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战论文,思想论文,论郑观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商战”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特有范畴，其实质是主张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这一范畴由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重要代表人物、著名实业家郑观应首先提出，并成为他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商战思想直接反映了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对推动我国近代经济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也为甲午战后资产阶级变法运动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化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求之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也不应求之于人们对于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长的理解之中，而应求之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之中；这些原因，不应求之于哲学，而应求之于各该时代的经济。”（注：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0页。）经济思想是经济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在意识形态上的直接反映，又为其所属的阶级服务，对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一定的反作用。
郑观应（1841～1920年）生于鸦片战争时期，长于外国侵略日益猖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年代。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凭借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步占领了中国市场，控制了清政府。从1865年起，中国对外贸易由长期以来的出超变为入超，而且越往后入超的数目越大，中国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原料基地，中国的经济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化的深渊。“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89 页。）。社会经济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渐形成。一部分受过西方资本主义影响或者直接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人物，面对列强欺凌的局面，其爱国之心被震动，开始寻求摆脱民族危机的出路。他们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表示了愤慨和抗议，揭露和批判封建统治的弊端；另一方面，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生产技术和经济制度，提出一些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要求。这种经济思潮作为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世纪后期逐渐形成，郑观应商战思想则是其集中体现。
郑观应出生在地主士人之家，自幼熟读经史，年长应试未中，遂弃学业，16岁起赴沪经商，先后任英商宝顺、太古洋行的买办，同时他投资外商公司，并捐资官至候补道员。因得到李鸿章赏识，被委以重任，位居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又以商股身份参加洋务派企业管理，开始了洋务活动。但他并没沿着买办和洋务派的道路走下去，而是与他人合资兴办煤矿、金矿、缫丝、印刷、玻璃等新式企业，从而由买办商人逐步转化为民族资本家。郑观应的复杂经历，使其成为各种思想的矛盾混合体。经史启蒙教育使他对封建统治怀有惶惶尊崇之心，20余年的买办生涯让他对外国资本在华的侵略活动了如指掌，他又“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刊自序》，载《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3页。）， 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先进性；他从事洋务派的企业管理，对其内部的腐朽黑暗现象有切肤之感。郑观应作为一位民族资本家，又深切感受到中国民族资本在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双重压制下的苦味；于是，一种自强意识油然而生。他迫切希望中国像西方诸国那样富强。何以致富？学习外国，发展资本主义。如何实现？像“外洋”那样，“以商立国”，“藉商以强国”（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14页。），“初学商战于外人， 继则与外人商战”（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载《郑观应集》（下册），第620页。），于是他提出振兴商务进行商战的理论和对策。从1870 年起宣传自己的主张，将自己与“中外达人”广泛接触中“侧闻绪论”和“时阅中外日报”所得的“安内攘外之道”（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刊自序》，载《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页。）发表出来。 他先后出版《救时揭要》（后增删改名《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等，阐明自己的经济思想和改革主张，“商战”理论则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
二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强调商业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以商立国”。
郑观应曾说：“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一》，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04页。）认为“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07页。）。 郑观应把商务提到如此高的地位，主要是基于对时代变化的认识。他说：“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农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此尽人而能言之也。古之时，小民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国并兼，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彼不患我之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14页。 ）他分析了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指出商业交换范围日益扩大，国家之间竞争日趋激烈，列强已将侵略魔爪伸入美洲和东方各国，而日本“讲求商务”扭转了“国势已形岌岌”（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15页。）的局面， 唯“以农为本”的落后中国成为列强众矢之的。作者得出结论：必须摒弃陈旧的“崇本抑末之旧说”（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07页。）， 切实认识到“商之义大矣”（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07页。）；大力“振兴商务”，像“泰西各国”那样，实现“商务日振，国势日强，民生日富”（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15页。）。
