中说：“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一个办法。但是用什么办法就会让他再来舞动手中一支笔？简直是一种谜，不大好猜。可惜可惜！”(27)可见他心里自认水平至少不比赵树理差，但是自己却没办法写出能够发表的文学作品。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1962年张兆和致信沈从文说，“诗写得很不错，白尘同志觉得惊异，连我也没想到”，但她作为编辑要修改沈从文诗作时，沈去信不仅不让修改，还表示“过去十多岁时还被人称‘才子’，即为了写诗。但是一搁四十多年，即我自己也忘掉这一手功夫了”(28)。即使到了“文革”中，沈从文依然认为“在这么一个寂寞地方，能完成这么一个篇章，还是实在快乐。一生到老，并没有辜负手中这一支笔”(29)。当然，沈从文只是一个例子，穆旦、周作人等建国后的创作虽然水平下降，但比之于主流作品丝毫不逊色，之所以他们被文学史忽略，是因为“重写”后的当代文学史要“他者化”十七年文学，然而，这样一来对于沈从文等曾经的创作即历史真实多有不尊重之处。
除此之外，不少作家、学者的私人性史料对于我们治学术史亦有帮助。例如，李欧梵的学术研究自1990年代以来，在大陆学界影响甚大。随着施蛰存书信的公开，我们可以看到，在1980年代海外汉学界史料匮乏的情况下，李欧梵对大陆资料的依赖程度颇高，因而若要谈论他的《摩登上海》对大陆学术界的影响，实际上应该从他受大陆学界的启发，在施蛰存的帮助下获得了大量的资料，解开了许多疑问开始说起。1985年施蛰存给李欧梵的两封信中写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一本《新感觉派小说选》，收了我八篇小说，及穆时英小说十篇，有严家炎长序，此书足下或者可供参考。”(3月12日信)并且慷慨地帮助李欧梵收集资料，如“我为足下向南京师范大学索取《参考资料》，承他们慨许赠送83、84、85年全份”(30)(10月2日信)。关于大陆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学术新人，他也经常向李欧梵介绍，让李欧梵参考，对于许多学术问题，他也致信给李欧梵详细解释，如1993年施蛰存在信中给李欧梵较为详细回答了“前卫”、“颓废派”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文学》杂志、中国现代派诗的缘起、分期，以及现代文学中“小品文”的热潮与西方现代派文学无关等等问题。(31)
第二，进入作家精神主体的门径。私人性史料作为作家私人生活和情感的记录、回叙，往往是研究者做到“知人论世”的重要材料。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传统与现代观念的交织，以及当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所以许多作家在不少场合因为有所顾虑而在言语中有所保留，或者不得不违心地做一些事、说一些话。但在私人性史料中，我们往往能看到作家的另一面，借此也能管窥到作家们复杂的精神世界。
在十七年时期，胡风一直不能被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但胡风自己也并不愿意妥协。胡风的“检讨”是被迫的，而在他内心中明白“这不能满足他们，因为这一定不像‘自我检讨’”(32)。而且还在给绿原的信中说：“为了坚持，宁受最大的侮辱，甚至人神共弃，但不能亲自歪曲什么。”(33)虽然胡风在所谓“三十万言书”中对周扬、林默涵等人极其不满，但他一直将自己视为与党和毛主席观念一致的共产党员，并且在1955年给儿子的家书中说：“就我自己说，更要抱着完全忠实于真理、忠实于党的决心，是错的一定要检讨，自己认为不错的就一定交由历史，交给党去解决。”(34)从这些更具有私人性的史料中就能看出，胡风的检讨是多么不情愿，然而，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胡风给乔冠华的信中包含的辛酸和欲说还休的人生感慨则与曾经的坚定大不相同：“在我，无论在怎样困难和失败的情况之下，也从未发生过‘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糊涂人对阶级事业的理想、对党，总有一种糊涂的自信或痴想也。但这时候深深地记起了你的话和表情。我不由自主地面对着了这个问题……”(35)
比之胡风这样国统区来的“异端”，延安来的赵树理非但没有大红大紫，反而在一次次检讨中越来越心灰意冷。作为《说说唱唱》杂志主编的赵树理因发表了小说《金锁》而不得不做检讨，第一篇检讨发表后，面对批评之声，曾是时代方向的他在“检讨”中并无妥协之意：“读者意见中，有一条说这篇作品中的主角金锁是不真实的，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我以为这是不对的。”(36)但赵的辩护招致更严重的批评，于是，他不得不在检讨中承认：“大家是对的，我是错的。”(37)紧接着，他又在1952年第1期上伴随着文艺界思想整顿的开展发表了《我与〈说说唱唱〉》，在文中他对自己的编辑工作做了详细的检讨，同时，赵树理《文艺报》编委的身份也被取消，与在《说说唱唱》由主编被降职为副主编相比，失去了《文艺报》编委的地位也就意味着他与体制的龃龉已然十分明显，因而在检讨中他只得无奈地说自己“不懂今日文艺思想一定该由无产阶级领导”(38)。新时期之后，从许多经过“文革”的作家在晚年写下的回忆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当年虔诚地“改造”自我的人回头再看人生路的时候，往往都带有一种历史的沉重感。如邵燕祥在回忆录中写给自己的孩子几句话：“你们没有写作连篇累牍的自我检查，甚至看都没看过，你们不理解一个幼稚而真诚的革命者渴求改造、渴求修养的完善而表现出的狂热的自我批评，我会从任何泛泛地反右派、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报刊文章中，划线，摘录，逐条地对照自己，寻找自己灵魂深处有哪些类似的哪怕是隐藏的表现。”(39)诚然，他的话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作家的心路历程。
