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中国论文,对美论文,变动论文,后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 第二次炮击金门：直接对美，间接对苏
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毛泽东马上主要开始着手做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和他试图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密切的关联。
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批评和平共处，加强对外政策中的斗争性。据吴冷西记述，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11月21日回到北京后，第二天晚上就召集了政治局常委会。他在着重介绍了代表团在莫斯科如何宣传和坚持中国党在斯大林问题，以及和平过渡等问题上的原则意见之后，特别指出道：在这次会上我们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讲，一个是我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对欧洲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分析有意见；另一个是我们不同意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和平共处总路线的提法。毛泽东说：“现在国际上一般都公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否做得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首先就做不到，尼赫鲁是不是完全照这样做也还要看。我们是坚持这么做的。从外交政策和国与国的关系方面来讲，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因为这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问题；还有执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还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24](p152)
和平共处不能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那么，作为国家的对外政策，中国党提出并且正在实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能不能继续呢？毛泽东这时明显地希望能够把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政策划分开来，因而明确讲：国与国的关系还是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但是。有没有可能一方面坚持世界革命理念，直接或间接、公开或秘密地支持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运动以及民族独立运动，一方面又同当事国政府在国家关系上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地和平共处呢？显然，这几乎是难以办到的。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就包含着不得以任何形式支持建交国家内部共产党，工人运动或民族独立运动的要求。而只要坚持支持其他国家内部共产党、工人运动或民族独立运动，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在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当中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这时固然强调在国家关系上还是应当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行事，但他在这以后却已经再也不公开宣传“和平共处”的外交思想了。不仅不宣传，而且对前此的对外政策也开始有目的地加以调整。
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委婉地指出，中国前此在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也存在着与苏联相似的问题。他明确认为，即使是国家间关系，也要有所划分。正确的对外关系也还是要强调又团结又斗争，只不过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对亚非拉美民族主义国家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有区别，重要的问题在于，仅仅满足于和平共处是不行的，[23](p16)
2月初，自1954年以来积极依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推动外交工作的周恩来，被免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改由更多军人气质，更多虎气的陈毅元帅来对外代表中国。而这一年外交工作开始革命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全面断绝对日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事情的直接起因是日本右翼分子扯下并撕毁了中国在长崎展览会会场上的中国国旗，日本岸信介政府以中日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为由，拒不向中国方面道歉引发的。但毛泽东则认为这是对日政策过分软弱，只重贸易，不重政治种下的恶果。