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知识群体青年时期价值观变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乡村论文,群体论文,时期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对象及其概念界定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不同时期的乡村青年知识群体。关于这个研究对象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界定：一是从时间跨度来说，本文的研究对象涉及三个不同时期的知识群体：第一个时期是建国前后出生、在文革期间受过打击、平反后在乡村基层政府部门和当地中、小学校工作，大部分目前已离、退休或接近退休，目前或曾经长期居住在村里被村民公认为“读过书”并有一定影响的知识群体；第二个时期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国家恢复中、高考以后第一批入读高中、师范或中专而毕业后回到乡村工作长期居住在村庄的知识群体①；第三个时期是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读过高中、中专、师范并回乡村工作长期居住在村庄的知识群体。之所以作这三个不同时期的划分，是因为我国的乡村社会在这三个不同时期分别经历了乡村经济体制改革、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启动、其它领域改革的艰难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启动和推进等政策背景影响下较为深刻和明显的社会变迁。二是从群体的年龄特征来说，我们将研究对象主要界定为青年群体。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青年群体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年龄段的限制。在研究中，研究对象将涉及不同时期的青年知识群体，因此若将他们放在当前的社会时空下来看，他们则属于不同年龄段，有的甚至已经步入中老年。但由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是青年知识群体的“公”之观念与建构乡村公共空间的意义，并且重在研究他们处于青年时期的观念和行为，而不是目前年龄段的状况。三是从群体的社会特征来说，我们将研究对象界定为知识群体。之所以这么界定是与前面所述的关于乡村知识群体在乡村所发挥的功能及其群体特质有关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知识群体”并不完全局限于职业的概念内涵，主要是指其在乡村社会所具有的文化层次和社会特征而言的。因此，研究中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别进入研究对象的标准，即被村民们所公认为“读过书”的人。
二、三代知识群体青年时期价值观的测量
本研究所选取的个案是位于黄淮平原腹地的一个村庄——皖北的汪村。它是一个以种植业为主的中原地区类型的村庄。该村的突出特征就是村庄的传统权威已经消解，而与现代治理模式相适应的制度、规则因缺乏生长的基础而无从建立，村集体能力很弱，村委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但其民间力量形成不同的派系分散在各村民小组中。这些派系都有一两个核心人物，经调查发现，他们都是不同时期被村民认为“读过书的人”。他们常常被所在“片”的村民公认为“有能力的人”。
本研究将研究对象根据时代特征的差异分为三代不同的青年知识群体②：第一代为建国前后出生、在文革期间受过打击、平反后在乡村基层政府部门和当地中、小学校工作，大部分目前已离、退休或接近退休，目前或曾经长期居住在村里被村民公认为“读过书”并有一定影响的知识群体，共计29人，其中11人已离开村庄；第二代为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国家恢复中、高考以后第一批入读高中、师范或中专而毕业后回到乡村工作长期居住在村庄的知识群体，全村共有31人③；第三代为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读过高中、中专、师范并回乡村工作长期居住在村庄的知识群体，共计67人④。
由于对第一代和第二代知识群体的价值观和个人经历要进行回忆性的追述，因此，对这两个群体主要以访谈的形式，分两期进行，由于部分研究对象调查时远在外地无法访谈，因此，这两个群体实际访谈获得资料的个案数分别为18人和23人，共计41人。其余均以亲属、知情者、村民和同期群体访谈等侧面方式作访谈记录。第三代知识群体由于人数众多，除了对其中目前在村庄有一定影响的17人进行深度访谈外，其余均以量表的方式进行态度测量。同时，为了对知识群体的观念和行为更全面的认识，调查中还采取访问部分村干部、村庄掌故者和部分知情村民等辅助手段收集资料。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整理、汇总和分类，得到如下关于三代知识群体青年时期主流价值观及“公”之观念特征的比较表格。见表1：
为了测量三代知识群体“公”的观念和对“公共领域”事务的态度，我们设计了如下量表：用该量表对目前在村的三代知识群体共计108人（第一代18人；第二代23人；第三代67人）进行测量，然后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均值和标准差的分析，所得结果如下：
