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研究与现实关注（四篇）——1.为什么要突出文本研究的基础性地位？——2.加强文本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务之急——3.经典文本解读中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4.“文本研究”与“理论发展”的分工与互补——以《资本论》研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本论文,资本论论文,基础性论文,当务之急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什么要突出文本研究的基础性地位？
聂锦芳
聂锦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最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有史以来最为迅速和巨大的发展时期，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晚近以来地位又非常离奇的社会意识形式，一直在进行着艰难而痛苦的转型和变革。而在哲学所属的各个门类和学科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处境又是非常独特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尴尬的。用不着在这里具体进行描述，大家心里都清楚那是一种怎样的境地！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起码现在还不打算离开这一研究领域的新一代的研究者。虽然学术环境、知识背景和思维路向等方面已经与前几代学者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其他学科的同代学人看来，我们仍然显得非常“另类”，很多论者单纯根据研究对象确定研究水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被排斥在主流学术之外。这样，在宽容的期待和执著的坚守、理解的渴望与变革的意向之中，我们这一群体所经历的内心的磨难就格外多一些。
在遭逢困境的情况下，首先应该想到的是自己的不足。我感到，我们这一学科的研究之所以呈现出这样一种局面，原因很复杂，有些因素是作为学者很难左右或单靠其力量难以根本改观的；但从自身的角度检讨，学术性不强确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致命的症结。迄今为止，很多人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学术对象来进行探究，而主要是将其视为一种诠释时代问题和解决现实矛盾的策略、手段来考虑；很多文章和著作不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路径和规范，选题趋同于流行的政策和见解；有些论者的所谓“研究”也很难说是学者的作为，其成果经不起时间和学理的检视。这些都影响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声誉。从这一点上说，虽然受到别的学科的朋友的奚落，内心不大痛快，但我实际上是认同他们对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的判断的。
那么，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已经没落到退出学术舞台、不再具有研究价值或没有资格成为学术对象的地步？我想，决不是！在这点上，我则又对那些单纯根据研究对象确定研究水准、看到马克思主义就很反感的论者，尤其有的据说还是其他学科卓有成就的学者，非常不以为然。不要从很功利的角度说，在人类思想史上恐怕没有一种思想体系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引起如此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就是从弄清作为十九世纪中下叶对世界社会状况及其未来发展趋向有深邃思考的一个思想家的原始思想的角度，马克思研究仍有非常多的工作，他的作品的全集尚未完全编就，对其文本的研究还很薄弱，对其思想的理解和把握更谈不上客观、全面和准确，怎么能说对他的研究就该结束了呢？孔子的时代距今多少年？朱熹是什么时候辞世的？柏拉图、康德呢？这些人物及其作品、思想的研究一直延续到现在，甚至有复兴之势；马克思辞世才一百二十余年，他的思想参与甚至一度主宰了二十世纪世界的变革和发展，为什么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就不再具有学术价值了呢？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水平确实不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状况不可以改变；再者，学者的研究通常是一种个体行为，怎么可以把抱有不同态度、方式和意旨的研究者统统视为“另类”？
当然，还必须看到，即使从学术角度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也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式和方向。表面看来，最近三十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领域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我们在对自身研究方式的反省和转换方面却一直比较滞后或缓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的一大特点是热点问题不断，它确实以这样的方式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因此姑且可以将其视为这一领域研究的长处。但认真梳理一下就会发现，相当多的热点问题的讨论，呈现出一个相同的轨迹，就是起初非常热烈，参与者甚众，但经过一段时间讨论后，就难以持续、深入下去了，最终则不了了之或只停留在原初提出问题的层次上。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自然也比较复杂，比如说，有的问题本身不纯粹是一个学理问题，而是由社会实践生发出来的，在现实生活中尚找不到解决之径的情况下，理论上的探究不可能走得很远；但是，还必须看到，相当多的问题难以深入下去，还有另一个缘由，即与我们研究方式上的陈旧相关联，就是说，面对新问题、新现象我们总是在旧的思维框架和思路中进行探讨。就后一方面而言，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确实到了需要认真反省的时候了；如果没有一种研究方式上的巨大的转轨，将严重制约其所达到的水准和深度，更难产生经得起时间和学理的检视的作品，从而改变人们对它的偏见，继续发挥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
谈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改变，必须把文本的基础意义凸现出来。在其他思想家和思想流派的研究中，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和哲学流派的研究中，研究者最看重的就是文本了。你不能设想孔子、朱熹的研究者，不读《论语》、《中庸》和《四书集注》，不能设想康德、维特根斯坦的研究者不去研究“三大批判”和《哲学研究》及其大量手稿和笔记。但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很多自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其实是不怎么阅读马克思的书的，系统研读的就更少。这种状况可能根源于一种普遍的误解，似乎对经典文本的精深研读和探索都必定会导致经院哲学式的烦琐论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就足够了，因此对马克思文本的考释与基本概念的纯学理分析不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点。但历史告诉我们，正是这种对文本的忽视和基本理论的误解，导致了实践活动中的巨大偏差，从而给现实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作为对过去这一观念的反拨，我还是坚持认为，文本研究虽然不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部内容，但它是这种研究的永恒性基础。
