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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3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0）08—0001—07
国家创新体系是指，“创新需要使不同行为者（包括企业、实验室、科学机构与消费者）之间进行交流，并且在科学研究、工程实施、产品开发和市场销售之间进行反馈。……创新体系是由存在于企业、政府和学术界的关于科技发展方面的相互关系与交流所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相互之间的互动作用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成效和整个经济体系。”（注：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机械工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国家创新体系对唯物史观提出了至少三个问题：第一，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能否把物质性的生产力范畴转换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有机统一？第二，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能否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种形态论分析方法转换为企业—政府—教育体系—研究机构—市场机制等的个体论的分析方法？第三，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能否把物质性要素、知识性要素与制度性要素之间的决定论关系模式转换为国家创新体系式的互动合力论的关系模式？
一、从物质论的生产力范畴到创新论的生产力范畴
没有人怀疑生产力范畴对唯物史观的决定性意义，但是，也许并没有人真正理解生产力范畴对唯物史观具有决定性意义之所在，甚至马克思本人也未必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或严重性。对生产力范畴的界定以及对生产力构成要素的选择及其各种要素之间关系的安排，决定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决定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重要基本范畴的地位及其关系样式，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安排、体制设计和战略选择以及政策主张。
经典唯物史观的生产力范畴或经典生产力范畴表征着一种物质性的力量。以物质性力量为本质的经典生产力范畴对第一次产业革命具有不可替代的合理性，理由如下：
第一，这种物质性生产力范畴比较正确地概括了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生产力的基本性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5页。）
第二，这种物质性生产力范畴比较正确地描述了当时生产力的内部结构。马克思看到了知识因素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及其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页。）但是，马克思更强调物质性因素在生产力中的决定作用。“劳动过程的所有这三个要素：过程的主体即劳动，劳动的要素即作为劳动作用对象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借以作用的劳动资料，共同组成一个中性结果——产品。在这个产品中，劳动借助劳动资料与劳动材料结合。”（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 卷，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0页。）
第三，这种物质性生产力范畴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生产力有许多种类，如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劳动生产力与资本生产力，主观生产力与客观生产力，活劳动力与死生产力或自然生产力，一般劳动力与直接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与个人生产力，实际生产力与潜在生产力等等。在这些生产力概念中，虽然马克思也提到了知识性生产力等，但在整个生产力概念的分类体系中，知识性的生产力并不占重要地位，只是一种处于第二位的生产力。
虽然物质性的生产力范畴比较符合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但是，我们不能用这种物质性的生产力范畴从第一次产业革命推广到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否则将导致如下弊端甚至危害：
第一，从理论上看，继续沿用物质性的生产力范畴，将封闭了生产力范畴不断发展的探索，这不仅危及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的生存与发展，而且危及整个唯物史观的生存与发展。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理论，我们就不可能发展唯物史观的其他理论。这就可能使经典唯物史观停留在第一次产业革命的观念形态，就可能扼杀了唯物史观对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发言权。
第二，从制度上看，继续沿用物质性的生产力范畴，将直接或间接地否定知识性因素和制度性要素在生产力体系中的合理性，这就导致难以从制度的层面为知识创新体系和市场机制留有余地。如果国家创新体系和市场机制不能在生产力体系中获得合法位置，或者得不到生产力标准的证明，那么，我们就难以在制度上为知识创新体系和市场机制留有余地。
第三，从政策上看，继续沿用物质性的生产力范畴，将鼓励或默许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高投入、高能耗、高产出、低学率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将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弱化甚至抵制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和科教兴国战略。而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和简约式的发展战略很难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以为，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时代，国家创新体系已经成为生产力的基本结构，因此，现代生产力是知识创造、知识创新、知识扩散和知识使用的互动过程，是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统一。
与经典的生产力范畴相比，我们所说的生产力范畴是以创新为核心的生产力，我们把它称之为创新论的生产力。所谓创新论的生产力就是由政府、市场、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使用者—生产者等共同推动的创新。
问题是，创新论的生产力范畴是否违背马克思的经典生产力范畴的基本精神？我们以为，创新论的生产力范畴并不悖于经典生产力论范畴的基本精神，理由有三：
第一，马克思的生产力范畴是指，“自然和人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它不依赖于人类生活的所有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它是所有劳动形式所共有的。”这就是说，经典形态的生产力是生产力的抽象形式，是生产力的一般，这就意味着，任何时代都有资格创造属于自己时代的生产力范畴。
第二，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科学技术及其创新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意义，还没有成为生产力的决定要素，但是，马克思以思想家的眼光看到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系统的日益增长的重要作用。“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相反地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7—218页。）
第三，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指出，“经济发展的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能增长得这么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378页。）
因此，提出创新论的生产力范畴，不仅不是对马克思生产力范畴的背离，而是对马克思生产力范畴的继承与发展。
另一个问题是，提出创新论的生产力范畴有什么意义？我们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从理论上看，提出创新论的生产力范畴有助于我们继续深入思考唯物史观的其它问题，特别是重新评价知识性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问题。如果我们继续沿用经典形态的生产力范畴，我们就很难正确评价知识性力量在唯物史观中的正确地位，也很难解决机械决定论的诘难。
