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芳[1]2002年在《八十年代审美文论批判》文中提出审美文论是文学阐释模式的一种，它认为文学的基本特性是审美性，文学的基本价值是审美价值。本文对审美文论的批判，目的是理清其产生存在的根源和理论思路，探讨它的理论贡献和社会意义，并从学理上指出其过激之处，这有助于对文学阐释模式做出合理的预测。 第一部分介绍审美文论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它是对“政治功利论”和“认识—反映论”阐释模式的反拨。同时深受20世纪西方文艺观念的影响，也渗透着美学学科的品性。它的哲学基础是西方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等人本主义思潮。 第二部分理清审美文论的理论思路。它从“文学情感性”、“审美反映论”、“自由的生命表现说”叁个方面对“文学是什么”的本质追问进行了回答。在研究视角上，由它律转向自律，重视语言形式的研究。而文学解释学是它的方法论基础。 第叁部分探究审美文论的理论贡献和社会意义。新时期人的启蒙促使了文学的觉醒，文学的觉醒又是人的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美文论从情感性、无功利性、生命性叁方面论证文学的自主地位，以作品为研究中心，文艺学的整体结构发生变化。同时审美话语又是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四部分对审美文论进行反思。它的理论危机有两个表现：一是文学审美无功利性与文学审美功利性之间的矛盾；一是文学审美价值中心论和文学多元价值取向间的矛盾。出现此危机的原因有叁个：一是将文学与审美等同；二是西方文化观念的机械移植；叁是二元对立的知性思维方式。它也不是对文学的全面解说，新的语境中文化研究才是文艺研究超越审美困境的途径。这说明文学阐释模式的与时俱进性，也告诫我们对文学的解说应保持高度历史理性。
赵学存[2]2017年在《“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研究》文中认为“八十年代”再次开始建设的文学审美论,自1990年代以来逐渐步入危机状态。我们通过研究“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发生、发展过程,不仅可以探讨这一范式的类型特点,也可在新的时空之中来思考文学审美论的再发展问题。循着这一思路,本文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首先,梳理、归类、分析自199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审美论的论争,展现它们碰撞的焦点,揭示文学审美论的危机实质。在此基础上,确定研究的关键问题、研究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其次,选取“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主线上,与文学审美论论争紧密相关的几个代表性的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以开放的态度,采用事件化的方法和场域理论的方法,清理它们的历史来源;叙述它们发生发展的景况;揭示它们所针对的问题、所处的场域;挖掘每个理论各个分支的文学审美观的内涵;结合文学审美论论争,剖析各家文学审美观,揭示其理论价值与局限。再次,结合美学史,梳理“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的来源主线;结合上述研究,发掘“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的理论价值与局限。最后,在上述基础上,结合审美解构论的局限,以超越“强制阐释”的视角,以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思考文学审美论的再发展问题。本文主要笔墨用在对“八十年代”“人学”的审美论、形式的审美论、意识形态的审美论的研究上。在此之前,揭示“八十年代”初,国际政治、文化环境和中国政坛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坛上拨乱反正的状况,从中见出“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所针对的对象:文学工具论;回放文学审美论开始起步时的几个脚印:“共同美”的讨论、“形象思维”的讨论、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揭示政治界与知识界在“拨乱反正”的共识上相互借力的景况;当这个脚步迈到“为文艺正名”、“形象表现”说、“美学批评”标准、“形式主义”、“新的美学原则”的时候,也就是到1980年为止,文学审美论的主要内涵,即审美、情感、形式、表现、内心感受、精神自由等都被触及,它正式发生了。此后,由文艺心理学的审美观、文学主体论的审美观、文学的“人类本体论”的审美观构成的“人学”的审美论针对文学工具论舍弃文学中人的主观、主体因素,主张文学是充满自由的主体,在情感体验基础上,所进行的创造性活动,主张文学具有自由性、情感性、生命体验性、超越性与情理相融性。由形式本体论的审美观、语言学文论的审美观、符号学文论的审美观构成的形式的审美论主张以“内容化入形式”,超越与工具论相应的“内容决定形式”;对西方语言学文论进行批评、改造和拓展,主张文学的语言的形式性、文本性、结构性的同时,并不完全排斥文学的社会性、历史性、主体性;探讨符号传达情调的方式,探讨文学符号的非特指性,主张文学是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从扭转文学的上层建筑观而来的意识形态的审美论,首先为文学从政治那里松绑,继而建构了“审美意识形态”论。