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乔伊斯的美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思想论文,乔伊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美学作为一门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艺术领域中美的原则与一般规律的科学对文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美学理论是艺术哲学的首要问题，它不仅对人们探讨艺术美的本质、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而且也对作家的创作观念和艺术风格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出现了审美批评与美学思想多元化的倾向，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崛起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一样， 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也曾经受到当时各种美学思潮的熏染， 并在他的日记、文章和小说中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和对艺术美的追求。但迄今为止，西方学者和评论家大都热衷于探讨乔伊斯的创作技巧和小说艺术，而对他的美学思想进行深入与系统研究的文论并不多见。于是，人们一方面对这位文学大师的艺术成就赞叹不已，而另一方面却对他的美学思想了解甚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乔伊斯并未像詹姆斯和伍尔夫那样发表过有关小说创作的著名文论，也未像他们那样与爱德华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家公开论战。此外，乔伊斯有关美学和文学创作的零星日记与文章大都写于他在文坛崭露头角之前，而当他名扬四海之后几乎从未撰文明确表达过自己的美学思想和创作观点。这无疑对深入探讨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及其作品的美学价值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然而，作为一名举世公认的艺术家，乔伊斯不能没有自己的审美原则。尽管昔日的批评家们经常抱怨成名之后的乔伊斯对其本人的创作思想一直守口如瓶，但我们不仅能从这位文坛巨匠早期的日记、随笔和散文中找到他日后文学革新的理论基础，而且也能从他的作品中理出一个可供研究的较为完整的美学体系。
乔伊斯是最关注美学问题的现代主义作家之一。早在大学时代，他就对美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美学经典著作。现有史料表明，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先后受到三位西方著名哲学家的熏染。首先他合乎情理地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Aristotle,384—322BC）起步，随后出人意料地转向中世纪意大利经院哲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 最终则令人惊讶地将目光投向18世纪初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然而，乔伊斯美学思想的这一转变过程同他的创作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亚里斯多德的戏剧理论不仅使乔伊斯对易卜生的新戏剧产生了兴趣，而且也激励他在剧坛一试身手，并写出了剧本《流亡者》。阿奎那的美学思想对乔伊斯的小说《都柏林人》、《肖像》和《尤利西斯》的创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维科的历史循环论既导致了20世纪最难以卒读的英语小说《苏醒》的问世，又恰巧象征性地为乔伊斯本人的创作循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根据有关史料记载，乔伊斯最初的美学观点形成于 1900年左右，主要反映在他读大学期间撰写的《戏剧与生活》（Drama and Life,1900）和《易卜生的新戏剧》（Ibsen's New Drama,1900）两篇论文之中。大学毕业后，乔伊斯前往欧洲大陆寻找发展机会，并不时将自己的美学思想记录下来，从而产生了两本鲜为人知却令今天的乔学家们欣喜若狂的乔伊斯日记： 《巴黎日记》 （ParisNotebook）和《普拉日记》（Pola Notebook）；前者写于1903年初作者在巴黎生活期间，而后者则写于1904年秋天他在当时的奥地利城市普拉的一所中学任教期间。随后，乔伊斯将他早期的美学思想大都掺入到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斯蒂芬英雄》之中。最终，他的这些思想以戏剧对话的形式在《肖像》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引人注目的是，乔伊斯在其最后两部长篇巨著中很少公开讨论美学问题或直接表明本人的审美态度，而是默默地将自己的美学思想贯穿到创作实践中。
乔伊斯对亚里斯多德的美学理论的思考与认识构成其美学体系的原始成分。青年乔伊斯在成为艺术家之前从西方哲学与美学的奠基人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中寻找创作理论似乎在情理之中。因为在他看来，这位古代“最博学的人”率先用科学的钥匙为人类打开了美学和文艺学殿堂的大门。然而，乔伊斯在研究亚里斯多德美学理论的同时大胆地构筑起自己最初的美学体系。他在《巴黎日记》中对亚里斯多德的“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的观点作了如下的解释：