为此，周恩来甚至不得不做了自我批评（注：有关这一事件的起因及中方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可参见王泰平前引书，第18-19页；《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958年7月26日）。在苏联驻华代办安东诺夫的这一报告中曾就中国断绝对日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强大措施提出过委婉的批评，称：中国这时的对日措施多少有些偏激的地方。比如“不应该急于急剧收缩与日本的文化联系，因为这实际上是限制了中国向日本宣传自己的机会”。）。根据毛泽东在外交工作中要加强斗争性的新思维，外交部专门召开了务虚会，端正思想。务虚的结果，周恩来以往的和平外交方针难免被批评为“右倾保守”。按照外交部务虚会后确定下来的方针，中国今后的对外政策应该向“斗争是绝对的，冷战是不可避免的，而妥协则是相对的，暂时的”这样一种革命化的方向转变。[25](p298)
第二件事就是发动大跃进运动，力求在加强革命化的同时，争取把生产促上去，早日改变中美之间力量对比悬殊的状况。毛泽东深信，运用中国自己的经验，比如战争经验、群众动员经验以及政治工作经验等等，完全可能在经济增长方面创造出新的奇迹来，使中国在迈向强国的路上走得更快一点，让美国人再也不敢无视中国。事实上，从莫斯科回来之后，他就明显地憋着一股气。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他曾很不服气地对与会代表们说：“我就不信，搞建设比打仗还难？！”[26](p78)
要想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赶上美国，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地进行生产建设显然不行，必须要来一个“大跃进”。在毛泽东的鼓动下，生产大跃进的运动被迅速发动起来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夏粮的产量就到处大放“卫星”。各地上报的粮食亩产几十倍上百倍地增长，极大地鼓舞了毛泽东进一步在工业上创造奇迹的想法。[23](p380)随着他的一声号令，全国上下9000万人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大炼钢铁的运动，各地同样捷报频传，钢铁产量也是直线上升（注：据当时的资料，英国年产钢2000万吨左右，而由毛泽东主持的北戴河会议则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要达到1080-1150万吨左右，下一年度则要超过2000万吨。）。赶超英国已经不是问题，毛泽东马上开始把赶超的锁定在了美国身上。从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宣布准备15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20到30年的时间赶上美国[13]，到5月份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毛泽东就已经在内部提出7年赶上英国，加8年赶上美国的15竿奋斗目标[27]。又过了一个月，他估计：“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有可能的。”[23](p278)主张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就要超过英国[23](p381)。进入到9月初，他已经不再注意英国了。他直截了当地要求党的领导人，要有大手笔，要解放思想，鼓动他们：“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23](p368)
外交从来都是内政的一种延续。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这种估计和幻想，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其处理对外事务的心态发生改变。1958年夏天之所以会接连发生毛泽东斥责苏联和挑战美国的重大事件，与此不无关连。
斥责苏联的直接原因是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的问题。在中国建设大功率的长波电台在当时是中苏两方军事部门的共同需要，然而毛泽东强调主权，坚持电台的所有权要属于中国，故主张中国出资，中苏共同使用；而苏联军方则坚持双方出资，共同拥有，共同使用。双方为此从4月交涉到7月，始终未能解决问题。这件事已经让毛很不高兴，苏共中央政治局随后又针对中方要求苏方提供核潜艇及其在中国设厂制造核潜艇一事，令其大使向毛泽东说明希望通过在中国建立联合潜艇舰队的方式，一方面满足中方加强海防的需要，一方面也为苏联海军对付太平洋上的美国人提供便利。两件事加在一起，使正在为大跃进欢欣鼓舞的毛泽东异常愤怒。他为此大发雷霆，声色俱厉地斥责苏联大使，并且在游泳池边批评赶来解释原委的赫鲁晓夫，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苏联领导人“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认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断言苏方是因为掌握了一点原子能，就觉得了不起，看不起人，“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19](p323-224)毛泽东的怒气虽然因赫鲁晓夫亲来北京，反复解释，最终得以化解，但中苏两目的同盟关系明显地受到影响。在随后的台海危机过程中，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不向苏方打招呼；事发后苏方询问，中方强硬表示自己承担后果，绝不拖苏联下水；苏方提议向中方福建前线派驻一个携带导弹的苏联空军大队，以震慑美国，毛则强调中国只要苏联导弹，不要苏联部队，认为苏方此举仍是想控制自己[24](p187)。这些都清楚地反映出大跃进高潮中的毛泽东，在涉及民族尊严的问题上，正变得十分敏感。
