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列主义论文,毛泽东思想论文,与时俱进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09)07-0011-05
一
正确处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条规律。这条规律的运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何正确认识、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关系，特别是表现在如何正确认识、处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上。
这个问题本来很清楚，彼此之间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但一个时期以来，被某些文章的一些不负责任的意见搅得不清楚了。如有文章说，毛泽东思想是失去生命力的枯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从枯枝上发出的新芽。另有文章说，毛泽东思想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因此毛泽东思想不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还有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有两大理论体系，一个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之外。还有文章用“四人帮”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来概括整个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用改革开放后的30年来妖魔化改革开放前的30年，指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本搞错了，阻滞、破坏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把我国1978年以前近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史污蔑为“一部荒唐史”，如此等等。这些观点虽然表述的方式、表达思想的轻重或深浅度不一样，但总体来说，都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如果听任这些观点随意传播，不仅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会受到涂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60年历史的整体性会受到割裂，毛泽东思想会遭到否定，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理论基础会被抽掉，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属性遭到否定。
二
毫无疑问，以上历数的这些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
第一，这些错误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简称为《决议》）对建国22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文化大革命”10年、历史伟大转折前的两年的历史应作出怎样的基本估计，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应作出怎样的评价，已经作出了非常明确的结论。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众所周知，这个“决议”是邓小平亲自主持制定的，它的权威性是不必说的。我们想，一切表示拥护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人，是会认肯这个文件的权威性的。这里顺便想说的是，总有些人习惯于对历史采取简单化的态度，说什么“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学苏联，改革开放后30年我们学美国”。这样简化历史，不是郑重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改革开放后30年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本不是什么简单地学美国。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也不是简单学苏联，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建议上述论者认真研究一下《毛泽东文集》、《邓小平文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薄一波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等重要文献，从中定会看到，为了找到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经历了怎样的千辛万苦、百折不挠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虽然受到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这也需要具体分析，不能全盘否定），但总的说来，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进行了具有独创性的艰辛探索。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毛泽东针对照搬照抄苏联模式产生的弊端，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克服学习苏联中的教条主义，他要求全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要重犯苏联曾经犯过的错误。1956年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说过，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4月29日，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谈话时说：“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即使是好的经验，也不一定同别的国家的具体情况相适合。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1](P64)他还提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2](P143)1956年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探索的代表性成果。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曾结合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作过具体分析。他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3](P235)正是这样，党的十七大的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4](P7)
第二，这些错误观点同我们党的几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立场不一样。我们党的几届中央领导集体都反复强调，要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邓小平早在1960年，谈到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时，就曾强调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毛泽东思想是另外一个东西。后来他在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针对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形势，有针对性地论述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3](P148-149)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由毛泽东开始的探索。他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认真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在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他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5](P369)又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3](P300)“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3](P114)如果有人向马克思主义挑战，“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5](P46)
江泽民在这方面也有大量的论述。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6](P16)他强调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联系和它的统一科学思想体系。他强调它们之间的一脉相承性，所谓一脉相承即“不断继承又不断创新的发展过程，是我们共产党人不断继承、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真理的统一体。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最好的继承。只有坚持这样做，理论才是真正顺应时代和实践的呼唤，体现与时俱进的要求。”[7](P327)“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7](P12)“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8](P282)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总体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有关论断加以融会贯通，把紧密联系的三个方面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深刻总结了党的历史的和新鲜的经验，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2003年7月1日，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从四个方面专门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这“四个方面”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胡锦涛指出，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胡锦涛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是对毛泽东同志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重要思想成果的继承和发展。胡锦涛的这些论断，从根本上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
