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建的重大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规则论文,贸易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面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建的重大挑战 （一）中国对世界经贸影响力的显著上升引发全球权力与规则的调整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增长极。201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约25%，高于美、欧等经济体为世界第一。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日益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积极建设者，中国以主要成员身份参与G20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治理改革和份额调整，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中国还加入了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全球税收论坛，在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合作组织等机构中的影响力也有所上升。 在各国对中国的重视和期待显著上升的同时，一些国家对于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也存在着担忧，还有很多国家认为在新的国际经济规则中不能缺少中国的参与。 以中国为重要角色的新兴市场及区域经济金融合作的发展令全球瞩目。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建立区域风险防范机制，特别致力于维护和加强亚洲的发展与稳定。全球化与区域整合的交织演进是国际体系演变给中国提出的重大课题。特别是在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而区域经济合作又充满政治经济博弈与角力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参与和推进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抑制不利因素、构建和维护一个建设性的国际环境，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是亚洲乃至世界的主要国家之一，任何缺少中国参与的有关全球或亚太区域的经济安排都是明显不完整的。 （二）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 传统的贸易规则由经济实力最强的美欧所主导。近年来，中国在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显著上升。从长远来说，各国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也会使各国对贸易规则的影响力产生变化。美国、欧盟和日本希望联手来继续主导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维护其传统的利益格局。对于经济实力日渐增强但尚未完成现代化转型的中国，在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调整中，应该更主动地谋求与自身实力和发展阶段相当的地位，在全球贸易规则的发展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系列高标准规则和区域合作框架由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引领的现状，对中国构成了很大的压力，但也并不意味这些规则和框架与中国利益有不可调和的冲突，也不意味着中国在新格局形成过程中无法发挥作用。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国际经济协调能力、贸易政策自由度及国内经济治理的完善程度方面，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还有不同程度的差距。美国和欧盟推出了体现其国家利益和经济发展程度的高标准规则，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引领性，但也有深思熟虑的排他性竞争。中国应该通过国内改革来适应那些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则，同时也应百折不挠地争取在新规则和新框架形成过程中的参与权和谈判权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应该通过多边、区域、双边等层面，协调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金砖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利益，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推进适合全球贸易投资发展的新规则体系。 （三）增强中国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提高国内治理水平，加快经济现代化步伐 密切关注并适时参与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和新秩序的重构是事关中国今后发展方向和中华民族崛起的大事，其深远的影响将大于当年的“入世”，对于抓住新时期的发展机遇、以开放谋发展促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要致力于在战略上适当地规范和协调中国与其他主要大国的经济利益关系，争取获得合理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话语权，推动形成有利于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多边贸易与投资规则。二是要致力于提高中国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降低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壁垒，提高境外投资权益保障，减轻国内环境资源压力，并应对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等一系列生产要素的调整。三是要提高中国在开放经济环境下的国内治理水平，进一步推动司法体制和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带动外汇和资本管理体制、关税制度、土地制度、企业制度乃至农业政策等多方面改革。新贸易投资规则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有很多一致或相近的地方，应结合国际贸易规则重建来推进国内改革，打造中国经济的开放升级版。 