挑战美国，再度决定炮击金门，同样与毛泽东昂扬的民族自尊心有关。其直接原因，也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轻视。本来，中美两国间自1955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大使级会谈这种接触的方式。虽然会谈本身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它作为美国被迫承认以新中国政府为谈判对象的一种外交形式，仍旧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因此，中方虽然不满意这种会谈方式，却一直坚持保持这样一种接触的渠道。不料，到1957年底，早就对谈判失去兴趣的美国方面，以谈判代表调离，只能以代办出面与中方接触的方式，意图借此停止与中方的这种外交接触。美国人的这种作法，在中国方面看来，无疑是污辱性的。鉴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纯粹是中方用炮击金门的办法逼迫美国重视自己得来的，毛泽东不能不设想，美国如今蓄意中止谈判，也与其不再重视中国的心态有关。
美国如此轻视中国，这不能不极大地刺伤了毛泽东的民族自尊心。自1958年2月起，中国政府外交部几度受命要求美方重新选派大使级代表续开中美会谈，清楚地反映出毛泽东等人的强烈不满。美国方面拒不答复的傲慢态度，更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中国正一日千里地跃进着，美国依然不把中国放在眼里，这难免让他备感愤怒。在两度要求美国立即重开谈判，强硬要求讨论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得不到答复之后，6月30日，中国政府干脆发出了最后通牒式的声明，强硬地宣称，美国方面除非在15天之内同意恢复谈判，否则中国方面将不能不认为美国决心要使谈判破裂，由此而带来的一切后果只能由美国方面负责。[28](p138-439);[29](p724)这一声明清楚地显示，毛泽东对美国人已经开始失去耐心了。
为了让美国知道轻视中国的后果，毛泽东决心要在台湾海峡再度制造一些紧张局势，即所谓利用战争边缘政策，“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24](p189)。7月14日，也就是中国政府给美国最后通牒中所提限期的最后一天，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粟裕受命在北京召开了作战会议，具体落实了炮击金门及海、空军配合的问题。由于几年来已在东南沿海地区成功兴建了鹰厦铁路和福建、江西两省的军用机场，及其海军基地，工程兵部队也已按计划完成了一切战前工程保障工作。因此，这一次的炮击行动和规模都明显地不同于1954年9月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炮击甚至夺取金门岛，实际上已有了相当的把握。仅参加炮击行动的炮兵部队就有30多个营，一次性打击就可以发射10万发炮弹以上[30]。而恰好在中国军方具体部署炮击行动的当天，中东的伊拉克爆发政变，政变组织者宣布伊拉克退出由美英组织的巴格达条约组织。次日，因怕连锁反应，美国决定出兵支持亲美的黎巴嫩政权，英国军队也迅速在约旦登陆，这种情况更进一步激起了毛泽东向帝国主义斗争的决心：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牵制美帝国主义！18日晚，毛泽东召集紧急会议，亲自进行了作战的部署和动员。根据前线的具体情况，中共中央军委随后决定将炮击金门的行动定在7月26日下午或27日早晨。[13](p387)
就在中国给美国所提最后期限的当天，即7月14日，美国方面却做出了回应。它虽然故意要拖后几天再指派代表，并要求改变谈判地点，毕竟还是接受了中国方面恢复谈判的要求。从外交斗争的角度，毛泽东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随后，进一步有消息传来，说明美国政府确实已经内定由驻波兰大使为美方代表，准备与中国恢复谈判了。因此，即使毛泽东已经提出了要利用炮击金门来援助中东革命的问题，他反复犹豫之后最终也还是改变了原来的炮击计划。在炮击马上就要开始的当天，即27日上午，他写信给彭德怀等说：“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马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放，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32](p326)换言之，就是不想打了。
然而，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共产党人如何在不放弃意识形态原则和目标的条件下，灵活运用外交手段，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家利益，始终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美国既热已经妥协，从外交策略上考虑确实可以不打了。但是，面对中东事件，只是发发声明，组织组织群众示威，显然不够“国际主义”。尤其是当毛泽东注意到，本来积极倡导和平过渡与和平共处的赫鲁晓夫，这时却做出了相当革命化的反应。在他的命令下，苏联军队在靠近中东及巴格达条约组织成员国土耳其边境附近的中亚地区和保加利亚，开始组织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公开威慑美英军队，声援阿拉伯反对美英侵略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不能不使毛泽东处于两难的境地。十分明显，最积极地倡言革命，声称不怕战争、不怕帝国主义的中国，如果满足于美国与中国重开谈判的让步，而不做出援助中东革命的有力反应，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于情于理都说不通，结果，意识形态的考量终于再度占了上风。毛泽东不能不重又考虑炮击金门的问题了。