亚里斯多德并未在此给艺术下定义，他只是说：“艺术模仿自然”，他的意思是艺术的过程好像是一种自然的过程……（
注：TheCritical Writings of James Joyce,edited by
Ellsworth Masonand Richard Ellmann,The Viking Press,New York,1959,P.145）（本文采用尾注形式）
尽管乔伊斯并不否定艺术的模仿特点，但他认为艺术应模仿自然和现实的本质，从而也就肯定了艺术的真实性与创造性。亚里斯多德将戏剧作品分为喜剧和悲剧两种，并认为它们“借人物的动作进行模仿。”“喜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注：《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段宝林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20页。）在这位古希腊哲学家看来，“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因此“人对于模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乐”。（注：《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第22页。）然而，乔伊斯似乎对亚里斯多德的“模仿”论持有异议。他明确指出：“我认为戏剧旨在运用各种情感来表现真实；戏剧是任何形式的冲突、演变和运动。”（注：Joyce,"Drama and Life",The Critical Writings of James Joyce,P.41）乔伊斯强调，“只有当艺术表现真实时其本身才是真实的。 ”（注：Ibid.,P.44）他还颇有远见地预言，“如果戏剧要真实地体现自己的价值，它将来会与传统发生冲突。”（注：Ibid.,P.41）
此外，乔伊斯对亚里斯多德有关戏剧效果的论点也作了大胆的修正与补充。亚里斯多德认为，戏剧不但应注重艺术效果，而且也应打动人的心。他明确表示：“最完美的悲剧的结构不应是简单的，而应是复杂的，而且应模仿足以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的事件。”（注：《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第30页。）他进一步指出，“恐惧与怜悯之情可借‘形象’来引起，也可借情节的安排来引起，以后一种方法为佳。”（注：《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第31页。）乔伊斯基本赞同亚里斯多德的这一论点，但他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他认为，悲剧不该使我们感到厌恶，但应该使我们感到恐惧和怜悯。同样，喜剧也不该唤起我们的欲望，而应该使我们感到愉快。他明确指出：“欲望是一种促使我们走向某种事物的情感，而厌恶则是促使我们离开某种事物的情感。艺术如果试图通过喜剧或悲剧来激发我们的这些情感是不恰当的。”（注："Paris Notebook ",The Critical Writings of James Joyce,P.143）因为在他看来，艺术应该走向一个美学的目标，而不该具有道德感化和说教的意图。但乔伊斯认为“恐惧、怜悯和愉快是精神状态”，（注：Ibid.,P.145）是静态的情感， 因而与可能促使人们行动的动态的欲望和厌恶具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是作品的美学效果所致，而后者则是道德感化的结果。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促使我去阻止人类痛苦的悲剧艺术是不恰当的；同样，促使我对造成人类痛苦的某些明显的原因感到愤怒的悲剧艺术也是不恰当的。”（注：Ibid.,P.144 ）尽管乔伊斯同亚里斯多德一样声称悲剧也可能使人感到愉快，但他认为“悲剧是一种不够完美的艺术形式，而喜剧则是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注：Ibid.,P.144） 其理由是：一个成功的喜剧定会使我们感到愉快，而意大利哲学家阿奎那曾经说过：“那些使我们感到愉快的东西是美好的。”（注：Ibid.,P.145）当然，乔伊斯早期的这些观点并非无懈可击， 而且同他后期的创作思想也并非完全吻合，但是，这些观点不仅真实反映了一个才华横溢的爱尔兰青年对西方美学理论的奠基人亚里斯多德的学说的深刻反思与大胆修正，而且也为我们深入了解乔伊斯早期的美学思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然而，对乔伊斯的美学思想产生更大影响的则是中世纪意大利经院哲学家阿奎那的美学理论。乔伊斯早年在都柏林几所教会寄宿学校接受教育。这些学校大都将托马斯·阿奎那圣人的学说作为课程的重要内容来传授。此外，都柏林于1901年成立了“圣托马斯·阿奎那学院”，足以证明其理论和学说在当时的影响。乔伊斯从小就接触到这位意大利哲学家的思想，而到欧洲大陆之后他对“托马斯主义”（Thomism ）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这一点可以在他的《普拉日记》中得到证实。有些乔学家认为，乔伊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斯蒂芬英雄》正是在他认真研究阿奎那的美学理论之后写成的。在《肖像》中，乔伊斯通过主人公斯蒂芬对阿奎那的学说作了更加深入的探讨。他有意将自己对阿奎那的认识与思考写进小说，并借助斯蒂芬的喉舌来表达本人的美学观点。