需要指出的是，私人性史料中所蕴含的生命体悟和情感是不同的。例如，陈白尘被批斗之后在日记中写道：“最后是群众喝令全体黑帮登台‘示众’，于是二十余人鱼贯而上，自报家门。刘白羽自称‘黑帮大将’，于是严文井等都是‘干将’之流了，我自然也未能免俗。但张僖迟疑之后，却自称‘黑帮爪牙’；陈翔鹤是川腔十足，抑扬顿挫，令人忍俊不禁；白薇老太太身躯臃肿，满台乱转；臧克家衣衫瘦小，耸肩驼背，都可笑亦复可怜。”(40)这段话出自陈白尘的日记，事件不可谓不真实，而惯于使用反讽手段的陈白尘在日记中虽然记载得看似轻松，但其实当时这些老作家们的精神所受的打击、创伤不可谓不深，以至于夏衍在日记中说：“在这种时刻，常常难免会想到‘死’字。”(41)不过，并非上述所有作家都因为受到批斗而在新时期完全转变态度，在讨论《苦恋》的会议上，“白羽、默涵咄咄逼人，碰得夏衍老头气恼不止”(42)。可见文人精神世界之复杂远不是一句“左”、“右”所能概括。也许就如1994年巴金致萧乾的信中不无感慨地说：“我最初写小说是为了理解人，结局全集写《最后的话》，则是要求人们理解我。”(43)而正是有了这些私人性史料，我们才有可能进入作家的精神世界，对其复杂的精神世界有所理解。
通过这些私人性史料，我们还应看到的是不同时代的作家由于其文化心理结构不同，对于私人空间的认识不同，在私人性史料中的表达也不同。“五四”一代的老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往往在私人性史料中更多地表达个人话语，其语言和习惯都有着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印记，故其精神世界较易在这些史料中体现；而左翼作家和在十七年成长起来的作家相对更容易在私人性史料中以大“我”替代小“我”，这也是时代环境决定的；反观新时期之后发表私人性文字的作家，他们中更多的人如孙犁所言“是吃捧奶长大的，只能听好话”(44)，这恐怕也和不同代际的作家，不同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
第三，在史料“互证”中触摸历史。当年王国维先生在甲骨文研究中提出地下史料与传世文献互证的“二重证据法”，笔者以为私人性史料与公共性史料、私人性史料之间也存在着“互证”的可能，例如，第一次文代会的官方报道、会议文集与阿英、王林等人的日记就是很好的“互证”材料；另一种情况是，因私人性史料往往带有个人情感色彩并且受制于个人的知情权，或者年代久远而记忆不够准确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史料间的互证也显得颇有必要。
如姚雪垠1991年致信陈纪滢言之凿凿地说：“我万不得已采纳一个朋友的建议，给毛泽东写一封信……幸而当时邓小平在中央主持工作，他愿意替我转信。……这封信很快由邓转到毛手里。”并且引了所谓的毛泽东的三句批语，但1993年他却对林默涵说：“十八年来，误传我的信是由邓小平同志转给毛主席的，有传说毛主席批了三句话，都非史实。”(45)而胡乔木致毛泽东的信也证实了后一种说法(46)。还有一些事件是因为当事人并不了解情况，因而需要其他史料“互证”，如汪曾祺在回忆《沙家浜》创作时提到江青“说她到苏州一带调查过(天知道她调查了没有)”(47)，而在他人的回忆资料中就能看出：“一次，陪江青看芦荡火种彩排时，谢志诚看到芦荡中的芦苇太小又太稀，而接应新四军的船很大，无法隐蔽，便对江青说，这个布景不符合实际，应当改一改。江青对此意见很重视，立即表示要到芦苇荡的现场去看一看，体验一下生活。为了使江青熟悉‘生活’，我曾和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驱车乘船几百里，陪她到当年‘沙家浜’地区去看地形，并回忆当年在这一带开展抗日斗争的情景。”(48)
史料“互证”还可以表现在对于一个人物的互证，如前文中提到建国前后丁玲心态的犹豫，但毕竟与国统区的作家不同，她的犹豫是因为之前受到了冷落：“我了解我的地位，我的渺小……现在我明白了，我在党内是毫不足道的……”(49)但一旦中央给了她《文艺报》主编的位置，她又恢复了“莎菲女士”的活力。从诸多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做过《文艺报》主编的丁玲，当《文艺报》受到批评时，“实际上并不接受批评，相反，却表示极大不满，认为检查《文艺报》就是在整她”(50)。当年丁玲被打成反党集团的详细过程虽不得而知，但通过不同的人的日记能从不同侧面看出丁玲当时的心态，如在郭小川的日记中写到丁玲发言：“内容十分尖锐，极力争取康濯‘起义’，追究责任，想找出一个阴谋来。”(51)而在郑振铎的日记中丁玲的发言则是：“只是讲理论，认错误，并不接触到具体事实。像抒情的叙述，不像自我检讨。”(52)
