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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7）04—0087—07
明代进士同年录与登科录一样，都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及明史的重要原始文献。
清代末科探花商衍鎏，作为科举考试的经历者，在其专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二章第七节《乡会试之登科录、试录、同年录等》中述及了清代的同年录，但他似乎没有经眼过明代的登科录和同年录，仅据《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做了简要说明。[1](P85) 美国学者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论》（Ping-l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Da Capo Press,second,197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first,1962,）一书利用了明清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等资料，通过量化分析，考察了中国明清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垂直流动以及各地区的人才分布。[2] 此后，另一位美国学者艾尔曼《中华帝国后期的科举考试文化史》一书（Elman,Benjamin A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也利用了这类资料，探讨了与明代科举考试相关的社会文化情况。[3] 近年，黄明光《明代科举制度研究》[4]、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5] 也利用一些进士登科录、同年录等来考证人物、辩明史实。然而这几位中外学者的共同点是：仅限于把它们作为文献资料的征引，对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本身却较少触及。值得一提的是钱茂伟近著《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在第九章《明代科举名录编纂述论》专辟一目——《同年·同年会·同年录·履历便览》，列出了现存明清两朝的进士同年录和履历便览，惜其也未对之做进一步深入而系统的研究。[6]
笔者数年来一直专注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代登科总录》明代部分的研究，对明代科举题名文献接触较多。鉴于此，本文试图聚焦于明代同年录本身，对它的源流、分类、刊刻、体例、社会作用、文献价值以及它与进士登科录的区别等诸多侧面展开全方位探讨。
一、源流、分类
科举时代称同科考中的人为同年。如顾炎武所言：“同榜之士，谓之同年。”[7](生员论·卷1) 又称同科，如王安石诗云：“同官同齿复同科，朋友婚姻分最多。”[8](P310) 此外，又称同年生、同恩生、同年友等。而记载他们姓名、生年、籍贯、履历等内容的名册叫同年录，又称同年谱、序齿录、齿录、同榜序齿录、同年叙齿录等。虽名称各异，实则类于我们今天的同学录。
（一）源流
清人全祖望《公车征士录题词》载：“科举簿目，有出自官者，有出自私者。《东观奏记》，郑灏知举，宣宗索科名记，灏属祠部员外郎赵璘采访进士及诸科登名者，成十三卷，始武德元年，至大中十年。敕付翰林，并著为例，以后逐年编次……此皆庙堂所以备科名故事者，即今礼部春试，直省秋试所有进呈试录是也。……则在下者所辑以志一时同岑之盛，即今春秋二试所有齿录是也。盖考其所自始，则汉时已有之。《孔丛子》孔季彦曰：‘今之上计追纪先君，下录子弟同盟缔素。’是非簿目之祖乎？”[9](序·卷25) 据此可知，科举题名录，分为官、私两种。作为所要进呈的官录，诸如进士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等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大中年间。而作为私录的“齿录”，则早在汉代就已发端，但真正科举意义上的同年录则产生于科举制度确立后的唐代。正如唐咸通年间（860—874年）卢子期《初举子》所言：“同年小录是双只先辈各一人分写。宴上长少分双、只，相向而坐，元以东为上，以西为首。”[10](P370) 这说明最迟在咸通年间就有了真正科举意义上的同年录，并为后代所沿袭。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同年小录》是现存最早的进士同年录。①