正因为如此，斯蒂芬的朋友林奇曾对他说：“听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他（阿奎那）的话，就像一个小家伙围着一个修道士团团转一样，我感到非常有趣，”（注：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The Portable James Joyce,The Viking Press,New York,1955,P.475）而斯蒂芬本人也承认：有人“将我的美学理论称为应用阿奎那学”。（注：Ibid.,P.475）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乔伊斯对阿奎那学说的认识与思考不仅使其美学思想的发展步入了成熟阶段，而且也构成其美学体系的核心成分。毫无疑问，这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阿奎那的美学理论使乔伊斯对美的本质和艺术美的特征产生了新的认识。阿奎那认为：“那些使我们感到愉快的东西是美好的。”（注：The CriticalWritings of James Joyce,P.147） 乔伊斯在《普拉日记》中对美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美是具有审美意识的人所渴望的，这种渴望能在可感觉的事物的最佳关系中得到满足。”（注：Ibid.,P.147 ）尽管乔伊斯对美的解释同阿奎那的定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他更明确地将“可感觉的事物的最佳关系”作为美的具体特征。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一样，乔伊斯将美与真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明确指出，“真与美是值得渴望的事物中最持久的两种……真与美是精神上享有的东西；前者靠才智，后者靠悟性。”（注：Ibid.,PP.146—147）在《肖像》中，乔伊斯借主人公斯蒂芬之口对美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让我结束我刚才对美的讨论，”斯蒂芬说。“因此可感觉的事物的最佳关系必须符合对艺术理解的必要过程。一旦找到了这些关系你便找到了一般美的特征。阿奎那说……美需要三个条件；完整、和谐与辐射。”（注：The Portable James oyce,PP.477—478）
为了更好地解释阿奎那的论点，斯蒂芬特意采用一个篮子作为美学形象。当我们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内看到一个独立于其他事物的自成一体的篮子时，我们便看到了一个“完整”的美的形象。这是审美过程中的第一步。当我们发现这个篮子具有一个合理的结构，它的各部分之间以及各个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十分协调，我们便看到了一个“和谐”的美学形象。这是审美过程的第二步。我们只有经历了上述两步才能到达审美过程的最后一步：即“艺术的发现”。此刻，篮子的“完整”与“和谐”的特征开始“辐射”，它突然变得美妙无比，光彩夺目。“当这个美学形象首次在艺术家充满想象的头脑中形成时，他便感受到了这种美妙的特征。”（注：The Portable James Joyce,P.479）
显然，乔伊斯对阿奎那所提出的“完整、和谐与辐射”的美学理论十分赞赏，并将其运用于小说创作之中。在他看来，“完整、和谐与辐射”三要素不仅是审美过程的三个不同阶段，而且互相联系，密不可分。它们是文学作品从内部结构到外部形式达到完美的静态平衡的重要前提，小说家只有按照这种审美原则来构思作品才能获得艺术上的统一与和谐。值得一提的是，从他创作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起到发表意识流长篇巨著《尤利西斯》为止，乔伊斯较为自觉地遵循了“完整、和谐与辐射”的美学原则，使小说的框架结构和寓意内涵均体现出一种静态的艺术美。真正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与其说是亚里斯多德和易卜生，倒不如说是阿奎那。而有趣的是，在20世纪杰出的现代主义作家中，乔伊斯也许是唯一钟情于阿奎那的美学理论的人。这恰恰是他在文学创作中的与众不同之处。
阿奎那的美学理论不仅使乔伊斯进一步认识了美的本质，而且也使他更加了解了艺术的性质与特征。在《巴黎日记》中，乔伊斯明确地表达了本人对艺术的认识：“艺术是出于某种美学的目的对可感觉的或可理解的事物的人工处理。 ”（注：
TheCriticalWritings of James Joyce,P.145）他以问答的形式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问：为何粪便、孩子和虱子不是艺术品？
答：粪便、孩子和虱子是人的产物，即对可感觉的事物的人工处理。由于他们的生产过程是自然的而不是艺术的，并且也不是出于美学的目的，因此他们不是艺术品。
……
问：房子、服装和家具等东西是艺术品吗？
答：房子、服装和家具等东西未必是艺术品。它们是人工对可感觉的事物处理的结果。当它们出于某种美学目的被处理时，它们便成了艺术品。（注：Ibid.,P.146）
显然，乔伊斯对艺术下了一个十分明确而又非常严格的定义。在他看来，艺术品不但应具有艺术价值和美学效果，而且还应体现一定的创造性。据此，他认为，照片也不是艺术品，因为尽管照片“可能出于某种美学目的，但它不是对可感觉的事物的人工处理。”（注：Ibid.,P.146）此外，乔伊斯将艺术分为抒情的、史诗的和戏剧的三种形式：
抒情的形式使艺术家表现与其本人直接相关的形象；史诗的形式使艺术家表现与其本人以及他人间接相关的形象；戏剧的形式使艺术家表现与他人直接相关的形象。（注：Ibid.,P.145）
