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 70年我国农村文化的历史变迁
黄永林
(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新中国70年的农村文化发展历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可划分为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开放后40年两个阶段。伴随着整个国家政策和制度的安排与实施，我国农村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农村文化经过不断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之路。本文通过回顾中国农村文化的历史变迁，分析农村文化政策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探寻国家在农村文化现代化追求中的价值取向和时代特征，以期为未来中国农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农村文化；历史变迁；基本特征；新中国7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发展历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可划分为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开放后40年两个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初30年，中国在艰难与曲折中奋力前行，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后40年，我国创造了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具有独创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我国长远发展和全面实现现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伴随着整个国家现代化政策和制度的安排与实施，农村的社会结构、经济行为和政治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将通过回顾中国农村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分析农村文化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探寻国家在农村文化现代化追求的价值取向和时代特征，以期为未来中国农村文化建设与发展提供借鉴。
一、改革开放前30年农村文化发展历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们以当家做主的姿态，走进社会主义新时代。新中国成立后，为迅速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我国大规模地开展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农村文化建设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一)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背景下的农村文化复兴(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开始。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社会革命，打破了当时的各种利益集团，营造了一个民主政治社会，使劳动人民真正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为了维护新生的人民政权，从1951年底开始到1952年10月，我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运动是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通过这一运动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教育了大多数干部，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同时也提高了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五反”运动是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通过这一运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使广大工商业者受到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地位。
我们认识王维，多是通过他颇富禅意的诗句：“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在远处，我们好像可以看见山川青翠的颜色，走近看，却听不到流水的声音。春天已经过去，花儿还在那儿开着，人来了，鸟儿却丝毫没有受到惊吓。读他的《画》，便如同画在眼前，怪不得苏轼称赞他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其二，从五年规划各类型指标的目标数量和完成情况来看，中国各省区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变化呈现“大趋同、小趋异”形式。总的来看，中国各省区地方政府都加大了对环保类相关指标的重视程度，经济类指标的重视度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地区，不同指标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显示了中国地区在政府治理目标方面的差异性。对五年规划不同类型指标的目标数量和完成率的分析，有助于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拓展对中国各省区地方政府注意力的观察，这一指标可以较为清晰和准确地显示出不同地区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变化趋势，为未来研究进一步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内部注意力转移提供了良好的代表性变量和数据支持。
对大学生而言，其走向社会的关键一步就是择业，而择业的核心能力包括沟通协调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学习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等在内的多项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都需要学生们在各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去获取和提升。[6]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帮助大学生深刻意识到自己所学知识的价值，是学生了解社会、锻炼自身择业能力的有效途径，其对学生良好择业观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校方和相关教育部门可以结合毕业生实际情况联合起来多为学生举办一些社会实践类活动，通过社会实践，使其能够充分恰当地认识自我和评价自我，从而做出正确的职业选择。
在文化上，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从宣传教育、改造旧文艺组织和加强文化建设三方面恢复和发展农村文化。
在设计阶段，只有将安全预警、安全控制系统有效地引入气瓶充装的各个环节中，运用先进的手段和技术，才能有效提升气瓶充装单位的安全管理水平，避免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一是为政治宣传教育需要，组织开展文化教育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文化领域工作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马克思主义被广大人民所认同。为了加强全党全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理解，1951年，中共中央先后下发了《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关于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的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等文件。在农村，把广大群众组织、发动起来，广泛参与文化教育运动，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培育社会主义的农村政治文化。由于宣传教育农民的需要，老解放区具有革命传统的大众文化和当地的传统民间文化形式结合起来形成声势浩大、绚丽多彩的宣传热潮，演出、展览、讲演、广播、黑板报、幻灯片、标语等各种大众文艺形式，以及传统的民间文艺活动得到了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很快在农村占据了统治地位，广大农民自觉地认同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
