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车臣战事看叶利钦的舆论控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叶利钦论文,车臣论文,战事论文,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俄联邦总统叶利钦向车臣当局发出最后通牒之日起，他就走上了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不以武力解决车臣问题，很有可能重蹈苏联解体的复辙，武力解决，又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众矢之的。当他最终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命俄军坦克开进格罗兹尼后，这一点就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俄议会内部几乎所有的政治派别都反对出兵车臣，就连一贯紧跟叶利钦的盖达尔也站到了反对者的立场上。莫斯科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反对“进行军事干涉”的人远远超过赞成的人；俄罗斯的新闻媒介几乎异口同声地谴责政府，并以大量篇幅刊登反对者的言论和声明。然而，此时的叶利钦已经别无选择了。在他把全部赌注押在“速战速决”的轮盘上的同时，他也在另一条同样重要的战线——舆论战线上展开了自己的攻势。
他是如何做的呢？
首先，强化政府的舆论机构，统一新闻媒介的宣传口径。
车臣事发后，俄联邦政府新闻处和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局的作用明显加强了。它们经常以记者招待会的形式表明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发布通报及新闻稿，提供各种军事录相，供新闻单位统一宣传之用。为了进一步加强舆论控制，俄政府还设立了临时新闻中心（下属俄罗斯新闻委员会）和车臣冲突新闻与分析委员会，并要求各新闻单位及时发布上述机构提供的官方消息。在“统一宣传口径”方面，俄政府是不遗余力的。例如，临时新闻中心于1994年12月7日发布的一项声明中说：“鉴于车臣共和国境内的事态，安全会议要俄联邦所有新闻媒体和舆论注意一个事实：车臣和俄罗斯的冲突并不是天然存在的。有的只是俄联邦这一地区非法武装集团的争权斗争……”在对格罗兹尼的空袭开始后，俄罗斯新闻处发布的新闻稿说：“……当问及对格罗兹尼进行空袭行动时，空军司令回答说：‘空军并没有轰炸格罗兹尼，我们严格遵守俄罗斯总统的命令。’”俄政府实行言论控制的主要对象，是那些接受国家财政支持、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新闻机构，如俄通社—塔斯社、奥斯坦基诺电视台、《俄罗斯报》、《红星报》等等。当然，这些新闻单位对政府的行政命令并不总是心悦诚服的。例如，奥斯坦基诺电视台新闻部副主任维克托·库兹涅佐夫说：“有人企图向我们施加压力，官员们设法对我们指手划脚。”其他的一些新闻机构也同样表示了自己的不满。
其次，对不听命于政府的新闻媒介采取强硬手段，以消除不利影响。
俄出兵车臣后，许多新闻单位置政府命令于不顾，继续为盖达尔等反战派提供讲坛，发表与政府口径不一致的言论。独立电视台、国际文传电讯等直接派记者去战区采访，发回大量的战地消息，而它们与官方提供的宣传材料往往大相经庭。例如，1944年12月27日，叶利钦在俄罗斯电视台说，他已下令停止对车臣的空袭。但在格罗兹尼的记者发回消息说，28日几个非军事目标被击中，其中包括一个孤儿院。这种做法使俄政府大为恼火。政府指控新闻媒介的某些记者“超越了民主和文明的范畴，误导舆论，引起外国某些消极的和不适的反应，促使它们干涉俄罗斯的内政。”独立电视台首当其冲受到指责。该电视台采用自派战地记者发回的报道，不断向观众展现死亡的俄罗斯军人、被摧毁的车臣村庄、俄军一再受挫的画面。俄罗斯电视台也播放了一些不难看出“官方消息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的片子，结果，该台台长因“对车臣战事报道不当”而被解职。独立电视台的领导人也表示了自己的忧虑：要求他们降低报道调子的压力很大，他们时刻面临着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危险。
俄政府对舆论采取集中统一控制的效果是明显的。具体表现在：
第一，一定程度地统一了内部舆论。
尽管一些报纸、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不顾政府三令五申，始终按自己的意愿播发消息，然而在事件过程中，临时新闻中心和车臣冲突新闻与分析委员会以其地位的优势，发布了大量的通报和新闻稿，使政府方面的信息和言论得到强化，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宣传攻势。在这种攻势下，反对派的声音日渐其弱。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内部舆论。
第二，统一了对外宣传口径。
车臣战事开始时，俄高层领导人中出现了矛盾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主张。外交部部长科季列夫全力支持叶利钦，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解决车臣危机，包括出兵，而议会方面却极力反对。这就造成了对外宣传口径上的不一致，使得西方国家对车臣冲突的关注程度不断上升，而周边的一些穆斯林国家也出现了躁动不安的苗头。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抓紧新闻媒介，一方面竭力减少议会方面发言的机会，同时对穆斯林国家的骚动采取冷处理，对西方国家说出“不”字，保证了大局势的稳定。
第三，维护了总统尊严。
尽管有言论说，叶利钦命令俄军出兵车臣是在走政治钢丝索，是火中取栗，他“公然违背宪法和新闻法”，企图实行独裁统治，是在“把俄罗斯引向分裂的边缘”，然而更加权威的舆论机构却在为他的军事决策做辩护，而这些辩护同样是有说服力、有影响力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反对派言论的影响，树立了总统权威。这种权威对于最终解决车臣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叶利钦的以上做法给我们两点启示：
第一，在任何国家里，“自由”都是有条件的，是以大局的稳定为前提的。为了大局的需要，一定的舆论控制是必不可少的。在国家面临重大变革、发生重大变故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试想，如果在车臣问题上，叶利钦听凭反对派言论放任自流，甚至占据上风，他能从政治“死胡同”里走出来吗？
第二，拿起“自由”的武器是一回事，面对“自由”的武器又是另外一回事。
叶利钦是高喊着民主的口号走上政治舞台，登上总统宝座的。如今他又不得已拿起了“集权”的武器，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本身就是对他所追求和仿效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绝妙的讽刺。这说明，新闻自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所谓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于这一点，叶利钦本人恐怕也不能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