当然，炮击金门、马祖也有中国自身战略上的好处。金、马长期以来都悬台湾国民党军队用来骚扰大陆东南沿海的重要跳板，过去由于交通和空军的限制，一直没有办法有效地解决问题。而今各方面条件均已具备，福建以及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党敢军民自然强烈地要求压制甚至夺取金、马，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对金、马的作战只是迟早的问题，也未必真的能等到不知何年何月的“彼方无理进攻”时再说。
既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和从解决东南沿海安全的角度，都有打金、马的必要，那么问题的关键也就集中到它对中美关系可能的影响上来了。毛泽东这时显然不希望此举会使美国收回刚刚在中美大使级会谈问题上所做出的让步，更不愿引起美国直接的军事干预。他在7月27日给彭德怀等信的末尾所以会强调“我战即克”和“不打无把握之仗”，即显示出他对美国可能的反应相当重视。因为人们这时毕竟从文字上看不出美国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及其1955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的《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是否意味着美国也承担起了对台湾和澎湖以外的金门、马祖等中国沿海岛屿的防御任务。[33](p262)如果炮击金门会引起美国的直接干预，哪怕是促使美国转而再度拒绝大使级会谈，都不是毛泽东所希望看到的。
在反复研究了美国对7月底解放军空军大规模迁场入闽的反应之后，毛泽东在8月18日，即在中东事件爆发一个多月之后，做出了炮击金门的新的决定。随即，他召集彭德怀等连续开会，研究了炮击金门的具体行动方案，决定边打边看，探明美国的态度和台湾当局的动向后，再做下一步的计划。[34](p100)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决定炮击的过程中，高度重视不要伤及美国顾问人员的问题。在8月21日下午讨论炮击方案时，毛泽东明显地对发动突然袭击式的大规模炮击感到担心。他询问报告人叶飞说：“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叶飞答可能会。毛再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叶飞答：“无法避免。”[35](p654-655)毛泽东在连夜反复考虑后，第二天就提出，还是先打几百发，由小到大比较好。经过叶飞等人的争取，毛泽东才勉强同意先打10000发。而又过了一夜思考之后，他还是坚持不能打到美国人。在他经过叶飞发往前线的指示中称：此次炮击先不打地面目标，只打水面船只，使用炮弹3000到6000发，打地面时，不打其指挥机构；尤其不要打美国军舰及岛上的美国人。这一决定突出地反映出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重视。直到彭德怀明确表示希望按照福建前线指挥部的意见进行炮击，并强调“估计美军不会参加”后，毛泽东才在最后关头同意照最初的方案实施炮击，仍着重打敌指挥机构、炮兵阵地、雷达站和料罗湾的舰艇等。[3](p267-269)
五 “联蒋抗美”：斗争策略的灵活调整
8月23日下午5时30分开始，解放军从福建前线面对金、马30公里的海岸线阵地上，向金门排炮猛轰，在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发射炮弹近20000发。次日，炮击的重点转向了封锁金门岛。中国共产党人持续的炮击行动，果然引起了美国方面的高度紧张。毛泽东的战争边缘政策再次面临考验。
美国方面对中国共产党人炮击金门的行动，很快就表明了态度。杜勒斯公开警告说，中国共产党人如果强行夺取金门、马祖，将会引起严重后果。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随后也公开声称，金门、马祖对于保卫国民党中国本土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美国不会放弃对中华民国的责任。[37]随着8月28日福建前线对金门国民党军播放了《告蒋军官兵书》，宣称解放金门迫在眉睫[38](p489-490)，美国军方当即制定了应急计划，决定为国民党军向金门提供补给的军舰护航，负责防卫台湾、澎湖的上空，在中共进攻金门、马祖时，可考虑国民党的自卫权，包括对中共投入战斗的炮兵阵地和空军基地进行袭击[39](p96-99)。根据来自海外新闻界的种种消息[40]，毛泽东显然很快地了解到了美国的这种态度。他马上调整了前此的方针，通过中央军委，于9月2日发出了《关于对台湾及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第一次明确提出，对金门、马祖问题，不去登陆，多少年内也不去登陆，另外准备20年不打台湾，因为这不单纯是个台湾同题[41](p215-216)。
为了让美国人了解中国方面的这种态度，毛泽东决定自4日起停止炮击三天，让国民党向金门放手输送各种急需的物资。[42](p432)他在内部对这一作法的解释是：“总是炮轰就没有意思了，看情况就停下来，等过两三个月，他们麻痹了再打。”而在随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则明白地讲：“金门、马祖这样几炮，我就没有料到现在这个世界闹得这样满天风雨，烟雾冲天。”美国竟然要在我们这里来个“大包干”。“我们现在手里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跟一个有原子弹的敌人开战，不是好办法。”因此，尽管包括张治中在内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此想不通，他还是坚持反复做劝说工作。他解释说：美国最好“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什么大扭岛、二担岛、东定岛一切包过去，我看他就舒服了”。到时候倒霉的不是我们，是它“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人的颈吊在我们中国人的铁的绞索上面”。因为美国与台湾已订了条约，弄成了个死结，走都走不掉。现在它“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他的头更接近我们。我哪一天踢他一脚，他（都）走不掉”。[32](p384,386,392);[24](p185.190)