以全球意识、开放视角和前瞻性眼光看待中国的利益 要想正确应对挑战，需要先做一些基本判断。 首先，进一步扩大开放是必要和可能的。中国部分行业大幅降低关税有助于中国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并改善国民福利水平。目前中国平均关税税率是9.5%，全球平均水平是6.95%。虽然中国已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但中等收入国家的关税比中国也低，因此中国关税是明显偏高，可以往下降。以汽车产业为例，当前较高的关税安排同时保护了包括合资企业在内的中资和外资，严重侵蚀了广大消费者的购买力，也使中方合资伙伴失去自创品牌的进取心。大幅降低关税将对合资掩护下的内外资品牌的超额利润形成挤压。民族品牌在市场销售、技术合作和兼并扩张方面可以获得更大的国际空间。事实证明，中国国产品牌汽车在亚、非、拉等第三方发展中国家市场与发达国家品牌相比具有相对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大幅降低关税有利于中国降低企业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大大改善国民福利水平。事实上，零关税环境对发展民族品牌会形成真正的激励，如华为等电信企业是在无关税保护的环境中发展成世界一流企业的。 第二，扩大开放可以缓解中国面临的资源约束。首先，中国可在合理范围内进口更多食物满足生产消费所需。目前中国常用的粮食安全概念范围狭窄，主要涉及谷物、豆类和薯类，而国际上强调的食物概念更为广泛，不仅包括谷物、粗粮，还包括肉禽蛋奶、蔬菜、水果、水产品和其他所有能吃的食品。国际上更多强调的是食物安全，中国也应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制定更加科学的食物安全战略，转变单一粮食安全观，树立综合化的食物安全观。其次，中国要确定粮食保障重点，树立分层次的粮食安全观。口粮、种子用粮是必需品，应纳入政府粮食安全保障范围，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是奢侈性消费，不应全部划入粮食安全保障范围。中国经济实力快速提升，国际购买力大幅增强，但耕地和水资源开发过度，污染严重，粮食长期生产能力遭到破坏。如果继续坚持粮食高自给率战略，继续对国内耕地与水资源进行过度利用，反而使未来中国粮食安全面临较大风险。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当把视野更多地投向国际市场，通过从周边和海外进口与国外种植等措施来满足国内多样化的食物和粮食的消费需求，建设多元化的食物生产与供给渠道，提高中国食物供给的灵活性和安全保障能力。 在考虑国际贸易对国内就业影响时，要看到未来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看到农业人口进一步转向工业和服务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从发展的的角度看待部分农产品市场开放对农村就业的冲击问题。2013年农村人口数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0%，城镇化率也仅为53.73%。未来城市化率的进一步提高要求解放更多农村人口。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人口继续减少是大趋势。 第三，中国资源的全球化配置需要高水平国际规则的保护。通过采用高标准的投资准入和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不仅会创造更好的外商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流入，更可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和支持。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并已从资本净输入国变成资本净输出国，如何保护中国资本的海外利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同时，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规模将会迅速增长，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同样会上升。因此中国需要与投资目的地国家签署更高标准的投资保护协定，从市场准入、投资保护以及投资争端解决等各个方面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第四，中国经济的创新升级需要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目前中国创新能力不断增强，2013年中国以21516件的专利申请总量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5.7万件）和日本（4.3万件），比一般TPP成员具有更强竞争优势。从专利申请的增速看，中国专利申请量较2012年增长15.6%，增幅在专利申请量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居首，其次分别是美国（增长10.8%）和瑞典（增长10.4%）。2014年，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已超过美、日而居世界第一位。这说明中国正迅速成为专利申请大国，也说明未来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将有更多的诉求。 第五，“国企竞争中性”原则与中国建设一个兼顾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原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努力是完全相容的。“竞争中性”并不是排斥国有企业，但要求公平竞争，主要针对获得廉价资源如低息贷款的国企。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存贷款利率已经基本实现市场化定价。防止国企垄断和过度占用社会资源也是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竞争中立原则，第一条就是说“政府商业活动要公司化”，这一条与中国国企的市场化改革就有交集。第二条是“识别企业直接服务公共成本”，要把国有企业的直接成本区别开来，就是政策业务有一个分账处理。第三条规定“以商业回报率考察国有企业”，如果国有企业长期低回报、亏损经营，显然国家在补贴，是不正当竞争，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国企应当使用的考核标准。第四条是“对国有企业公共服务合理补偿”。第五条要求“税收中立”，即不能对国企税收减免或者是低税率。还有“政府采购中立”，政府采购的时候要竞争性招标，但是国企参与竞争时不能享受优惠；或者参加竞争性投标的国企本身应该满足上面说的那些条件。美国对国企竞争中立的要求虽然更加苛刻，但可以通过谈判与多方博弈求得共赢。 中国要做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建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中国只有积极主动地拓展以本国为中心的自由贸易圈，才能与美国或欧洲为中心的自由贸易圈比较平衡地博弈。