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推进_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推进_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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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带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其主要内容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态的形成和演进,其实现形式是不断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提升。本文将从两方面意义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提升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理论形态的形成与发展,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向一般的、总体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升,而后者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

一、理论提升的实质与意义

理论提升问题,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问题,特别是理论如何形成和发展的问题。作为本文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提升,就是关于中国经验如何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是关于作为其理论成果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如何继续发展和通过这一发展推动总体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问题。

理论提升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必要环节。理论提升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实践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二是现有理论的继续发展。理论提升的基本内涵是现有理论的发展,理论提升的前提是一定观点、理论的存在。如果把理论提升作为一个完整过程来看,就还应该包含由经验上升为理论的过程,亦即理论的形成过程。这就是说,完整意义上的理论提升,是经验形成理论和理论实现发展的统一过程。

理论提升是理论发展的特定形式。我们承认,客观历史形势及其条件下的实践,是理论形成的现实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没有新的经验和理论产生的可能,也就谈不上理论的提升与发展。但是,客观条件只是为理论的形成提供可能,理论的实际形成和进一步发展还需要主观条件,需要由理论家的自觉行动构成的一系列具体环节。理论提升就是这一系列具体环节之一。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完全自觉的过程,经验的形成、由经验上升为理论、由现有理论向新的理论的发展,都是通过理论家的自觉活动实现的。如果没有理论家的这种自觉活动,如果没有理论发展的这些实际步骤,经验就依然是经验,不能现实地成为理论,已经形成的理论也就不会进一步发展。理论提升,作为理论家的自觉行动,是由经验到理论和由较低层次(水平)的理论发展到较高层次(水平)的理论的决定性步骤,是由经验证明了的理论实现发展的特定形式。特别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提升问题,目的就是唤起理论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识自觉和行动自觉,打破那种在理论发展问题上的经验主义和拘泥于“知识积累”的自然主义,实际地进入由经验向理论、由较低水平的理论向较高水平的理论的提升过程。

理论提升具有理论创新内涵。理论提升是理论向上、向前的发展,是现有理论发展到更高水平的理论。因此,理论提升不是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量变,不是经验、知识的单纯的量的积累,不是原有理论、观点的简单重复和修补,也不只是现有理论的综合与概括。理论提升的实质在于理论发展中的质变,在于创新,既指一定的观点、理论在继承的前提下有实质性的提升,也指在现有观点、理论基础上的新观点、新理论的生成,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有理论的结构与形态。体系性、系统性是理论的存在形态,一定数量的观点、理论形成一定的观点、理论体系。理论提升可能是该体系内部某些观点、理论的丰富、发展,也可能是理论发展在整体上打破现有体系的限制,发展为更高水平的体系,即由一种理论形态发展为另一种更高水平的理论形态,在总体上使理论发展呈现出阶段性。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而言,就是由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由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过程。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具体阶段和形态而言,又有具体理论的提升和创新,如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理论,就经历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提升过程。

理论提升是理论家的一种能力和素质。提出新观点、发展新理论是理论家的职责,没有任何观点创新、理论创新的理论家,不是合格的理论家。理论家应该同时是宣传家,但又应该具有比宣传家更高的创新能力和素质,理论家应能够在直接和间接意义上为宣传家提供更多的宣传性内容。就我们的宣传工作而言,党和国家的重大决议、决策、路线、方针、政策等是主要的宣传内容,而这些决议、决策、路线、方针、政策的提出,是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的,又是与时俱进的、以新的变化了的实际为根据的,所以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理论必然是也必须是更深刻地和正确地反映发展了的实际的,是创新的、常新的。因此,作为提出理论的或“理论实践”的特定环节的理论提升,内在地具有创新的品质。理论家们可能因经验、知识积累、理论功底和悟性不同而有不同的理论提升能力。但对于任何理论家来说,这种能力都是可以改变的,也就是说,是可以提高的。问题在于,理论家必须具有理论创新的自觉意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提升问题的提出,就是向我们的理论家提出提高理论创新能力的要求,就是向我们的理论家呼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自觉意识。