当然，上述说法并不表明，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没有涉及文本研究，但即使涉及到了，现在看来那种研究方式也必须进行调整和变换。因为那种研究总是以一个或一些现实问题作为切入点去研读、解释文本，就事论事，或浅尝辄止，或支离零碎，而很少以文本本身为对象去进行完整而详尽的探讨，对基本概念和理论进行认真、深入的梳理。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持的是“一种粗疏的、肤浅的、浮躁的作风”，① 正是这种作风使得马克思的基本思想长期以来处在被曲解的状态下。比如，20世纪大多数论者仅仅依据由《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构成的文本系列来理解马克思，往往把他的思想诠释为理论实质上的“斗争哲学”、社会形态演进中的单线论和直线论、具体革命中你死我活的专政策略。而又有一些论者则依据由博士论文、《莱茵报》、《德法年鉴》、《新莱茵报》等报刊上的文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类学笔记》等所构成的另一套文本系列，把马克思的思想理解为理论实质上的人道主义思潮、社会发展问题上相对主义和多元化选择论以及渐进式和平改造的策略。其实，这些著述都是由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写作的，只有把它们全部纳入研究视野统摄起来考察，才能理解马克思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发展演进的曲折历程。如果只根据自己的先验看法，人为地撷取其中的几部就单纯作出判断，是不可能完整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实质和全貌的，相反，必然导致理解上的简单化和片面性。
现在对文本研究的责难中有一个观点特别流行。有的论者认为，目前突出学术性诉求、强调文本的基础性意义，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院化”、“形式主义化”，疏离现实生活和规避政治路线。坦率地说，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见解。实际说来，与“学术性”对立的不是“现实性”、“政治性”，而是“非学术性”。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确应当关注现实、关注政治、关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但同样是关注，在研究方式上有学术性与非学术性的分野，学术性的关注是把对现实的诠解、反思和引导联系起来进行的深邃思考，而不是流于对政策和流行观念的单纯辩护和庸俗图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一百余年的历程，仰赖特殊境遇和外力作用，除了政治领袖的作为，在学术上教训深刻，现在是它总结经验、潜心研讨、注重积累、多元探索和强化建树的时候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宽容和鼓励，而不是动辄颐指气使地指责，好象别人陷入了“误区”，唯我路线“正宗”。自嘲地说，如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老是停留在外围指点和宏观展望，仍旧缺乏对具体问题、文本、思想等长期而持续的悉心研究和纵深探讨，以致产生不了黄钟大吕式的巨著及思想家，既不能推进现实实践，甚至也改变不了在当代学术格局中的尴尬处境，那才愧对时代、愧对历史，是真正悲哀呢！
这里还需要对什么是“现实问题”做些分析。其一，社会上存在的所有形形色色的现象和事件，彼此之间差异很大，重要程度很不相同，有的表征着时代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向，有的则与此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因此，“现存的并非都是现实的”；其二，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该时代自己的“现实问题”，并不是说只有当代的甚至目前的问题才是“现实问题”；其三，不只是社会物质活动和实践领域的事件是“现实问题”，重要的思想潮流和理论动向也属于“现实问题”。
循此我们看文本研究。由于我们在具体研究中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再现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思想的原初状况和整体面貌，力戒从当代（目前）发生的那些具体问题甚至事件出发，去从他们的文本中寻找解释、说明和答案，因此在文本版本考证中，的确很少或者没有触及这些当代的问题和事件。但由于这些文本本身不是抽象的空论，甚至也不完全是这些思想家本人生命历程和人生体味的记录，而是他们对自己所属的那个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映和剖析，更是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和探究，因此在文本研究中，特别是具体文本的解读和思想研究中，我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回避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我们不得不一再回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状况，厘清什么是那个时代处于重要地位的社会问题，再将我们所解读的文本所论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照，以判别作者是否准确地把握住了自己时代的脉搏，是否客观地反映出问题的视域，是否到位地考虑到问题的症结，有没有独特的、解决思路，等等。此外，文本研究需要对其思想作出评价，而评价需要有参照系，因此研究者还面对当时斑斓的思想图景和一系列复杂的理论“事件”。一方面要梳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那些复杂的思想家及其派别，以及他们之间复杂的纠葛及思想差异。另一方面更要甄别那些与这些思想家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传统和社会环境，但思想意旨却迥然不同的思想家（比如，被奉“存在主义之父”和鼻祖的克尔凯郭尔只比马克思小三岁，19世纪40年代开始流行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诞生的思想体系），追问相同的时代、相同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现实为什么会“塑造”出、怎样“塑造”出这些思想“另类”。这些比较和分析，可以凸现出人类哲学和思维探索的多元进路，以及在这杂色斑斓的图景中马克思主义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