明初崇尚简约且有党社之禁，故新科进士也没有同年私会，更谈不上编刊同年录。据笔者所见史料，明代最早是在弘治九年开始编刊进士同年录的。正如明人王鏊《丙辰进士同年会序》所载：“弘治丙辰进士三百人，首陈澜，殿唐钦，南省有司所上之次也。首朱希周，殿童品，胪传恩荣之次也。首童品，殿王朝卿，诸同年私会朝天宫以齿坐列之次也。是科廷试以三月十五日，既而传胪、锡宴、释奠咸如故事。礼成，洛阳刘东谂于众曰：‘前此得失，不可知；后此聚散，不可期。何及此以订同年之交乎？’择地得朝天宫之斋堂，庭宇靓深；诹日得四月之甲子，天日清美……佥谓兹会之不可常也，列名锓梓，将使世讲之。”[11](卷11) 可见，早在弘治九年（1496年）丙辰科就开始编刊进士同年录。吴宽《弘治壬戌进士同年会录序》也载：“今之登进士第者多为同年会，然莫盛于初会之时……弘治壬戌，登进士第者三百人，乃八月廿二日，会于城东武学，循故例也……是会也，众推张龙汝言为醵首，他日偕会中数辈来告曰：‘凡为会必书其人大略与所授官，刻之为《小录》，亦近例也。’”[12](卷44,《序》十四首) 弘治壬戌乃弘治十五年（1502）。由此可知，明代的进士同年录盖产生于成化、弘治年间。现存最早的明代进士同年录，当数《正德十二年丁丑同年增注会录》，现藏国家图书馆。
清代存世的各类同年录数量也不少。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同年录之名仍继续被沿用。如第一届高等考试同学会编《第一届高等考试同年录》，1940年王揖唐编《高等文官考试同年录》，1947年考试院编《人事行政人员同年录》，1948年考试院编《特种考试人员同年录》等也都以“同年录”为名。
（二）分类
明代每科考试过后，除了官方刊刻各种试录、进士登科录外，考中的进士、举人还往往会自发编刊该科同年录。
如果按照文科、武科的不同，可分为文科同年录和武举同年录②。如果按照考试级别的不同，可分为贡士同年录③、乡试同年录和进士同年录三类。如果按照同年录本身的编撰体例来划分，又可分为二类：一类是严格按“齿”即年龄大小依出生先后排列该科进士名单。多称为齿录、序齿录、同年录、同年齿录、同年序齿录、同年世讲录等。另一类是兼顾“方”、“齿”，即先分地区，再就同一地区内按照年齿排列。名称多为：方齿录、同年便览录等。
还有一种叫进士履历便览，在广义上也属于同年录，但又区别于一般的同年录。最主要的是它偏重于记载进士入仕后的为官履历。其体例，始列总考、同考姓氏爵里，继分省分府列诸进士三代、年齿、习经及科甲名次、部院观政及此后仕宦履历。明代这种进士履历便览现存最早的是《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进士履历便览》。清道光年间，邵懿辰从杭州弼教坊沈雨溥书肆获得明末清初共二十八科进士履历便览，上起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戊戌科，下讫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壬戌科，中脱万历丙辰、己未、天启壬戌三科。他曾著有《明季国初进士履历跋尾》一卷，认为“盖与同年齿录及绅录相为表里”，且在雍正乾隆之间始废不刻。[13]
二、刊刻、体例
（一）刊刻
明代同年录的编刊者通常为该科进士或举人。崔铣在《乙丑同年便览录序》中说：“黄御史希武编次《乙丑同年录》，属冯无锡景祥刻之，而以《序》属铣。吾三人者，皆见于录中故也。”[14](馆集·卷1) 再如《嘉靖己丑科进士同年便览录》，乃“罗田张明道编辑，咸宁胡万里校刊，无锡安如山重刊。”[15] 而此三人皆为该科进士。《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进士履历便览》也注明：“著述：郭士望，蕲水；梅之焕，麻城。”[16] 同样，这些著述者都是该科进士。因此骆兆平先生所言“我们常说的科举录，一般不包括后人编录的进士履历便览、某科同年录，某地进士名录”[17](P105)，他认为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乃后人编录是不确的。
