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次历史性飞跃看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历史性论文,重要性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指出，富于理论创造精神的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找到了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找到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总结历史经验，反复思考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从分析和解决农民问题入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步找到了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历史证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现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和实践基石。
把农民、农业问题始终放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心地位，一切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大农业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走自己的路，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毕生致力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通过对我国农民问题的历史考察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全国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前途、同盟军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并在组织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的斗争实践中，撰写了大量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文章，详尽、透彻地论述了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的农民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中国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中国“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2]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应该充分认识到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了唤起全党对农民问题的重视，把农民问题真正置于中国革命的中心地位，毛泽东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进一步揭示了农民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农民——这是中国现阶段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3]总之，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或是发展工商业，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农民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如果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国民革命至于最后成功。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必须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即：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这既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
在毛泽东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特别是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农民问题上散布的错误观点，果断停止了以攻占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冒险主义策略，及时作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使中国革命在危机时刻化险为夷，逐步走上了以土地革命为内容，以武装斗争为手段，以根据地为依托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使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广大农村地区，如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发展壮大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坚力量。最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民主革命胜利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农民问题。他多次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这就是我们的国情，它决定我们的政策、策略和战略。我国有5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们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要以农业大国、人口大国这样的基本国情作为思考问题、制定政策、安排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早日完成国家的工业化，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正式提出和论述了以农业为基础、工农业并举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模式。1959年在庐山会议开幕词中又提出，要把农业搞好，以农业为基础，搞好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要把重、轻、农，改为农、轻、重。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在一定意义上，农业就是工业。只有农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能为建设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务必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关于农民、农业问题的论述，为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随后开展的社会改造运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彻底消灭了封建剥消关系，初步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顺利完成了我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转变，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前提和条件，并在实践中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但是，由于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毛泽东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并把人民公社这种形式看作是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结果，超越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一度陷入困难时期，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以致农村改革前，绝大多数农民还处在非常贫困的状态，还没有找到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如何解决农民问题，怎样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再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大政治难题。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毅然决然地挑起了这一历史重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以农村为突破口，率先进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体制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并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民、农业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和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
第一，强调了农民、农业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认为：农业问题，农村经济问题，说到底都是农民问题。现在全国人口有80%是农民，这就成为整个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或忽视我们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的基本国情。要懂得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这个硬道理。为了使全党从政治思想上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切实改进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保证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经验，邓小平又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方面阐述了改革为什么从农村开始的原因。他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4]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首先应该解决农村问题。“因为中国人口的80%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80%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是安定的”[5]。“中国社会是不是稳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6]“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7]。“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8]，甚至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邓小平还针对一部分人存在的轻农思想和农业丰收后产生的盲目乐观情绪，严肃指出：“我们的农业形势并不那么乐观”，“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9]“90年代经济如果出了问题，很可能出在农业上，如果农业出了问题，多少年缓不过来，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就要受到严重影响。”[10]他谆谆告诫全党：“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11]“我们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位置上。”[12]这个恰当位置，就是农业的基础地位只能巩固、加强，不能削弱。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必须真正做到遵守农、轻、重的次序，保持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把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作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要求，把农业可能承受的负担能力，作为安排各项建设事业特别是工业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基本依据。
第二，揭示了新时期农民问题的实质，指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途径。社会主义时期，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新课题。邓小平在全面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民问题，最根本的在于发展和促进农村的生产力，改善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我国情况而言，目前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农民能够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多搞点粮食，把经济作物恢复起来；另一方面是工业支援农业。关键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3]从这个思想出发，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包产到户”等多种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再一次在农村的悄然兴起，持冷静思考和热情赞扬的态度。在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邓小平发表了“关于农业政策问题”的讲话，充分肯定了“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批驳了把包产到户理解成“土地还家”和“分田单干”等错误观点，清除了实行包产到户的思想障碍。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总结，党在农村废除了“人民公社”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经营管理模式，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使我国农村改革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使我国农村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它使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实现了责、权、利的有机统一，不但克服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弊端，而且纠正了以往管理过程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缺点，它使亿万农民逐渐地从贫困中摆脱出来，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在实践中加速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和演进，从而为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准备了物质和思想基础。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总结的那样，“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
第三，指出了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14]为了推进我国农业的第二次根本性飞跃，邓小平对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缜密的思考，并根据我国农村的现状，参照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理论观点。如：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宏观调控，建立健全农业的支持和保障体系；深化乡镇企业的改革；加大科技投入，实施科教兴农，等等。这此思想理论观点，标志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民问题理论更加系统化、深刻化和具体化。它既是邓小平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开端，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不仅使全党从政治思想上提高了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了“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国民经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而且，为党在新时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实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找到了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其基点源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思考和解决。邓小平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找到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基点也始于对于中国农民问题的探索和解决。历史证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全局，关系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重大问题。”[15]我们要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的指导思想，时刻把农业放在心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正确区分和处理新时期的农民问题，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紧密团结和依靠亿万农民群众，把农村改革开放事业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一个新阶段。
注释：
[1]载《农民运动》第8期，1926年9月。
[2]《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7～1078页。
[4]《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3页。
[5][6][7][9][11][12][14]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78、237、23、23、159、355页。
[8][13]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323页。
[10]《江泽民同志在六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2年12月28日。
[15]《江泽民总书记的回信》《人民日报》1996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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