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毛坤先生对我国近现代档案事业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现代论文,贡献论文,事业论文,我国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70.9 毛坤先生长期从事档案教育和研究工作,是中国近代档案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为开创我国近代档案学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吴宝康、梁建洲、陈传夫、程焕文、党跃武、姚乐野等国内学者曾在相关作品中对先生的卓越贡献进行过梳理和评论,肯定了先生对我国近现代档案事业发展所做的贡献。[1][2]但通过查阅以往研究资料发现,国内关于毛坤先生对档案事业贡献的研究成果中,虽有对先生在档案事业方面毕生贡献的梳理,大多以针对先生某一具体贡献的认识和评价为主,系统、全面、深刻的认识和评价则还不够。为此,笔者尝试以由点及面的方式,系统挖掘先生毕生的档案教育思想和学术思想,并着重分析先生在特殊历史时期对中国近代档案事业发展所做的贡献和对现代档案事业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以求形成对先生更加全面、直观和深刻的认识,并以此激励当下档案工作者为推进我国现代档案事业蓬勃发展而不懈奋斗。 1 毛坤先生推动了我国近现代档案管理专业教育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国内战火纷纷,日本同时发动了侵华战争,时局动荡,到处一片混乱。南京国民政府由于财政压力等原因,自1933年起逐步发起和开展了“文书档案改革运动”,试行文书档案连锁法,从而提升行政效率,客观上激励了政府部门对档案专业人才的需求,促进了萌发档案教育的动力。毛坤先生在这个时期积极倡办了档案管理专科与档案管理职业短期训练班,创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专业教育课程体系,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档案管理专业人才,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近现代档案管理专业教育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客观地说,毛坤先生是中国近代档案专业教育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更是我国近现代档案教育事业起步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 1.1 积极倡办档案管理专科 1934年,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文华图专”)设立档案管理特种教席,标志着我国档案教育开始起步,留校任教的毛坤先生是该特种教席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并担任该特种教席的中文档案管理课程主讲教师。某种意义上说,毛坤先生是最早在我国大学教育体系中开设和讲授档案管理课程的教师。[3]1936年,先生谈到“我主张中央应该创办一个国立档案学校,养成全国管理档案的人才”[4]。他认为国家应立足于现实需求,着重培养档案整理人才、档案行政管理人才和专业档案解释人才,先生言下之意便是开办正规的档案管理学校,开展档案管理专业教育,为国家培养各类优秀的档案专业人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文华图专迁至四川璧山,毛坤先生继续讲授档案管理课程,对档案专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保证了档案教育事业的连续性。1940年春,在毛坤先生的竭力主张与策划下,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了文华图专开设档案管理专科的请求,其学制为两年,这开创了我国档案学正规教育的先河,标志着我国档案专业教育开始形成。毛坤先生担任该专科第一、二届班主任,亲自抓该专科的具体工作。由此可见,从档案课程的开设,到短期训练班的办理,再到1940年档案管理专科的设置,都有赖于毛坤先生的积极推动,他的不懈努力对我国近代档案管理专业的成立和稳定发展起了关键作用。正如程焕文所说“毛坤先生是我国正规档案专业教育无愧的卓越奠基人之一”[5]。 1.2 参与创办档案管理职业短期训练班 1942年1月至1945年7月期间,国民政府的一些部门和单位因为业务需求,急需大批专业的档案整理和管理人才,为了满足这一需要,文华图专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要求总共开办了七期档案管理职业短期训练班,毛坤先生时任文华图专教务长[6],主要负责策划和筹备该班的讲授课程、培养方式等重要事项,为档案管理职业短期训练班的成功开办做出了许多努力和重要贡献。在毛坤先生等人的坚持和努力下,该训练班成功培养了200多名档案专业人才,使得当时档案专业人才极度匮乏的局面得到改观,解决了当时政府急需档案专业人才的燃眉之急。1957年,先生在《略论关于旧档问题》一文中对档案管理专业教育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他认为档案教育既要重视理论学习,也要加强实践训练,这样才能更好地胜任档案管理工作。