初刻本同年录的编刊往往源于同年会。如王世贞《乙酉南都序齿录序》所载：“万历乙酉南畿乡试，事竣诸试，而就荐者有鹿鸣之会毕，则复为私会。其次不以名，而以齿。乃复各出其家世，祖父子弟之详，录之以志同升、敦世好也。”(18)(文部·集序) 乡试如此，会试亦然。
同年录通常会重刻，甚至三刻以上，以纪实历。正如杨道亨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丙辰同年世讲录》的《跋》中所言：“齿录有刻，崇世谊也。越数载必重刻，纪实履、联契阔也。丙辰迨己巳，十有四载，录犹仍故……据旧简加订一二，其官阶锡典，藉铨卿太湖兄检牍详考，故得备注如右。”[19](P6900) 另外，《正德十二年（1517年）丁丑同年增注会录》，罗振常在《跋》中也说：“《正德丁丑会试同年录》，天一阁藏书。其序次以年长者居前，以次递后，亦即齿录也。是书凡三刻，一刻于正德，再刻于嘉靖三年甲申，有舒芬、陈沂二序，三刻于嘉靖十八年己亥（按：当为十九年庚子），有王序，俞夔跋，每刻必加增注。由正德十二年迄嘉靖十八年，已廿余年，其升迁存没，随时增注，自以最后所刻为详。[20]
至于刊刻费用，《嘉靖丁未科进士序齿录》后张春《续刻同年序齿录后语》交待得比较明确：“丁未录刻之，再续刻，何谓？……其赀安出？故事，岁入贺、入觐之期，以暇日醵金治酒，肃司拔文者主席而环侍焉，约费镒以上。张、孙二公既谢去，顾未尝废。则积羡为公需，注贮石麓、日门二兄所。予使还京，猥宽付，及调滁来，遂任锓梓之费责，制视前颇加费，仅足十六七于具，双渠兄暨予稽附益之，以毕之。而不敢不记其实于末简，用告成事。”[21] 说明此录的刊刻经费出自同年们进京“入贺、入觐”闲暇之时“醵金治酒”所剩余钱银，也就是他们凑钱喝酒剩下的钱，如果不足用，则由刊刻者出面补足。
同年录刊刻皆有一定的版式。现将几种有代表性的明代同年录的版式列表如下：
由上表看出：刊本多为当时或稍后若干年刊刻，行格多为（14～16）×（20～22）cm，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
（二）体例
《嘉靖癸丑科进士同年便览录》，首载《凡例》十三条。因缺版心页第一页上半页，故缺前几条。现抄录如下，以例其它：
一、《便览》有分县者，于乡试则宜，今联府属，惟以齿为序，而州邑错综焉，兼方齿之义也。一、登科录有重庆、具庆、严侍、慈侍、永感字样，而齿录遗之。过其境，入其门，必有俟于咨询，非便也。兹录仍照初庆增入。京秩三年例得赐封者书之，间有考究未真，姑阙以俟。若变故，则别以“起复”二字，其休戚相关之意乎！一、各经必系几房，俾一开卷即知其为某之（缺二字）也。一、经房座主十七位，总列于端，纪其表号与其邑里以示不忘。首《易》，次《书》，次《诗》，次《春秋》，次《札记》，尊经之序也。一、试政即服官之始，出入省暑，或一岁，或再岁有之，其义实重，而其聚亦乐也。故备书之，惟选馆者不重录。一、上科中式，今科廷试者六人，不注其经房，惟注其某年会试。一、本年未经廷试者三人，今皆增入，仍注某年某甲。一、兹录注某甲不注三试名数，惟第一名书之，俾观者知某某为某榜人。一、复姓者三人：四川戴叔宣，今复姓苏；松江蔡正夫，今复姓华；山东杨道行，今复姓王。易名者四人：苏州徐济卿，名君楫，易仲楫；浙江江宗孝，名云鸿，易子羔；山东刘公蕴，名效天，易廓；江西侯思谦，名景初，易有功。內宗孝，初籍仁和，寻改余姚，缘《会试录》久已颁布，《登科录》时即进呈，中有未及改者，故特系之端，俾观者得以考其同异。如仁和金文宿，从母姓也，其先姓杨，未经奏复，姑照旧录书之。一、兹录刻于庚申之秋，官秩一以今职为定，虚其余以俟之。子姓亦然。右凡例十有三条，非敢以义起也。[22](P6330—6333)
如《万历丙戌科进士同年总录》，前有会试主考名衔，五经各房（易5、书4、诗5、春1、礼1共16房）房考、门生名单，次诸直省（北直隶、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分区名单，次进士家状，按年龄大小依次排列。最后有王锡爵《会试录序》。[23](P10888)
三、社会作用与文献价值
（一）社会作用
既然有进士登科录颁行天下，播之四方，缘何复刊进士同年录？岂不叠床架屋、徒事铺张！它之所以与科举制度相始终，绵延存在上千年之久，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同时也有其深刻的思想和社会根源。