当然，像这样的史料毕竟还能通过“互证”，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真实，但在当代文学仅有六十年的情况下，罗生门式的叙事屡见不鲜。对于老舍之死当天的真实情况，不仅傅光明收集、采访获得的大量口述史料之间相异，汪曾祺在致崔道怡的信中也曾指出这一问题：“老舍先生在孔庙挨打，大概是事实。据杨沫回忆，他是从孔庙被送回市文联的，头上顶了一块手绢；舒乙的文章则说他头部受伤流血，被人用一个戏装的水袖随便地包扎了一下。老舍先生在孔庙挨打与在市文联扔牌子被划为‘现行反革命’是一天的事，杨文、舒文有出入。”(53)也许原生态历史在发生那一刻起就已经不复存在，那么，通过作为遗留态历史的文献史料，尤其是当事人留下的私人性史料之间的“互证”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也许已经不能“重返历史现场”，但起码可以最大限度地“触摸”到历史真实。
第四，对文学文本研究的辅助。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一方面是为文学史研究能“论从史出”服务，另一方面如果文学研究中没了文本的维度，那么，文献史料研究与“历史学”之间的界限也就不复存在。因此，私人性文献史料对于文学文本研究，包括了解一些文学文本产生的背景，也具有一定意义上的辅助作用。
以“样板戏”为例，如今的文学史中对“样板戏”因为其政治问题，尤其是江青的问题评价颇低，反复被引用以支撑“样板戏”是“反现代、非人化、贫瘠化”(54)的史料依据就是巴金所说：“没有写出现代观念关照下的人和人的命运，所有人物都是为某种政治理念而设置的符号，没有个性，没有人的生命。”(55)但事实上，当我们翻开巴金日记的时候，就会发现在还没有受到迫害的时候，巴金1964年12月30日的日记中，他表示：“看马连良、裘盛荣、李世济主演的《杜鹃山》，相当满意。”(56)并且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在1965年4月，他看了三次《红灯记》，5月他看了三次《沙家浜》。因而，可以说巴金日后对“样板戏”大相径庭的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带有经历了许多政治遭遇之后的情感投射，相反，陈白尘在日记中则认为：“样板戏”“仅在突破京剧旧框框而表现现代生活这一点上已经是创举了。”(57)可见，“审美历史语境”(58)对于文学文本研究评价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私人性史料在反映这一语境中的作用也显得十分重要。
如果说作家是一类特殊的文学接受群体，那么，私人性史料中的意见也自然可以作为研究文学文本的参照。在沙汀的日记中，李劼人“很称赞《红岩》，对于《青春之歌》，也认为不错，唯独对《林海雪原》不满，认为是公案小说，只是追求离奇的情节”。而他自己也在日记中谈过：“我认为《创业史》深厚，但一般人之所以感觉沉闷，由于议论较多；而它的议论，是用抒情笔调对于人物行为的阐发。”(59)而不轻易在日记中袒露价值判断的茅盾则一连指出《武则天》数处不足：“又跟蔡文姬相似的，武身上乃至上官婉儿身上有郭自己的气质。而且人物台词没有个性，今人的词汇用的太多，有些实在容易避免，如‘问题’。……剧中强调武出身之寒微，颇有划分阶级成分之味，大可不必。”(60)
此外，一些作家在日记、书信、回忆录中的记述会对我们了解一些文本的产生过程有所助益。在郭小川的日记中就有他创作过程的直接记录：“我的性格虽然也有粗暴的一面，也确有纤细的一面呵！因为有了这个特点，才产生了像《深深的山谷》这样的诗。”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一个和八个》在写出的时候是没有被批判的：“《人民文学》诗歌组已经讨论过我的诗《一个和八个》，一致认为好，提不出什么意见。”(61)但是一旦当他被打倒之后，就不得不在检讨中承认《一个和八个》：“充满了‘人性论’的反动观点，不管什么人，都有‘人’的‘心’，能懂得‘人’的意义。”(62)
与此同时，许多作家面对研究界对自己小说的定位和批评时，在私人性史料中也会表露自己的想法。如对于汪曾祺的小说，研究界冠之以“诗化小说”、“散文小说”，其实在汪曾祺自己看来：“我的小说，不大重视故事情节，我希望在小说中创造一种意境。在国内有人说我的小说是散文化的小说，有人说诗化的小说。其实，如果有评论家说我的小说是有画意的小说，那我是会很高兴的。”(63)另一种情况是对于一些批评意见，有的文人会表示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创作初衷，如周而复在回忆录中说：“我不同意某些评论家认为《上海的早晨》写得冗长，有关农村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部分可以删去。他们没有注意到或者忽略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血缘关系以及不消灭地主阶级就不可能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何况我的意图不止于此。我希望描绘整个社会，并无包罗万象的雄心，但有描绘主要方面形象的愿望。”(64)
当然，私人性史料在文学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是一个操作性的问题，笔者囿于篇幅，只能略举些例子从上述几个方面加以说明，只有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中日益重视并用好这些史料，才能真正发挥这些史料学术研究中的价值。
三、私人性史料整理与研究存在的问题