在乔伊斯看来，抒情是艺术的最初形式：“抒情的形式其实是对瞬间情感的一种最简单的语言点缀，是早先敦促人用力划桨或将石头拖上山坡的那种有节奏的吆喝声。”（注：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a Young Man,The Portable James Joyce,P.481）乔伊斯认为， 在史诗的形式中，艺术家有意“使自己和他人在情感的重心保持等距离。”此刻，“叙述已不再纯粹是个人的。艺术家的个性融入了叙述本身，犹如充满活力的大海一样在人物与事件的周围涌动。”（注：Ibid.P.481）而戏剧的形式是艺术的最高形式，因为“戏剧形式中的美学形象是在人的想象中经过提炼并重新展示的生活。”（注：Ibid.,P481）显然，乔伊斯所说的“戏剧的形式”并不是泛指一般的戏剧特征，而是指作品的戏剧化。
应当指出，尽管乔伊斯十分重视阿奎那的美学理论，但他并不盲目接受他的思想。有时他将阿奎那的观点同自己对某些美学问题的思考结合起来；有时他将阿奎那的某些术语作为自己的美学用语；还有的时候他则干脆推翻阿奎那的论点，并坦率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例如，阿奎那认为，艺术家的创作是“最高形式的智力行为……是极其活跃的，并能使其感情产生极强的震憾。”（注：Joyce's Aesthetic Theory: Its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Dolf
Sorenson, Amsterdam,Netherlands,197 7,P.13）然而，乔伊斯的观点则与其截然相反。 他反对艺术家介入作品，或使作品感情化、个性化。他在《肖像》中借斯蒂芬之口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像造物主一样，艺术家隐匿于他的作品之内、之后或之外，无影无踪，超然物外……（注：The Portable James Joyce,PP.481—482）
乔伊斯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对阿奎那的论点的一次重要反拨。他强调作家的艺术独立性及其在创作过程中无动于衷、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显然，他的这种观点不仅与艾略特有关艺术的“非个性化”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也反映了大多数现代主义者对艺术家的作用的基本共识。应当指出，乔伊斯的这一观点与其对喜剧的偏爱密切相关。他似乎认为作家在悲剧中是难以无动于衷，超然物外的。因此，乔伊斯的长篇巨著《尤利西斯》和《苏醒》不仅充分体现了他的超然态度，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幽默感和喜剧色彩。总之，阿奎那的学说对乔伊斯的创作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为他构筑自己的美学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乔伊斯对意大利哲学家维科的关注反映了他创作后期美学思想的变化。几乎所有的乔学家都认为，维科的历史循环论为乔伊斯的最后一部小说《苏醒》的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迄今为止，有关维科对乔伊斯后期的美学思想和创作观念的影响的学术文论并不多见。著名学者艾尔曼在他的乔伊斯传记中写道：大约在1913年，“乔伊斯对这位那不勒斯哲学家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注： James Joyce,RichardEllmann,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59,P.351 ）当一位朋友在与他讨论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时，乔伊斯十分肯定地说：“维科是弗洛伊德的先驱。”（注：Ibi d.,P.351）不少史学家认为维科是西方最早按照人类社会兴衰的周期与循环来解释历史的哲学家之一。他通常将神话、典故、诗歌以及语言作为研究历史的依据。他的著作《新科学》（La Scienza Nuova,1725 ）对西方近代哲学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当乔伊斯开始起草长篇小说《苏醒》时，维科的学说为他提供了一条构筑这部小说框架的新思路。
应当指出，乔伊斯并不是维科思想的忠实信徒，他只是找到了一位能使他发挥想象、拓宽视野的哲学家。维科认为，人类历史处于反复更迭和不断循环之中，每一个周期包括“神灵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和“混乱时代”四个历史阶段，尔后又回到起点，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在维科看来，人类社会必然从上帝创世纪开始，经过君王贵族统治和民主政治阶段，最终走向虚无主义和极端无政府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自然模式和必然规律。不仅如此，维科在他的《新科学》中阐述了人类的三个共同特征：
我们看到所有的民族，无论是野蛮的还是文明的，尽管他们因在时间和空间上如此遥远而互相分隔，都保持了三种人类的习俗：他们都具有某种宗教，都具有严肃的婚约，都埋葬他们的死者。（注：
JamesJoyce's Aesthetic Theory:It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P.32）
显然，维科的历史循环论以及他对人类本质的思考使乔伊斯萌发了创作一部象征人类全部历史的小说的念头。在阅读了用意大利语撰写的维科的著作之后，他有选择地运用维科的理论来构思自己的作品。1926年，乔伊斯在给他的资助人维弗女士的信中写道：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翻译过维科的著作。除了采用他有价值的理论之外，我不会过分注重他的思想，但是他的理论在我本人的生活中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注：Ibid.,P.29）