注：问题序号分别是：（1）以“公”为荣，奉“公”为道德至上。（2）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宁愿牺牲“私”之利益以获得好评。（3）为大家办事，即使牺牲自己利益也认为有意义。（4）自己的能力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可被认为是个人最有意义的事情。（5）为解决别人的一次矛盾即使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6）如果能给村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自己累一点也愿意去做。（7）如果有机会成为村干部，我愿意用自己的想法去做，不会屈从于上面政府的压力。（8）遇到村里没有人管的事情自己负起一份责任或过问一下总比不管的好，尽管会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9）能替那些没有能力的人说句公道话即使招来一些麻烦也是值得的。（10）积善养德比什么都重要，即使为它吃点亏，也认为是值得的。（11）现在社会很复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12）别人都不管的事自己没有必要管，因为你管了也不落好。（13）人还是应该学会保护自己，有麻烦的地方少涉入的好。（14）现在当干部的也不好当，即使有机会或有人推荐也不愿意去干。（15）当村干部没有好处，谁也不愿意去干，纯粹讲奉献，那是扯淡。（16）在农村，光有文化，没有权，没有钱，也没多大用。（17）当老师的干好本职工作就行了，管多了会给自己惹麻烦。（18）有本事还是去外面闯，在村子里再有能耐也不会怎样。（19）其实真正让大家信服的还是要有钱，你有钱了，即使你没什么文化，别人也听你的。（20）现在的人都只顾自己，谁也管不了谁，所以，想让大家听某一个人的几乎不可能。
序号1—10赋分：非常同意5分，同意4分，不好说3分，不同意2分，极不同意1分。序号11—20赋分如下：非常同意-5分，同意-4分，不好说-3分，不同意-2分，极不同意-1分。
三、三代青年知识群体“公”之观念的差异
由表1和表2可以看出，三代知识群体在青年时期的主流价值观、人生态度和“公”之观念均有较大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三代知识分子对于个人的价值与集体、社会乃至国家命运的关系的认识及态度上有明显的差别。第一代知识分子尽管经历了许多给个人命运带来不幸甚至是灾难性的境遇，仍然坚持认为个人的荣辱与国家的荣辱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集体和国家的利益是高于个人利益的。在他们看来，个人是融入集体的，没有集体和国家，也就无所谓个人的理想和抱负，因此，个人的志向不在于能为自己获得多大的荣誉，而在于为国家、为集体做多大的贡献。而对于已经沐浴着改革的春风、身处一个刚刚从漫长的秋冬的压抑中苏醒过来的“百废待兴”的时代并从时代所带来的那种兴奋和朝气中获得力量的第二代知识分子来说，则表现出了极强的乐观主义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尽管他们也拥有伟大的个人理想和抱负，但在他们的言语和表述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的理想和抱负与个人的成就动机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融入大众，但不要被众人所淹没，要别人知道你，赞许你，要展现自我！”“在不损害别人利益的前提下，要为个人目标而奋斗！”由此可以看出，第二代知识分子已经走出了个人为集体而存在、为集体而牺牲的集体化时代。进入1980年代中后期和1990年代中前期的第三代知识分子们，在市场经济各种观念及其各种运作机制在现实生活中的呈现所带来的影响的共同作用下，越来越被形塑为强调自我、个性和自由的“理性人”的形象。也许正是在这种对理想的追求和现实生活的无奈中，他们感到了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痛苦——对现实的迷茫和困惑，从而也注定了他们对未来的生活没有第二代知识分子那样乐观的人生态度，在现实生活中更多了几分忧虑和困惑。
其次，对信仰的价值主体存在较大差异。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信仰体系中权威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他们敬畏权威并自觉地服从权威。因此，传统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价值体系的延续，并以实际行动践行之。而到了第二代知识分子，他们已不再绝对迷信权威，他们更相信现实。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传统和权威虽然也还占有一定的位置，但已经不是绝对性的了，他们强调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走出已有思想窠臼的困扰，追求新生活”，“发挥自己的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创造新生活”③。对第三代知识分子来说，传统与权威已经成为束缚和压抑他们的紧箍咒，他们力求摆脱，但又无从摆脱，常常在这种背叛与压抑中痛苦地挣扎。他们企图打破传统和束缚，但乡村的现实又让他们很无奈：要自由但无法走出乡村，要解脱但无力找到可以通向理想生活彼岸的出口，于是他们只能在叛逆中我行我素，在无奈的现实生活中困惑和迷茫。当他们跨过青春期的诱惑，最终也只能是被原有的乡村风气所同化。这样，曾经被青春期燃起的火焰被凝重的现实所覆灭了。
