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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4-0105-05
汉代以前典籍中所言“伤寒”、“时气”、“温病”和“热病”等，往往都是某种或某些“流行病”的泛称。由《周礼》文本及郑玄、贾公彦的注疏对“疠”、“疫”或“疠疾”、“疠疫”等的解释来看，也是泛指一般的流行病，而非特指某种传染性疾病。由于古代文献记载十分简略，目前很难确知汉代以前“疫”和“疠”到底是指多少种以及什么样的流行病。据笔者统计，两汉时期，疫病流行达50次，其中，西汉（含新朝）17次，东汉33次。虽然当时朝廷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抗疫救灾措施，但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医疗技术以及国家财力等因素的制约，抗疫救灾的成效是非常有限的。反复的、大规模的疫病爆发，不仅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破坏社会经济发展，而且还加剧了社会矛盾，对汉代社会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等也都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汉代人普遍把疾疫看做是“灾异”的一种，从而为其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并衍化为一种以灾异附会社会人事的神秘学说——灾异说。董仲舒认为，如果“王者不明，善者不赏，恶者不绌，不肖在位，贤者伏匿，则寒暑失序，而民疾疫”，补救之法是“举贤良，赏有功，封有德”[1]（卷14，《治乱·五行》）。此前，晁错也认为，疾疫与帝王的德泽有关系。他在上汉文帝的对策中说，五帝德泽满天下，故“五谷孰，妖孽灭，贼气息，民不疾疫”[2]（卷49，《晁错传》）。《大戴礼记》明确指出，疫病与帝王的德行有关，圣王有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谷不灾”；所有人民的疾疫、六畜的疫病、五谷的灾害，都“生于天”；而“天道不顺，生于明堂不饰”；所以有了天灾，就要修饰明堂，以消灾去疫[3]（《盛德》）。王充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说：
行尧、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灾消灭，虽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纣之行，海内扰乱，百祸并起，虽日逐疫，疫鬼犹来。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4]（卷25，《解除》）。
因此，两汉时，每当有疫病流行，皇帝常下罪己诏，向上天承认“政乱在予”[5]（卷7，《桓帝纪》），承担疫病的责任，检讨政治得失，痛切悔过。汉代因天下流行疫病而自责的首位帝王是汉文帝，其后，西汉元帝、成帝，东汉桓帝等也都有因而自责的诏书。皇帝在诏书中除自责外，还表达了招贤纳士、虚心求谏、延问得失的愿望。他们不仅鼓励公卿大臣和“博问经学之士”指陈国家政事的得失和帝王行为的过错，大胆提出有益于百姓的建议，“率意远思，无有所隐”[2]（卷4，《文帝纪》），而且还要求大臣们“延登贤俊，招显侧陋”[2]（卷9，《元帝纪》），举荐“敦厚有行义能直言”的人才[2]（卷10，《成帝纪》），以匡正其过失。这些举措给了官吏和百姓发表消除灾异意见的机会，鼓励臣民发表政见，无疑有益于政治言路的畅达。
灾异说至东汉更为盛行。例如，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夏四月，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大疫。李贤注引何休曰：“民疾疫也，邪乱之气所生。”[5]（卷107，《五行志五》）汉顺帝诏书中说：“奸慝缘间，人庶怨
，上干和气，疫疠为灾。”[5]（卷6，《顺帝本纪》）汉桓帝时，“众灾并凑，蝗虫滋生，河水逆流……人民疾疫，出入六年，羌戎叛戾，盗贼略平民”[5]（卷105，《五行志三》注引《梁冀别传》）。时人认为，出现这些现象皆因外戚梁冀擅权横行所致。针对宦官专朝、政刑暴滥的政治局势，襄楷诣阙上疏汉桓帝说：“长吏杀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结，无所归诉，淫厉疾疫，自此而起”，并主张“修德省刑”[5]（卷30下，《襄楷传》）。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尚书卢植上封事，所陈述八件事的第三件是“御疠”。卢植所言之“御疠”，实际上是主张为汉桓帝的宋皇后平反冤狱。宋皇后被王封、程阿诬陷，忧惧而死，其父及兄弟被诛，“无辜委骸横尸”，不得收葬。卢植认为，“疫疠之来，皆由于此”[5]（卷64，《卢植传》）。因此，应当收葬他们的尸骨，让游魂得以安息。
