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变迁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居民消费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合理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最终目的在于确保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生活从温饱到小康再向富裕过渡。现阶段城乡居民消费的演变，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契机。为此，分析我国居民消费变迁的特征、成因及意义，把握居民消费转换的基本走势，这对于导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促进消费与供求之间在新时期的基本平衡，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居民消费变迁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点
分析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模式的演变历程，可以将其变迁轨迹概括为两个大的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建国后至改革开放以前，消费模式的总特征是“低水平、大众一统化的贫乏期消费”；第二个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消费模式的总特征是“层次递进、市场化的温饱期消费”。第二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别的发展阶段：其一，1979—1988年，城乡居民步入“大众趋同化、数量增长型”消费期；其二，1989年至现在，进一步演化为“多样化、效益提高型”消费期。
建国以后至改革开放以前的较长时期，城乡居民消费被纳入高积累、超前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体系之中，农业、轻工业、基础产业及生活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消费物品和劳务匮乏，迫使政府从严控制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居民消费需求及消费支出的增长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加之供给制、半供给制的居民消费品分配体制，消费的商品化、市场化、货币化水平很低。总结这段历史时期的经验与教训，公认的一个明确结论是：背离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追求数量型、粗放型发展战略，表面上实现了名义上的高增长而导致实际上的高消耗、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但是对于轻视消费、违背社会最终需求促进生产增长的规律，也是导致这段时期经济效益低下的一个重要症结，却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这段时期的消费需求基本上受制于生产供给的约束和摆布，无力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起导向作用。更重要的是，作为经济增长主体的劳动者，其消费需要未能从生产增长中得到不断的满足，只会阻碍劳动者身心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压抑劳动者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对社会生产增长和经济效益逐渐产生隔膜与疏远。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际经济水平的快速增长、经济结构的局部调整及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乃至整个消费生活方式实现了从贫乏到温饱再向小康过度的重大进步。居民的基本生存需要范围大为拓展，满足程度显著提高，而发展和享受资料的消费比重日趋上升。消费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变化的最显著之点在于，在经济市场化的进展中，市场上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已逐渐上升为扩张和约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变为支撑和牵引投资方向变动及投资总量增长的基本因素。单纯资源供给约束型经济已经转变为供给能力和消费双重约束。消费逐步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这是改革以来，特别是温饱时期消费作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变革。这主要是通过消费—生产的几个阶段性演变进程表现出来。
（一）大众趋同化、数量增长型消费拉动粗放型、数量增长式经济发展阶段（1979—1988年）。从总体看，这一时期的居民消费摆脱了“低水平、大众一统化”的消费状态，进入到以数量增长为主、生活改善型的粗放期。改革之初，居民消费需求集中于过去未曾消费或未能充分享用的肉禽蛋奶类食品、服装及日用品，注重其数量的增加。只有极少数高收入层次消费者开始注重消费对象的质量和功能。与此相适应，多数企业采取外延型、粗放式的经营战略，较快地满足了广大城乡居民改善生活的需要，居民总体生活水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这一时期，首先是农民收入水平的明显提高，尔后城镇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需求结构迅速变化。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相关系数高达0.90。形成消费强烈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农村与城镇职工收入持续增长，且收入增幅超过物价上涨率，实际收入增加，消费的边际倾向较高；消费支出的增长幅度大体稳定，小于经济增长率，波动性低；市场能够提供大批量生产的热销品满足居民需要。这一时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形成了多元的效果。第一，居民基本生存资料的范围大为扩展，有力地推动了家用电器业、建筑业、食品工业、家具制造业、纺织业等行业的快速增长。第二，速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与趋同化、数量增长型消费需求相适应。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迅速增长的消费需求，引发了企业、地方与部门等经济主体对加工工业的投资冲动，助长了生产在数量上的平面扩张，加重了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中固有的失衡与矛盾，拉大了消费需求与有效供给之间的缺口。同时居民生活服务消费增长的严重滞后与耐用消费品、食品的迅猛增长形成明显反差。第三，居民耐用消费品在短时期内迅速普及，表现为居民消费偏好的狭窄化与高度雷同化，加深了我国经济结构中固有的矛盾。消费结构一定程度的非正常转换，根源于我国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矛盾以及体制转换中的偏差。其主要成因有：居民收入—消费的均等化影响；泛福利保障制度扭曲了实际收入水平和实际支出结构的真相，诱导居民货币流向的狭窄化；产业结构变动滞后，消费市场的有效供给不足；居民金融资产形式单一，个人投资渠道受阻等。各项经济条件合力作用的结果，导致庞大的货币购买力追逐少数几种耐用电器和食品，造成对生产结构和市场供给的巨大压力，加剧了这段时期由于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失衡而引致的通货膨胀。加之宏观调控消费增长的经验不足，消费需求一度脱离生产增长，助长了市场价格的攀升。