二、理论提升的基础与步骤

理论提升的根本基础是实践。实践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没有实践,不可能有实际的认识活动,也就不可能获得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客观世界是认识的对象,但是,客观世界不会自动向人们提供对于自身的认识,认识是由主体通过实践获得的。实践既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又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当然,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会总是停留在感性、经验的水平上,它要发展为理性或理论的认识。而决定认识的上升和发展的,不是认识本身的逻辑,而是实践。实践及其发展要求人们必须从本质和规律上把握世界,就是要求人们必须把对世界的感性的、经验的认识上升为理性的、理论的认识。

在认识范畴,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经验是理论的基础。经验对于理论的这种基础作用,在本质上不同于实践对于经验、理论的基础作用。后者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前者则是主观认识内部的关系。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坚持实践对于理论的决定作用的观点,必然逻辑地坚持认识来源于经验的观点。对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来说,经验对于理论的意义同实践对于理论的意义是一致的。离开经验谈论理论,同离开实践谈论理论一样,是不可能的,是违背认识的唯物主义原则的。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是,实践越发展,通过实践获得的经验就越丰富,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实践越是创新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经验越是新鲜的、新颖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越有可能是创新的,这种理论也才越有可能高度发展。

应该指出的是,经验的获得和理论的提升不是自发的,而是主体自觉活动的结果。虽然经验是人的自觉活动形成的意识,成熟的经验也包含一定的理性成分,从而有可能发展为理论,但是,经验的获得本身同样需要自觉的意识,而且这种自觉意识不同于实践的自觉意识,在认识论意义上甚至高于实践的自觉意识。经验的自觉意识是获取经验的目的意识,甚至是经验通向理论的目的意识。因此,总体说来,经验的自觉也是理论的自觉。作为一种要求,经验自觉特别值得向马克思主义实践家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家,应该有理论地把握世界的要求,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意识的要求。但是,我们的一些实践家缺少这种意识和要求,更缺少理论地把握世界的能力。他们可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往往既不能从理论上思考这些经验,更不能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在他们那里,经验依然是经验。向实践家们呼吁经验自觉和理论自觉,就是向他们提出既做马克思主义实践家又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家那里,经验是有机的趋向理论的经验,是“理论-经验”。

“理论-经验”是由经验到理论的中间环节,也是理论实现的关键性环节。在从经验到理论的认识运动中,“理论-经验”相当于总结经验的活动或过程。所谓总结经验,就是根据一定目的对获得的大量实践经验进行选择,并运用一定的理论范式进行整理、概括,得出关于事物、过程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这个过程就是从经验到理论的过程,对于其中包含的思维形式和过程,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用“十六字诀”作了概括,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毛泽东称之为对感性材料的“改造制作工夫”。当然,这个过程还包含着其他的具体的思维形式、思维方法。从总体上说,这个过程是经验得以升华并改变其自身形态或认识的性质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经验就不能上升为理论。这也正是特别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家和理论家都要“善于总结经验”的道理。在实践家那里,所谓经验主要是直接经验,对于他们的要求,一是善于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特别是对于担任领导职务的实践家、政治家来说,不仅要善于用正确的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而且要善于用正确的理论指导群众的实践;二是善于对自己的直接经验进行理论思考,使直接经验成为“理论-经验”。而在理论家那里,所谓经验主要是间接经验,对于他们的要求,一是善于把抽象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和社会生活实际,其中包括理论家深入群众生活的实际和直接参加社会实践,以尽可能多地获得社会生活和实践的直接经验;二是由于分工,理论家不要事事经验。所谓“善于总结经验”,主要是指善于总结群众实践的经验,其中,首先是尽可能多地和广泛地把群众实践的直接经验转变为间接经验,并通过必要的“改造制作工夫”将其提升为科学理论。应该说,这是对理论家的主要要求。理论家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不成其为理论家。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发展现状来看,对于我们的理论家特别应该提出这一要求。