皇帝在向上天作过一番虔诚的检讨之后，往往转而责备大臣，推卸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例如，汉元帝即位初年，关东连年遭受灾害，汉元帝责问丞相和御史曰：“欲何施以塞此咎”[2]（卷71，《于定国传》）？丞相于定国上书谢罪，引咎辞职。此后，皇帝将灾异之责归咎于股肱大臣，让大臣为其分担罪过之事更是时有发生。汉成帝时，丞相薛宣因疾疫被免职[2]（卷83，《薛宣传》），接替他的翟方进也因“灾害并臻，民被饥饿，加以疾疫溺死”而被迫自杀[2]（卷84，《翟方进传》）。新莽时，平蛮将军冯茂用兵益州。出入三年，军队“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骚动”[2]（卷95，《西南夷传》），王莽将冯茂召回京师处死。此外，东汉共策免司徒11人次，也大多因为疾疫。如汉顺帝永建元年（126年），司徒李郃“以人多疾疫免”[5]（卷6，《顺帝纪》注引《东观记》；卷82，《方术上·李郃传》）。汉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大疫，司徒盛允免[5]（卷7，《桓帝纪》）。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大疫，司徒许训免；汉光和二年（179年），大疫，司徒袁滂免；汉光和五年（182年），大疫，司徒陈耽免[5]（卷8，《灵帝纪》）。皇帝因疾疫自责和责罚丞相，虽然不能消除疫灾，但对于重视和强化抗疫救灾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由于当时医疗技术落后，汉代人一般认为，疫病是由恶鬼造成的。《汉旧仪》记载：“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虎；一居若水，是为罔两蜮鬼；一居人宫室区隅沤庾，善惊人小儿。”[6]（P104）疫病来去无踪，有着可怕的传染性和巨大的杀伤力，对古人来说，这无疑是神秘可怖的。因此，他们便很自然地将疾疫与鬼神联系在一起。汉代人刘熙在《释名》中说：“疫，役也，言有鬼行疫也。”如果“阴气胜阳，下欺上，鬼神邪物大兴，而昼行人道”，就会“疾疫不绝”[7]（卷36，《事死不得过生法第四十六》）。对于致病厉鬼的态度，首先是用祭祀等方式以礼相待，取悦他们。王充在《论衡》中说：
世信祭祀，以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祸。是以病作卜祟，祟得修祀，祀毕意解，意解病已；执意以为祭祀之助，勉奉不绝[4]（《招魂》）。
他还记述了汉代流传的因祭鬼不周而致病的事例①，反映了大多数民众的疫病观。如果祭祀无效，则转而驱逐之。因此，除了积极的抗疫措施外，汉代还盛行祈祷逐疫去病的仪式。朝廷每年都在年终腊日的前一天举行名为“大傩”的仪式，以驱逐引发疫病的疫鬼。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说，“傩”是一种阴气，到了腊月，“日历虚、危，有坟墓四星之气为厉鬼（无后乏祀或冤死强死之鬼），随强阴出以害人”[8]（《月令》郑玄注），所以，要举行“大傩”以驱除之。“傩”或“大傩”的仪式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它是驱逐家内疾疫恶鬼的一种巫术，后逐渐演变成一种礼俗。举行仪式以驱除疫鬼，在季春、仲秋、季冬举行三次②。与先秦古俗相比，汉代“傩礼”的变化主要有两点：一是举办的次数由每年三次改为一次，在十二月腊祭前一日举行。东汉高诱说：“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驱除是也。”[9]（《季冬纪》高诱注）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变化；二是由典型的巫术形态向节日礼俗形态演变，巫师仍在其中充当重要角色。《后汉书》描述了东汉岁末宫中举行大傩仪式的情形：一人身披熊皮扮成“黄金四目”的方相氏，执戈持盾，另有男女巫师若干人，手执可扫除不祥的笤帚，还有一百二十名童男童女，用桃木弓、枣木箭射杀疫鬼，他们群起舞蹈，厉声呐喊，并用火把四处照耀。然后将火把传送到宫外，由等候在宫外的骑士将火把投入洛水之中。时人认为，这样就可以驱逐疾疫恶鬼了[5]（《礼仪志》）。张衡也在《东京赋》中用文学语言描写了洛阳城内大傩礼的壮观场面[10]（《全后汉文·张衡二·东京赋》），其记载中亦有以苇帚扫疫气，以桃弧棘矢射疫鬼，以石子投击疫鬼等仪式。《续汉书》说：“方相帅百隶及童子，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洒之。”[5]（卷95，《礼仪志》注引《汉旧仪》）据此可知，驱疫活动中还使用击土鼓、投赤丸、撒五谷等治鬼的方法。
大傩逐疫是一项重要的祀典，即使是在国家财政困难时也未取消，只是减少了参加仪式的人数。汉安帝永初三年（109年），由于“阴阳不和，军旅数兴”，邓太后下诏在年终“飨遣卫士勿设戏作乐，减逐疫侲子之半，悉罢象橐驼之属。丰年复故”[5]（卷10上，《和熹邓皇后纪》）。民间的逐疫仪式，或许规模略小，但基本程序当大体相仿。
逐傩每年举行一次，参加人数多，场面宏大，仪式复杂，花费也多。但是，由于人们认为仅靠这一年一度的仪式，很难把厉鬼驱逐干净，而且，平时百姓受到厉鬼侵害，也需要驱赶，这样便由逐傩衍生出一种简便易行的驱鬼之法——“解除”。王充说：“解逐之法”是沿袭古代的“逐疫之礼”。“故岁终事毕，驱逐疫鬼，因以送陈、迎新、内吉也。世相仿效，故有解除。”[4]（《卷25，解除》）解除实际上是一种简化的逐傩，它没有时令限制，随时都可举行。