再次，对人际关系和为人处世的原则有明显的差别。对于第一代知识分子而言，人际关系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一方面来自于个人在10年动乱中经历的感触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形塑的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存在的巨大差别，另一方面来自于自己所经历的在不同时期的人际关系所呈现出来的极大差异，这种差异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处世态度，从而也使得他们在看待人际关系时充满了矛盾，并在实践中表现为对人际关系的谨小慎微，甚至走向自我封闭。时光的向前推进在改写着人们思维困境中的历史，第二代乡村知识分子已经走出了特殊年代的社会运动带给人们的恐慌所笼罩的阴影，他们对生活充满自信，也对人际交往有足够的信心。他们更多地相信别人而不是猜忌。人际信任来自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判断，而这种判断促使着他们用一种开放和积极的心态与周围更多的人进行交往和交流，而更多的交往和交流在带给他们丰富的社会资本的同时，也给村庄的人际交往营造了充满信任和友好的氛围。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逐步走向成熟的第三代知识分子，虽然早已远离了动乱年代所带给第一代知识分子人际猜忌的阴影，但他们也没有第二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自信和对别人的充分信任，他们相信，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人都是自私的，既然有竞争就会有失败，为了不使自己在竞争中失败，怀疑和猜测总是在所难免的。因此，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已经产生了信任危机，虽然它在第三代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还不足以破坏正常的人际交往的基础，但它的产生，从根本上破坏了乡村固有的传统和文化所形成的和谐，从而越走越远，将本来就已涣散的民心送上了不归途。
第四，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和根本出发点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利他和奉献精神上。纵而观之，利他和奉献精神从第一代到第三代知识分子群体有逐渐减少的趋势。从访谈资料可以看出，第一代知识分子具有很强的利他、奉献精神，而到第二代知识分子虽然也还有服务大众、奉献社会的精神，但已含有明显的个人的成就动机和价值取向在里面。他们具有很强的亲和力，也非常愿意融入集体以获得更多的赞誉和认同，因此，他们首先要有奉献精神，然后才博得大家的认同。对于第二代知识群体来说，奉献不是无私的，他含有个人的成就动机。到了第三代知识分子，他们的奉献精神和利他意识越来越少，甚至认为，无私的奉献是一种傻。他们常常以价值来衡量自己的行为，而他们的价值不是精神层面的，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在决定自己怎样做时，首先要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吃亏的事情总是被认为是划不来的。他们在与人交往时坚持的是平等互利。用他们的话说是：“奉献也是为了索取！”
最后，三代知识群体青年时期都具有一定的“公共”观念⑤，但不同期群体表现出程度的差异。由表2可以明显地看出，第一代和第二代知识精英群体具有非常强烈的“公共”观念，而且在这两代中年以后的生活实践中，在传统与现代两种社会关联度都已弱化的汪村承担了非常重要的公共调节人的角色，在干群激烈的矛盾以私人械斗方式呈现出来的特殊时期，他们对平息事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第三代知识群体的“公”之观念和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已明显较弱：表2中（1）—（10）的正面得分仅为2.97，比第一代、第二代分别低0.94和0.82，而（11）—（20）的负面得分为-3.87，分别比第一、二代高出1.23和1.66。表2还显示，第一、二、三代知识群体关注的“公共”领域和“公”之内涵存在一定的差别，在第一代那里表现出了一种“无私的公”，即不带有个人的名、权、利的目的，第二代则带有个人的成就意识和名誉意识在里面，第三代就很明显地有个人的利益价值计算在里面。因此，如果根据韦伯的理想类型来划分，第一代知识精英群体的行动观念是属于价值理性的，而第三代则是工具理性的，第二代是兼而有之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时空的差异和个人在社会变动中戏剧般的经历所带给心理上的印记，都通过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体现了出来。三代群体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差异以他们的言行表现出来，事实上是在演绎着中国乡村自建国以来所经历的巨大的社会变迁，并诠释着这种变迁所带给人们的深刻影响及其内涵。
四、解析不同时期青年知识群体价值观的差异