第三，这些错误观点同党的十七大精神相对立。党的十七大报告以无限深情阐述了三个“我们要永远铭记”，第一个“永远铭记”阐述的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及其创立的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不仅如此，十七大报告在阐述第二个“永远铭记”，即评价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时，充分肯定了它“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功绩。在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又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强调了“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在论科学发展观时，强调“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2007年12月17日，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研讨班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党能够在新时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继承。”[9](P26-27)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一次指出：“没有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这些论断，科学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关系，我们认为，一切表示拥护党的十七大精神的人，应该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取得共识。
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历史。他们反对把历史视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坚持研究历史应该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本身，发现历史过程的运动规律。马克思主义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在20世纪下半叶再一次受到历史的检验。众所周知，苏东剧变前，在这些国家内曾出现了一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股思潮认为，对其国家的历史、党的历史、社会主义的历史、对斯大林，否定得越彻底越好，其结果导致苏东的剧变。而当历史在矛盾冲突中过了20年以后，如今在俄罗斯却出现了反思苏联历史、重评斯大林的思潮。这股思潮对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苏联历史表示了强烈不满，强调要以更加科学、更加理性的态度评价历史，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以利于国家的复兴。一些民意测验显示，近年来在俄罗斯，与戈尔巴乔夫时期对斯大林模式的全盘否定不同，对斯大林时期持正面评价的人高达一半以上。2007年1月，由俄罗斯列瓦达研究中心及美国学者共同对全国44个地区进行了调查，最新调查资料显示：超过一半的人认为斯大林是“英明的领袖”。2007年6月，在普京总统关注下通过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中称“斯大林是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2007年，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舒宾教授写道：“俄罗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决定性的阶段是在30年代斯大林执政时期。斯大林体制确实具有严酷性，其严酷的程度甚至比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也毫不逊色。但只有这样才能集中掌握对于建设工业基础必需的资源，并奠定了苏联工业体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2007年4月俄共中央主席团《关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0周年》的决议指出：“共产党人领导的苏联社会认识到，斯大林关于必须在十年之内跨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不少于一个世纪才走完的那条历史道路的思想极为重要。土西铁路、第聂伯列宁水电站、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成为体现在劳动中的忘我精神的象征。由于苏联人民的群众性的英雄主义和忘我牺牲精神，苏联才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大国”；“牢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为苏联人民取得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决议特别强调“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在实现工业化和卫国战争胜利中所起的巨大作用。[10]值得重视的是，当今俄罗斯青年对苏联时期的认识，发生了从强烈的负面评价到强烈的肯定评价的变化。俄罗斯一些社会学家经研究指出，目前曾在苏联度过儿童时代的青年中间，弥漫着一种情绪：“我想返回苏联，那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据《俄罗斯记者周刊》报道，留恋苏联时代渐渐成为30岁年龄人中不断扩大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后青年经历了两种社会制度的生活，走过了对苏联的极端排斥到思想认识发生重大转变，又开始怀念苏联的心路历程。全面地了解当今俄罗斯青年一代对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重新评估，对我们客观地评价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史是有重要启示的。这当然丝毫不意味着全盘肯定苏联模式。关于苏联模式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多个文件中有深刻而具体的科学分析，这里不必重复。我们引证这些材料是要说明，要珍惜我们党的历史、共和国的历史、社会主义的建设史和改革开放史。
现在，面对否认改革开放前30年、割裂共和国60年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它们搞乱人们的思想，阻碍我们继续前进。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以事实为出发点，不是全面、系统地掌握有关资料去把握历史事实的总和并阐明其内在联系，不是透过历史现象去分析历史的本质和主流，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而是随心所欲地挑选零碎的历史事实加以涂抹或剪裁，凭借“新奇大胆”的想象肆意歪曲和否定历史。历史虚无主义者这种研究方法，既无新意，也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如果说它有什么社会作用的话，那就是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若得不到遏制，必将使人丧失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从而削弱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选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11](P364)这些精辟论断，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来说，真是一语中的。因为历史虚无主义所云，所谓的事实，不仅是零碎的和随意挑选的，而且是无中生有的，同严肃的历史科学完全不相容。
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继承和发展。否定以往历史者，事实上也在自我造就被后来者彻底否定的悲剧条件。否定历史者终究要被历史所否定，这是任何人都不可回避的历史定律。诚然，中国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崭新篇章。但正是毛泽东那一代领导人书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首篇，改革开放的事业正是建立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在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里，虽然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过种种失误，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大的严重失误，但30年的主流是好的，我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发展相当快。从1953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7%，并在教育、社会福利和人民健康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对此，邓小平在1981年总结说：“国际、国内都把这三十一的成绩估计低了。总的来说，三十一年中，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成绩不少，虽然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不是一片漆黑。”[12](P707)美国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他的经典著作《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仅用30多年时间，就将一个人口庞大、起点很低、混乱贫穷的中国引领向工业化，充满赞叹之情。他说，在这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不仅几乎无外援，反而还对外援助70多亿美元。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日本的池田大佐谈论中国时认为，在所有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中，共产党中国成效卓越。汤因比为此分析说：共产党中国具有很高的组织才能，他们将广大领土上庞大的人有效地动员起来，为追赶现代化而进行了一场“急行军”。“急行军”要有严厉的纪律，从思想到行动都不允许掉队，而共产主义思想恰恰能提供这种作用。这些评价表明，一些不带偏见、具有远见卓识的西方学者不仅不否认，而且充分肯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无疑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的佐证。[13](P236-237)当然毛泽东那一代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过失误，但即使是失误，中国也有句古话：“失败是成功之母”。正是有了这些失误才为当今领导人的选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马克思恩格斯曾告诫人们，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这真是至理名言。事实上，纠正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正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重要契机。因此，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现实总要与历史对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离不开与前人的对话。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正是深深的历史厚度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了不可摧毁的坚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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