[7]这正是昔日先生作为重要成员对参与创办档案短期训练班的实践总结,对于当前我国档案专业人才培养方式仍有借鉴意义。 1.3 创设中国近代档案专业教育课程体系 毛坤先生在文华图专创办的档案管理专科。在我国尚属首创,没有相关办学经验,应该如何设计和开展教学任务成为先生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为了办好档案管理专科教育工作,先生参考了当时欧美国家的较为先进的档案管理课程体系,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创设了独具中国特色的30余门档案教育课程体系(针对档案管理职业短期训练班专门开设了13门课程)。[8][9]开创了我国档案专业教育课程体系,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近代档案学教学工作的开展。该课程体系汇集了当时国内外与档案学有关的最新研究成果,既有档案管理理论学习,也有档案管理业务实践安排,兼顾了档案管理的科学性、务实性和应用性,与当下的档案专业课程教育体系相比并无两样,可见先生当时的课程体系设计之合理、安排之科学。由于档案专业在当时属于新兴学科,没有专用教材,于是先生汲取中外最新研究成果,编撰了《档案经营法》、《档案行政学》等讲义作为授课教材,其中《档案经营法》被认为是我国已知的最早的档案学著作,该书在流失了多年后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 1.4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档案管理专业人才 毛坤先生十分重视档案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他认为保管档案的工作人员要具备一定的资质,一是“须有学术之资格”,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好档案资料;二是“须有法律上或地位上之资格”,这样才可以保证档案资料的权威性,其资料内容也才能被认可。[10]由此可见先生对档案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十分重视。作为我国档案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毛坤先生从在文华图专任教起至调往四川大学的近20年里,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为我国近现代培养了582名[11]第一批高层次的了解档案管理知识、熟悉档案管理业务的专门人才,这些人中有的成为优秀的档案管理工作者、有的成为知名的档案学者等,史称“文华集团”[12],他们对中国近代档案事业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为我国现代档案学的发展储备了人才和力量。 2 毛坤先生建立和丰富了我国近现代档案管理理论 客观地说,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既催生了档案专业教育,也催生了档案管理理论的发展,促进了档案实践对档案理论的迫切需求。毛坤先生在倡办档案专业教育的同时也致力于档案学理论研究,是探索我国近代档案理论体系的先驱,他对档案和档案学基本概念和内涵等的认识、重视借鉴国外先进档案理念、重视档案资料的分类、编目、归档和保护以及对档案资料管理制度的研究,尤其是提出推广“尊重档案群”的思想,建立和丰富了我国近现代档案管理理论。 2.1 对档案和档案学基本概念和内涵等的认识 毛坤先生认为“一切公文案件,自收到以至于其存在之日,均为档案”,既包含政府部门、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之间互相合作的文件,也包括政府部门之间的往来信件、银行企业的信件、借约、租契等,“凡有公证的意义的东西都是档案”。[13]先生对于档案内涵的认识揭示和确认了“原始记录性”这一档案的本质特征,与当前我们对档案学本质和概念界定的认识是一致的。“档案家用以驾驭档案之学识即可称之为档案学”[14],毛坤先生认为档案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它如同医学一样都需要通过反复的实践总结其原理、原则与方法和技术,从而更好地推动实践,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也正是围绕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正确规律不断发展和繁荣。研究档案和档案学就是为了更好地保管档案、利用档案,保管档案是利用档案的前提,先生将探索和创新与时俱进的档案保管方法作为档案管理研究的对象和目的,他提倡档案工作者要在研究旧档案长久保存方法的同时,要特别重视探索新档案的保管方法。[15]先生对档案管理研究对象的认识与日后吴宝康提出的“工作说”和陈永生、冯慧玲提出的“规律说”在具体内容上有一定的重合与交叉。此外,毛坤先生对档案的价值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档案乃国家重要史实”,有许多重要作用,一是凭证和参考作用;二是传达意见,维持日常业务工作的作用;三是记录历史作用;四是为研究者提供史料的作用。[16]先生的这些思想,与我们现在关于档案价值(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和档案作用(行政作用、业务作用、文化作用、法律作用和教育作用)的观点相比较,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2.2 吸取消化和推广“尊重档案群”的思想 毛坤先生是我国最早提出学习和推广“尊重档案群”原则思想的第一人,先生认为法国人德卫勒氏提出的“尊重档案群”原则是科学的,可以指导档案工作者更好的收集、整理和利用档案,只要对其加以吸取消化,便可以在我国进行运用和推广。