毛泽东虽这么解释，但打也打了，话也说了，从满足内部各方愿望的角度，他还是难以完全放弃取得金、马的想法。在他看来，不用武力，未必就不能用其他方法来取得。1955年1月解放军准备夺取浙江沿海的大陈岛时，还没有进攻，只拿下附近的一江山岛，美国就逼着蒋介石从大陈岛主动撤退了。这次能不0B再重演一次1955年的大陈岛事件，像当年那样，拿出废此朝食的态势，迫使美国逼着蒋介石让驻守金、马的国民党军“这十一万人走路”呢[32](p380)？
为了透迫美蒋撤出金门、马祖，中共中央于9月6日先由周恩来出面发表声明，表明中国政府愿意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态度[43](p167-168)，继而由毛泽东于9月7日再度下令炮击金门，毛明令这次“规摸要比8月23日还要大，准备打3万发”，还要动用海岸炮和鱼雷快艇打击蒋舰[34](p167)，以便让国民党人明白他们是守不住金、马的。周恩来在随后接见新加坡记者曹聚仁时，亦要其转告台湾方面：金、马的国民党军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与岛共存亡；二是全师而还，三是在美国的逼迫下撤退。周恩来称，最好的选择是全师而还，因为国民党在金、马的驻军占整个国民党军队的三分之一，这个数字中国大陆并不在乎，回到台湾对蒋介石却有作用，可以用来作为对美国讲话的资本。最不光彩的是自己不撤反而被美国逼着撤退。[44](p461-462)
对周恩来的声明和解放军再度大规模炮击金门，美国方面很快就做出了反响，同意马上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共中央据此研究了具体的谈判对策。毛泽东明显地赞同在美国最关心的不对台湾、澎湖动武的问题略做让步，以换取美国压迫蒋介石放弃金、马。会议内定的谈判底线是，声明台湾、澎湖是中国的领土，金门、马祖等是中国大陆内海岛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方法，在适当时候，解放这些领土；直接威胁厦门、福州两海口的为国民党军队所占据的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必须收复。如果国民党军队愿意主动地从这些岛屿撤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不予追击。中国政府在要求美军从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的同时。也可以做出承诺，在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之后，将争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湾和澎湖，并且在一定时期内避免对台湾和澎湖使用武力。[39](p190-195)
承诺争取和平解放台、澎，并保证在一定时期内不对台、澎使用武力，这在中国政府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为了争取美国协助迫蒋撤退金、马驻军，而做出如此大的让步，反映了毛泽东这时急于取得金、马的心情。但是，毛泽东同时告诉周恩来，要中国代表在谈判中不要急于和盘托出中国的方案，可以在三四天甚至一周内先实行侦察战，摸一摸对方的底线再说，以免美国人以为我方示弱[32](p416)。不料，中国代表在9月15日双方第一次会谈中就亮出了中方的底牌，这让毛泽东大光其火。负有具体指导责任的周恩来不得不接连致信毛泽东承担责任，并重定了对策。新的对策突出强调了斗争性，不仅拒绝与美方代表讨论具体问题，而且义正辞严地要求美国从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停止向中国领海、领空的一切军事挑衅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周恩来同时还向毛泽东请示，针对美国这时提出的停火要求，从各方面扩大要求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军的活动，包括发表驳斥杜勒斯联大演说的外长声明；动员各地报纸、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广泛响应；要求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配合中国的行动，等等。[44](p462-464)中国代表随即在第二次中美会谈中表现出强硬立场，完全不理睬美国代表提出的复案，只谈原则，不涉及任何具体问题。其要求美国撒军的措辞尖锐，质疑美国停火建议的态度不容妥协。[39](p209-218)对此，毛泽东欣然首肯，称就是要采取“这种新方针、新策略”，“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并且说，“这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44](p463-464)
本来是要夺得金、马而对美取妥协策略，如今转而实行攻势的、高屋建瓴的“新方针、新策略”，反映出毛泽东对金、马的策略再度发生了变化。美国政府这时很重视中方9月15日提出的方案，在与中国代表会谈得不到回应后，9月30日杜勒斯干脆公开声言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借以向中方示意愿意讨论以金、马交换台、澎安全的问题[45]。然而，毛泽东已再度改变了此前的想法。他在10月初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联蒋抗美”的策略。因为毛发觉：夺取金、马从长远看，对解决台湾问题不仅没有好处，可能还有危险。他指出：“把金门、马祖让给我们是杜勒斯的方针，他想以撤出金门，马祖交换我们不收复台湾以及澎湖列岛。”如果因为夺取金、马而使台湾远离了中国大陆，便利了美国的图谋，那将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因此，他转而发现：“我们跟蒋介石有共同点：第一是蒋不愿撤出金马，我让金马留在蒋手中有利于就近保持接触，要打就打，要停就停，对美一紧一松，主动权在我。第二是蒋介石要死守台湾，我们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不打算也不可能解放台湾。第三是我在蒋介石同美国人的斗争中保持‘中立’，让蒋介石跟美国人斗，实际上是支持蒋介石跟美国人斗。美国想霸占台湾，逼蒋介石完全成为美国的附庸。蒋介石和蒋经国都还有一点反美的积极性”，鉴于“最近台北发生蒋介石策动人打砸美国大使馆的事情。这些迹象表明，我们和蒋介石是有共同点的，是可以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联合反美，不让美国完全霸占台湾”。[24](p190)