这样比较方式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下去，即梳理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提出的思想或问题在后来哲学史、思想史严谨中的传承与变迁，辨析这些思想或问题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表征或地位。不理解这些传承和变迁，很容易把在马克思那里还处于十九世纪特定时代诠释的思想，无界域地与后来所获得的新的内涵混同起来。而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提升为当代的思想，实际上无助于确立其客观的历史地位。当然这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的时代与当代社会的本质关联。尽管二者已经有了一个半多世纪的时间距离，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如果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在社会结构要素增多、社会现象空前复杂等程度和层次差异而外，二者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因此马克思当年的言说至少仍能诠释当代的部分现实，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不是已走进博物馆的陈列物，不只是记录一段思想史的文献，尽管解决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未必会从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但迄今它仍然指导并且参与着对当代现实的“塑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寻找当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年的思考的内在关联，将会理性而客观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呈现”出来。
这种情形下，谁能说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是矛盾的呢？
注释：
① 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加强文本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务之急
安启念
安启念，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实践性，在改造世界的同时自身也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创新和发展已经成为一项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面前的紧迫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加强文本研究至关重要。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系统性，在这一系统中，文本研究居于基础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为生活实践服务，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究竟应该如何服务，值得研究。人们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研究实际问题，从哲学的角度为社会提供意见，供大家参考；许多人把这一任务进一步具体化，事实上又把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政策、理论提供哲学解读、论证和宣传，视为自己的主要的工作。这些事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应该做的，这一点首先要肯定，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它们还不是问题的全部。问题要比这复杂得多。
研究实际问题，深刻理解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的集中体现，是它与生活实际的主要联系，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使命所在。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第一个层次。
从事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本人首先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包括在学校学习和日常生活中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实现的理论自修。因此必须有人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与宣传工作。就人数而言，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大多数人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其中主要是各种类型和各个级别学校的哲学教师。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第二个层次。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要随着生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的研究，特别是结合生活实践提供的新鲜经验以及哲学领域其他方面的新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层次。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还是在生活实际中对它的具体运用，都需要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吸取理论营养，因此都必须不断地重新阅读他们的著作，进行文本研究。一般而言，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在它受到生活实践的挑战或吸收了生活实践提供的新鲜经验之后才会有所创新和发展，而为此又要求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它的创始人或主要作家那里，研究该理论的经典文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这种情况更为突出。因为人所共知，马克思恩格斯虽然生前提出了大量重要哲学思想，写了许多与哲学有关的著作，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哲学思想作过全面系统的阐述，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被我们称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理论是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中概括出来的。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经常性地“回到马克思”、“回到恩格斯”，阅读他们的著作，从而结合新鲜经验对我们的已有理论，实际上是以往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理解，加以审视，确认它们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文本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显得格外重要。