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中国和亚太国家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中新自贸区、中瑞自贸区、中韩自贸区和中澳自贸区等的建立都是中国所做出的积极努力。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关系协定（TTIP）、服务贸易协定（TISA）和美式双边投资协定（BIT）（2012年）谈判则代表着发达国家试图引领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发展的主要工具，但目前中国只开展了中美BIT谈判。对于当前的局面需要进行必要的评估。 首先，由于中美BIT谈判仅涉及投资领域，不涉及TPP和TISA谈判，即使中美BIT谈判达成协议，中国仍然是TPP和TISA的局外人。其次，TPP和TISA谈判中的很多议题（如国企竞争中立、知识产权保护、劳工与环境标准、电子商务、金融领域开放等）虽然对中国有相当挑战，但也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很多内容甚至符合当前中国多领域的改革目标，未参与其中使中国失去了一个很好的统筹开放与改革的机会，但这更多地体现了美国的国际政治战略和意图。再次，中美BIT谈判的适用范围只限于中美双方，难以像TISA或TPP谈判覆盖更广泛经济体，短期内对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保护企业海外利益作用有限。同时TPP的规则一致性（主要是降低非关税壁垒）、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等可能导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下降，降低中国潜在出口和产出增长率，这是仅仅签署中美双边投资协议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加入WTO前，由于对自身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认识不够深刻，曾引发国内对于是否要加入WTO的激烈争论。中国要有效参与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博弈，需要建立在全面摸清自身家底、且权衡参与国际分工利弊的基础之上，以历史的、开放的视野，从国家安全、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等多个方面进行评估，特别是对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的国际比较优势进行梳理和前瞻性的权衡，为中国对外谈判和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提供顶层设计和战略取舍的依据。 中国需要加强前瞻研究和内部协调，形成和强化改革共识，既要全面有序推动国内改革，又要努力成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建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首先，中国应成为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积极参与者。要做“参与者”就意味着中国不能缺席任何重大多边或区域性贸易投资协议，尤其是对于影响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制定的谈判，中国要积极参与其中。中国虽然在经济规模和贸易总量方面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第三大经济体，但在经济结构、国际金融交往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完善程度以及国际规则话语权制定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应该以国际经济秩序调整与重构为契机，参与诸边、区域自贸协定谈判，形成国际伙伴愿意接受、同时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开放的多边贸易投资规则。 其次，中国应做不断改进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推动者。作为推动者，就要求中国能够站在全球体系思想者和设计者的角度，在充分熟悉和掌握现代开放市场经济基本理念和规律的条件下，总结现有规则的不足，洞察未来的发展方向，率先发起新议题。新的议题要既能推进自身利益，也能反映其他伙伴方的合理诉求，能推动新的规则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高度关注战略风险，争取把握博弈主动权 应当看到，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也同时是战略风险期。要坚决避免让一些看似偶然或局部的因素改变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一要避免由于我们对自身比较优势和进一步开放的必要性研究不够或认识不足，导致各部门从本位立场出发，无法及时做出战略权衡和取舍，拿不出足以推动对手达成协议的方案。这样将不仅无法使那些新的双边自贸协议成为中国手中的有力杠杆，也难以推动RCEP谈判，难以及时完成BIT谈判，也难以有效应对TPP等谈判。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议一定是双方做出深度让步从而形成彼此依赖和一体化的协议。二是要避免因看不到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开放和不断升级的发展趋势，把对中国有积极意义的一些新规则完全当成威胁，从而错失机遇，延缓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三是要管控好地缘政治风险，防止因地缘政治博弈强度升级动摇中国建立开放的市场经济的决心，造成现代化进程的中断甚至逆转。 中国虽可主动提出参加TPP谈判，但不必为此背包袱。因为中国还可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圈概念对接，并上升到制定规则的层面。中国还可充分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的平台，从项目合作向全面经济贸易合作发展。 中国同时要加强自身与多数TPP成员国的双边自贸安排，在这些安排中加大对己有利的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的开放力度，善于利用原产地等规则奖励与已达成协议的国家，促使美国充分认识到将中国排除在TPP以外对自身造成的伤害。事实上中国如果不能加入TPP，则TPP中那些没有与中国订立双边自贸安排的国家会失去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市场，对于那些以全球市场为争夺目标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而言，这种损失将是难以容忍的。 