首先，公共性对私人性影响的问题。虽说从大的方面来看，私人性史料是作家对于个人生活的记录、回忆，或私人之间相互联系的史料，但问题在于当代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尤其是“前三十年”的政治环境使得公共语境对私人空间的焦虑始终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那个集体主义高扬的时代，私人空间是不断被挤占的，因而公共环境对于史料私人性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例如，胡风集团案发后连续的抄家、搜查，加之胡风的书信被作为“反革命”材料公开，使得文人难免心生恐惧。私人性史料中的书信、日记等本应是不为人知或你知我知，但政治运动使得这些材料随时有可能因政治问题而被查收甚至公之于众。
在笔者看来，公共性的对私人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家为规避被查的风险而小心谨慎。例如胡风案后，因胡风的书信被作为批判材料大量公开，使许多作家胆战心惊，如萧乾就意识到“尽量不写信，倘若非写不可，也只写事务性的。语句要一清二楚，无可推敲。……至于日记笔记之类惹是生非的东西，更写不得”(65)。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此，例如，陈白尘在牛棚中记的日记，现在看来依然是秉笔直书，其与家人的书信为规避检查就“采取的一种秘密方式：以竹签蘸米汤书写于报纸四周的空隙处，收件人以酒精涂之，字迹即显现”(66)。这样在武侠、谍战小说中常见的场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使后人能感到当时文人的私人空间极难存在。另一方面，许多作家受公共环境的影响在日记中表达自我批判、检讨也很常见。如在陈翔鹤受到批评后，沙汀即在日记中“检讨”自己：“想起翔鹤的《广陵散》来了。我曾经称赞过它，认为是一篇什么正规历史小说，只是调子有些低沉。现在看来，什么‘正规’历史小说，这是资产阶级的文学观点。而客观事实是，凡有历史小说，无不是‘以古喻今’，何况就历史而论，这篇小说的观点，也有问题。”(67)可见，沙汀不仅因为陈翔鹤受到批判而反思自己对《广陵散》的看法，乃至对历史小说的认识也颇受当时公共环境的影响。不过话说回来，在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政治化环境中，作家的私人话语向官方话语靠拢也是可以理解的。如郭小川在1957年的日记中，没有丝毫对“反右”运动的批判和不满，反而表现出对于“反右”的向往。他在6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愿望实现了。今天的报纸上，第一次大规模打击了整风中的右派分子，《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了。”6月9日又记：“《人民日报》又发了一篇社论，其中指名批评了陈铭枢，斗争是尖锐化了，与右派宣了战。右派分子借整风之名乘机活动，这是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68)同样，以巴金的文学修养，而在日记中表示：“读完《麦田里的守望者》。实在写得坏。苏联文艺界那样捧它，只能说明修正主义者的堕落。”(69)也实在是时代环境使然。如今看来，一些观念虽有偏颇，也不宜过分苛责那些“朝不虑夕”作家。
同时，公共性对私人性的影响还表现在公共语境和文化环境对于作家文字表述的影响，如在1952年文艺界集体进行自我批判时出现的大量检讨中，作家们几乎清一色地上升到“向资产阶级投降”(70)，“肮脏的个人主义的东西”(71)，因此，公共性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或者影响了私人性的修辞是值得我们在研究中仔细甄别的。
其次，私人性史料研究的历史性原则问题。私人性史料个人化的色彩较之其他史料往往更为浓重，这既为我们理解文学史提供了新的可能，也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要在研究中与史料本身拉开距离，以免被史料作者“询唤”。当年陈寅恪谈及治史时言道：“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72)笔者认为对于这些史料也该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
一方面，在研究中要善于甄别作家的个人情感表达。如周作人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说：“听中学教员谈起，现在大中学生中间有一句话，说北京有四大不要脸，其余的不详，但第一个就是他，第二则是老舍，道听途说，聊博一笑耳。个人对他并无恶感，只看见《创造十年》(？)上那么的攻击鲁迅，随后鲁迅死后，就高呼‘大哉鲁迅’，这与歌颂斯大林说‘你是铁，你是钢’同样的令人不大能够佩服也。”(73)这些话不免有周作人个人看法在其中，也与他接触的圈子有关；而在田汉的日记里，对于已经倒台的周扬，田汉在日记中把责任悉数归结到周扬身上：“周扬总是浸浸润润地让我同意他的一些政治见解，这样使我跟着他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主席思想(如一些文艺思想，历史剧问题等)。又如他说以前的受委屈靠造反，靠中状元，靠出包文拯。这些使我在创作上犯错误。”(74)