他在自己的相关著作中做过详细阐述,在教学中也对学生进行过细致讲解,为在我国推广“尊重档案群”原则做出了许多努力。先生认为档案群是指“一个独立的政府机关、公共团体、企业组合在其事务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全部档案的整体之谓也”,认为“尊重档案群”原则是“国家档案在管理中按机关组织分类排列,使一个独立的政府机关、公共团体、企业组介的全部档案的整体聚集在一起,使之不可分割之谓也”。[17]先生“尊重档案群”原则的思想与中国现在实行的全宗原则和来源原则相比较,基本内涵与主旨要求几乎一致,这充分地说明了毛坤观点的科学性、正确性和生命力。冯惠玲认为毛坤先生等人在文华图专所讲授的“尊重档案群”原则与原理论相比有一定的进步,比较可惜的是受当时社会环境和档案工作水平落后等多方面原因影响,未能被广泛运用于实践,因此也没有成为当时档案收集和整理工作的核心指导思想,但是毛坤先生等人的这种思想作为一种颇有生命力的档案管理理论倾向,在我国档案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8] 2.3 重视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档案理念 毛坤先生在档案教育和研究工作中十分重视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档案理念,对于西方档案管理理论和方法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先生看来,我国积极开展关于档案管理的研究十分必要,但是国内可供参考的相关资料却极为缺乏,外国虽然档案书籍丰富,但是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为此,先生认为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学习国外较为先进的档案管理原理和方法等,另一方面要将其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档案管理方法。[19]为了方便国外先进档案理念在我国的推广,先生先后翻译了英国、美国、法国、苏联等国的多部介绍档案管理方法、档案使用规程、档案分类、档案人员培训等书籍和作品等,介绍了欧美各时代的档案概况和档案管理教育概况,以此作为《档案行政学》的辅助教材,推广国外的先进理念。此外,先生还在参照英国人詹金逊所著的《档案管理手册》和美国档案委员会第十三、十四次报告等10余种外国档案学书籍和刊物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和学生的需要完成了《档案经营法》等作品,备受学界推崇,成为当时介绍国外档案管理理念和方法比较全面的资料。[20]不难看出,毛坤先生研究档案学是独辟蹊径,走中西融合的道路的,既促进了档案专业教学理念的更新,丰富了教学内容,而且又客观上推动了我国近现代档案学的发展。 2.4 重视档案资料的分类、编目、归档和保护 档案资料的分类、编目、归档和保护工作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毛坤先生认为档案的分类工作不能过于随意,必须依照科学的方法进行分类和整理。为此,先生主张档案管理机构或部门应该在“尊重档案群”原则的指导下,按照以档案内容、性质分类为主,其他分类方法为辅的方法对档案进行分类和整理。[21]如今,这种档案分类方法早已在各级各类档案馆(室)广泛应用,指导着数万档案工作者开展档案分类和整理工作,极大地节省了档案分类、整理的时间和人力成本。为了方便档案资料的查找,先生提出了编制分类目录和主题目录关键词索引的方法,可以说这是当时最为先进的检索方法之一,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档案馆(室)的工作效率。关于档案资料的销毁标准等问题,在当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这极易造成珍贵档案被破坏,毛坤先生主张采取“调和的办法”[22],即针对档案价值的界定和销毁标准的确立应该让由档案管理者、历史学家和政府官员等多方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档案资料的销毁事宜,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有见地的一种想法,它集各方意见于一体达成共识,对档案的价值进行鉴定,从而避免珍贵档案资料被随意破坏。 2.5 重视档案资料的管理制度研究 毛坤先生非常重视档案资料的管理制度研究,他认为管理档案的责任十分重大,因为档案本身是在应用之后保存下来的,具有唯一性,其本身也蕴藏着重要价值,一旦丢失或遭到破坏,难以复原,就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23]因此,先生格外关注档案的管理制度研究。1936年,先生在《理论与实行》一文中对档案管理与方法进行了系统和详细的论述,他认为理想的档案管理制度必须具备正确合理、简单经济、通俗易懂等条件;对于档案的移送办法,先生认为必须要考虑实际情况,应该“由国家审情度势加以规定”,要使得这种移送办法既能符合理论依据,也能指导具体实践;文件要有统一的格式,内容要简单、合理,不能过于复杂和冗长,载体要由质地良好、易于长久保存的材料制作,这些规定对于当前档案资料的移送和保管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24]时至今日,档案在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整个社会对档案资料的保护理念日益强烈,各级各类档案法律、规章制度、方针政策等陆续颁布,积极为档案资料安全保驾护航。