以上述及的关于理论提升的基础已经涉及理论提升的步骤。一般说来,理论提升有两大步骤:第一,把经验提升为理论。具体来说,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一是获得经验的阶段,二是总结经验的阶段。第二,现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这是由既定理论出发的继起的理论提升过程,是从较低层次的理论发展为较高层次的理论。它是狭义的理论提升,但又是实质性的理论提升。这种意义上的理论提升,既可能是现有概念、判断、推理的各自独立的发展,也可能是包含若干概念、判断、推理的综合性的理论发展,发展的结果可能是新旧概念、判断、推理的更替,也可能是理论体系的变革与发展。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思维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的哲学基础。由经验到理论,由较低水平的理论到较高水平的理论,以及对理论提升结果的检验,这一过程同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两次飞跃”认识过程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反复并不断提高的认识发展的总过程是完全一致的。理论提升要有科学的方法,这个方法从根本上说就是唯物辩证法。实际上,从经验到理论和从既定的理论到新的发展了的理论的过程就是一个认识的矛盾运动的过程,贯穿着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科学的理论提升的实现是贯彻科学思维方法的结果。理论提升过程除了需要运用传统的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等辩证思维方法外,还需要运用一系列具体方法,包括一些现代科学方法。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理论成果理论提升的经验与启示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不仅其中每一理论形态的形成都经历了不断的理论提升过程,而且每一理论形态又都是对前一理论形态的理论提升。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伟大理论成果都拥有理论提升的特殊经验。这些经验表明,所谓理论提升,实质上就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和善于综合创新的过程。

每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主要是对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此前的群众经验和外国的相同性质和不同性质的经验的总结。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但它的形成也包含着对我国各个历史时期进步阶级的革命经验的总结和对其他各国革命运动经验的总结。邓小平理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实践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但它的形成也包含着对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反映着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但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它又是对我们党建党以来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的全面总结。科学发展观形成于党的十六大以来,但它包含了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特别是包含了当代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还应指出,所谓每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都是对前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继承和发展,不仅是指该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对前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理论内容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指对前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包括理论提升经验在内的产生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各形态而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吸收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中的理论提升的经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吸收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中理论提升的经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则吸收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发展中理论提升的经验。

“善于总结经验”要求的内容十分广泛。它不仅有对象、范围方面的要求,而且有立场、观点、方法方面的要求。李瑞环曾经谈到,总结经验要具备“三个要素”:一是要有丰富切实的材料,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是要有加工的工具即科学的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三是要有加工的本领,即能使用工具把材料加工成成品。材料、工具、本领三位一体,缺一不可。他还指出,要具备这三个要素,就必须有正确的态度、下大功夫搜集材料、学会分析综合、重视特殊性、注意从偶然中找必然。①

“综合创新”论是已故著名中国哲学史学家张岱年先生在中国文化论争中提出的极富价值的学说。这种文化学说是在研究和分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论争中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的,它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了“会通以求超胜”论、“民族大众文化”论中的合理因素。张岱年认为,“综合创新”论抛弃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排除了盲目的华夏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和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了科学分析和审慎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辩证综合,创造了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种综合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中,它需要创造精神,是一种创造性的综合,而这种综合又为新的创造奠定了基础。②“综合创新”作为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提升来说,作为实现理论提升的机制或步骤的综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经验的综合及以之为基础的理论综合。理论创新和理论提升既是这一综合的性质的规定,又是这一综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伟大理论成果都具有综合创新的理论特征。

“两个善于”即善于总结经验和善于综合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提供的基本经验与启示。除此,这样的经验与启示还有以下几点:

第一,认识创新性实践,把握创新性经验。经验是理论创新和理论提升的基础。经验的性质、水平直接决定理论创新和理论提升的水平。创新性经验产生创新性理论,创新性经验对于理论创新和理论提升的意义高于一般性经验。要认识什么是创新性经验而不是一般性经验,就要去认识什么是创新性实践,在创新性实践中把握创新性经验。在当今中国,这样的实践从总体上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是人民群众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以及这种总体性的创新性实践中所包含的具体的创新性实践。要能够认识和把握创新性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重要的是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因为它规定了我们的研究一定是实践的,一定是与实践亲密接触的。