刘存义《题同年齿录》载：“……余尝窃慨夫天下事有若轻而实系之重者，同年齿录是已。……尔诸士知序齿之微意乎？佥曰叙齿者不过第其年之长幼，名之先后，与夫世业里闬之原，经学表号之迹，以为通家修好示耳。抑末矣。……余以为名虽叙齿，实则系之心焉。心者，诸士之所以伦而慎始者也。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内外相孚，久暂相协，亲若同胞，休戚罔间。夫然后无愧于兄弟之谊而有辞于天下。以是伦，信之植也；以是慎始，本之端也。信植则德可久，本端则业可大。兹非诸士子发轫之法程与？”[24](P7605—7607)
李梦阳《代同榜序齿录序》：“……夫乡党莫如齿，今一旦得意于乡，而直以文之高下名之，又恬然而安之，愚惧人之挟贤也；夫人之伦五，序居其一，故长幼者必不能无者也。今一旦以名之高下而安之，昔也兄之，今也弟之，昔也后之，今也先之，以是而行于乡，愚惧人之无长也。故榜之名，公也，天下之义也。齿之序，私也，人之必情也。似私而实公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乡党必齿，以教让也，长幼必伦，以敦逊也。逊让立，而实必循。……嗟！诸生可与仕矣。”[25](卷52,P482)
由以上记载，我们认为同年录具有两个方面的社会作用：一是作为古代的通讯录，乃“通家修好”之具。这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物质方面的功能。这也是同年录最基本的功能。正如崔铣《乙丑同年便览录序》所言：“复编此者，以省叙也。以省叙者，便览也。其便览者，为有事于四方者也。”[14](卷1,《馆集》)《嘉靖癸丑科进士同年便览录》的编者陈珊说：“珊己未冬之蜀展墓，由关洛赴部听调，每过吾同年里庐，必一访焉。因知齿录必如是为便。”[22](P6333) 又如《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序齿录》在进士王象春家状上方行书批点：“一家十进士一举人”、“祖父孙进士”等语[26](P11898)，在进士甄淑的家状上方行书批点“户科，曾上书说天启移宫事，礼房，礼科”等语[26](P11865)，该科几乎每个进士的天头皆有行书批点，可能为原主人所书。说明同年录确实起到了实用的功效。二是则作为一种推行和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手段。正如刘存义所言，“名虽叙齿，而实则系之心焉”，徐阶也说：“有能明于兄弟之义者可与语事君矣。”[22](P6359—6361) 这是看一种不见、摸不着、精神方面的功能。然而这又是同年录深层次的高级功能。具体而言，统治者试图把同年赋予“兄弟”内涵，而兄弟又是五伦之一，统治者通过科举选贤的同时不忘督劝“让德”，维护“长幼之序”。这样强化伦理的目的。就是巩固纲常、维护封建名教，强化君主专制统治。无怪乎自科举制度产生后，同年录历经唐宋元明清，几乎与科举制度相始终。个中原因，历代统治者的支持当是一个重要因素。明代同年录多由统治者的代表人物——主考官题序就是个明显的例证。
针对统治者而言，同年录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诸如同年之间拉扯关系、结党营私，形成小利益集团，搞帮派主义。唐末，“牛李党争”，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当政，因其反对派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多进士出身，故“李党”上台后“尤恶进士”，认为进士参拜座主是“附党背公，自为门生。”[27] 结果取消了“题名”等一系列活动。明后期东林党人也多进士出身，故有《东林登科录》传世。此外，明后期，座主与同年以及同年之间的相互援引提携，无疑也加剧了“资格日甚”的状况，致使举人、贡生日益沦为下僚，终难升迁。如徐阶《癸丑同年序齿录引》中劝诫新科进士：同年之间不能“徒貌之恭，言之逊，饮食相征召，士宦相援引，而无所裨于行业”，更不可“以能相忌，以私相附和”。[22](P6360) 嘉靖辛酉科（四十年）山东乡试后，袁洪愈在《同年齿录后序》中也谆谆告诫士子：“若夫倚势为群，树党为朋，昔之乎谋训之不习，今之乎典章之不循，声音笑貌，违道悦人，而曰我能同也，此则小人之私，君子所深戒也。”[24](P7692) 我想他们的告诫并非耸人听闻、空穴来风，当是有一定针对性的。
（二）文献价值
同年录的文献价值与进士登科录有相似之处，且载登科之后的为官履历，二者可以相互印证，互为补充。