自建国以后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以社会运动形式动员的政治运动（如“土改”、“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这些运动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传统整合资源及其所维系的村庄秩序的破坏上，更重要的是有些运动夹杂着个人情感的冲动，从而使得有些运动对某一群体中的个人的精神和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甚至扭曲了个人的心灵。这在第一代乡村知识分子群体里表现较为明显。访谈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在运动中受到影响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经历过的运动至今余悸犹存，对政治相当敏感，他们大多不愿意去谈对社会和政治的看法。量表测量出来的结果和访谈中他们实际表现出来的态度的差异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在运动中所遭遇的人生经历带给其内心深处的阴影和他们作为知识分子阶层意识、阶层特质所决定的对社会公共领域的责任感与道德感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几经变迁的社会复杂的心理和对政治的敏感性。这种矛盾的心理和对政治的敏感性，使得这一代知识精英群体在面对村庄公共领域的事务时表现了谨慎而又复杂的态度。首先，他们自身的个人价值信仰体系（包括知识、道德、修养）和个人的不幸经历带给心理上的创伤在他们的价值观体系中产生了分裂：一方面，他们的阶层属性决定了他们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道义感，另一方面，个人的经历带给他们心理上的阴影又让他们对社会保持了一种谨慎而又怀疑的态度。其次，他们的价值信仰体系在趋于分裂的同时，也愈加变得复杂，从而使得他们在村庄缺乏整合力量日益走向分散，他们有能力而且有一定的权威基础能够承担村庄整合和建构公共空间的时候不敢涉足公共场域，而一直徘徊在私人亲属狭小范围的公共领域中。
而第二代知识分子在面对村庄公共事务时却表现了极为积极的态度，他们中的部分人在村庄的公共事务中不但积极参与，而且还经常动员、组织部分村民参与他们的上访、选举和查账等事件，成为目前村庄可以与村集体抗衡的力量。然而，不幸的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由于分散在村庄的各个村民组，从而形成大小不同的派别，他们就成为这大小不同派别（在汪村叫“片”）的核心人物，当村集体进行公共资源分配和履行公共职责涉及本片村民利益时，他们就会成为本片村民利益的代表向村集体发难，甚至是闹事。更为重要的是，以这一代知识分子为核心的不同派系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推荐各自派系的人去参与村干部的选举。到目前为止，分散在汪村6个村民小组的23个第二代知识精英分子在不同时期曾担任村“两委”干部或是其成员的就有16人。同时，通过调查和分析，笔者发现在汪村自改革开放以来9任领导班子（其中有3位书记连任）中，除了第一任书记连任和2002—2003年间因为汪村没有合适人选担任书记由镇党委派员担任村委书记期间两委班子的成员构成特殊外，其余7任村两委班子的成员均有第二代知识分子作为分片代表参与。由此可见，第二代知识分子不仅积极参与村集体事务，而且常常成为某一村干部倒台和村领导班子换届的主要推动力量。因此，它既是某一部分村民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同时，对于整个村庄来说，它又是若干个分散的力量，因为他们分别代表不同的派系进行利益竞争，因此他们又是根本上弱化村集体整合和动员能力的阻碍力量。他们在村庄中这一双重相互排斥的作用，是第二代知识分子积极进取的价值观在现实的村庄生活中，被村庄正式的权威所压制、乡村固有的传统和“惯习”所弱化而逐步被腐蚀、同化的表现。这也是他们在无力改变整个村庄状况但自己的身份特征告诉自己又不能无视现状时的一种变异的“公共”行为。这一变异的“公共”行为非但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村庄的分散状态，反而更进一步弱化了村集体的整合能力，在不同派系的竞争中进一步走向分化。
如果说第一、二代知识分子对村庄的公共事务还表现为积极的态度（尽管这种“积极”的态度有矛盾，也有变异）的话，那么第三代知识分子对“公共”的观念已明显地弱化，其“公”之涵义也有了明显的不同。他们不再迷信传统权威，而是以更多的理性来对待自己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公”是和村委会、镇政府有关的事情，自己是老百姓，无需关心。因此，他们认为，并非每一个知识分子或有才能的人都可以承担“公共事务”，它需要有基本的公共道德素养为大家所认可，从而获得其公共权威的合法性基础。而这些似乎第一代、第二代比自己这一代更有资格去拥有。
注释：
① 这部分不包括已离开村庄长期在外地工作的同期知识群体。
②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研究对象中的一些人在当前的社会时空中已经是中年，有的甚至已步入老年，但由于我们这里重点是研究乡村知识群体在他们处于青年时期的“公”之观念，因此，我们仍将其视为青年知识群体的一部分。
③ 这部分不包括已离开村庄长期在外地工作的同期知识群体。
④ 不包括考上大学长期在外地工作的那一部分。
⑤ 这里的“公共”观念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集体”或“共同”观念的意义，而是指具有建构乡村公共空间和承担公共职能、角色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