在匈奴地区也有与中原类似的疾疫观。贰师将军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卫律忌妒他受到匈奴单于的宠信，适逢单于的母亲阏氏生病，卫律便授意胡巫向单于进谗言。胡巫对单于说，先单于怒，曰：“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何故不用？”于是，单于将贰师下狱，贰师骂曰：“我死，必灭匈奴！”遂屠贰师以祠。同年，匈奴地区连续数月大雨雪，牲畜大量死亡，人民疫病，谷稼不孰，“单于恐，为贰师立祠室”[2]（卷94上，《匈奴传上》）。
汉代的祓禊风俗是殷周巫觋的遗风，也是一种祈祷弥灾去病的仪式。《周礼》云：“女巫掌岁时，祓除衅俗。”[11]（《春官》）祓除由女巫导演，在三月上巳日沐浴，以求除灾祈福。《后汉书》记有“祓禊”，“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为大洁。”[5]（卷94，《礼仪志上》）其用意也在以洗濯消灾祈福。对此，李贤注引《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由此可知，东汉祓禊还学习古代女巫用香薰花草沐浴，去病患，除鬼魅，作祈禳。最晚至东汉后期，五月五日与屈原联系在一起的祭神驱疾活动已经形成。应劭云：“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避兵及鬼，令人不病瘟，亦因屈原。”[12]（卷31，引《风谷通》）
袚禊风俗和大傩逐疫，都反映了祈祷弥灾去病的思想。古代祈祷禳除水旱疠疫、雪霜风雨，规定要举行萗〔筞〕祭（萗礼）。《后汉书·臧洪传》李贤注说：“萗谓营攒用币，以禳风雨霜雪水旱厉疫于日月星辰山川也。”《重修纬书集成》还记述有避瘟鬼的方法：“岁暮夕四更，取二十豆子，二十七麻子，家人头发少合麻豆，着井中，祝敕井吏。其家竞年不遭伤寒，辟五瘟鬼。”[13]（卷6，《龙鱼河图》）汉代人在夏至日戴五彩丝，上题“游光”二字，其目的也是防止“厉鬼”散播“温疾”[12]（卷23，引《风俗通义》）。
汉末是道教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旧有巫祝信仰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而这些变化都与大规模的疾疫流行有密切的关系[14]。东汉末年的疾疫流行，使得巫师方士大为昌盛，刺激了道教长生不死、禳灾疗疾等技术仪式的产生和发展，而这些都是顺应民众需要出现的。汉末，天师道和太平道的兴盛与疾疫的流行有极大关联，其领导人张角和张陵正是利用了民众在疾疫面前的恐惧心理，宣称自己可以用符水等方法治病，因此才得到了民众的信任。《三国志》曰：
（太平道）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云不信道。脩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15]（卷8，裴松之注引《典略》）。
这段史料使我们了解到太平道与五斗米道的发展情况。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活动是以治病为中心，其方法是让病人喝符水和祈祷。晋代葛洪的《神仙传》说：“先时蜀中魔鬼数万，白昼为市，擅行疫疠，生民久罹其害。”[16]（卷5）张天师入蜀后的最大功绩，就是阻止了魔鬼任意制造疾疫的行为。而《太平经》反复关注健康、长寿以抵抗疫气的技术与方法，也说明人们之所以会信奉早期道教，是与他们对疾疫的恐惧心理分不开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疾疫的发生是“天地之道”，是自然规律，司马迁说：“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17]（卷24，《乐书》）。这种观点是科学的。王充认为，用祭祀和“解除”之法不可能驱逐致病的厉鬼：
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则王者可竭天下之财，以兴延期之祀；富家翁妪，可求解除之福，以取逾世之寿。案天下人民，夭寿贵贱，皆有禄命；操行吉凶，皆有衰盛。祭祀不为福，福不由祭祀，世信鬼神，故好祭祀，祭祀无鬼神，故通人不务焉[4]（卷25，《解除》）。
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指出，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大疫之所以产生是由于“阴阳失位，寒暑错时”，“而愚民符厌之，亦可笑也”[12]（卷742，《疾病部五》）。太平道与五斗米道让疫病患者喝符水和祈祷，“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15]（卷8，裴松之注引《典略》）。
汉代人认识到，南方的疫病是因“瘴气”和“暑湿”引发的，这是一种正确的观点。从吕后征伐南越的将士染上疫病开始，有识之士就开始关注南方疫病的问题。汉文帝时，南海王反，淮南王刘长派将军间忌领兵击之，时逢天热多雨，汉军“未战而疾死者过半”。此事造成的影响极大，几十年后仍被人作为沉痛的教训提起。例如，汉武帝出兵攻打闽越，淮南王刘安上书谏阻，认为发兵远征，必败无疑。因为南方林中多蝮蛇猛兽，盛夏时节，“欧池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2]（卷64上，《严助传》）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年），日南、象林数千人攻占了象林县城，杀死地方官吏。由于地方军队不能平定叛乱，故而汉顺帝召集百官计议，准备调动军队镇压。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反对此议，其第三条理由说：“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5]（卷86，《南蛮列传》）由此可见，两汉时人都认为，南方是疫病的高发区，用兵南方一定要慎重。