文本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第四个层次。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生前不仅没有全面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哲学思想，而且他们的许多重要哲学著作都没有公开出版，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手稿、笔记。于是，这些著作的编排、校勘、解读等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项既重要又困难的任务。学术界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文献《（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就是如此。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公认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重要哲学著作，甚至是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但自第一次问世已有大半个世纪过去，至今它的编排乃至基本思想的归属，仍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学者之间存在很大分歧，一直争论不休。人们期待已久的新国际版马恩全集的相关卷次，也因此迟迟不能面世。文献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第五个层次。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由这五个层次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它们环环相扣，互相影响，缺一不可。在这五个层次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第一个层次。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之一，为现实服务，解决实际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使命，因此这一层次的研究理应受到我们的高度关注。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比作一个战斗团队，那么这个层次的研究就是第一线，是战斗的前沿阵地。但它远不是唯一的任务。哲学家要接受哲学教育，哲学教育工作者要有用以教育别人的正确的哲学理论，为了获得这样的理论又必须不断从事哲学理论研究，而理论研究又离不开文本研究，文本研究则以文献学研究为前提。第一层次的研究必须以其他层次的工作为基础，这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些研究中，文本研究非常关键。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终都是建立在文献学研究之上，否则就没有科学的研究对象，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从事文献学研究，目的只是为了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的原貌，真正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以及教学和现实问题研究奠定可靠基础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文本的研究。文献学研究服务于文本研究，其他研究要建立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也即建立在文本研究之上。文本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关键环节，是它的基础。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立足文本研究重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
我们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研究，理由不仅仅是上面所说的那番道理。
迄今为止，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体系是上一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家依据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恩格斯）的哲学著作，按照列宁的教导，在哲学论争中精心建立的。它在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闪烁着真理的光辉。但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生活实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我国的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面对这些变化，我们必须对过去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有所发展了。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最重大的变化是，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根据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方针、新的理念。这些新方针、新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它的需要了。这主要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提出的，它强调的是世界的客观物质性和物质世界的运动及其规律性。它突出了科学理性的意义，从世界历史的背景看，继承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宝贵成果。在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反对封建文化，进行思想启蒙确立科学理性的地位，是现代化历程中必须完成而迄今尚未彻底完成的历史性任务。对于完成这一任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十分重要。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对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理解之上，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揭示了世界运动发展的规律，从而为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提供了理论保证，而对共产主义的必胜信念，是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这也充分证明了作为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我们具有怎样的巨大意义。不论是后发展国家的文化启蒙，还是科学共产主义运动，需要的都是科学理性，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主要在于它适应了生活实践对科学理性的需要。但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主要需要的已经不再是科学理性，而是关于人、人的本性、人的精神追求与物质需要的关系以及关于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这些理论涉及的是价值判断问题，而价值问题，从总体上看，已经超出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范围。