由于乔伊斯的《苏醒》创作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此维科的历史循环论对他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乔伊斯似乎认为，当时人类历史正处于维科所说的第四阶段，即一个社会动荡、文明衰落、无政府主义猖獗的混乱时代。为了充分表现这一思想主题，他不仅将《苏醒》分成四个部分，使其与维科所谓的四个阶段保持对应关系，而且还有意采用以一夜为布局的小说框架，用茫茫黑夜以及噩梦与狂想来象征暗无天日、混乱无序的西方社会，并用黎明的来临和芬尼根的苏醒来象征混乱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
此外，维科对人类语言的论述对乔伊斯的“词汇革命”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位意大利哲学家在《新科学》中着重讨论了人类语言的发展过程。维科将人类语言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一、民族时代的语言，那时原始部落的人初识人性。这是一种与他们希望表达的思想具有自然关系的一种用符号和物体表示的无声的语言。
二、凭借英雄的标志或直喻、比较、形象、隐喻和自然描绘来表达的口语；它们在英雄统治的时代所说的英雄语言中占有主导地位。
三、使用人们约定俗成的词汇的语言，人们是这种语言的真正主人，这种语言适合全体国民和君王统治的国家。（注：Ibid.,PP.31—32）
在今天的语言学家看来，维科将人类语言的发展分为象形、象征和通俗三个阶段的观点似乎并无新意，但在18世纪初这无疑使人们大开眼界。尽管在20世纪初语言学研究尚未取得重大突破，但乔伊斯已经从维科有关语言发展的论点中看到了“词汇革命”的可能性。为了使《苏醒》反映爱尔兰民族乃至所有西方人各个时期的集体无意识，并使其成为人类历史活动的一个缩影，乔伊斯采用了一种世界语言史上绝无仅有的语言。他通过对英语词汇的重新组合与改编创造出无数令人费解的杜撰新词。显然，维科的哲学思想不仅使乔伊斯后期的美学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而且也使他的小说艺术步入更加复杂与艰涩的境地。
综观乔伊斯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人们也许会惊讶地发现，这位当今世界卓而不群、赫赫有名的现代主义大师竟然如此钟爱几乎已被他同时代的人遗忘的西方古典哲学和美学思想。20世纪初，正当一部分崇尚现代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热烈追求时髦理论和新潮艺术时，乔伊斯却悄悄地将目光投向了西方传统哲学思想的宝库，以其独特的审美意识去重新发现其中的价值。如果说亚里斯多德作为西方哲学与美学的奠基人在知识界尚有一定的影响的话，那么，阿奎那尤其是维科的学说只能是一部分从事学术研究的文人的专利。正如乔伊斯所说，维科“在我见到的意大利男人中几乎默默无闻。”（注： Ibid.,PP.29—30）然而，在长达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乔伊斯的目光却始终未离开过这些古典哲学家。珍视古人的智慧、学习前辈的经验，并将其与自己的思想揉合在一起，这正是他的高明和与众不同之处，也是他能成为一名无与伦比的艺术天才的关键所在。
应当指出，乔伊斯的美学思想不仅是他对西方古典哲学和美学理论深刻思辨的结晶，而且也是西方现代主义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同其他现代主义者一样，乔伊斯受到了20世纪初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和各种初来乍到的艺术思潮的影响。同其他现代主义者一样，他也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望、革新精神和反叛意识。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不仅更加懂得如何从经典学说中摄取可资借鉴的理论，而且也更善于将经典学说、现代思想和个人智慧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构成自己的美学体系。不仅如此，在现代主义思潮风起云涌之际，他凭借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成功地捕捉到了一次又一次能使艺术取得重大突破的良机。
总之，乔伊斯在长达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通过对西方经典学说和20世纪初欧洲大陆各种新潮理论的思考与借鉴以及本人的探索与实践，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美学体系。他的美学思想不仅是他文学创作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我们深入研究其作品的重要依据。今天，正当乔伊斯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时，他的美学思想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专家与学者的浓厚兴趣。
收稿日期：1999-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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