随后，毛泽东并托人转告蒋介石，说只要蒋能抵制美国，我们就可以跟他合作[44](p476)。既然要向蒋介石国民党示以善意，大规模惩罚性的炮击自然就不再需要了，第二次台海危机至此迅速化解。
六 “反帝反修”：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冲击
这次大规模炮击金门，前后不过一个多月，从最初的还美国人以颜色，同时惩罚国民党借金、马骚扰大陆；到准备夺取金、马，牵制美国，支援中东革命；到诱美逼蒋撤守金、马，最后又一改初衷，为“联蒋抗美”。将金、马原璧还蒋以壮其势，毛泽东的策略几经反复，频繁变动。然而，从单纯外交斗争的角度，他对自己策略的调整还是相当自信的。
成功地把美国套在了握在中国六亿人民手里的绞索上，是毛泽东随后解释这次行动意义的一个最重要的说法。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凡是搞了军事基地的，就被一条绞索绞住了”。美国在台湾有军事基地，就等于自己往自己脖子上套上了一条绞索。美国与台湾还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更是等于打了个死结，想脱都脱不开。本来台湾还远一点，这次炮击金、马，美国又自己钻了进来，非要承担保护的责任不可。“我看也套上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在金、马有十一万军队，“只要有这两堆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得关心。这是他们的阶级利益、阶级感情”。“不能见死不救”。但金、马毕竟距离中国太近了，把头伸到这么近的地方来，实际上对美国并不是好事情。我们想什么时候踢它一下，就可以什么时候踢它一下。[32](p380)（注：但严格地说，在美国明确表示不愿意对金、马承担协防义务后，毛的这种说法已难成立。）
除了绞索政策以外，毛泽东强调最多的还在于支援了中东革命，和进一步证实了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本质。关于支援了中东革命的问题，是说这次炮击金门，“中东各国可是欢迎啦，特别是一个阿联，一个伊拉克，每天吹，说我们这个事情好。因为我们这一搞。美国人对它们那里的压力就轻了”[32](p380)。至于证实了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本质，则是因为毛泽东在炮战中发现，美国人其实也还是在玩战争边缘政策。当中国9月4日宣布了十二海里领海线之后，美国军舰一遇炮击就迅速退到十二海里领海线以外，证实了美国口口声声说要保护金、马，实际上也不敢深入到中国内海来向中国挑衅。而美国原来刻意拖延大使级会谈，一打金门，马上就指派大使，催着谈判，也显示美国并不愿意与中国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这些情况都让毛泽东颇觉满足。分析世界大势，讲点豪言壮语，大谈他的纸老虎理论和不怕鬼的故事，说明“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一天好起来”，从来就是他用来动员民众、鼓舞士气、振奋国内外共产党人反帝斗争精神的一种手段。大规模炮击金门的行动，再度验证了他对美国虚弱本质韵判断，更让他有了新的谈资（注：毛泽东在1958年11月底批示发给与会者参考的关于西方世界如何分裂和美国内部如何困难之类的报告或新闻报道，就有五六篇之多。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581，589，599，606，608页。）。
那么，毛泽东对这次炮击的结果是否就全无遗憾了呢？也不是。伴随着国内轰轰烈烈的“解放台湾”的宣传运动，解放军在占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仅仅因为美国扬言干预，而无法夺取这两个沿海小岛的现实，到底还是使毛泽东内心感到不快。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特地写下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一反他过去强调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态度，强调帝国主义还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在战术上必须要重视它[32](p610-613)。由此不难看出他对美国在这次台海危机中的干预，还是有些耿耿于怀，不能不试图对党内做些交待和解释工作。
从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处理，到第二次台海危机的处理，越来越清楚地反映出中美关系以及台湾问题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为了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必须和美国人斗智斗勇。但中美之间实力的悬殊，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使得他几乎无法通过军事或外交来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虽然极大地提升了毛泽东向美国挑战的勇气，现实较量的结果，除了把美国人重新逼上了谈判桌外，一切照旧回到了原先的起点上来。随着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被事实证明完全不可能带来钢铁产量的飞速增长，毛泽东不能不意识到，想在短时期内赶上和超过美国，从而改变中美实力对比的现状，迫使美国人重视自己，只能是一种幻想。因此，除非美国被极大削弱，否则中国要想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根本解决台湾问题，进入联合国，和取得美国承认，都鲜有可能性。
