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社会历史的双向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向选择论文,哲学论文,社会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是哲学选择了历史，还是历史选择了哲学？答案是双向选择。社会历史的客观性、物质性决定了它能选择哲学。但是在历史选择哲学的基础上，哲学也选择历史。哲学作为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其对人创造社会历史活动的指导作用，直接地影响着社会历史发展的走向与进程，使世界各国的历史都呈现特定的发展轨迹。
是哲学选择了历史，还是历史选择了哲学？探讨这个问题从而对物质与精神的互动性有进一步的了解，将有利于自觉地贯彻“两手抓”的方针，形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二者的良性循环。
历史选择哲学
回顾人类历史，可以肯定地说，是历史选择哲学，又是哲学选择历史。社会历史所以能选择哲学，是由其自身的物质性与客观性所决定的。社会历史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过程，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过程，“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决定了社会历史的走向，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21页）
哲学作为人的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它是社会历史大潮的产物，而社会历史又必然选择与自身相顺应的哲学思潮。“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在西方，古代的多元哲学发展至中世纪，由于神权高于政权的封建社会需要用烦琐的抽象的理论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与至上。此外，在西方，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北方野蛮的日尔曼民族征服了西罗马帝国，同时也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因而历史选择了古代遗留下来的基督教，并结合统治者以宗教为精神支柱的需要，改造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从而建造起自己的经院哲学。
至15世纪文艺复兴，人们重新发现了人，把目光从神再转向人，从“天堂”转向人间，批判宗教，宣扬人道主义，要求个性解放。“科学”与“民主”的时代，选择了战斗的唯物论——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战斗武器，这“重新觉醒的哲学”“是市民阶级的产物”，“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0页），它是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产物。然而，战斗的唯物论决没有成为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因为，尽管当时封建专制的德国已四分五裂、日薄西山，但德国的资产阶级却未形成与封建势力相抗衡的力量，而此时德国无产阶级则已效法英、法展开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特定的历史选择了既强调运动发展的永恒又能论证普鲁士王朝永恒的黑格尔哲学——唯心论辩证法。
在中国，春秋战国群雄争霸的变革时代，孕育并产生了先秦多元哲学：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争妍斗艳。然而，由乱而治、由分争而统一的历史走向则选择了法家斗争哲学。秦始皇曾声称得韩非而瞑目，终以得韩非并推行其斗争哲学与法家路线而建统一大业，结束数百年纷争。这是中国社会历史对哲学的一次重大的选择。一统天下的建立是中国社会历史的大转折。如何巩固大一统以使中国能长治久安，历史对哲学进行了重新的选择。鉴于斗争哲学虽然带来了统一大业却又葬送了秦皇朝一统天下的教训，鉴于西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虽然给人民以休养生息，却又带来“尾大不掉”、纷争四起的教训，中国社会对哲学作了又一次选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和谐哲学经西汉董仲舒的精致化、系统化后，重新确立了顺应大一统社会历史的理论体系。自汉以后，中国社会欣欣向荣，泱泱大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二千年辉煌灿烂的历史验证了社会历史对哲学的这次选择的正确。近代中国历史，由新兴资产阶级选择了战斗的唯物论与能论证变革合理性的辩证法。康有为哲学与孙中山的哲学，是近代历史潮流的产物，但其历史观的不彻底性顺应不了历史的发展，故20世纪初的中国民主革命则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李大钊对历史唯物论的传播、毛泽东《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创立，都体现了近代民主革命的历史的要求与选择。
哲学选择历史
哲学与历史的关系，首先是历史选择哲学，但这仅是“首先”，而不是唯一。哲学与历史之间的选择是双向的，不仅历史选择了哲学，哲学也同样选择历史。