第五，中国海平面变化。过去百年海平面全球平均每年上升1~2 mm。最新发布的《2009年中国海洋平面公报》指出，2009年中国沿海海平面处于30年高位，距常年（1975—1993年）均值偏高 68 mm，比 2008年上升 8 mm。近3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平均上升速率为2.6 mm/a。
二是坚持双百方针，加快对旧文艺组织的改造。新中国成立之初，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各种民间戏曲团体数量庞大。1951年5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以毛泽东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作为指导思想，用新戏曲逐渐代替旧戏曲的方针和“改戏、改人、改制”的要求。为了让地方戏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新生的人民政权服务、为农民群众服务，党和政府通过对地方戏、民间说唱的改造和民间艺人的教育，将原有旧剧团合并、改组成新剧团，并增加新的剧团，增建新的剧场。在党和政府政策的激励下，全国剧团数量由1950年的1676个增加到1957年的3162个，增长了近2倍，剧场数量也增长了2倍多[2]。另外，各地城乡群众文化业余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在中央和各级政府举办的各种文艺汇演的基础上，先后多次举办全国性的民间音乐舞蹈汇演、观摩演出，使传统的民间文艺经改造后为新时代的民众服务。在此期间，还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组织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积极开展民间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
三是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农村文化建设。建国初期党和政府采取出版发行大量面向农村的报刊图书、普及农村有线广播网、放映电影、创办农村俱乐部和农民图书室、发展地方戏剧与剧团等形式进行农村文化建设。比如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大力发展电影事业，充分利用电影这一深受农民喜爱的新媒体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文化教育。“在文化部的组织、领导下，摄制了以农村题材为主题的《组织起来》《改造懒汉》等电影。到1953年，全国已有电影院783座。在农村，流动电影放映队给农民放电影，仅1953年，全国在工矿和农村中流动放映的电影放映队就有2254个，电影观众达到7亿5千万人次。”[3]
(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时期农村文化的转变(1958-1965年)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1958年7月初，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在河南省出现。8月底，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肯定了人民公社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为把建立人民公社运动推向高潮，中央报刊相继发表了“迎接人民公社化的高潮”等社论。到当年10月底，全国农村建立的人民公社达到2.6万多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4]。人民公社的建立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在经过1959年到1961年3年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时期之后，中国共产党于1961年下半年开始对农村政策予以调整，并在1962年9月正式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文件指出：“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根据各地方不同的情况，人民公社的组织，可以是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也可以是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克服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此时，政府在1954年全国户口登记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推行新的“一国两策，城乡分治”户籍管理制度。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实施，到1961年，国家逐渐确立了几十项城乡分治的制度，主要涉及户籍、粮食供应、副食品与燃料供应、住宅、生产资料供应、教育、就业、医疗、养老、劳动保护、婚姻等制度[5]。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了中国农民和城市居民不同的生存境遇，对后来农村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一阶段还开展了反右运动和四清运动。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于1957年发起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政治运动，主要是由于中共高层认为“右派在猖狂进攻”而发起的，但由于反右扩大化，大量响应党的号召而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被确定为右派分子。改革开放后，政府给大批错划右派的人予以了纠正。“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在城市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在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和“四清”等政治运动的推动下，这一时期农村的文化建设在以下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首先，根据政治宣传和群众文化的需要，加强了文化馆(站)建设。继1953年文化部发布《关于整顿和加强文化馆、站工作的指示》明确文化馆(站)为群众服务的宗旨之后，1956年又下发了《关于群众艺术馆的任务和工作的通知》，对群众艺术馆的性质、任务、编制、经费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并正式成立了中央群众艺术馆，与此同时，一大批文化场馆在各地纷纷建立。到1965年，全国已有县级文化馆2598个，城乡影剧院2943个，县级以上图书馆562个，群众艺术馆62个，乡镇文化站2125个，为人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提供了保障[6]。其次，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支持和鼓励民间文艺团体活动。在人民公社大集体化的背景下，农村活跃着一大批业余剧团、自乐班，其活动经费主要“由社内公益金项下解决”和地方自筹经费(常常是自发的社员捐款)解决。农村民间文艺活动与劳动生产有机结合：农忙季节，生产队可以通过有效控制，保证生产；农闲时候，生产队鼓励文艺活动，举办迎新春、庆丰收等演出活动。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通过干预机制，实现了农民艺人作为“农民”和“手艺人”两种角色的平衡。再次，广泛开展民间文学的采录和研究工作。1958年，毛泽东多次谈到搜集民歌问题，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的社论，指出搜集民歌是“一项极有价值的工作，它对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一时间“一场轰轰烈烈的新采风运动席卷全国”，采录和研究民间文学的工作以空前规模展开，成为一股文化热潮。这一期间采录民间文学成果丰硕，据不完全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初17年间，仅民间文学集就出版了2400多种，还编印了大量具有科学价值的民间文学内部资料集[7]。
(三)“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对农村传统文化的摧残(1966-1976年)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它的“理论基础”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则脱离了党的组织和广大群众，结果给林彪、江青一伙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造成全面内斗，天下大乱。
“文化大革命”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广大农村，各种“左”的思想和做法严重冲击了农村传统文化。首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将社会上的人按所处不同的政治经济地位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一切以“阶级”划线，“亲不亲，阶级分”，这打破了农村固有的依据血亲关系划分亲疏的传统，使许多家庭成员被划为不同的政治派系。在“阶级斗争”的大棒下，父子相斗、夫妻相残、兄弟相煎，朋友相伤，一切天理、人伦、良心都被扭曲了。其次，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运动中，优秀传统乡村文化被当作“封资修”全在扫荡之列。大批祖宗牌位和家谱被烧，许多祖坟被掘，使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村落家族观念遭遇重创；民间艺人遭到压制和禁锢，大量民间艺术资料散失，乡村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这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