另一方面，面对作家留下史料，研究者更应该去除自身先验的价值立场。有学者研究了朱光潜的检讨就称“要借这些尘封的历史文献以回到历史现场，并认真反思当年的‘穷折腾’，以及在这样的‘折腾’下知识人的精神和灵魂是如何的被扭曲，顺便也提醒当下喧嚣一时的新、老‘左’派勿忘历史”(75)。其实，作家们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文字毕竟有许多无可奈何，但当时多数还是出于真心，如邵燕祥在回忆录中所言：“我想象我所迎接的‘审查’，像我从文件上和老同志口中了解的延安整风运动一样，是一件十分庄严的事情。”(76)因而笔者以为，在学术研究中务必要注意历史性原则，要理解作家的历史处境，把学术问题政治化、道德化始终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研究者不可能事实上真正做到现象学所谓的“悬隔”，但起码应该具有一定的历史意识。如胡风集团平反之后，许多人开始陆续为“冤案”鸣不平，胡风在最近二十年的文学史、文学研究中越来越受推崇，反而王元化作为该案受牵连者能较为冷静地在日记中写道：“读《新文学史料》中胡风与路翎通信。所指现象并非不存在，但批评似嫌太过。”(77)事实上，从胡风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风确有鲜明的集团意识，而且是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如1950年1月12日写信给路翎说：“有迹象，因为《光荣赞》在天津钻出来了，坛上已注意到天津，说不定会去堵缺口的。”(78)可见，胡风将当时的文坛领袖视为对立面，其二元对立化的立场恰与周扬们如出一辙。他的《安魂曲》发表后，他不无得意地在信中对张中晓说：“那里面刺痛了这个文坛，损害了他们的权威性。”(79)当周扬约见路翎时，路翎写信问胡风意见，胡风回信道：“见面事，你考虑着办吧。不见，也许会加大敌心，去见，连着梅兄事，也许会引起可欺之感。”(80)自然，学术问题应该就史料说史料，胡风虽然有着强烈的集团意识，但并非对当时文坛全然否定，即便后来身陷囹圄，他依然在给儿子的信中说：“开几本我觉得语言(文字)好或较好的创作：《创业史》(柳青)、《骆驼祥子》(老舍)、《红日》(吴强)、《春笋集》(李准)。”(81)因此，实事求是地讲，胡风在权力斗争中与周扬、林默涵等人的恩怨和他个人对其他作家创作的看法并不完全一样，也不能一概而论把胡风就彻底推向“十七年文学”的对立面，更不宜把他打造成一个“反主流”的受难英雄。
不过话又说回来，不把学术问题政治化、道德化而要历史化，不代表历史上的一切都不容批评和质疑。例如新时期后，碍于汪曾祺在文学界的地位和八十年代的光环，文学史并未像批评浩然等人一样提及他“文革”言行，其实为尊者讳大可不必，当年汪曾祺的检查一直无法“通过”，即使是反复检查也还是表示：“我对于许多同志深受的痛苦，对他们对江青的刻骨仇恨，看不到，感受不到。因为江青对我有恩，我一直感念她的好处。”(82)如今在当代语境下，我们对作家曾经的言行报以“了解之同情”，但不代表我们为之“遮蔽”曾经的言行，用钱谷融的话说：“对作家在当时社会、历史、时代条件下的种种情况要予以充分的理解，但理解不是无原则的宽容。”(83)在处理和使用相关史料时，也应有一个历史性的原则，方能在是非问题上不失公允。
最后，私人性史料解密与解蔽。但在笔者看来，私人性史料与公共性史料一样，也存在着“解密”或“解蔽”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三种情况。其一，一些史料由相关部门管理而尚未公开，尤其是“前三十年”许多作家的检讨，领导人的部分书信至今依然被等同于机密文件未曾公开，相关部门也保存着一部分曾经查收的日记、书信、检讨，尤其是有过一定政治地位的人。例如，丁玲、冯雪峰等人因为“反党集团”的检讨至今尚未公开，只是内部发行过，不过，据有学者说在美国的大学图书馆里可以找到(84)。这些私人性史料多少有些半公共化的性质，因而其公开并不容易，即使在境外公开也需要仔细甄别、辨伪。但这在私人性史料中毕竟只是极少数的现象。
其二，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史料由私人管理，因为种种原因不愿公开。例如，在访谈中王元化说：“我想我给你讲一下一些不宜现在发表的历史，要等到我眼睛闭上之后才能公开。那就是在反胡风的时候，胡风曾经说过‘对于王元化要揭穿他’。”(85)而事实往往是许多知名文人在去世之后，其后人出于诸多考虑，较少公开其日记、书信，如陈虹在《牛棚日记》编后记中说：“父亲亲笔为它题名曰《牛棚日记》，并说今后如有可能要将其全文发表，不容删改一字。确实，为了不给更多的人添麻烦，摘抄的内容仅为原文的十分之一。”(86)而在这些日记中，老舍的日记公开尤其慢，《老舍全集》中收录的老舍日记除1950年的日记较为完整，其他的都是出访、下乡的日记，涉及文坛人事的日记都尚未公开，且已公开的日记中讹误颇多(87)。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当代文学私人性文献史料中的涉及文坛上其他人隐私的书信和日记“解密”往往较为困难，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由于种种原因，正如笔者在本章开头所言许多史料迟迟未能公开。