1.同年录与进士登科录一样都是科举制度遗留下来的实物例证，是最原始的科举考试文献之一。明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说：“近得《晦庵先生同年录》（即《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因得以知宋科举之制。”[28](P172) 正是通过朱熹登科的《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陆容才对宋代的科举制度有了进一步了解。明代同年录与进士登科录一样，都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的第一手资料。
2.同年录保存了大量明代科举出身的各类人物原始传记资料。它详载进士的姓名、籍贯、所习经典、字号、行第、出生年月、三代名讳及其官阶、母姓、兄弟、子孙名及其官阶、妻姓、乡试、会试及廷试名次等情况。作为第一手的传记资料，这些方面的记载又较正史及他书为详。因此，它对明代进士出身的各类人物的订补有着重要的价值。
例如：明代著名文学家、嘉靖四十四年第三甲第一百四十二名进士归有光，《嘉靖乙丑科进士同年乡籍》：
直隶归有光，昆山人，丙寅十二月二十四日生。字熙甫，号震川。治《易》。工部观政，授长兴知县，升顺德通判、南太仆寺丞，改太仆寺制敕房办事，以知县谪卒。庚子乡试二名，会试三十九名，廷试三甲一百四十二名。曾祖凤（知县），祖绅，父正。母周氏（赠孺人），继母薛氏（赠太孺人）。兄嘉（庠生），弟庆、尚、功、成（俱庠生）、道。配魏氏（赠孺人），继配王氏、费氏（封孺人）。子子佑（庠生）、子宁（武举）、子骏（监生）、子慕（举人）、子萧（庠生）。孙长世、名世（庠生）、经世（武举）、昌世（庠生）、济世、辅世、善世、奉世。曾孙时雍、时亮、时懋、时来、时泰。[29]
又见《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进士履历便览》：
归有光，震川，《易》三房，戊寅十二月二十四日生。慈侍。昆山人。乡试二名，会试三十九名，三甲一百四十二名。工部政，乙丑八月，授长兴知县。戊辰六月，升顺德府通判。庚午三月，升南太仆寺丞。本月，改制敕房办事。辛未正月，卒。曾祖凤（知县），祖绅，父正（庠生，赠知县）。[30]
3.同年录对《明史》等文献的订补。
笔者仅以《嘉靖乙丑科进士同年乡籍》为例，将之与《明史》中一些人物的登科年代、字号、籍贯等进行校勘，并发现了一些问题。
（1）《明史》人物登科年代方面的考误。
例如：a：（叶）梦熊，字男兆，归善人。嘉靖四十年进士。[31](P5978)
按：嘉靖四十年并无开科，据《嘉靖乙丑科进士同年乡籍》：“叶梦熊，归善人。辛卯正月二十七日生。字男兆，号龙塘……廷试三甲一百三十三名。”故叶梦熊当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
b：查铎，字子警。嘉靖四十五年进士。[31](P5965)
按：嘉靖四十五年并无开科，据《嘉靖乙丑科（四十四年）进士同年乡籍》：“查铎，泾县人，丙子正月十七日生。字子警，号毅斋……廷试三甲一百七十六名。”故查铎当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
c：陶谐，字世和，会稽人。……孙（陶）大顺，字景熙。嘉靖四十五年进士。……大顺子允淳，与父同登进士。[31](P5364—5366)
按：嘉靖四十五年并无开科，据《嘉靖乙丑科（四十四年）进士同年乡籍》：“陶大顺，会稽人，癸未八月六日生。字景熙，号云谷……廷试二甲六十九名……子允淳，同科进士。”又“陶允淳，会稽人，辛丑十月十九日生。字懋初，号兰渚。……廷试三甲一百七名。……父大顺，同科进士，副都、巡抚。”故陶大顺、陶允淳父子当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
究其原因，多由修史者对数字的书写、辨识及刊刻过程中的疏忽所致。
（2）对《明史》进士人物字号、籍贯等方面的考订。
按照史源学的观点，同年录是最原始的科举题名文献，而《明史》是人清后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修，成书较晚，且出于众人之手，其编撰者水平也参差不齐，应该说它虽为正史，出错也在所难免。笔者仅以《嘉靖乙丑科进士同年乡籍》为例，经与《明史》所载该科进士出身的人物就姓名用字、字号、籍贯等方面的考订，把其中相异之处罗列如下：
四、同年录与进士登科录之区别
明代进士登科录与进士同年录虽都是明代原始的科举题名文献，但二者又在以下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