（二）分析中国商务不振的原因。
他从下列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长期以来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崇本抑末之旧说”的束缚，这是历史原因。二是列强的经济侵略“噬膏血”、“攻资财”，使我中华“精华消竭已成枯腊”（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载《郑观应集》（上册），第586页。）， 此乃外因。郑观应又从官商双方的弊病阐述了中国商务不振的内因。一方面，“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商人则“愚者多而智者寡，虚者多而实者寡，分者多而合者寡，因者多而创者寡，欺诈者多而信义者寡，贪小利者多而顾大局者寡，此疆彼界，畛域攸分，厚己薄人，忮求无定”。他们“心不齐，力不足”，于是形成“合股份而股本亏，集公司而公司倒”（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15页。）的局面。另一方面“官商隔阂，情意不通， 官不谙商情，商惮与官接”（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一》，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05页。），此乃根本原因。
（三）主张振兴商务，进行商战。
郑观应在长期的经济活动中，亲眼看到“洋货销流日广，土产运售日艰”（注：郑观应：《盛世危言·纺织》，载《郑观应集》（上册），第715页。），“华生民计， 皆为所夺”（注：郑观应：《盛世危言·纺织》，载《郑观应集》（上册），第715页。）， 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是中国民族经济发展大敌，预见到“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何之哉！”（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载《郑观应集》（上册），第586页。）于是， 他力主发展商务，进行商战。他所谓的“商务”不仅限于狭义的商业，而是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各个部门。他的“商战”是指在发展资本主义、建立独立民族经济的前提下，扩大出口，限制入口，堵塞漏卮，换回利权，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摆脱中国成为列强“取材之地”、“牟利之场”的处境，实现“国势日强”、“民生日富”（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16页。 ）的局面，从而达到“固本”之目的。
（四）提出商战的措施。
首先，国家政权应革除“困商之政”，实行“保商之法”，像“西人”那样“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下）》，载《郑观应集》（上册），第596页。）。国家政策应以“商战”为基点， “商力或有不足，则多出国帑倡导之；商本过虞过重，则轻出口税扶植之”（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07页。 ）。同时还应从制度上予以保证，设议院，兴商学，重奖励，设商部、商局、商务公所，实现“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势合”（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15页。）。 改革税制，“减内地出口货税”，“加外来入口货税”（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载《郑观应集》（上册），第590页。）， 提高华商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其次，以关税改革为杠杆，促进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他分析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各口海关税务司、帮办都由外国人担任，洋员“假手他人，袒护彼族”的状况，指出：政府应采取措施，使这些职务“皆渐易华人”，才能实现“千万巨款，权自我操”（注：郑观应：《盛世危言·税则》，载《郑观应集》（上册），第546页。），强调此乃“国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 ”（注：郑观应：《盛世危言·税则》，载《郑观应集》（上册），第546页。）再次， 提高商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以保商战之成效。郑观应曾说：“独是商务之盛衰，不独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载《郑观应集》（上册），第588页。 ）他认为生产质优价廉的产品是与外国商战的重要条件。在《商战》一文中他列举了进行商战的10方面内容，其中7项涉及工、农、矿业等部门生产。
综观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有四大特征：
第一，把“商”置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视商品流通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关键。郑观应在分析商与士农工“互为表里”的关系后指出“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07页。）， 所以“西人尚富强最重通商”（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07页。）， 只有重视“商务”，确立“以商立国”、“以商富国”的观念，振兴商务，扩大外贸出口，才能带动国民经济全面发展。
主张学习西方，借鉴和吸取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是郑观应商战思想的第二个特征。郑观应从经济领域的各部门、各方面介绍了西方国家的经济情况，阐述了英、法、美、德、奥以及日本振兴商务的原因，具体分析了奥、日两国采取的措施。指出奥国是从三方面着手的，“一则银行、典质货物暨保险各事；二则制造各法及销售、运货脚价；三则陆地转运之法，并邮政、电报各事”（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17页。）。 日本则是先派遣大臣“游历各国”，找出本国“利病之故”，然后根据本国情况采取了两项措施：“学西洋之制造，以抵御来源”和“仿中国之土货，以畅销各国”（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15页。）。在介绍外国经验的基础上，建议清政府采取护商措施， 改革制度，允许商人“立公司，立商会，设博物馆，皆听商民自为筹画”。“非必事事赖国家为之经理遥制也”。政府应“因商之所利而利之，所欲与聚，所恶勿施，言则听，计则从”（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载《郑观应集》（上册），第593页。），帮助私人企业发展。