如何才能达到极大削弱美国的目伪呢？从11月美国民主党在选举中胜出、杜勒斯的共和党落败中，毛泽东看到了炮击金门所带来的某种效果（注：毛泽东显然相信炮击金门可以影响美国大选。11月2日他曾电示称：“建议明三日（逢单）大打一天，打一万发以上，对一切军事目标都打。以影响美国选举，争取民主党获胜，挫败共和党。”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90页。）。他不仅估计民主党的对华政策可能较保守的共和党会有所改变，而且相信，危机造成的紧张空气对美国不利。只要斗下去；美国的政策非变不可，“早晚要承认中国和接纳中国参加联合国”。[48](p70)因此，炮击金门之后，他开始经常强调“紧张”的好处，甚至直言：“我是喜欢紧张的。”他坚信这是使美国陷于被动，并可能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的一步要着。故“局势愈紧张愈好，各国共产党可以比较迅速地发展，革命会更快一些”。[47]
受到毛泽东这种态度的影响，中国1959年以后一段时间里的对外政策明显地表现出两种趋向。一方面，和平外交的方针继续延续，和平共处韵方针仍在坚持。如周恩来在1959年4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仍在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始终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甚至进入到1960年，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也一面肯定地认为美国虽然换了执政党，其帝国主义的本质未变，还在准备战争，且要长期霸占台湾，它不可能接受中国的条件从台湾撤兵；一面又强调战争未必会很快打起来。故会议主张，中国既要警惕可能到来的战争危险，立足于打，不寄希望于解决问题，又要拉住美国谈判，不主动破裂，同时与周边国家加紧解决边界问题，以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24](p236-248)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和平共处的外交思路逐渐被怀疑和动摇。周恩来在当年10月的讲话当中就开始对“和平共处”加以限制了，强调：“跟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并不是说取消了斗争、取消了竞赛。用和平方式进行两个制度的斗争，用和平方式进行各种不同意见的斗争，这样来争取持久和平。”11月初毛泽东召集杭州工作会议，讨论杜勒斯关于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三篇讲话，为适应毛泽东的想法，周进一步把和平共处分成了三种情况，说一种是列宁的和平共处，即是要通过暂时的和平共处来获取消灭对手的资本，第二种是麦克米伦的和平共处，就是要维持现状，第三种则是杜勒斯的和平共处，意在保存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等到这次清楚了解了毛泽东的看法后，再谈到和平共处时，他的讲话就与毛泽东基本上趋于一致了。他开始批评过分强调和平共处的作法，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忽视这一斗争，甚至把和平共处说成那么好，两个世界的斗争不提了，很危险。”包括对民族主义国家的和平运动，也要有分析。“如果笼统地讲和平，不加区别地讲和平，那是为了欺骗，也可以造成一批和平主义者。什么战争都反对，就只有让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堆续被压迫、被镇压，而社会主义把自己孤立起来。”这一年12月再谈到和平共处问题时，他已不再从正面谈论和平共处了，而是讲：“美帝国主义的战略方针是用和平共处的方法，用军事基地把我们围起来，并把中间地带都搞起来，然后促使我们内部变化，并保卫自己。”因此，我们无论要挫败美国的阴谋，还是要解决台湾问题，都必须“要想更大的问题，想远二点”。这个“更大的问题”，说到底其实就是推动世界土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尤其是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44](p494,504,506,510-511,514-515,526,540)
把外交工作与意识形态的目标混同起来，是60年代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除了美国必欲敌视和干涉中国所造成的反感情绪起作用之外，中苏两党分歧的公开化无疑也是推动毛泽东必欲坚守意识形态阵地的一个关键所在。
中国要对付美国，本来最需要得到盟国苏联的支持。然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非但不理解台湾问题、联合国地位问题给中共领导人心理上所造成的民族屈辱感，而且在毛泽东深信和平方法已经无法解决问题，必须要“以‘战争边缘政策’来对付‘战争边缘政策’”[47]的时候，完全不顾中共领导人这时的民族感情，坚持全面推行对美缓和政策。还在1958年炮击金门之前，毛泽东其实就已经在内部明确批评苏联的这种作法了。依据毛泽东的意见，外交部当时就特别告诫自己的外交官们说：我们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是有差别的，“总的说来，它们对美国还有些怕”。而我们则要“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消灭恐美病，使人们有信心，敢于同美帝国主义做坚决的斗争。对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对民主主义国家又联合又斗争，以联合为主，可斗可不斗者暂时不斗，（非斗不可者），敢于把它斗倒”。对于一切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愈是害怕，它就进攻得愈厉害，愈是强硬，它就愈要转入防御”。[48](p1098)