受“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影响，农村与全国一样文化政治色彩浓厚。各地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深入农村演出。背诵领袖的语录、诗词，学唱革命样板戏成了群众性文化活动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形式，使群众文化活动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剧种、剧目和文艺形式，大都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打成“毒草”，勒令停止演出，唯有几个“革命样板戏”“一花独秀”，“八亿人民八台戏”成了当时文艺领域的真实写照。在电影方面，除了极少数革命题材的电影被保留外，“文革”前拍摄的电影基本被否定。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几乎停业闭馆，公共文化设施被挪作他用，大批珍贵文化遗产、图书典籍被当作“四旧”和文化糟粕遭到扫荡和摧毁。
(四)新中国成立初30年中国农村文化发展的基本特点
新中国成立初3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农民以翻身做主人的姿态和主人翁精神，怀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美好憧憬，以及为社会主义祖国做贡献的豪情壮志，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广大农村一度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伴随着中国整体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建立实施和发展进步，农村文化建设获得了相应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概括这一时期农村文化发展的总体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探索巩固新生政权的政治制度和路径，积极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在注重提高广大人民政治意识和思想文化素质的同时，夸大了政治的作用与功能，高估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与长期性，导致了在文化建设中的政治化和阶级化倾向严重。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政治上，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思想、纲领、制度、法规，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一方面通过清除政治上的反动分子和经济上的腐败分子，一方面通过提高全体人民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达到党的领导地位的稳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新中国成立初的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从“三反”“五反”运动到反右运动，从“四清运动”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从党员干部到工商人士，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公民，从政治教育，到政治整顿，直至政治斗争，运动步步升级，最终形成政治灾乱。这些运动对于农村文化建设来说，一方面，它们使广大农民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政治教育，初步树立起共产党的领导意识、共产主义理想意识，社会主义爱国意识、阶级斗争的政治意识，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广大民众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生产积极性极大增强，革命文化活动空前活跃，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升级，由政治教育运动最终走向政治斗争灾乱，对农村文化最大的冲击是有着深厚文化根基的农村传统文化被当作封建旧文化被批判和抛弃，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活动被政治化的革命文化所代替，作为中国文化根脉和灵魂的农耕文化濒临消亡的危机。
其次，积极探索农村新型的生产关系，实施集体所有制，在激发广大人民生产积极性和潜力的同时，也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了组织制度保障。但高度的集体化和公有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1950年的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1953年的农业合作化把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变为公有制，并实行集体经营，使农村生产关系发生根本性变革。这些改革将过去由少数特权群体所占有的财富释放出来，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核心内容是提高公有化程度，扩大公有化规模，结果严重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这一时期，农村生产组织形式由个体到集体的变化，特别是人民公社组织体制与国家权力相衔接，政治权力触及到农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农村传统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关系遭瓦解，家族意识被削弱，政治权力和话语占主导地位。表现在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由民间文化民间办，向国家和集体共建转变，这为农村文化发展提供了组织和经费保障，从而使得农村公共文化设施设备不断增加，集体文化活动空前活跃。农村文化活动中心、乡村影剧院、图书室相继建立，宣传队、放映队、业余剧团等群众组织纷纷涌现，农民自发开展各种民间文艺形式也在宣传新时代农村中继续发挥作用。
再次,积极探索发展生产力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在调动广大民众建设的主观积极性的同时，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在文化上便是理想主义和浮夸之风盛行。
基于迅速摆脱中国积贫积弱局面的急迫感，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在全国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受“大跃进”运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不遵循发展规律的错误影响，农村文化建设也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要求农民群众做到人人能读书、能写诗，人人会唱歌、会画画、会舞蹈、会表演、会创作，乡村文艺创作也出现了“放卫星”的状况。但由于这种“大跃进”式的农村文化发展背离了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违背了群众文化活动业余、自愿的原则，最终导致了农村文化活动形式主义严重，文化发展质量不高、文化建设成果遭到巨大的破坏的严重后果。
二、改革开放后40年农村文化建设探索
①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许多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是典型的零和博弈，双方都把自己的利润建立在渠道伙伴利益受损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从供应链的整体效益出发，虽然降低了自己的运输配送成本，但却使供应商们各自为战，降低了配送效率。百安居坚持应和供应商成为互利互惠的合作伙伴，而不仅仅只是维持简单的商品采购供应关系。对于优质的供应商伙伴，百安居会将其产品一并纳入翠丰亚洲中心的采购体系，并帮助其打入欧洲和全球其他的装饰建材市场。
队列操的时候，我趁机脱身去找人，急得到处乱窜，总算把李打油给拎了出来。你猜他藏到哪里去了？女厕所。从里面闩上门，还用木柄很粗的粪勺顶得紧紧的。我大呼小叫好一阵子，他确定没人跟着我才打开，身上瑟瑟发抖，抖出扑鼻的屎尿臭。他脸色刷白，问我：借公家的钱也要捉我进班房呀？钱又没落进我腰包……我说，农民诗人原来也是纸老虎嘛，好笑，传票又不是手铐！接着，我告诉他该怎样去应对银行的起诉和法院的传唤。李打油满脸羞红嘟哝道，我哪里见过传票呀，心想这下巴了锅，坐班房几跌鼓哟！要不是粪池太浅怕淹不死，我就跳下去啦。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背景下的农村文化恢复(1978—1984年)