“通盘筹划”是郑观应商战思想的第三个特征。如前所述，郑观应的“商务”内涵非常丰富，农业、矿业、机器制造、交通运输、外贸等均包括其中。他曾说：“欲知商战，则商务得失，不可不通盘筹划。”（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载《郑观应集》（上册），第586页。）他既重商，也重工，主张“以商立国”， 又强调“国家欲振兴商务，必先通格致，精制造”（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五》，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26页。）；在《盛世危言》中对农业、矿业、交通运输、机器制造，乃至银行、税收等都设专篇进行论述。他既重视“遏其流”，也重视“畅其源”；既强调改革制度以扶“华商”，又倡议广兴学校培养人才。这种通盘筹划的思想代表了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设想。
此外，郑观应在对中国社会状况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商战的具体措施：首先从机构改革入手，国家设管理商务的专门机构“商部”，派熟悉商务的大臣主持商政，研究商品生产和运销，做到“中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于中国者皆可运售”（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15页。）。 国家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以达“漏卮可以渐塞，膏血可以收回”之效。为改变商人“心不齐力不足”的局面，设立商学，教育殷商子弟，“破其愚，开其智；罚其伪，赏其信；劝其创，戒其因；务其大，箴其小”，帮助他们“豁然于操奇逐赢之故”（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16—617页。）。并在各地设商务公所，及时研究商情，互通信息。郑观应已初步认识到资产阶级参政的重要性，提出设议院的建议。尽管他所说的议院实质上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他为资产阶级争取的只是在经济领域内的某些参政权利，但毕竟触及到了上层建筑。郑观应这些商战的具体措施有些还是可行的。
三
郑观应作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和著名工商业资本家，其影响和声望均在同时期改良派思想代表人物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等人之上，其著作《盛世危言》带有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文章汇编的性质；特别是他首倡“商战”，振聋发聩。郑观应的思想在当时以及对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进步意义的。
（一）郑观应在长期经济活动中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侵略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危害，对其表示极大愤慨和深刻揭露，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忧心忡忡，“有心人能不惄然忧哉！”（注：郑观应：《盛世危言·纺织》，载《郑观应集》（上册），第715页。 ）他把振兴商务的基点定位于“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载《郑观应集》（下册），第620 页。），显示了反对外国侵略的勇气和决心，表现了维护民族权益的正义立场，是爱国的。郑观应勇于冲破几千年来统治中国的“重本抑末”思想的樊笼，大胆提出“以商立国”，认识到商业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顺应时代潮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有利于中国民族经济的振兴和发展，是进步的。郑观应首开先河，提出“商战”这一范畴，表现了他大胆创新的精神，确为后人叹服。
（二）郑观应倡导向“泰西”各国学习，绝无妄自菲薄、盲目崇拜洋人之嫌。他的文章分析了“我国地非不广，物非不博，人非不众”（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载《郑观应集》（下册），第10页。）和“文士大夫百倍于日本”（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载《郑观应集》（下册），第12页。）等有利条件，主张把发挥我之所长与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相结合，做到用我所长，补我所短，把振兴商务与建立和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视为一个整体，对中国经济的前途，商务的振兴，外贸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并且身体力行，大力兴办新式企业，其精神是可贵的。
（三）郑观应在有关商战具体措施的论述中，认识到制度改革是商战的重要保证。他主张改革政治、开设议院，主张改革税则，主张收回海关管理权。尽管这些呼声非常微弱，有的要求甚至难以实现，但说明他作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的重要代表对封建政权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开始有了认识，表现了资产阶级争取参政权利的要求，启发了世人的觉醒，为甲午战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郑观应处于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环境中，是在经史教育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本身又是由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其身。时代的局限性和阶级的烙印在郑观应的著作中也不可避免地表露出来。
首先，郑观应对清政府腐朽的本质认识不清，甚至对其有幻想和依赖。他再三声明：商战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华“积习渐去，风化大开”，以期望“再见康熙之世”（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刊自序》，载《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页。）， “重睹唐虞盛世”（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载《郑观应集》（下册），第14页。），并说“国人强弱，系于君相”，把改革的希望寄于封建统治者，盼望明君出世来“兴利除弊”，扭转我国“受人挟制”的局面，争得与“强国争衡”（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载《郑观应集》（下册），第12页。）的地位。他将中国的税制改革寄托于国际“公法”，希望列强有朝一日大发善心，修改不平等条约，这显然都是不现实的。其次，郑观应将兵战称为“有形之战”，把商战称为“无形之战”，认为兵战只能“治其标”，唯商战才能“固其本”，于是断言“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载《郑观应集》（上册），第586页。）， 对外国经济侵略认识之深可嘉，其爱国之情可彰，但他没有看到列强经济侵略是以炮舰作后盾这一现实，过分强调商战而忽视兵战，作为一个口号难免有些偏颇。再者，郑观应在《商战》篇中列出了与外国商战的10方面内容，将“广种烟土”进行“鸦片战”不仅列入其中，而且举为第一，显然是错误的。
尽管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有不尽完美之处，但瑕不掩瑜，其思想代表了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无疑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一剂苦口良药，对于开阔国人的眼界，启迪国人的思想，振奋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所起的巨大作用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