这叁个方面,既体现为“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建构的历时性发展过程,也具有逻辑层面的不断提升,它首先解决对人与文学的关系的认识问题,再接着解决对于文学形式的认识问题,最后,为了能够整合提升文学审美论的理论水平,提出了文学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这不是简单地回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框架之中来讨论文学特性,而是更深层次地展开文学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可能融合的讨论,为“八十年代”的文学审美论提供了一个较为宏大的理论体系。“八十年代”的文学审美论有叁条理论来源主线,其源头分别是康德的美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文艺观以及西方语言形式文论。“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多角度、多层次探讨文学审美特性,直面创作不自由的时代问题,在深层上通联人本主义精神。其局限是探讨“审美”内涵还不够系统、清晰,处理文学多元性质与审美性质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恰当,定义文学还保留“意识形态”等。这些局限留下的理论裂缝被审美解构论越撕越大,最终导致文学审美论的危机。不过,无论是理论价值和还是理论局限,对思考文学审美论的再发展都有意义。文学审美论所针对的问题并没完全解决,对它的论争也未成定论,而解构论的一些学说对文学审美论有着不少误解,如对其审美无功利性、审美中心主义、审美封闭性、审美自主性等的误解。审美解构论夸大建构主义方法的适用范围和程度,模糊了文学审美与生活审美的界限,忽视了审美批评的必要性。因此,文学审美论并未过时。它的危机源自基于二元对立思维,对“审美”概念的随意理解,对“文学审美”的分裂性理解。据此,本文思考“审美”概念的基本内涵,并由此强调“文学审美”是生命体验与语言符号创造(含艺象构思与传达)的同一过程。
余虹[3]1996年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叙述的反思》文中研究说明在世纪末之今日回顾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历史的"事实本身"不仅可能而且必需。我以为迄今为止的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可以概括为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叁大叙述: 1.有关文学的"革命叙述"。 2.有关文学的"审美叙述"。 3.有关文学的"解构叙述"。叙述1和叙述2是以直接对抗论争的样
陈明黎[4]2016年在《八十年代文学主体性论争及其发展》文中提出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理论研究都呈现出活跃的态势。期间刘再复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成果,也成为长期以来人们探讨的焦点,其中尤以《论文学的主体性》最具代表性,同时这篇文章的成功也使他备受争议。主体论的提出、所引起的论争以及杨春时对其的发展,是当时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的组成部分,从中能读解出当时中国文人的各种精神面貌和思想状态,同时结合各大期刊以及香港媒体的报道,当时社会的思想潮流也能从“主体性”的论争中知其大概。论文针对目前国内研究的缺失,将从叁个方面对文学主体性论争及“文学主体间性”理论进行更为系统的分析:首先通过对八十年代相关资料的解读,梳理当时的社会语境与主体论之间的联系,并对《论文学的主体性》提出的背景、具体内容及其所代表的文学观进行分析。论述1979年至1985年间先后出现的《为文艺正名》、朦胧诗以及人道主义讨论的文学现象,这些文学现象不仅表现出了一种个人化倾向,同时也透漏出对新的美学原则的期待,这时《论文学的主体性》的出现可谓应运而生,它将李泽厚的主体性研究应用于文学领域,以主体性作为个性的了另一种表达,从而伸张了文学中的个人价值。紧接着将对八十年代涉及文学主体性论争的文章进行分析,分析主体性何以轰动并受人推崇的原因,以及主体论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在主体论论争中针对这叁个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为研究对象,概括当时研究者对此问题的观点,并论述这些观点的意义。梳理主体论提出后所引起的文学主体性论争中,人们对文学研究方法论、文学创作的立场以及主体论是否有悖于建国后以苏联文论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传统这叁个问题的观点,从中考察主体论的出现对文学研究个人化的推动。最后,通过对九十年代之后的文学主体性研究,尤其通过对杨春时“文学主体间性”理论的评述,论述主体在文论中的角色变化,并论证文学主体论以及“文学主体间性”理论中对今天的中国仍有探讨价值的内容和意义。将对刘再复离开中国后的主体论研究,尤其是1995年后研究者对主体论的解读进行分析,梳理此时研究者对文学主体性的理解的变化,并分析2002年后杨春时在主体论的基础上提出“文学主体间性”理论,论述其理论中的文学观的实质,即将文学定义为一个超越现实的审美空间,而此时个人也已卸下社会历史的使命。
张婷婷[5]2017年在《论20世纪八十年代的“意象”研究》文中指出“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现代美学的重要契合点。20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全面解放的时代,个体的解放成为时代的主旋律,高扬“人的主体性”成为时代的显着标志,中国文论和美学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再加上西方现代美学理论的引进,意象理论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受到重点关注,并且逐渐发展为一种理论自觉。