1959年赫鲁晓夫为实现访美，积极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极力宣传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为此甚至不惜于6月20日通知中共中央将中止执行1957年10月15日签订的新技术协定，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进而，鉴于中印两国发生边界冲突事件，苏共中央又不顾中共中央的劝告，下令苏联塔斯社于9月9日发表声明，对这一事件表示“遗憾”，批评它事实上为美苏缓和和两国首脑互访设置了障碍。这些都让中国方面极其不满。[24](p205-212)访美归来的赫鲁晓夫9月30日带着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来到北京，直截了当地要求中国释放扣押的5名美国间谍，批评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和与印度为边界问题而起冲突，并且声称“台湾问题不仅给美国人制造了麻烦，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困难”。他甚至质问毛泽东等人：为什么你们不能像当年列宁批准在苏联的领土建立一个“远东共和国”那样。让台湾暂时脱离大陆，等条件成熟后再行收回呢？[49]
赫鲁晓夫为争取与美国实现缓和与和平，不惜向自己的同志兴师问罪，这种情况使毛泽东从根本上开始认定，和乎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方针大可质疑，它难免会导致修正主义思想的泛滥。从1960年4月开始，借列宁诞生90周年的机会，毛泽东开始发动抵制苏联和倡导世界革命主张的大规模的宣传攻势（注：为纪念列宁诞辰，中共中央同时组织了三篇分量极重的理论文章和讲话，针对苏联党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思想，力言列宁主义的阶级革命和世界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参见红旗杂志编辑部：《列宁主义万岁》（《红旗》杂志，1960年第8期；人民日报编辑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人民日报》1960年4月22日；陆定一：《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人民日报》1960年4月23日。）。随后，中国很快开始举起了“反帝反修”两面大旗。毛泽东批评苏联是修正主义的重要依据，就是认定赫鲁晓夫之流抹煞阶级斗争，反对一切战争与革命，鼓吹对立阶级之间、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阵营之间、被压迫民族与殖民统治之间调和妥协、和平共处。尽管在公开场合，中共中央始终没有否定“和平共处”这一外交用语；在处理同毗邻国家关系时，还一度强调要争取和平解决一切争端，创造和平环境，但是，毛泽东1960年春天已经在内部明确讲：“和平共处是没有的”，至少，我们“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50]
从这一观点出发，毛泽东对外交工作的理解开始回到了列宁主义的时代。他相信：“日本人民不翻身，南朝鲜、菲律宾、柬埔寨、老挝、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不把帝国主义赶走，不把本国垄断资本或者亲帝国主义分子打倒，我们这个国家也不能得到最后解放”，即台湾问题也不能真正得到解决。换言之，援助各国人民革命，这实际上是援助我们自己，“打了帝国主义，我们就巩固了嘛！我认为这是真理，其他都是假话”。[51]因此，他明确提出：共产党天生就是搞阶级斗争的，“不革命还算是什么共产党”？今天的革命主要就是反帝，“真正的马列主义都要反帝，首先是反美帝”，不支持各国人民反抗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阶级斗争和民族革命，“这还算共产党吗？还算马克思主义者吗？”[52]
很快，中国开始走上了大力援助各国人民革命的道路，以和平共处为基础的外交工作明显地受到了世界革命思想的冲击。争取和平环境的问题，也迅速开始让位于反帝反修斗争的需要了。到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不仅全面接受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新思想，而且与会者们已经在无比兴奋地谈论起中国的世界革命中心地位问题了。负责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会上亦对此明白肯定，称：“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中心是从莫斯科转移到北京了。”“我们现在应该当仁不让，见义勇为。”[53]
上述情况清楚地表明，台湾问题以及中美关系问题所带来的种种压力和冲击，这时已经极大地影响到毛泽东对国际事务的判断和中国整个的对外政策走向了。毛泽东是不是真的相信靠中国就可以领导和发动世界革命，尚不得而知。但他多半相信，以中国目前的实力，也只能采取这种“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才能让美国感到压力和紧张，从而根本上改变其轻视中国的顽固态度。
【收稿日期】2003-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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