以上分析表明，我们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再能够很好地适应生活实践的需要，它必须有所发展了。这种情况实际生活中有很多表现。例如，人所共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的中国哲学界已经被大大地边缘化了，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甚至各种宗教理论，大有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有地位之势。为什么？正是因为这些理论有大量与当前的现实问题相关的思想资源——“和合学”、“天人合一”、人类之爱，甚至“原罪说”等等。这些思想资源本身可能是不正确的、有缺陷的，或者不完善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满意，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及时提出自己更好的相关理论满足人们的需要，那它怎么能不被这些自己所不满意的学说挤到边缘的地位呢？
再如，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思想极不统一，也可以说是乱象丛生。其中最主要的是所谓“马恩对立”问题。“马恩对立”是指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之间的对立。具体而言，是说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主要关注人、人的主体性以及与人有关的问题；恩格斯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关注的是存在于人之外的客观物质世界。这个问题在西方由来已久，在我国也从上世纪90年代起便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其实这个问题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出现。最早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有人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后来则出现了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开批评，以弘扬人的主体性为主要旗帜的实践唯物主义兴起，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队伍也因此在事实上一分为二。在世纪之交，又有人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论”解读，“以海（海德格尔）解马”风行一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自身的分歧之大，我们只要看看当今高校的哲学教学就可以了。在很多课堂上，统编的哲学教材摆在桌子上，但有几个人是按照它来讲课呢？许多人对实践唯物主义、“以海解马”持批评态度，这不足为怪。但问题是，这些新思潮的出现不是出于个别人的别出心裁或别有与心，而是有着生活实践的新需要为基础的。只要这种需要存在，这些思潮就不可能被消灭，除非我们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回答了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早在十几年前，已故哲学家高清海先生就指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事实上有“讲坛哲学”与“论坛哲学”之别。今天，这种区别不是消失或缩小了，而是进一步扩大了。面对上述乱象，采取鸵鸟政策是不行的。我们应该正视它、研究它，积极找出解决的办法来。
为了克服上述问题，我们首先应该做的工作就是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著作的文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有没有区别？有。这是客观事实。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主要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更多的是关注人以及与人有关的问题，强调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充满对人的人道主义关怀。恩格斯的主要哲学著作写于中晚期，都与他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有关，讲的主要是自然界以及整个世界的客观性及其运动规律的必然性。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依据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建立的。过去我们为了捍卫这个体系，往往把马克思的思想当作马克思主义形成以前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待。如前所述，生活实践表明这种做法过于简单化了，因为正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思想，尽管还不够成熟，但是对于我们认识和解决生活中新出现的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重新深入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中去，再一次开展艰苦细致的文本研究，找出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统一之处，建立起一个新的、综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能够回答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将从根本上解决所谓的“马恩对立”问题。回避这些问题的存在，或者对重视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理论一味持批判态度，只能表明我们不愿意从事这种艰苦细致的文本研究，是思想上的懒汉。
如果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本来没有结合点，那么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今天，它的生命力终结了，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够回答现实生活挑战的思想资源了。实际上人们已经一再指出，这样的资源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是有的，我们要做的只是进行文本研究，把它们找出来，进而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基础上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它具有现代气息而已。这样做是不是否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呢？绝对不是！