汉代人对自然灾害的链发性和群发性也有了初步认识。如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杨厚上书说：“今夏必盛寒，当有疾疫蝗虫之害”，当年果然“六州大蝗，疫气流行”[5]（卷30上，《杨厚传》）。但是，由于自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所限，汉代人还无法对其他疫病作出更多的较全面的科学解释，因而也不可能做到对疫病进行积极的有针对性的预防。
除了求助养生、神仙之术抵抗疫病外，汉代还积极寻求医药等救治之道。例如，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夏，流行病爆发。这次疫情十分严重，患者众多，为此，朝廷命人腾出一些住宅作为隔离医院，集中对病人进行治疗，以防止疫病扩散。对病人及时进行隔离，是切断传染病的传染源、防治传染病的最有效措施。尤其是在古代医疗手段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果断隔离尤为重要。东汉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会稽大疫，太守钟离意亲自接济医药，“所部多蒙全济”[5]（卷41，《钟离意传》）。东汉马援征交趾时，发现薏苡仁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瘴气引发的疫病，令将士食用。汉代，朝廷有时还派专门为皇室治病的太医到地方为民众诊病。东汉和帝永元年间，京师洛阳发生疾疫，城门校尉、将作大匠曹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经理
粥，多蒙济活”[5]（卷35，《曹褒传》）。东汉安帝元初间，会稽大疫，政府派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疫病”，到乡间为百姓治病。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正月，京师洛阳发生疾疫，派光禄大夫将医药分发身染疫病的百姓。东汉灵帝时，也多次施行用药物治疫的措施。如东汉建宁四年（171年）三月，大疫，命中谒者巡行致医药。东汉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派使者巡行百姓，分发医药。东汉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又派常侍、中谒者巡行疫区，报告疫情，分发医药。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魏发兵征吴，途中魏军疫病流行，兖州刺史司马朗亲自巡视送药，这反映出此时出征部队已普遍预备有医药。尽管受当时医疗水平的限制，还不能完全对症下药，有效控制疫情，但这种积极与疫病进行斗争的认识和做法，应予以充分肯定。一般认为，东汉末年战乱频仍，疫疠流行是中国医药学的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成书的主要原因。张仲景在解释自己的创作动机时也说：“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18]（P7）
两汉时期，天命禳灾思想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祈祷弥灾去病仍然是汉代疫病观的主流。但是，面对疾疫积极探求解决之道无疑是一种科学之举。及至近代，虽然科学的发展对祈禳思想及行为产生了强大冲击，但是，由于产生这种思想的社会基础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禳弥思想残余仍然存在。即便是现在，在中国城乡中尤其是广大偏远农村地区各种祈禳活动仍未绝迹，这反映出天命主义禳弥思想的影响，根除实为不易。
注释：
①《论衡》卷25《祀义》篇曰：“宋公鲍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将事于厉者。厉鬼杖楫而与之言曰：‘何而粢盛之不膏也？何而
牺之不肥硕也？何而珪壁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欤？其鲍之罪欤？’夜姑顺色而对曰：‘鲍身尚幼，在襁褓，不预知焉，审是掌之。’厉鬼举楫而掊之，毙于坛下。”王充认为，此事不可信，“夜姑之死，未必厉鬼击之也，时命当死也”。
②据《吕氏春秋》记载，季春为“国人傩”（《季春纪》），仲秋“天子乃傩”（《仲秋纪》，季冬则为“命有司大傩”（《季冬纪》），似乎参加这一活动的主体有所不同。举行仪式时，气氛庄严肃穆，即便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在乡间遇到百姓行此仪式时，也总是“朝服而立于阼阶”（《论语·乡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