第二，从体制看，提出创新论的生产力范畴更有助于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体制问题。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未能很好地解决计划与市场、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等体制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所理解的生产力范畴太窄，没有包括创新、供求和体制等许多重要因素。我们提出创新论的生产力范畴就是想在理论上解决计划与市场、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等一些深层体制问题。
第三，从增长方式看，提出创新论的生产力范畴有助于解决我国的增长方式问题。我们知道，我国长期处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阶段。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不能忽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把生产力仅仅理解为物质性的力量，理解为体力劳动力的支出和劳动资料的消耗。我们提出创新论的生产力范畴就是想在理论上解决把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层问题。
对于生产力范畴的分析，我们提出一个有意义的推论：生产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但是，生产力本身也被企业、政府、教育体系、研究机构、市场机制、消费者等要素所决定。
二、从形态论的分析方法到个体论的分析方法
在这个题目下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唯物史观是对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研究。对社会结构及其机制的研究有至少两种可能：其一，形态论的分析方法，即分析社会结构的共性特征及其各组织层次之间的关系或运动机制，形态论的分析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对规律的研究，例如，形态论的分析方法可能研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等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其二，个体论的分析方法，即分析社会结构中的个体行为特别是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个体论的分析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对行为的研究，例如，个体论的分析方法可能研究企业、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市场组织、消费者—生产者等之间的互动问题。这两种分析方法并不是对立的，在一定意义上，形态论的分析方法是个体论的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
经典唯物史观用形态论的分析方法发现，人类社会是一个层次分明的等级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处于基础地位的是物质生产，然后是生产关系，在此之上则是制度或体制性建制，在此之上则是思想性的意识形态。
我们认为，经典唯物史观的形态论的分析方法比较适合于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符合早期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其理由：
第一，从经济增长的构成看，在早期工业社会中，虽然知识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等精神性力量在推动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一定作用，甚至科学技术等因素的作用在不断加强，但这些精神性因素并不起决定作用。这一点比较明显地体现在马克思的生产力构成理论之中。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虽然生产力也包括科学技术，但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作为物质性力量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第二，从精神性的社会建制看，虽然当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对生产力发展起一定作用，对此，马克思给予了比较充分的肯定。但是，从整体上看，当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主要功能是“认识世界”，而不在于“改造世界”。也就是说，当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任务不是参与经济发展，而是根据科学实验和社会实践的需求来揭示自然规律。这就是说，马克思时代的知识性范畴确实是反映性或以反映性为本质的。这个判断已得到学界的共识。
第三，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科学技术等精神性范畴对生产实践和经济活动的依赖性比较明显，知识与生产之间的关系遵循着“生产→技术→科学”的演化程式。也就是说，科学发现依赖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依赖于生产实践。生产实践不仅为科学技术提供了物质手段，而且也为科学技术提供了广泛的社会需求。
经典唯物史观的形态论的分析方法对早期工业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合理性，但是，在现代科技革命的社会结构和知识经济时代，如果照搬形态论的分析方法则不合时宜：
第一，经典唯物史观基本上正确解决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社会形态问题。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时代，继续沿用形态论的分析方法只能是重复经典唯物史观的定论，难以深化和发展唯物史观，难以深入地思考和解决有关理论和政策问题。
第二，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由于早期工业社会的结构特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界限比较清晰，进行形态分析比较有利。但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社会结构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呈现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复杂局面，经济性要素、知识性要素与制度性要素之间关系趋于全息化。例如，在经典唯物史观的形态分析方法中，大学属于上层建筑，但在初见端倪的知识社会中，大学既具有知识品格，又具有产业品格。因此，如果继续沿用形态分析方法只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不利于理论进步和政策评价。
第三，经典唯物史观的形态分析方法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地位，这种概括比较符合早期工业社会的发展状况。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时代，继续沿用强调物质性因素的形态分析方法将导致知识进步、经济增长和体制优化的失衡。整个社会盲目追求片面的经济增长，而忽视经济增长的知识含量，忽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忽视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出现“有增长无发展”或“恶的经济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的局面。
我们以为，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时代，用个体论的分析方法来分析成熟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合理的。因为，在初见端倪的知识社会中，教育系统、研究机构、政府、市场机制和劳动者都具有不可替代的自主性，都具有相对独立的存在意义。
问题是，个体论的分析方法是否符合经典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如下：