“马恩对立”是长期困扰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大理论问题，在今天，环顾四海，最有可能解决它的是中国哲学家。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历史使命。开展深入细致的文本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务之急。
经典文本解读中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
侯才
侯才，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本的创作和解读是文化传承的一种基本的样式。即使是最简单的文字性的交流就已是一种文本的解读，其中内含了阅读、理解、分析、判断等文本解读的诸基本的环节和要素，内含了由客观向主观、由他思向我思、由外在向内在等等的转化，内含了“视域融合”的实现过程。由此，文本解读方法论的意义和作用也就凸显出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研究显然也不能忽视相关解读方法论的研究，不能忽视对传统或既有的解读方法的反思和总结。
首先，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过程中，迄今仍会经常深切地感受到在此方面存在着的强大的教条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始终贯穿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史。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研究状况当然也不例外。追溯其根源，有历史的原因，——如在数千年历史过程中形成和沿袭下来的强大的注经传统；有社会的原因，——如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与其相联系的意识形态体制的统摄作用的影响；但同时也有认识论方面的原因，——因历史和社会等原因所导致的思维定式、认识框架的固定化和僵化。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固定化和僵化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框架往往本身就具有不合理性或已丧失其合理性，它们非但没有遭到批判和摒弃，反而却作为一种长久积淀下来的深层的潜意识结构近乎完整地保存下来，并被人们自觉和不自觉地当作不言而喻和不证自明的认识前提来经常的加以运用。
对任何文本的解读首先都要从解读者自身既有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框架出发。既有的解读方式和框架是文本解读的“前见”和“前理解”中最重要的因素。对此，不仅当代诠释学理论有一定的认知，而且，古代的思想家们也有所认识。孔子曾肯定这种既有的解读方式和认识框架的作用，提倡和主张“格物致知”。何谓“格物”？在历史上学者们曾提出各种解释。二程和朱熹将其释为“即物穷理”，王阳明释为“致良知”于事物，颜元释为“手格其物”，即“犯手实做其事”，如此等等。这些注说，尽管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细究起来，却又都不甚确切。其实，所谓“格”，即“标准”也，框架也，所谓“格物”，即用既有的思维尺度和认识框架去衡量、测度和整理对象。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用“先验范畴”（康德）或“逻辑之格”（列宁）去对对象进行加工、整理和把握。通俗地说，就是对对象进行“格式化”。可见，“格物致知”内含了对既有认识框架的作用的肯定。正因为如此，既有的认识框架之合理与否，就成为文本解释之成败的首要前提。举例来说，时常听到人们如此议论，说中国当下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里所谓的“格”，显然是指马克思所设想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马克思对未来理想社会的预设，主要是基于“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一西方典型历史演进模式所作出的，按照这一历史演进模式的链条，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在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与资本主义社会前后相继，具有一种单线性和历时性的关联，是一种“后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一种“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绝非“后资本主义社会”，并且由此导致了它所呈现出来的那些不同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的种种特点以及它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同时空条件下的并存。所以，很显然，我们不能完全用马克思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想来衡量我们今天所实行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如果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这一西方典型历史演进模式变成了一种各民族都普遍适用的、绝对的历史哲学理论，而这也正是马克思本人在晚年所再三明确加以反对的。
应该说，破除教条主义的重要任务是破除教条主义的思维定势和思维方式，这是从认识论方面根除教条主义的关键。
其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研究和解读中，也普遍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本身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传统诠释相混淆、相等同的现象。若仔细分析，或许可以将传统诠释看作以学者为主体的学术诠释，以政治家和意识形态理论家为主体的意识形态诠释，以及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民间诠释这三种诠释的总和。学者眼中的文本、政治家和意识形态理论家眼中的文本以及民众眼中的文本虽然具有统一性，但毕竟又有很大的差异和区别。然而，这三者在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和影响，形成一种统一的诠释传统，其结果便是形成一种得到较为普遍认同的、作为社会心理积淀表现出来的诠释。这种诠释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无疑又毕竟是原始文本的摹写和复写，总是与原始文本有着或近或远的距离。在文本特别是经典文本的摹本与原始文本存在较大偏离的情况下，将文本的摹本等同于原始文本，其后果可想而知。其中，比较极端的一个后果就是，摹本的任何缺陷都会当成是原本自身的缺陷，对摹本的任何怀疑、批判和否定都将被当成对原本的怀疑、批判和否定。也正因为如此，也就有了“回归文本”的必要，从而在思想和文化发展史中也就出现了一再回归文本、“正本清源”的情形，使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诠释成为一项历久弥新的任务和课题。