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掀开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1984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目标。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得到了极大扩展，农村经济再次被激活，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1984年，我国农业又获得了大丰收。粮食产量达到四亿零七百多万吨，比上年增长5.1%；棉花达到六百零八万吨，增长31.1%。农村多种经营有较大发展，商品经济越来越活跃，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8]。在这样的经济改革的背景下农村文化建设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这给中国经济建设带来了希望，也给广大农村发展带来了机遇。中国农村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广大农村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农村文化在改革开放中走上一个新台阶。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1985年起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农村开展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是农村管理体制改革。1982年新宪法规定，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通过试点逐步建立村民委员会。1983年，撤销人民公社体制，改公社为乡镇人民政府，改生产大队为村民委员会，改生产队为村民小组。到1985年，原来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被乡村政权和各级经济合作组织所取代。1988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标志着村民自治进入有法可依的阶段。其次是户籍制度改革。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具备条件的务工经商农民落户城镇，由此农民开始大规模和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农民行走于大小城市之中，并试图融入城市，于是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民工潮”。2001年公安部印发《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的通知》，进一步放宽了户口迁移到小城镇的条件。其三是取消统购统销政策。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明确提出取消农产品统派统购制度。1992年底，全国844个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粮食市场形成。农民群体逐渐适应了依据国家计划组织生产朝自找市场销路的转变，提高了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
“空气动力噪声”最为常见的是以下三种：①风扇噪声是最为典型的“空气动力噪声”，也是工程施工过程中比较难控制的噪声种类之一。因为施工要求风冷发动机高速满负载的运转，风扇也随着高速旋转时造成无数涡流，这些涡流对空气造成扰动形成压力波进而形成连续宽频噪声，风扇噪声会长时间高分贝的存在对施工人员影响较大。②排气噪声，排气噪声是工程机械打开排气阀排出废气时，废气因为以脉冲形式排出具有很高的能量对排气管及周遭部件进行冲击产生振动引起的。③进气噪声，是因为进气管在周期性的吸收进新鲜空气时导致管内压力发生周期性脉动，改变了进气管道内的空气密度造成的。
这一时期，我国农村文化随着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农村传统文化复苏，民俗文化活跃；民族民间文艺异彩纷呈，走向世界；健康的外来文化被吸收、消化；现代化的群众文化设施和器材陆续引进；搜集整理全国民间文化艺术的“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工作顺利开展。这一切都标志着我国农村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二)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农村文化探索(1985-2002年)
始于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让中国重新回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中，文化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大胆解放思想，积极改革开放，文化领域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迅速得到改变。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祝词》中强调：“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9]。1981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强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除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的需要，还要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精神生活的需要。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要求“必须动员各方面力量，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广大农村开展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政策教育，并把这种教育经常化，不断对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为建设具有高度精神文明和高度物质文明的新农村而努力”。[10]185-187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提出：“要加强农村各种文化、卫生设施的建设”、“要通过制订乡规民约，开展建立文明村、文明家庭的活动”。[10]2321983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在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是，根据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部署，围绕使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这一农村工作的中心思想，力争用三五年左右的时间，使广大农民对十二大文件精神和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敢于劳动致富，做到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三兼顾；基层干部和党员经过整风学习，面貌一新；党风、社会风气实现根本好转[11]。1984年《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明确强调：“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是我们党的长期战略方针”。在农村“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和文明村、文明企业、五好家庭活动，增强农民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想侵蚀的抵御能力，保证党的各项政策的实施和各项经济任务的完成”[10]295-296。
在改革的新形势下，农村文化发展面临以下问题：首先，集体制度的解体，导致农村文化的衰落。以人民公社为标志的集体经济的解体，长期形成的集体经济制度开始碎片化分解，导致了农民“原子化”现象，原来集体时代所发展起来的传统文艺团体，如秧歌队、皮影班，舞狮、舞龙和乐器班子都逐步解散，农民参与传统文化活动的热情大大减少。其二，农村资源向城市流动，农村文化的活力锐减。在城市与农村的博弈中，农村资源从乡到城的单向流动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村凋敝，农村逐渐失去了普遍的价值认同。农村文化的自然韵律和生性灵动不再，农村文化活力锐减，造成了农村文化形落、神散，农村文化日渐衰落。其三，农村文化消费在对城市的模仿中失去自我。随着“民工潮”在城乡之间的空前大流动，使得农民有了更多了解城市和参与现代化生产和文化生活方式的机会，他们把这种文化生活方式带到农村，模仿城市人的文化消费模式，随着电视机、影碟机、音箱、广播、图书、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在农村流行，现代化的文化消费需求不断上升，以乡土为纽带的农村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隐匿甚至消逝。