其三，是作者自己或出版社进行文字的处理、删改而“遮蔽”了原有的私人话语。这种情况体现在日记中尤为明显，本来日记“一般是写给自己看的，所以出语真率，着笔时较少顾虑”(88)，但有两种使我们无法看到完整的“真率”之语。一种是为逝者、尊者讳，将内容进行文字上的处理。最常见的是处理成郭小川日记那样，即“□□是更聪明的，但是知识分子气极重，个人主义的棱角很多，缺少共产主义者的忠诚，这人是绝不会成大器的”(89)。而这一问题在传记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隐讳内容被改写而造成传记失真的现象并不罕见，尤其是涉及作家建国后的言行和际遇(90)。另一种情况是作家自己修改了日记、书信，从而一定程度上“遮蔽”曾经更为真实的私人话语。如沈卫威在《茅盾传》(91)中披露茅盾如何修改过日记手稿，如何在特定环境中将原来对于一些问题、作品的正面评价改为负面评价；老鬼也通过众多实例指出她母亲杨沫出版的《自白——我的日记》有“文过饰非”、“补写太多”、“自白太少”等缺陷(92)。其实在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特殊语境下，这类情况屡见不鲜，即使作家自己不去修改，后人也会为之修改，有研究者指出：“1999年版《老舍全集》除政治性的改动较多外，许多改动还多涉作家的思想变化，添加了作家深刻反省、自觉改造的内容，遮蔽了作家在特定语境下的时政性言论(今天看起来特别刺眼的言论)。”(93)事实上，已经出版的日记中极少有原手稿的直接影印而不做改动的，这些修改过的史料不免让研究者觉得有些许遗憾。
作家的这些私人性史料如樊骏所言：“在揭示他们的‘心理灵魂’方面的特殊价值和把它们与文学创作相互印证，便于更为丰满深切地认识作为‘灵魂的历史’的文学史……它们宛如一座座尚未开采的富矿，期待着人们从不同角度发掘各自所需要的矿石。”(94)但是由于当代文坛的特殊性，还有许多这类史料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未能公之于众，或公之于众时有所保留和修改。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会逐渐得到解决，否则，对于后代研究者而言始终会有遗憾。
综上所述，当代文学中的私人性史料不仅类型众多而且意义重大，它们和其他文献史料一样值得我们认真发掘和整理，正如张志忠所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需要认真的发掘，这一努力永远不会停止。但是，这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话题，因而是有着持续关照的必要性的。”(95)因此，只有在不断整理、研究史料的实践中，我们才能借助这些私人性史料更为完整地复原当代文学的生态场，也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史料依据。
①鲁迅：《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5页。
②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③同上，第121页。
④程光炜：《文学史与80年代“主流文学”》，《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⑤巴金：《随想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23页。
⑥陈白尘：《云梦断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5页。
⑦[德]威廉·狄尔泰著，艾彦译：《历史中的意义》，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
⑧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页。
⑨茅盾：《茅盾全集》第3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
⑩可参见沈卫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百处错误概说》，《湖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以及沈卫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史料勘正》，《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11)尹昌龙：《重返文学自身：当代中国文学思潮中的话语类型考察》，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2)邵燕祥：《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序言，第2—3页。
(13)中共中央在1950年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见《人民日报》1950年4月22日。
(14)曹禺：《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文艺报》1950年第3卷第1期。
(15)曹禺：《永远向前——一个在改造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话》，《人民日报》1952年5月24日。
(16)老舍：《认真检讨自己的思想》，《文艺报》1951年第5卷第4期。