恩格斯曾郑重申述：“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甚至把哲学称为“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肯定哲学理论同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一样，对社会历史有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而且，也只有承认哲学对社会历史的这种“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才不至于歪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纵观世界历史，不难发现各国都有自己的特定的历史轨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主要的、决定的因素之一便是哲学。以下试作一个比较：中国封建社会选择了儒家哲学，而西方则选择了经院哲学，这使中国选择了异于西方中世纪的历史。儒家哲学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人为天地之秀者”，讲“无过无不及”、“中庸”、“均衡”，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讲“以民为本”、“仁政”……（见《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荀子》、《春秋繁露》等）这种“天道远，人道迩”、虽重天道而更重人道的儒家哲学，异于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它并不注重从学理上论证神权的至上，而是注重于探究如何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从“克己复礼”——“正名”——“天下归于仁”，如何从“教化”——“仁政”——“调均”——“长治久安”……因而，儒家哲学为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善于调节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以顺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武器，以及一整套以“均衡”、“和谐”为目标的管理哲学，这就直接地影响着、决定着中国社会沿着“一治一乱”的路向，创造出西方所没有的古代文明。西方，从宗教的“创世说”、“三为一体说”、“原世说”发展起来的经院哲学，其烦琐的理论无非要论证“上帝的存在”、“上帝的智慧”、上帝是唯一的永恒、世界是上帝的永恒创造，以及“人世的苦难”等等，无非是为“神权至上”、“君权神授”提供理论依据。那样的哲学则选择了“神权高于皇权”、人成为神的奴隶的“中世纪”的黑暗的历史。
在走出中世纪之时，哲学对历史的选择又出现另一番情景。16世纪的西方，终结了“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哲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1页）的历史，以反神学、反宗教为宗旨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产生的“人本主义”，以及后来的唯物论，为社会历史提供了无神论的思想武器与分门别类的思维方法，导致西方历史由神转向人，由宗教转向科学，由专制转向民主。中国则不然，儒学发展至宋代，为进一步适应面临分崩离析的大一统的需要，熔儒、释、道于一炉。宋明儒学，把伦理升格为宇宙的本体，由“理先气后论”、“正名论”、“纲常论”而衍化出“存理去欲论”，由论证封建纲常的合理性、永恒性，进而论证去欲、灭欲以服从封建纲常、维系大一统社会秩序的客观必然性。它为中国社会编织一根以牺牲个人而维护群体的绳索，煅造一把“以理杀人”的刀子。它无形地束缚着宰割着中国千百万人民。宋明儒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世界观仅属于统治集团与士大夫阶层，但其超乎理论形态的浸透力却及于全民，正是这种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能动性威力，抑制着、阻碍着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宋明时期，商业渐趋繁荣，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世俗文学已经产生，然而这一切却呼唤不出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旋律的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启蒙运动姗姗来迟。可见，宋明儒学选择了中国民主化、近代化道路坎坷的历史。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看来，哲学之所以能够选择历史，是因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社会历史由人所创造。尽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不由人的主观意志而左右，但其必然性的展现及其由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换，则必须通过人的有目的的能动的活动。
作为世界观的理论形态——哲学，在人们创造社会历史活动中的指导性、决策性作用，使哲学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导向，直接地影响着社会历史发展的走向与进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哲学选择历史。
哲学与历史双向选择及其启示