为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央多次出台相关文件。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通知》，从整党角度提出要搞好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针对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农村文化思想带来的冲击，提出了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目标，强调了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应办好几件实事，促使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12]465-466199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战略任务，是发动和组织农民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一项基础工作，对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密切党与农民群众的关系，促进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具有深远的意义。”[12]734-7371995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转发<中央宣传部、农业部关于深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文件从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内容、方法等六个方面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并且系统明确提出“积极推动农村文化发展和繁荣”(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中央宣传部农业部关于深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办发[1995]19号，1995年10月20日。 。这个政策文件反映了农村、农民发展的新要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文化政策取向开始转为“重在建设”[13]。1996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要以提高农民素质、奔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开展创建文明村镇活动。……继续做好文化科技下乡、扶贫工作。”[14]1996年12月，中宣部、文化部、农业部、卫生部等10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15]，把文化下乡进一步引向深入，组织开展了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1998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农村文化政策的总方针和总要求:“在文化上，坚持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农民。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倡导健康文明的社会风尚；……建设农村文化设施，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10]5-171998年11月，文化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这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针对农村文化建设的专门性文件。随后，文化部、教育部、建设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联合或单独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村文化工作、加强基层文化建设、加强农村青年文化建设、做好基层文化教育资源共享工作、活跃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做好基层公共文化设施规划和建设工作、加强农村家庭文化建设等一系列文件，它们从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以不同内容和方式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13]。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文化建设(2003-2012年)
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作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16]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一个在新中国实施了近50年、在我国延续两千多年的税种宣告终结，这不仅减轻了农民负担，更改善了农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感，家国一体的概念再次走入民心。2006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重点在“多予”上下功夫，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17]。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召开，胡锦涛作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再次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18]。在农村文化政策方面，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及农村文化建设，开启了农村文化大力发展的新阶段。2005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中特别强调了两个方面:一个是“三下乡”活动以外部实际输入的形式，加强和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另一个是侧重于农村内部文化建构，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以现实农村生产力为基础，以农村环境条件为依托，促使农村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19]。2006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农村文化政策新的取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字的要求，明确包含了协调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容。文件第五部分特别强调农村文化建设的具体措施[17]。200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总结了农村改革开放30年经验，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决定》提出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农村文化进一步繁荣，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落实”的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任务，并具体阐述了繁荣发展农村文化方针政策:一是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二是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文化室建设、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建立稳定的农村文化投入保障机制。三是广泛开展文明村镇、文明集市、文明户、志愿服务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四是加强农村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20]。
201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指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突出抓好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着力培育新农民、倡导新风尚、发展新文化，着力提高农民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和农村社会文明程度，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21]。201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阐明了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政策，强调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具有重大意义，并从七个方面强调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22]。