第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研究和解读中还存在着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囿于既有的文本诠释传统，不能把诠释与建构有机地统一起来，不能在诠释与建构的有机统一中去把握诠释。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成绩，在逐渐摆脱“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的同时，其触角已伸入到世界哲学的前沿和时代精神的核心。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仍然明显滞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及其需要，其走向世界和“世界化”的道路还很漫长。特别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仍囿于强大的文本诠释的历史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总体上可以归结为向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归，归结为摈弃教条主义的诠释而走向客观主义的诠释的过程。然而这种客观主义的诠释，尽管是新的理论构建的必要前提，却仍然是诠释而非建构本身。不论它以何种方式回归马克思和解释马克思，总体说来，却仍停留在解说、诠释的范围之内，仍未超脱于“以经解经”的文本诠释文化传统的基地。
正如本文作者在《从诠释走向建构》一文中所曾指出的，诠释与建构是文化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它体现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从这一矛盾来观照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归结为一部文本诠释史。甚至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实事求是”、“务求其真”原则本身在历史上也首先是被作为文本诠释的原则而被提出来的。在漫长的封建历史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要义仿佛就是注疏、诠释和普及先秦儒道等诸家的文化典籍。孔子的“述而不作”不仅奠定了中国文本诠释历史传统的基石，而且成为对待传统文化的一种理想态度和最高典范。这种唯“经”是从的历史传统的形成，直接根源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由此导致的官学一体、政学合一。这甚至可以上溯到西周的“王官之学”，诚如清代学者章学诚在其《校雠通义》中所述：“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这种官学一体、政学合一的传统至汉代被正式定格。先圣著述由此被尊奉为“经”，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法典地位。而“经学之外已别无学问”，留给学者的主要任务不过是尊经奉典、“依经演绎”（朱熹）而已。由此可见，甚至当下仍然盛行的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种种文本主义、诠释主义的态度，以至对待当代西方哲学文本的种种文本主义、诠释主义的态度，实质上根源于中国强大的文本诠释文化传统，不过是这一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遗传和沿袭。然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的建构而非仅仅既有理论的诠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使命在于从诠释走向建构。
“文本研究”与“理论发展”的分工与互补
——以《资本论》研究为例
鲁克俭
鲁克俭，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现代学术研究已进入学术分工高度发达的时代，每个研究者精力是有限的，因此需要“术有专攻”，而许许多多“专门家”的成果汇集起来，就推动了整个学术的积累和进步，原创性的思想才会出现，学术生态的多样性和学术的繁荣才得以显现。具体到马克思研究来说，“文本研究”与“理论发展”应该保持必要的张力，形成合理的分工与互补。人为地把二者对立起来，对当下中国的学术发展非常有害。下面我们就以《资本论》研究为例来具体阐明这一点。
去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一时间世界各地出现了《资本论》购买热，《资本论》学习热，国内也出现了运用《资本论》解释国际金融危机的热点话题。但是冷静下来我们却发现，不少国内学者（包括经济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理解和把握却是片面的。比如有人把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简单地归结为“生产过剩论”，甚至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论”。因此，在运用马克思《资本论》来解释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必须首先全面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否则就会出现错把凯恩斯经济学的“有效需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论”当作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并以此来解释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笑话来。
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正像他没有系统的阶级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一样。马克思的这些理论都需要研究者根据文本进行认真解读和系统建构，而在解读和建构过程中，由于视角的差异和现实切入点的不同，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涉及到文本研究。20世纪以来，国外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资本论》及其手稿进行了长期而富有成效的文本研究，取得了很多新成果。当然在研究过程中，也伴随着激烈的学术争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些成果逐渐被介绍到中国学界，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马克思至少在以下几个层次上对经济危机进行了理论探讨。首先，在最抽象的层次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还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不可能根除。这是贯穿于马克思全部经济学的一根主线。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包括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当然是一个理论利器。但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这一高度抽象的层次，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此经济危机还必须在更具体的层次上得到解释。就像一个人从楼上跌落，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用地球引力来解释，至少必须探究这个人是因为自杀从楼上跌落，或是被别人推下楼去的。