(17)邵燕祥：《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序》，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18)张笑天：《永远不忘社会主义作家的职责——关于〈离离原上草〉的自我批评》，《文艺报》1984年第2期。
(19)商昌宝的《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在私人性史料的运用中受既有价值观念制约尤为典型。
(20)张炯总主编，张柠著：《共和国文学60年·第1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21)钱理群：《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22)段怀清：《梁实秋致陈纪滢书信四封及其他》，《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2期。
(2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17页。
(24)萧乾：《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萧乾文集》第7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25)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页。
(26)该信收入胡风：《致路翎书信全编》，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27)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111页。
(2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145至169页。
(29)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2卷，第431页。
(30)施蛰存：《施蛰存海外书简》，第3、4页。
(31)施蛰存：《施蛰存海外书简》，第8至11页。
(32)胡风：《胡风全集》第9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90页。
(33)同上，第379页。
(34)晓风编选：《胡风家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2页。
(35)梅志：《往事如烟——记胡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6页。
(36)赵树理：《金锁发表前后》，《文艺报》1950年第2卷第5期。
(37)赵树理：《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文艺报》1950年第2卷第8期。
(38)赵树理：《我与〈说说唱唱〉》，《赵树理文集》第4卷，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3页。
(39)邵燕祥：《沉船》，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9页。
(40)陈白尘：《缄口日记》，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41)夏衍：《夏衍全集16·书信日记》，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页。
(42)引自张光年1981年2月23日日记，见《百年潮》1998年第1期。
(43)巴金著，李存光编：《佚简新编》，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页。
(44)孙犁：《云斋书简续编》，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
(45)姚雪垠：《姚雪垠文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6、365页。
(46)原文及此事件详注见《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至255页。
(47)汪曾祺：《关于“沙家浜”》，《汪曾祺全集》第5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页。
(48)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49)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页。
(50)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51)郭晓惠、郭小林整理：《郭小川1957年日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
(52)郑振铎：《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41页。
(53)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8卷，第190页。