首先，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为尽快改变农村发展落后的现状，中宣部、文化部、农业部、卫生部等多个部门联合发起并组织开展了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把科普知识送到田间地头，把义诊药箱背进偏远山村，把先进文化带到村村寨寨。其中文化下乡包括图书、报刊下乡，送戏下乡，电影、电视下乡，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三下乡”活动的常态化、政策化和制度化，标志着党的农村文化政策由过去注重思想道德精神建设开始转向精神和物质建设并重。
(四)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村文化发展(2012—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三农”问题。习近平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根本在于深化改革，走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大城乡统筹力度，并确定了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均享化的建设目标，农村发展从资源基础提升到服务建设的高度。201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首次强调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地位，要求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是我国农业迈向现代化的又一标志[23]。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指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激发农村经济社会活力；要城乡统筹联动，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24]。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突出强调“可持续”，继续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全面推进农村法治建设，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3]。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指出，“十三五”时期要加大创新驱动力度，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协调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加强科技创新引领，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力争农村全面小康建设迈出更大步伐。”
西霞院是小浪底水利枢纽的配套工程，开发任务是以反调节为主，结合发电，兼顾供水、灌溉等综合利用。2003年1月前期工程开工，2004年1月主体工程开工，2006年11月实现截流，2007年5月下闸蓄水，2008年1月主体工程全部完工，2011年3月，通过水利部组织的竣工验收。组建了科学健全的组织机构框架，并通过公开竞聘，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以“担当、务实、转变”为主题，加强干部职工思想教育和引导，干部职工展现了良好的素质和工作状态，保障了各项工作有序衔接、顺利推进，实现管理体制平稳过渡。
2017年，十九大报告指出了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高品质的农村文化生活成为农村民众追求的美好生活的重要方面。2018年出台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对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将乡村文化建设放到了乡村振兴战略很重要的位置。在“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部分，从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四个方面展开，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文化建设进行了具体部署[25]。在2019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顺利完成到2020年承诺的农村改革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强调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引导农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党在农村的思想阵地。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工作，对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26]。
(五)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40年，在思想解放，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国农村文化建设坚持共产党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摒弃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路线，重点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继承以往对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基础上，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采取更加务实有效的措施开展农村文化建设；认识到城乡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克服过去城市发展优先的思维，在发展战略上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统筹；克服过去对农村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错误，大力促进农村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和创新发展。此期的农村文化建设与发展，为农村社会现代化提供了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文化环境。
1.坚持农村文化发展根本方向，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2.不断探索农村文化发展政策制度，围绕农民需求开展农村文化建设
首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领农村阵地。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将全党工作的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随着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解体,及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等重大改革的实施，为坚持农村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央文件反复强调在农村“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增强农民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想侵蚀的抵御能力，保证党的各项政策的实施和各项经济任务的完成”[10]295-296。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领农村阵地，既凸显了农村文化建设的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特征，同时与以往相比，少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继续革命的战斗烽火味。
其次，加强对农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针对经济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带来的农村集体组织的解体，集体意识、信仰价值、制度规则的逐步丧失，以及农民“原子化”的现状，党和国家先后发布了多个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强调要“抓好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造就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农民”。着力培育新农民、倡导新风尚、发展新文化，着力提高农民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和农村社会文明程度，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12]734-737。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把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与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农民致富步伐结合起来，形成了全党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