由上分析可见，哲学与历史具有互动性：一方面，社会历史孕育和推动着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哲学能动地促进和左右着社会历史的走向和进程。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哲学并不与人类社会同步产生，但当哲学产生之后，彼此便相互依倚，互动互促。哲学由社会历史所产生，可以说社会历史是因、哲学是果，然而，因与果“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页）因与果这种“相互作用”，使哲学可以由果而转化为因。也就是说，在整体上不仅社会历史可以影响、决定哲学，而且，哲学也可以影响、决定社会历史，彼此互为因果，相互选择。关于哲学与社会历史的“相互作用”，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1页）
哲学与社会历史的双向选择，通过人的社会实践而得以实现。不论是历史选择哲学还是哲学选择历史，其实都是人在选择。在人的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中，产生哲学、选择哲学；而哲学则在人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着能动的指导性作用，以展现其对社会历史的选择。以中国哲学为例：
岭南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产生了岭南理学，而这种非正统的理学左右着中国社会历史的走向：民主进程由南方最先启动。此间互促互动皆离不开人的实践，由于岭南地处梅岭之南，依山面海，漫长的海岸线上有中国最早开放的港口，岭南人在频繁的对外贸易活动中，产生了重商、重利、爱多种经营的观念；又由于与中原交往不便，“山高皇帝远”，相对地说受大一统的干预少一点，中原的政治风云波及少一点，思想束缚也少一点，正统的“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观念也薄弱一点，人们的思想活跃、学风自由。岭南人在这种比较宽松的政治社会与多元的经济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孕育与产生了异于正统理学的岭南理学。
岭南理学，由明代广东大儒陈白沙创立，其弟子湛甘泉完善，虽也探究理、气、心、性、虚、实等，但却敢于打破正统理学“理先气后”、“理生气，气生万物”的理论格局而“自立门户”，创立了“道通于物”、“本虚形乃实”、“人与天地同体”的新的理论体系。特别是陈白沙的不以圣贤是非为是非、“贵凝”、“主静”、“以自然为宗”，以及湛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反对正统理学的“支离”、主张“理欲一念”等等，对人的主观能动精神与生存物欲给予应有的肯定，不完全象正统理学那样要求人们“去欲”而“存理”，摒弃个人的欲望而去服从、去维护封建伦理纲常，体现了中国的人性解放的最早呼声。这无疑为珠江三角洲人的“重利”、“趋利”、“重商”提供了理论依据，催化着当地的社会经济率先突破自然经济。
姑勿论哲学家的主观愿望如何，岭南哲学在客观上有助于扫除发展商品经济的路障。在广东虽然资本主义新芽也同样受到种种的压抑与挫折，但它终究能冲破阻力而得以发展，这不得不归功于岭南理学的理论导向。由于异于北方理学的岭南理学带来了思想解放的新风，带来了较中原宽松的文化氛围，“重商”、“逐利”的异端思想得到认同，由此，广东的社会历史被选择了这种走向：由“弃农田”、“逐番舶之利”——桑基、鱼塘、果基农业商品化——城镇手工业迅速发展——“广货”誉满天下——外贸日趋兴盛——“工商两项较他省为盛”。就这样广东悄悄地不太困难地走出中世纪，从而拉开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序幕。恰恰是广东的商品化社会经济的沃土，孕育与产生了一代领导近代中国历史潮流的时代伟人，并孕育与产生了近代中国的最有代表性的哲学体系——康有为哲学与孙中山哲学。
可以说，哲学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及双向选择，是具体的、特定的，在发展的长链条上似乎能究其孰先孰后，但二者间的互动及双向选择则是同时进行，难以分其先后。当然，社会历史是哲学的物质载体，离开了社会历史就不会有什么哲学的产生与发展，而且，历史早已告诉人们，哲学后于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然而，正因为这样，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或夸大社会历史对哲学的选择，而忽略甚至无视二者双向选择的客观性，以及二者在双向选择中的互动互进性，最终也就难免忽视以至无视哲学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作用。
改革开放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的繁荣呼唤着哲学的同步，这是客观存在的“双向选择律”的启示。人是社会生产的主体，是生产力主导方面因素。人在生产中对自身文化素质与身体素质的发挥，完全受到自身思想素质的制约，而世界观则是人的思想素质中的主导方面。人们的世界观支配着、主宰着、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制约着人的主观因素的发挥。因而，在现代化建设中不仅要看到物，还要看到人；不仅要看到物质，还要看到精神；不仅要看到经济，还要看到思想理论，邓小平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其道理即在此。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如果不形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良性循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会是一句空话，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必须注重观念形态的建设，切切不可忽略或不顾哲学理论的建设与哲学思想的普及。
标签：哲学论文; 社会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理学论文; 中世纪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