（二）多样化、效益提高型消费启动了质量、效益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进程（1989年至今）。90年代，伴随着经济增长、改革深入的进程，消费市场化、货币化进展加快，居民预期心理和消费行为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导致居民购买—消费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甚至出乎意料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继续保持较高势头，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由低向高变化；市场增幅基本稳定，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际增长速度低于80年代，也低于GDP增长速度； 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持续下降，储蓄仍保持高增长。其二，供大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消费品占绝大多数，1988年的“抢购”现象已经消失。其三，消费对象分散化、多样化，80年代少数热销商品高度集中的现象已基本改观。但是，消费市场并非是需求呆滞，相反，自90年代以来，消费范围和对象日趋扩展，支出结构已从狭窄化向多样化推进。新兴消费品和服务普遍受到青睐，如“新家电”（空调机、录像机、小家电、音响等）、住房装饰、厨房餐具等一直畅销，营养保健食品、婴幼儿食品、新兴文化体育用品等日渐丰富多彩。同一种类消费资料的品位差距与价格档次明显拉开。其四，在生存需要满足程度显著提高的基础上，广大居民逐渐注重有益于身体健康、美化生活、提高素质的享受和发展资料的消费。以前各个阶段支出比例低的文化娱乐、交通、通讯、旅游及其它生活服务等项消费，开始出现较大幅度上升的势头。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人们对教育文化的需求愈益强烈。其五，消费心理稳定。居民购买行为趋向冷静、理智、审慎，个人自主消费决策的独立意识增强，盲目从众模仿与攀比心理明显减弱。其六，消费者主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几乎从无到有并逐渐强化。
消费需求的变革诱发了我国产业结构的第二次升级。进入90年代以后，消费需求的变化明显抑制了技术含量低、产品质量差的生产，消费市场上劳动密集、粗放型扩张的轻工业产品严重积压。面对着这场改革以来的第二次消费变革的强烈冲击，生产企业普遍进行了深度不等的技术革新、工艺改良、生产及营销策略调整等。新兴消费品面世面与普及速度加快，产品种类增多，质量有所提高。长期习惯于粗放式增长的生产者、经营者，近几年来切身感受到“效益是根本”、“产品质量即生命”的含义。这标志着趋同化、数量型的消费增长方式已经让位于多样化、效益提高型消费，由此推进了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特别是1989年以来，重工业的增长速度自改革以来首次超过轻工业的增长速度，且持续拉大其差距。传统意义上的消费品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扩张作用减弱的同时，重工业、基础产业高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局面日渐明显。
问题是1992年至今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落后于较高的投资增长，甚至落后于轻工业生产增长，这是否表明消费需求已不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呢？其实，当前经济增长的新态势表明，消费需求并非疲软、增长不足，而是较高素质、较多层次的消费需求全面拉动经济增长。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和档次进步化，正在推动着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的技术进步及其发展，推动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事实上，当前已进入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者，为更高档次的数万元价格级消费品（如住房、小轿车）进行购买力积蓄，城乡进行相应的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条件的配套建设，为消费结构的进步和消费水平的新一轮增长奠定基础。正是消费需求结构的层次进步，推动着重化工业高加工度化，促进其资金密集化和技术密集化，实现重工业自身的升级换代，并且在提高产品质量与档次的基础上扩大有效供给。其实，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其增长幅度一般要低于高投资拉动的增长幅度，这已被经济发达国家所证实。我国现在虽尚未具备实现其消费主导经济增长的机制与经济条件，但是，不能否认重化工业增长是由消费结构逐步升级需要所引发和拉动的事实。
可见，进入90年代以来，消费模式转换的重大意义，不仅表明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善，也表明居民消费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市场机制的作用驱使下，11亿消费者，2.7亿个家庭的消费变革，以其层次不断进步、总量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带动和促进企业革新生产和经营方向，从而拉动整个经济结构的层次跃迁。由此可以说，现时中国经济增长的良性机理，就在于以城乡居民升级换代的消费，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向着集约化方向的进步与成长，这也完全符合我国新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要求。它预示了从现在起到21世纪初叶，经济模式和消费模式从量变到质变转换的基本方向。
二、消费变迁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内在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增长过程，实质上是生产结构适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不断调整升级的过程。生产结构决定消费结构的层次态，消费结构的变迁又是生产结构据以调整升级的根本动因。消费需求总量和结构变革决定着经济增长方式变革的前提条件包括：
第一，消费的市场化、货币化程度达到相当的水平。市场成为实现消费、调控消费、导向消费总量增长和结构进步的有力杠杆，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特别从90年以来，消费市场化、货币化的进程加快。首先，农村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广大农民迈步进入市场，拓展商品交换的范围和领域，提高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消费的需求；其次，改革城镇居民的非市场化、非货币化消费体制，消费的商品性比重逐渐上升，商品性消费领域逐步扩大。消费市场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力量日渐显露。