在经济上，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让劳动者占有了生产资料。到1952年底，约有3亿无地少地农民(占当时农村人口的70%-80%)分到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农畜、耕具等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3000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1]。国家开始建立对粮食和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统购统销的计划流通体制，强化了国家对农业经济的调控能力。特别是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等农村社会组织形式相继出现，将绝大部分农民组织在跨家庭的集体组织之中，建立了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的所有制；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使传统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关系得以瓦解，家族意识被削弱，血缘家族权威向行政权威转变。将过去由少数特权群体所占有的财富释放出来，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
中国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就是要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文化，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政治取向和建设特色。
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我国农村文化发展政策制度无论是从实现农村社会现代化长远目标，还是从满足农民现实发展需要来说，都需要实现转型，为此，我国农村文化发展政策经历了从“三下乡”的“送”文化到“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建”文化的重大转变。
此间还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等文件，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非物质文化名录”“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等层面细化落实农村文化传承等具体事务等。2003年，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共同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05年6月，第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正式启动。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初步建立。多维效应深深触动了村民的乡村认同和文化觉醒，乡村文化开始回归全民视野和村民日常。
其二，围绕农民需求出台农村文化建设政策。“三下乡”作为一种外在“送文化”模式短期内对促进农村文化发展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文化短缺和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农村文化建设关键要看农民文化的实际需求，关键要激活农民发展自己文化的动力。为此，从2005年开始，中央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了加大农村文化建设力度的新政策取向，包括增加对农村文化发展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加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扶持农村业余文化队伍，鼓励农民兴办文化产业等具体措施[17]。这一政策实现了从“送文化”到“建文化”的转变。
其三，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持续优化。各级政府切实履行在文化领域的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加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关注文化民生，强弱项补短板，努力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制定“读书看报、收听广播、观看电视、观赏电影、送地方戏、设施开放、文体活动”等7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指导标准，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得到加强。认真落实“县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深入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家书屋等重大文化惠民工程，基本公共文化设施逐渐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普惠水平不断提高，群众性文化活动日益丰富。
十五年后，重庆九院的成本管理效果凸显，主院区盖起了两栋新的大楼；在香港艾力彼公司对重庆市医院的综合评价中，重庆九院位居主城区管医院第一；在重庆市消费者协会进行的满意度调查中，重庆九院名列第三；人均住院费连续多年低于重庆平均费用3000～4000元。
3.探索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路径，构建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格局
当前我国计算机技术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无形之中也加快了我国进入知识信息时代的进程。电子计算机技术与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不仅降低了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成本，而且也很大程度的提升了工作的效率与质量，实现了时间的合理运用。所以，把网络信息技术与电子计算技术运用到机关事业单位的管理会计系统中是非常有必要的，但需要有专业的机构人员来进行培训，从而实现管理会计的现代化与专业化，实现我国机关事业单位的可持续发展。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采取的是工业和城市发展优先，农业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的战略，在这样战略的指导下，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农村走向衰落、乡土文化走向衰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
孵化器是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创业企业和创新人才、加快高新技术产业聚集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孵化器的作用，发挥政府政策和扶持资金的引导作用、杠杆作用，为政府下一步制定相关政策和制度提供依据，特针对松山湖开发区34家孵化器、科创局等职能部门开展本次调查工作，以了解孵化器企业的运营管理模式、盈亏情况、市场发展空间等状况，了解孵化器企业的孵化产品、孵化产业、为孵化企业提供的科技服务等情况，分析孵化器企业发展特点、发展的瓶颈，对进一步完善孵化器服务政策体系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首先，探索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路径。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1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5年12月31日)，中发〔2006〕1号。 。这些都从制度上改变资源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格局，并且按照公平原则配置公共资源，旨在阻止农村的凋敝，打造农村发展的资源基础[27]。