第二，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重点论述了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理论，这也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重点阐述的经济危机理论。与生产相对过剩相对应的是“消费不足”。马克思曾说过：“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① 但马克思也说过相反的话：“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但是，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末，我们只须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② 因此，消费或需求不足论是否应成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有机内容，这一点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史上一直是有争论的。
第三，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重点论述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失调而出现经济危机的理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也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在它的基本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这种矛盾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危机的著名论述可以说是对马克思“比例失调”危机论的最好注脚，尽管当时《资本论》第二卷尚未出版。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在《全球动荡的经济学》（该书中文版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过度竞争”危机理论，并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引发了激烈辩论。③ 应该说，布伦纳的“过度竞争”危机理论与恩格斯对经济危机的解释在精神实质上是相符的。
第四，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重点论述了与“利润趋向下降规律”相联系的经济危机理论。一些国外学者甚至把这一危机理论称之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崩溃论”，把它看作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核心内容。
第五，马克思信用理论中的危机论。马克思《资本论》三卷结构形成之前，曾经有一个“六册计划”：第一册是“资本”，第二册是“地产”，第三册是“雇佣劳动”，第四册是“国家”，第五册是“对外贸易”，第六册是“世界市场”。第一册“资本”又分四篇：1、资本一般；2、竞争（许多资本）；3、信用；4、股份公司。第一篇“资本一般”分为三章：1、商品；2、货币；3、资本。《资本论》三卷结构实际上只相当于第一篇“资本一般”中的第三章“资本”。但马克思在实际写作《资本论》过程中，又扩大了写作内容，加入了一些本属于“地产”、“雇佣劳动”两册的内容，还加入了一些本属于“竞争（许多资本）”、“信用”、“股份公司”等篇的内容。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就用很大篇幅（特别是其中的第25－32章）论述了信用以及虚拟资本问题。现在国内学者也大多是根据马克思的这部分论述来解释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完成“信用”篇的研究，被包括在《资本论》第三卷手稿中的“（5）信用。虚拟资本”也是不完整的。实际上，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原始手稿中，第25章“信用和虚拟资本”的前1／4部分与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本来是连在一起的，只是恩格斯在编辑加工时，将马克思摘录笔记本中《增补》的一组材料编辑成第25章“信用和虚拟资本”的后3／4部分及第26章，才给人以马克思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信用理论的印象。
第六，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中的危机理论。如前所述，“六册计划”中的最后一册是“世界市场”，在这一册马克思将探讨资本主义的总危机。马克思所要研究的“世界市场”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已成为现实，可惜马克思没有完成“世界市场”册的研究和写作，否则我们今天就会有了锐利的理论武器。
以上六个层次的经济危机论构成了理论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未完成的、开放的，因此对马克思危机理论进行文献学清理、文本解读和理论构建，是今天我们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危机理论必不可少的前提性工作。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和列宁相继对马克思《资本论》进行创造性发展，并尝试对当时新出现的帝国主义现象进行科学分析。在今天，有志于“理论发展”的研究者，就应该像卢森堡、列宁那样发展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马克思尚未完成但在今天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信用理论和世界市场理论，从而对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当前的国际经济危机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解释”，而不应重复形形色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说过的老话，满足于对当下资本主义进行种种“批判”。无庸置疑，一个“思想家”强过一打“专家”。相对于“文本研究”而言，“发展理论”更为困难，更具挑战性和原创性，也更令人钦佩。但问题是：这“思想”是真正的思想，或是水货的“思想”乃至“民科”的思想？如果是后者，那么还不如脚踏实地做些文本研究来得有价值。如果有人自认为是“潜力股”的未来思想家，那就应该像我们这些文本研究者那样埋头“掘井”，而不应热衷于批评，热衷于谈“掘井术”。等井掘好了，再来批评才会理直气壮，也才能真正令人信服。
中国是一个“早熟的民族”（马克思语），相对于源自古希腊文明的西方文化及其思维方式而言，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具有实用理性的特点。因此古代中国有“算术”而无“几何”，有“技术”而无“科学”。在当下的马克思研究中，“文本研究”与“理论发展”应当而且可以实现合理的分工与互补。拒绝学术分工而执“一切从现实问题出发”其一端，并以此来批评文本研究，是否已陷入了中国前现代的思维方式而不自觉呢？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6—457页。
③ 参见英国《历史唯物主义》杂志第4、5号。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恩格斯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辩证唯物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