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苏南和温州模式——经济学家钟朋荣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温州论文,经济学家论文,访谈录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20年了，怎样看待中国农村涌现出的不同发展模式？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先生。钟朋荣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曾在镇、乡、县三级政府任过职；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6年中， 曾到全国许多地方调查；而最近这几年，他致力于咨询策划工作，为全国9 个地市、20多个县（市）制定发展规划，几乎跑遍这些地方的所有乡镇，特别是温州，他跑了七、八十个乡镇。他说，农村发展模式这个题目他能谈，也愿意谈。
中国农村发展模式很多，但大致可以分为“温州模式 ”和“苏南模式”
中国农村的变化色彩纷呈，形态各异，但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模式——“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是从家庭、私营经济起步，逐渐发展演变；而“苏南模式”则以乡办、村办集体企业为主。
这两种模式各有特点：
“温州模式”的经济支撑点在千家万户，家家户户办企业、家家户户都有能人；而“苏南模式”的支撑点则是个别“能人”，背靠能人好乘凉，搞是的“能人经济”。一个村子有一个能人，经济就发展起来，村民都到企业里工作；如果没有能人就往往发展不起来。
“温州模式”投资用的是自己的钱，一旦失误赔不起，因而都从一些技术含量较低风险较小的项目起步，规模往往较小；而“苏南模式”用的是公家的钱，心理承受力大，技术含量高但风险大的项目也敢搞。一旦赚钱，赚得比较多，所以有的地方发展很快。
“温州模式”产权明晰，没有短期行为，这些年，温州模式开始联合起来搞股份制，吸收苏南模式规模大的优势，又保留产权明晰的特点，后劲十足；而“苏南模式”则由于产权不明晰，有短期行为，往往后劲不足。
当然，每种模式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会有一些区别，例如有的地方纯粹是村办集体企业，但也有一些地方，以村办集体企业为主，也有一些家庭经济；而有的地方纯粹是家庭经济，但也有一些地方以家庭经济为主，也可能有一些村办集体企业等，但同一种模式从本质上说是一样的。
苏南模式是符合国情的创造，但它又有致命缺陷
温州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或几种形态：一种是个体户自己干，如夫妻开店；一种是老板自己干，也雇几个工人帮助干，老板既是所有者又是劳动者。另外一种是规模很大了，老板逐渐脱离具体劳动而单纯做管理，主要由雇工干。
“苏南模式”也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或几种形态：一种是基本没有外地人，主要是村集体的人自己干；后来有了一些外地人，本集体的村民干，外地人或雇工也干；最后发展到主要是由外地人来干，本地村民干得较少或主要做管理。
回过头来看看，大邱庄也好，华西村也好，都是由一个能人领着群众集体干，积累一点资金以后，办起企业。再通过银行贷款，办起档次较高、规模较大的集体企业；与此同时，随着规模扩大，经营过程和劳动过程逐渐分离，主要领导和村民已经不是劳动主体了，而雇工甚至部分经营者主要是外地人，除工资以外，他们劳动和经营的成果以剩余价值的形态为村民所占有。
所以说，“苏南模式”与改革以前的集体所有制不是一回事，与马克思所设想的集体所有制也不是一回事，它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创造。
用生产力标准评价苏南模式，它很适合中国国情：
中国有集体主义的传统，以集体的名义办企业，可以避免单家独户办企业的阻力，容易获得支持，办事好办，如贷款贷给集体，相对容易些，即使收不回来了也不会犯政治错误；而如果个人去贷，困难不说，一旦收不回来，放贷者都要背政治包袱。再有一点，个人办事，其他人容易眼红，办坏了受嘲笑，办好了刁难、捣乱就会多起来，甚至把你的事业给毁了。最近发生的“绿了荒山红了眼”之类的事情，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苏南模式”为什么发展很快？除了集体资本金比较大以外，就是由于贷款方便，在人们心目中，为公家办事，在集资、加班、讲奉献方面容易取得村民支持，在用地、用电、用水等方面比较方便。
“苏南模式”能够发展起来，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有“能人”。“能人”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比较能干，有开拓精神，在市场经济中可以先行一步，并且有管理才能；另一个是有奉献精神——为村民、为他人、为社会奉献的精神，当然，这个奉献时期长短不一，有的刚开始奉献，有的奉献到快退休、有的奉献到死，但至少有一个时期是讲奉献的，没日没夜，任劳任怨为集体，而不计较个人得失，如利益呀、股权呀。
但是随着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有一些人心理就会出现不平衡。现在呼风唤雨，说啥是啥，人财物大权独揽，一旦退休，企业就不是自己的，可能没人理睬，甚至连一杯茶也喝不上了，所以就会产生“59岁现象”，一些人不再一门心思发展生产，轻则游山玩水，“猛刮”集体财产，重则为所欲为、贪污犯罪。由于制度上的缺陷、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比国企还国企，荒唐起来，比封建主还可恨，象禹作敏就是一个突出例子。
还南街村本来面目，不要被形式的东西蒙蔽
南街村我去过三次。我同他们的财务处长、副书记、包括王洪彬书记还有临颖县的书记、漯河市的书记多次交谈过。我认为南街村属于“苏南模式”，具有“苏南模式”共同的特征：
首先，南街村得益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如果我们国家依旧实行计划经济，靠计划分配资金、资源，南街村的每斤小麦都按计划价格上交给国家，每台机器、每吨水泥、每吨钢材都由国家来调配，怎么能搞这么大的面粉厂？政策不变，就不可能有南街村。南街村现在搞的一套在过去都属于“专政”“革命”的对象，肯定会遭到封杀。在计划经济下，农民的本份就是种地，卖一个鸡蛋、一棵蔬菜都是“罪过”，南街村是不是资本主义典型？
其次，南街村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支持，包括物质的精神的，或者政策的资金的。仅以资金为例，作为一个村，能从银行得到几个亿的贷款，这在中国恐怕是不多见的。
还有一点，是南街村有一个“能人”——王洪彬。他同样具有其他“能人”的两个特征，一个是有开拓精神，一个是奉献精神。
从运行上看，它也到达了农村发展模式的第三个阶段——主要由外地雇工干。本村村民只有3000人，而雇工有一万多；对内实行按需分配——从住房到油盐酱醋——这些都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对外是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无偿占有雇工的剩余劳动。
这就是南街的本质。至于它的一些外在形式，如学习《老三篇》、唱《社会主义好》之类，如果说对南街有什么帮助的话，那也只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内、对村民提倡艰苦奋斗；对外、对雇工，讲奉献，这是企业文化的一种，可以降低成本。第二，在市场机制不完善、假冒伪劣盛行的情况下，南街村这一套形式可以提高信誉。第三，南街村这些形式给人以稀奇感，吸引舆论，这样可以不花分文，就做很大的广告，当然经济效益就不在话下了。
作为一个从事经济工作的学者，我始终把生产力、把人民生活的富裕放在首位。不论哪种形式，只要能发展都是好的，因此我无意否定南街村。只是要搞清楚，南街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靠那些“传统”的东西发展起来的，要还南街真实面目。
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南街村的企业也和其它地方的企业一样，要经受市场无情的考验。我愿南街村的企业能不断发展，不断强大。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