其次，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农村文化进一步繁荣，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落实”的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任务，并具体阐述了繁荣发展农村文化方针政策[20]。《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强调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并提出了一系列缩小城乡文化差距的政策和措施[13]。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到“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农村文化在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更加凸显，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政策更加明确和措施更加具体。
4.高度重视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推进农村文化现代化
有很多的区域在运用农机时出现了没有车牌号和驾驶证的情况，并且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严重违反了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长此以往，会对农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以及农民的生命安全造成影响。还有很多农机没有定期的去进行年检，不利于农机的维护和检测，并且农民使用这样的农机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构成的系统工程，我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大力推动农村文化的现代化。
其一，构建农村文化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要求。为适应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我国更加注重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均衡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并提出“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的乡村现代文化建设的目标和要求[25]。
其二，探索农村文化现代化的制度和措施。第一，强化乡村文化认同，增强乡村文化自信。随着文化建设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维度，乡村文化价值受到重视，乡村文化获得普遍认同，村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得到不断增强。第二，坚持以农民为本，村民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调动农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塑造适应现代社会、具有内在动力的乡村文化。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正确引导和积极扶持农民自办文化，使农民成为新时期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国家支持农民“自筹资金、自行组织、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兴办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积极扶植农民书社、电影放映队、民间剧团的发展，农民自办文化以实体机制灵活、筹资方式多样的优势，在广大农村具有极高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
其三，促进农村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是现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中国农村传统文化资源异常丰富，民间文化、民间工艺、民间风物和民间智慧中，保存着中国农业文明的文化因子，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和魅力，具有极大的开发潜质。一方面，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精神价值，使其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深入挖掘乡村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鼓励对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乡村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为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新途径，为推进农村现代文化建设提供新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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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venty -Year Historical Changes of Chinese Rural Culture in New China
HUANG Yong-lin
(National Cultural Industry Research Center,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70-year development history of rural culture in new China, marked by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the 30 years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40 year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the arrang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whole national policy and system, the economic system, 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life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have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Under such historical background, China’s rural culture, through constant exploration, has made its way to a socialist cultural developmen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reviewing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rural culture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rural cultural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explores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time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ntry in the pursuit of rural cultural moderniz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in China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rural culture; historical changes; basic features; 70 years of new China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3X(2019)05-0021-14
DOI :10.16614/j.gznuj.skb.2019.05.004
收稿日期： 2019-07-3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非遗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研究”(16JJD860009)、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健全坚持正确网络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研究”(14AZD03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黄永林(1958-)，男，湖北仙桃人，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文化产业、民俗文化、教育财会管理与政策。
责任编辑 彭国胜 英文审校 孟俊一
标签：农村文化论文; 历史变迁论文; 基本特征论文; 新中国70年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