八十年代的意象理论研究一方面植根于对中国古典意象理论历史渊源的普遍理解,它否定了“意象”的西方理论渊源,通过意象理论的发展历程、“意象”与“意境”等相似概念的比较、以及中国古典意象概念本身与西方“意象”概念的比较之中逐渐明晰其意蕴,对“意象”概念本身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它又借鉴了西方审美心理学、接受美学、格式塔美学等多种西方现代理论进行了阐释,从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两方面解读意象,注重审美主体在鉴赏环节的重要作用,并从“象外”论和言意关系论两方面分析了八十年代意象理论研究以“情感”为中心的重要特征。总体来看,八十年代的意象理论研究在中西文论融合的视野中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建构,更进一步来讲,八十年代的意象研究也为中国传统美学观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学界对于八十年代的“意象”研究却缺乏系统的梳理,针对这种情况,本文从学术史方面对于八十年代的“意象”研究予以系统的梳理和必要的说明,主要从叁个主要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是八十年代“意象”研究的叁个主要阶段;其次是八十年代“意象”研究的几大基本问题;最后是八十年代意象理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包括对八十年代意象理论研究热原因的研究和八十年代意象研究的意义。对八十年代意象理论研究的研究,对了解八十年代具体的时代风貌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从学术史方面看,八十年代意象理论研究是中国古典文论和美学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范例;从思想史方面看,八十年代意象理论研究又是当时思想解放,“人的主体性”高扬的时代特征的体现。因此,对20世纪八十年代的“意象”研究进行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和思想价值。
刘海荣[6]2017年在《南帆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中国当代着名的文学批评家,南帆不仅拥有扎实的国学根基,擅长借助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些独特的思维方式考察“中国问题”,而且具有开阔的西学视野,特别对西方现代、后现代文论的借鉴与运用眼光独到、颇具批判意识与创造性。深厚的学养基础与广阔的学术视域使南帆的文学批评拥有当代文学批评少有的锐气与魄力,呈现出独具的基本特征:注重形式性的观照、审美性的凸显、语言性的考量与文化性的涉猎达到了文学内部批评与外部批评的有机融合;形象思维的运用、诗性语言的表达与理性之光的彰显促成其作家批评与理论家批评的双重视角;心智自由的追求与规约意识的建立成就其自由性与规约性辩证统一的批评风格。对元理论的反思能力和超文学的批评视野表明南帆已经达到杨守森老师提出的文学批评的第四重境界,这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化”,“缺失”与“泛滥”的现状面前具有重大启示意义。文章第一部分从南帆文学批评的思想渊源与学术历程两个方面梳理南帆文学批评思想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从南帆文学批评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两个方面论述,南帆文学批评的基本特征从叁大方面进行论述——文学内部批评与外部批评的有机融合,作家创作经验与理论家批评经验的综合运用,自由性与规约性辩证统一的批评风格;而第叁部分主要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角度探讨南帆文学批评思想的价值、意义及其局限性。通过论述笔者试图对南帆的文学批评思想进行全面整体的概括,并希望通过这次研究,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研究者提供新的启示。
陈芸莉[7]2013年在《八十年代小说艺术的陌生化倾向探究》文中研究表明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西方文艺思潮再次开始传入中国，当代中国的一些研究者和文学艺术创作者开始尝试翻译、研究各种相关的西方理论着述以及西方现代的文学作品。其中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流派是一个涵盖繁杂的概念体系，它的核心概念之一“陌生化”，渗透了全球文学领域，并影响与延伸至我国八十年代小说创作，显现了这时期文学发展的独特意义。该领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观照和思考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以及理论研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开始不断涌现出了形形色色、具有某些陌生化艺术特征的文学作品。同时，在文学批评及研究领域，“陌生化”理论也成为众多学者展开批评及研究创作实践的重要理论参考，虽然并未将其写入文学史，但是对于出现的各类奇特驳杂的文学现象，还是值得我们运用“陌生化”理论深入探讨的。本文以八十年代我国小说中出现的具有陌生化特征与色彩的小说作品为主要研究和讨论对象，以“陌生化”理论为切入点，结合文本的细读，深入探索了八十年代小说创作中的陌生化艺术特征，并阐释了陌生化追求中的失误可能存在的一些负面影响，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认为：一是把握陌生化的度，对“陌生化”理论有客观、全面的认识，运用辩证法的观点看待，不能轻易否定，也不能肆意放大，忽略别的文学理论对创作实践的影响，而是将其置于整个西方理论思潮中思索，它和别的文学理论是密切相关的；二是要建设高素养的作家队伍，拓展作家的眼界，把“陌生化”理论与西方众多理论流派相结合，统筹综合，取其精髓，全面理解，这将对“陌生化”理论度的把控，及该理论对文学、文化建设性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林子琛[8]2016年在《八十年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建构》文中研究表明八十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转折期。