(54)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绪论》(第2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55)巴金：《随想录》，第811页。
(56)巴金：《巴金日记》，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57)陈白尘：《缄口日记》，第116页。
(58)孙绍振语，见《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观念笔谈》，《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59)吴福辉编：《沙汀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162页。
(60)查国华等编：《茅盾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61)郭晓惠、郭小林整理：《郭小川1957年日记》，第108，245页。
(62)郭晓惠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63)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8卷，第111页。
(64)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之三》，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页。
(65)萧乾：《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页。
(66)陈白尘：《缄口日记》，第68页。
(67)吴福辉编：《沙汀日记》，第284页。
(68)郭晓惠、郭小林整理：《郭小川1957年日记》，第118-119页。
(69)巴金：《巴金全集》第2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70)欧阳山：《我的检讨》，《人民日报》1952年2月15日。
(71)巴金：《旧知识分子必须改造》，《文汇报》1958年6月2日。
(72)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73)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1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74)田汉：《田汉全集》第20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77页。
(75)商昌宝：《检讨：转型期朱光潜的另类文字》，《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76)邵燕祥：《沉船》，第14页。
(77)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78)胡风：《致路翎书信全编》，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79)胡风：《胡风全集》第9卷，第625页。
(80)胡风：《致路翎书信全编》，第86页。
(81)晓风编选：《胡风家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0页。
(82)汪曾祺：《我的检查》(1978年4月，未发表)，转引自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4页。
(83)钱谷融语，见《老教授三人谈》，《文艺报》1989年5月27日。
(84)商昌宝：《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350页。
(85)王元化、吴琦：《王元化谈话录》，《东方早报》2011年11月27日。
(86)陈白尘：《缄口日记》，第144页。
(87)可参见张桂兴：《〈老舍全集〉补正》(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版)中的老舍日记校读部分。
(88)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95页。
(89)郭晓惠、郭小林整理：《郭小川1957年日记》，第21页。
(90)孟丹青：《论现代文学作家传记中的“隐讳”》，《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91)参见沈卫威：《艰辛的人生——茅盾传》，台湾业强出版社，1991年版。
(92)老鬼：《我的母亲杨沫》，同心出版社，2011年版，第279页。
(93)刘增杰：《脆弱的软肋》，《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94)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上)，《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95)张志忠：《强化史料意识穿越史料迷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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