第一，形态论的分析方法使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范畴，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去理解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经济社会发展内在机制，我们已经证明，这种分析方法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个体论的建构方式使用企业—政府—大学—研究机构等范畴，也已经被当代的理论和实践所证明，也具有现实合理性，因而这种分析方法也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第二，我们知道，形态论的分析方法使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范畴，个体论的分析方法使用企业—政府—大学—研究机构等范畴，这些范畴只不过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范畴的具体体现。因此，个体论的建构方式并没有改变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范畴的基本精神。
第三，形态论的分析方法使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范畴，能够比较好地贯彻唯物主义原则，个体论的建构方式使用企业—政府—大学—研究机构等范畴，也并悖于唯物主义原则。这是因为，在企业—政府—大学—研究机构等范畴中，依然存在知识的来源、性质、检验等认识论问题，依然存在如何正确解决知识与生产的关系等问题。
三、从单向决定论到互动合力论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是，在唯物史观的思想体系中，诸基本范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可能是决定论的，也可能是合力论的。决定论有两个要件：其一，将参与决定过程的诸要素划分为决定性要素和非决定性要素；其二，在决定性要素与非决定要素之间设定决定作用—反作用的关系模式。合力论也有两个要件：其一，将系统诸要素设定为都享有平等主权的自主性范畴；其二，诸要素之间的关系设定为自主性要素与自主性要素之间的关系。经典唯物史观的决定论具体体现为一种在物质性范畴与精神性范畴之间存在着的决定作用—反作用的关系模式。很明显，在经典唯物史观的思想体系中，只有物质性因素才具有决定性的品格，而精神性要素则不具有决定性的品格，而只具有被决定的品格。因此，经典唯物史观的决定论是单向的决定论或不对等的决定论。
经典唯物史观的单向决定论是对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关系的理性反映，因而适合于当时的知识进步、经济活动和社会运行。我们有如下理由：
第一，经典唯物史观在社会发展诸要素之间的决定论突出了物质性要素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早期工业社会以物质性要素为基础的鲜明特色。对此，工业化史的研究者可以提供翔实的材料。以英国为例，“随着工业上蒸汽机数目的上升以及人口的增长，早在汽轮和铁路交通发展带来工业化新的阶段以前，矿工的人数以及煤的采运量也年年上升。到19世纪中叶，英国煤产量已上升到年产五千万吨。当时在矿上约有二十万工人在劳动。”（注：参见鲁道夫·吕贝尔特：《工业化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1页。）
第二，经典唯物史观的“决定作用—反作用”的关系模式，比较准确地概括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近代世界，物质性要素决定精神性要素，精神性要素对物质性要素具有反作用，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用实证材料证明，在17世纪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中，“从40%到70%属于纯科学一类，反之，从30%到60%，受到实际需要的影响。”（注：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第311页。）在这里， 默顿虽然看到了当时纯科学研究仍占主导地位，但是，他的结论在于，“可以尝试地认为，社会经济需要相当可观地影响了17世纪英国科学家研究的选择，粗略地讲，差不多30%到60%的当时的研究，似乎直接或间接受到了这种影响。”（注：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4页。）
经典唯物史观的决定论对第一次产业革命具有合理性，同时也说明了它的有限性，如果不加调整地用决定论的关系模式来处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时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导致如下弊端或危害：
第一，从理论上看，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时代，如果继续沿用经典唯物史观的决定论的关系模式，将使经典唯物史观停留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的思想水平，不利于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利于把唯物史观从第一次产业革命推向现代科学技术革命。
第二，从制度上看，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时代，如果继续沿用经典唯物史观的决定论的关系模式，就不能准确地反映物质性范畴、知识性范畴与制度性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也不能正确处理企业、政府、大学、研究机构、教育系统和市场等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也难以在人才培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创新、新技术商业化和产业化、知识的传播与扩散、营销网络建设等各个环节之间进行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
第三，从战略上看，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时代，如果继续沿用经典唯物史观的决定论的关系模式，可能危及我们的战略选择。在偏重物质性要素的发展战略与偏重知识性要素的发展战略之间，我们可能倾向于前者。如果选择偏重物质性要素的发展战略，我们将陷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而之中经济增长方式是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为了揭示并促进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初见端倪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我们选择互动合力论的关系模式。所谓合力论的关系模式就是指，企业、市场机制、社会制度、政府、大学、研究机构、使用者—生产者等为创新而合作。合作论的关系模式在本质上就是强调国家创新体系的关系模式：在生产方式层面上，建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创新、高新技术的商业化与产业化等的科技活动与经济活动的共同体；在制度层面上，建构政府、科技机构、教育系统、企业组织以及产业结构等的密切协作；在主体层面上，逐步培育一支庞大的既具有科学技术素质又具有经济管理能力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合作论并不悖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理由如下：
第一，即使在经典唯物史观中，合力论就有一定的位置。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又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是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479页。）
第二，合力论不是对经典唯物史观的决定论的否定，而是对经典唯物史观的决定论的深化与发展。我们知道，经典唯物史观中的决定论是单向决定论，即只有物质性要素对精神要素具有决定作用，而精神性要素只具有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因此，单向决定论实质上是不对称的决定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彻底的决定论。而合力或互动论认为决定作用是双向的，，不仅物质性要素对精神性要素具有决定作用，而且精神性要素对物质性要素也具有同样的决定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合作论是彻底的决定论。
第三，合力论更切实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世界。世界上的存在物都处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与相互促进的流变之中。合作论或互动论首先承认企业、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和教育系统都具有同等的自主性地位。在此基础上，合力论从国家创新体系的角度出发，认为企业、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和教育系统为创新而合作，这种合作就体现为企业、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和教育系统等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和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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