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学思潮,人道主义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它与“五四”之间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关系,与“十七年”、“文革”之间的精神鸿沟难以填平。这些因素导致了它在八十年代发展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本论文通过人道主义在八十年代的具体发展状况,力图从话语的背景、作品的遭遇以及理论的实践等方面探究人道主义的源起、创作的演进和相关文学批评,打破以往研究中对八十年代人道主义“断裂”和“依附”的单一化评价,重新检视八十年代文学思潮的复杂性。并以人道主义的重建来透视八十年代文学场域的建构,从而呈现八十年代文学存在状态的原态真实,获得八十年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建构的整体性。
安琪[9]2014年在《走向多元的尝试》文中认为自《上海文论》于1988年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后，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持续至今的这一思潮真正确立了自我定位并迅速扩大影响力。在“重写”讨论不复当年激情开始走向理性反思的今天，已经具备了对“重写文学史”思潮进行“再问题化”的合适历史距离。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文学评论期刊《上海文论》于1988年-1989年开辟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堪称整个思潮中最为“先锋”的一面旗帜。重点考察其如何产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话语氛围之中，如何从倡导多元文学史观开始到走向一元文学史观建构的结局，以及对其后文学史写作的影响。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探讨上海“重写文学史”的理论起点，认为其主要由刘再复“文学主体论”和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获取话语资源和述史范式。第二章梳理《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由开辟到完结的来龙去脉，并分别从“想象”（“主持人的话”中体现的明确文学史观念）和“实践”（专栏文章研究者以追寻作家心路历程试图给予其较为客观评价的努力）这两个方面肯定专栏对文学史“重写”在观念和范式上的贡献。第叁章论述“重写文学史”专栏“想象”和“实践”的分离之处，将其归结为倡导者试图建构“历史性”的文学史观念与具体文章操作时不可避免“当下”立场之冲突。第四章考察“重写文学史”专栏强势的批评观念介入对其后文学史写作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把《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放回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考察其如何以及为何用所批判对象一脉相承的话语模式进行自我建构，并有效确立自身合法性从而在专栏结束之后仍能以其知识结构和行为逻辑持续影响文学史写作，找寻处于历史转折点的研究对象对现今文学史范式变革的启示。
钱翰[10]2010年在《回顾结构主义与中国文论的相遇》文中研究表明结构主义是西方二战以来的重要文论思潮,并在八十年代以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论。本文试图回顾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界对结构主义的引入、接受和融入的过程,并反思其得失。一方面结构主义为中国文论提供新的视野和方法,对中国文论在新时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中国文论坚持人文主义立场,虽然没有落入西方结构主义的一些过于偏颇的陷阱,但是也使得结构主义的一些核心特征被遮蔽。
参考文献：
[1]. 八十年代审美文论批判[D]. 王晓芳. 河北师范大学. 2002
[2]. “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研究[D]. 赵学存. 苏州大学. 2017
[3]. 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叙述的反思[J]. 余虹. 文艺研究. 1996
[4]. 八十年代文学主体性论争及其发展[D]. 陈明黎. 上海大学. 2016
[5]. 论20世纪八十年代的“意象”研究[D]. 张婷婷. 上海大学. 2017
[6]. 南帆文学批评思想研究[D]. 刘海荣. 河南师范大学. 2017
[7]. 八十年代小说艺术的陌生化倾向探究[D]. 陈芸莉. 东华理工大学. 2013
[8]. 八十年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建构[D]. 林子琛.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9]. 走向多元的尝试[D]. 安琪.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10]. 回顾结构主义与中国文论的相遇[J]. 钱翰. 法国研究.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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