1.名称不同。进士登科录是礼部刊刻的正式的官方档案资料，其形式较为固定，名称较为格式化，如：《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永乐九年进士登科录》等。而同年录名称没有固定模式，极其多样。诸如《正德十二年丁丑同年增注会录》、《嘉靖丁未科进士序齿录》、《万历丙戌科进士同年总录》等。然而，进士履历便览的名称却较为固定，如：《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进士履历便览》、《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进士履历便览》等。④
2.进士排列顺序的标准不同。进士登科录序以名次，同年录序以年齿，履历便览序兼方（分省分府）、齿。
3.体例不同。进士登科录体例固定，而同年录则较为灵活。同年录一般缺少登科录中的“玉音”、“恩荣次第”、“御制策文”“进士对策”四部分（仅见《嘉靖癸丑科进士同年便览录》前面载有御制策文）。其主要内容是进士家状，尤详于家庭成员的情况，突出“世讲之谊”。同年录，尤其是进士履历便览更详于登科后之仕历。进士履历便览通常只有进士的个人简况、仕历，及其曾祖、祖、父三人名衔。同年录增加了伯叔子侄的名、衔。登科录在进士家状中有“年若干，某月某日生。”同年录多用干支以纪生年。同年录中仅见《万历丙戌科进士同年总录》和《天启壬戌科进士同年序齿录》此二种载有役籍（诸如民籍、军籍等），其它同年录皆不载役籍。
4.编刊者不同。登科录由礼部编刊，属于官刻；同年录则由该科进士中的一人或若干人编刊，属于私刻，多为坊刻本。如邵懿辰《明季国初进士履历跋尾》载：“右进士三代履历便览，起万历二十六年戊戌，讫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中脱万历丙辰、己未、天启壬戌三科，凡二十八科。……按：今进士有题名录、同年齿录，诸科而无此书。万历甲辰科尾页云‘南京三山礼拜寺对门武林吴宅新刊’，则是南京刻本。崇祯癸末尾页云‘正阳门里东城墙下红字牌溧水张家新刻’，则北京所刻又一本也。不知何年始废不刻，意在雍正、乾隆之间。”[13]
5.刊刻时间不同。登科录在殿试放榜后即行编纂、刊刻，通常在农历九月初一日进呈御览，以后一般不再重刊。而同年录则在放榜后一二年内首次刊刻，此后每隔数年通常会重刊、补刻以记实历。
6.印刷质量不同。登科录编订严谨、印刷精良，字迹清晰。同年录则为坊刻本，编订、刊印较为粗糙，字迹模糊，出错相对较多。如骆兆平所言，天一阁藏万历十四年至崇祯十三年十种进士履历便览，坊刻本，行格字数不等，印刷模糊。崇祯四年和七年进士履历便览，“致泽斋田铺刻印”，前后无序文。除了载有主持该科考试的总裁及同考各房职官及门生名单外，主要是分省、府记录各进士的履历。[17](P105)
7.社会作用不同。登科录作为进士登科的官录，进呈御览，颁行天下，是“国朝令典”，官方档案，对明代的政治活动、民间生活等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年录作为私录，其社会作用已见前述。
8.文献价值不同。二者各有优劣。登科录作为官方人事档案，其原始文献资料价值不可轻视，但也有一些局限：诸如官年现象、不注明何科乡试、会试中式、进士不注明表号、不载子孙情况等。作为一个“横切面”，把该进士登科时的情况定格，没有登科后的仕历记载。而同年录则弥补了一些缺憾。另一方面，由于编刊、印刷质量的原因，也使得同年录的文献价值打些折扣。
收稿日期：2007—05—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代登科总录》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5008—S10301）。
注释：
① 按：宋代同年小录与明代成化、弘治以后出现的同年录、序齿录等还是有区别的。前者按甲第名次，后者依照年龄大小排序。宋代同年小录实际上就是进士登科录，当时登科录与同年录合而为一。
② 武举同年录，如《福建武举同年录》，见明·宗臣《宗子相集》（四库全书本）卷13，P134，《文部》下《福建武举同年录后序》：“先是文而录者，辄又私序其齿，勒之书。
③ 贡士同年录，如《江西贡士序齿录》，见明·李舜臣《愚谷集》（四库全书本）卷5，P693—694，《序·江西贡士序齿录序》：“甲午秋……夫贡士序齿不见于往，何也？进士同举于廷，举人同举于乡，则称同年……贡之京师，盖合数郡之士举于一日，亦谓同年，则宜序也。征之后来，亦将有责，则宜录也。”
④ 《万历十一年癸未科进士同年序齿便览》较为特殊，名称虽为同年序齿便览，实则进士履历便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