由此可见毛坤先生关于重视档案资料管理制度的构想极具前瞻性和时代意义。 3 毛坤先生积极探索我国近现代档案事业管理体系建设 档案专业教育开办之初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档案事业如何发展,尤其是我国档案事业管理体系如何架构,还处于一片空白状态。毛坤先生为此做了辛勤、不懈的努力和艰难探索,提出了建立专业档案馆的设想,拟定了《中国国家档案馆规程草案》,尤其是主张建立国家、省、县三级档案管理体系,这些探索对我国近代档案事业管理体系建设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也对新中国现代档案事业管理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3.1 最早在我国提出建立专业档案馆 毛坤先生认为档案具有重要价值,必须由专业机构和人员保存和管理,提倡在中国建立专业档案馆。首先,先生认为档案管理者在地位上要具有合法性,他认为“档案之本身含有公证二字在内,公者言其文件曾经多人之参加;证者言其文件在法律上有证明某事之价值也”[25],档案保管人员和档案管理机构只有具备公务身份和合法地位,才能真正名副其实,其保存的档案才能被承认;其次,先生认为合法的档案管理机构可以确保档案的连贯性和完整性,私人或非专业档案保管机构收藏和整理的档案存在一定的问题,只有正规、专业的档案管理机构和人员保管的档案才真实可靠;此外,先生认为档案管理部门必须要严格依照法律的要求移交、保管和使用档案,这样既可以确保档案的权威性,也可以防止档案被破坏或遗失。[26]显然,档案的收集、整理、管理、保护和利用都要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和流程来进行,在毛坤先生看来,只有专业的档案机构和工作人员才有能力胜任这样的工作,这正是其提出建立专业档案馆构想的“源头活水”。时至今日,毛坤先生所倡导的档案资料需由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管理的理念,依然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 3.2 提出建立国家、省、县三级管理机构的设想 档案资源的建设、保护与利用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涉及多个层级、多个主体,内容繁多、程序繁杂,仅仅依靠某一级或某一个专业档案馆来完成所有的工作是不现实的,必须建立一个系统的档案管理体系来进行整体规划和统一标准,组织开展全国档案资源建设。毛坤先生在《档案经营法》讲义中指出:“管理档案处的行政组织系统,我以为要分为独立的档案管理处和附属某机关的档案管理处。独立的可暂分为全国档案管理处、全省档案管理处和全县档案管理处三级……”[27],他认为国家、省、县的档案都要定期归口移交至国民政府或行政院、省政府、县政府,其他机关或团体的档案均应按照其隶属关系,移交至对口部门进行保管。这是先生最早提出较为全面、系统的建立全国档案管理机构体系的设想。此外,先生还在《档案行政学》讲义中对建立全国、省、县档案馆的设想进行过详细地阐释。先生关于建立国家、省、县三级管理机构的设想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被运用于实践,并在全国被迅速推广实施。当今我国已经建立起的国家、省、市(州)、县四级档案管理机构体系,实际上延续发展了毛坤先生“三级管理机构体系”思想,并得以进一步深化与完善。 3.3 拟定《中国国家档案馆规程草案》 据毛坤先生第四子毛相骞在纪念父亲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毛坤先生在1957年拟定了《中国国家档案馆规程草案》,该草案目录共分为10大部分,分别是“创建规程、组织规程、工作规程、人事规程、征录规程、分类编目规程、藏护规程、应用规程、编印规程、销毁规程”[28],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各项具体的档案管理内容及其管理流程,这基本构建了国家档案馆规程的蓝图。随后,毛坤先生将此草案呈交给时任四川大学校长彭迪先,并在与其交流的书信中指出,随着全国的解放,档案事业已经成为我国党的革命方面和历史方面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我国应该像苏联一样,更加重视档案事业建设,建设国家档案馆,由此可见先生良苦用心[29]。如今,从国家层面到乡镇层面,各级各类综合档案馆(室)和专门档案馆(室)等专业的档案管理机构陆续建立和发展,各项具体的档案管理活动与管理环节日趋标准化、规范化,在这些档案馆(室)规范管理的建设与发展中,我们都能深刻领悟到毛坤先生关于我国档案馆规程的许多思想。 毛坤先生在中国近代档案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为中国近现代档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缅怀。标签:档案管理论文; 档案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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