实行多边、区域和双边并重的对外开放策略 总体上，中国应该以国内进一步改革为基础，多边、区域和双边多管齐下，全面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必须是立体性、全方位的，并不局限于某一种模式。 （一）中国首先应在WTO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进程 中国应在多边贸易谈判和多边贸易体系的改革中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多边贸易谈判受阻都不会感到满意，尤其是对于中国这个世界贸易组织（WTO）体制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而言，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受阻对中国的影响不容低估。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在经济领域的国际治理中，中国应适当积极作为，既维护自身利益，又为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WTO是规范全球自贸体系的关键一环。WTO仍是当今全球贸易投资治理体系中制度最完备、运作最规范、影响最广泛的体制。中国可以为打破多哈回合的僵局做出自己的贡献，推动在电子产品、机械产品、化工产品、部分农产品和金融服务领域降低关税或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二）加快以中国为主要伙伴的自贸区建设 在当前WTO多哈回合谈判进展困难的情况下，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把注意力转移到区域和双边自贸区谈判上面。在此背景下，中国也要适时寻求在区域和双边层面开拓战略纵深，积极融入并引导新的区域和双边贸易和投资一体化浪潮。为此，中国需要加快参加并主导新型自贸区建设。 一可发展和深化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积极探讨中美自贸区概念，推动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自贸区（FTAAP）谈判。二是亚太自贸区的概念从提出到谈判直至最后达成协议预计要耗时长久，因此中国要同时加快推进RCEP谈判，作为TPP以外的平行选择。三是把现有中国—东盟自贸区和其他国家的自贸区升级，在市场准入、农产品市场开放、服务贸易及投资等相关领域加大开放力度。积极推动升级中国—瑞士自贸协议，显著提高金融领域开放水平，对其他发达国家金融部门形成压力。四是与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优先进行双边自贸区谈判，甚至发起最大贸易伙伴国的多边谈判，并尽快签署协议。五是配合“一带一路”战略，尽力展开并完成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和多边贸易与投资协议谈判，把“一带一路”战略从项目层次提升到制定统一规则的层次。六是以中韩自贸区协定撬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尽早与加拿大完成双边FTA谈判。总之，通过签署和升级更多、更高水平的自贸和投资协议，可削弱TPP等自贸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构建以中国为重要参与者的全球价值链体系，给协议外的其他国家造成必须与中国谈判的压力。 （三）加快国内配套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竞争力 通过加快国内配套改革，提高效率和竞争力。一是加快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特别是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逐步开放资本市场，提高金融业的内资和外资的准入水平。二是加快国企改革，增大市场竞争，消除垄断，对有条件的企业推进民营化进程。三是推动劳工标准、环境标准逐步与国际接轨或靠拢。四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与国际接轨。 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和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规范和促进农地流转，适当扩大农业生产规模，通过政府的有效支持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和比较收益，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强中国农业竞争力，有效提高抵御进口农产品冲击的能力。此外，在确保口粮安全的基础上，要按照国际相对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国际分工和市场机制作用，扩大进出口规模，做好国内受到进口影响的相关农业部门劳动力的疏导、培训和转型。加快对国际农业资源和市场的开发与利用力度，实现满足国内需求、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效益的多元目标。 中美博弈的前途 2014年11月北京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决定启动和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批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这对于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可为亚太地区带来增长新红利。亚太沿岸地区国家的贸易量和GDP将会超过大西洋两岸的国家，所以亚太自贸区的不断推进和发展将对全球的经济增长、福利改善、财富增加产生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目前中美两国的博弈有点像“圈地”。美国带头搞TPP并不断扩大范围，同时把中国排除在外。美国重返亚太的政治考虑不容忽视。它把TPP作为一个工具和筹码。如果TPP越做越大，而中国又越来越孤立，那么将来中国想进入TPP，可能签的就是城下之盟。但是，在博弈中，中国首先加快了自己的开放步伐，包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上海等自贸区的正式成立，沪港通的开通，中韩、中澳自贸协定的谈判并达成协议，以及亚投行、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的建立等。 中国希望通过和平共赢的全球化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中美两国在多方力量相互制衡的世界舞台上，都不应寻求零和博弈。最好的结果，还是双方以经济发展的规律为基础，互相尊重，互相开放，互相融合。这是中国应该走的一条路，而且也应争取美国能够选择跟中国相向而行，这种前景对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都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