第二，买方市场的形成。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经济环境比较宽松，消费者有相当程度的自由选购的基本条件，生产者有相应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只有消费者充分行使主权，通过买方市场上卖方的竞争及优胜劣汰，才能促使企业按照消费需求变化提高生产技术、开发新产品、改善经营机制，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向集约的转换。
第三，适度的消费需求增长与投资增长。从我国国情出发，保持适度的消费需求增长率和投资需求增长率，防止过高或过低的社会总需求干扰和影响经济增长。当前，居民收入增幅虽仍较高，但消费需求的增长已经明显降温，趋于正常增长范围。投资需求总量增长幅度虽有降低，但仍然过旺，投资结构调整作用已初见成效。
由此分析，进入90年代以来，上述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需求结构层次的递增与上升规律表现得愈益明显。因而抓紧以市场消费需求的变迁引导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素质，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1.消费需求的“高级化”与“多样化”进步，必然要求经济从数量增长型向效益提高型转化。首先，消费需求对象趋向多样化、高级化，是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变化的两大趋势。总之，现阶段消费市场上需求对象“多样化”与“高级化”并存，其发展趋势是：由形态的单一化转变为多样化、功能的粗糙化转变为精细化、使用的复杂化转变为简单化，从劳动密集型、粗放式产品转变为资金、技术密集型和集约式产品。
其次，适应消费对象变化，居民从“大众趋同化、数量增长型消费”进步到“多样化、效益提高型消费”，是居民之间收入不同程度提高、生产结构阶段性进步的结果。收入增幅不等的消费群体，需求表现为高低不同档次的消费品和服务。较高收入和高收入者对消费品的生产工技水准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加大加工深度与精度、开拓创造新产品；对劳务生产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服务业提高服务档次和品质。即便是低收入者的需求，也不再是昔日面孔陈旧、质量低劣的产品和劳务，而渴求能融进新技术、社会文明进步的商品和劳务。在从温饱向小康过渡时期，这场由消费需求变革所牵引和拉动的观念革新、技术变革及结构调整，已经和正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消费市场上的竞争事实上已经决定着企业的兴衰成败。
现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产业，由高度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所制约，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我国经济仍将靠主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拉动增长。但是，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这是促进产业结构向高度化进步的根本依托。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同时，集中有选择性地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建立起合理、有序递进的生产要素密集型产业结构。适应消费市场变化需要，劳动密集型产业自身也必须加快资金积累，为适时地转为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创造条件。“九五”期间将主要以实现农村居民和城市低收入户居民向“多样化、效益提高型”消费模式转换，在城镇则以巩固“多样化、效益提高型”消费模式为主。只有在资金和技术密集产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环境中，才能在巩固居民消费的这种变迁基础上，适时地推行“个性化、生活质量全面提高型”消费条件，促使相当部分居民实现这种高一级层次的消费，进而推动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为此，必须有序地调控居民消费增长模式，推行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相适应，并且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经济效益提高的多层次消费发展战略。
2.现阶段工业结构调整需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换代要求。依据国外发达国家经济起飞进程的一般规律，90年代后半期，在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换代的驱动下，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必须以重化工业的持续增长为先导，以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电力等基础产业在相当长时期内的超前增长，消除而不仅仅是缓解“瓶颈”制约为前提，以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加快发展为基础，以制造业技术更新和改造资产存量为保障，同时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制造业的发展。只有经过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高水平的调整，才能实现低消耗、高效益的总体增长格局。
3.消费结构的进步与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依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投入数量及人力资本质量提高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满足劳动者对日益进步的物质生活需要，满足劳动者对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的迫切需要，通过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消费，全方位提高劳动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程度，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服务消费比重持续增长，这是居民消费结构层次递进、消费质量上升的一个的重要标志。在产业发展的主导由工业化初期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集约型的转换过程中，消费者在对生存资料需求满足的基础上，日渐重视享受与发展资料的消费，尤其重视以提高身心素质为目的的教育、体育、旅游、文化娱乐等消费项目的增长。这同时就为提高劳动者素质，促使经济结构向集约型转换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条件。
把握我国居民消费特征，必须看到，在新旧消费模式转换中，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正在暴露出来，这主要是：居民收入和消费差异日趋扩大，畴形消费现象较为普遍，文明、健康、科学的消费生活方式尚未建立起来，居民消费增长机制尚未健全，收入分配、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任务还相当艰巨，市场秩序亟待健全，科学地宏观调控消费与储蓄增长的问题有待探索等。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存在，制约了居民消费的合理增长和合理变迁，也同样影响了消费对生产、流通、分配发挥应有的导向作用，需要逐一加以认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