第二,明确的理论创新意识。明确的理论创新意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每一伟大理论成果形成的精神动力,是理论提升的精神动力。有理论创新的自觉意识才有理论提升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动。创新是理论工作的基本要求,理论提升是实现这一要求的环节和步骤,是创新的“实践”。根据经验,创新意识的确立,前提是要清除两种思想障碍:一是教条主义,二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是理论创新和理论提升的主要思想障碍。教条主义表现为对理论的迷信,不能根据发展了的实际打破旧的理论的束缚、发展新理论。反对教条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经验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理论提升的思想障碍。经验主义表现为对经验的迷信,不能把对事物、过程的经验的认识发展为理论的认识。没有经验,理论创新和理论提升就没有基础,但是,抱着已有的经验不放,不把经验的认识上升为理论的认识,就是拒绝理论创新和理论提升。

第三,理论家具备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提升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创造性的理论活动实现的。创造性的理论活动对理论家有着特定的要求,其中最基本的则是理论素养方面的要求。对于理论提升来说,经验和理论是两个要件:就第一种形式或过程的理论提升来说,经验是基础,理论是结果;就第二种形式或过程的理论提升来说,由第一种形式或过程产生的理论则成为基础。就总的理论提升过程而言第二种形式或过程的理论提升意义更为重大。所以作为其基础的理论也就更重要。这决定了对理论家的理论素养的特别要求,因为作为理论提升的基础的理论一般不是现成地呈现在理论家面前的,而是需要理论家在第一种提升形式或过程中去获得、完成和阐释的。而理论家现有的理论水平,特别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熟悉程度、理论分析能力和综合、概括能力,不仅直接影响由这一形式或过程完成的理论提升的水平,而且会直接影响第二种形式或过程的理论提升的水平。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提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素养提出了明确而严格的要求。

第四,整体性思维和理论视野。其实,这也是理论家的理论素养问题。但鉴于理论提升的特殊要求,特别是鉴于我们面临的理论提升的现状和任务,需要特别地对理论家提出整体性思维和理论视野的要求。整体性思维和理论视野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的层次和水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的内容或要求是全方位的,既有理论体系层面的,又有理论内容层面即理论和具体概念、结论层面的。整体性思维和理论视野作为指导理论提升的一般方法,强调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世界格局和总体实践出发,把握经验,提出问题,阐释观点,建构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具有整体性的思维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和面临的理论提升任务,更加凸显了这种整体性思维和理论视野的意义。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理论提升的类型与主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有两种基本形式或过程,相应地也就有两个类型,即具体理论观点的提升与综合性的理论提升。当然,具体理论观点的提升是首先的和基础性的理论提升,没有这一性质、类型的理论提升,就没有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提升,亦即没有作为其结果的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但是,无论是就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发展而言,还是就当下我们面临的任务而言,都更应该强调理论提升的综合性类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综合性类型的理论提升有两大主题: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提升和进一步发展,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向一般的、总体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升。前一主题的理论提升是最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根据实践的发展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正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意义一样,科学发展观也在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发展奠定基础。我们要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并通过理论提升实现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发展。

这里主要提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伟大理论成果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体提升的问题。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提出和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是否应该仅仅承认和关注一般的、总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而否认“逆向的”具体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成果向一般的、总体的马克思主义的运动?第二,“任何特殊都是一般”,具体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成果总是包含一般的、总体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是否因此就应该否定由前者向后者的理论提升的必要性?根据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对于第一个问题,是不可能提供否定答案的,我们不可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特殊经验和理论成果对于一般的、总体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不可能否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向一般的、总体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升。对于第二个问题的正确回答应该是:“包含”与“提升”不是一回事。“包含”是“提升”的根据、前提,而“提升”则是把被“包含”的意义、内容“说出来”,明确地揭示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既包括被包含内容的充实,也包括该内容在层次、水平上的提高。提升的性质是被包含的意义由潜在向显在的过渡、从自然的存在状态到自觉的存在状态的转变,因而是理论的创新发展过程。目前,提出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向一般的、总体的马克思主义提升的任务,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要求,也符合科学、理论发展的逻辑。具体说来,这个任务就是通过对自毛泽东思想以来直到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各个阶段的伟大理论成果进行综合性研究,提升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认识,包括对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与规律的认识,以期建构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并在对这一体系的本质、特征、规律和价值等的认识中发现、提取具有马克思主义一般意义的内容,实现向一般的、总体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过渡和提升。

注释:

①参见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132页。

②参见王杰、张友谊:《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光明日报》2004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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