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大国和华侨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变论文,反响论文,大国论文,华侨论文,九一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内外学者对“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还有许多问题尚需深入讨论，如欧美华侨对事变的反响就缺乏系统的研究（注：目前，我国学者研究华侨对抗日战争的支援大多集中在“七七”事变后，而对“九一八”事变前后华侨的抗日活动则研究较少或较零散。如任贵祥著的《华夏向心力——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曾瑞炎著的《华侨与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魏宏运撰写的《抗战时期的华侨捐输与救亡运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等。）。本文通过欧美主要大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政策及其原因、欧美华侨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响进行对比、分析、论述，略陈管见，以期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一、欧美大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政策及其原因
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严重破坏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奠定的国际“新秩序”，打破了帝国主义在远东地区的均势，是对“国际联盟”所依据的政治、法律以及《非战公约》的严重挑战。因此，研究作为制定和维护远东“国际秩序”的主要国家——英国、美国、法国、苏联等国对这一事变的政策和态度及其原因，有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国际形势和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有助于我们从中吸取更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一）英国的“不干涉主义”政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英国采取的是消极的“不干涉主义”的政策和立场。麦克唐纳政府竟对日本的侵略行动明显地采取友善的立场（注：蒋孟引主编：《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23页。）。他说，应把“最重要之点放在与日本的友好关系上”（注：R.布特勒：《1919-1939年英国外交文件集》第2卷第9册(R.Butler,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伦敦1965年版，第239号。），“对日本在满洲的行为还是不过多批评为好”（注：R.路易：《1919-1939年英国远东战略》(R.Louis,British Stratagem in the Far East 1919-1939)，牛津1971年版，第175页。）。但对中国则采取压制，甚至为了制造“平衡”而牺牲中国的利益，以满足日本的侵略野心。英国之所以实行这样的政策，原因如下：
第一，英国的对华政策，是为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制定的，是它出于同日本就如何瓜分中国的斗争的需要而实施的。在欧洲各国中，英国在中国的利益最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利用欧洲各主要国家，特别是英国忙于参战、无暇东顾之机，对中国进行独占性扩张，严重地威胁着英国的在华利益。“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受到遏制，但美国随着其经济实力的增长，在中国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而且主要集中在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内，即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注：雷默：《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04页。）。美国在中国不断扩张的势头，比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扩张更具有威胁性。因此“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在对华政策上作了重新调整。当时担任英国政府重要职务的西蒙就曾明确表示，英国政府对日本在华的扩张，只能用“友善和协和的方法”予以解决。英国议会的一位议员在下院中也毫不掩饰地说：“不论英国单独地或同别国一起，在理论上或在实际上采取反对日本的立场，我自己也得承认，实在是看不出什么理由来……”（注：转引自方连庆主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页。）。实际上，这是英国企图借助日本的力量，抑制美国在中国的扩张，以保住英国在中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和在中国的既得利益。
第二，英国出于对苏联共产主义的仇恨，企图唆使日本北上进攻苏联而使自己从中渔利。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是打着“防共、反共”、“解除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保卫亚洲的文明和秩序”的旗号的，它企图制造北上进攻苏联、进行“反共”的假象，以转移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视线。而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也企图借日本的力量，镇压中国的革命运动，策动日本北上进攻苏联，使日本和苏联两败俱伤，以达到坐收渔利之目的。正是抱着这一目的，英国政府认为，“日本在满洲的行动对英国的利益将产生有益的影响”（注：R.布特勒：《1919-1939年英国外交文件集》第2卷第8册，第550号。）。
第三，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虽然成了战胜国，但是其实力却受到了极大的削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恶化，由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债台高筑的债务国；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各国各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特别是其殖民地埃及和印度人民为国家的独立而进行的革命斗争的高涨，有力地打击了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使其靠凡尔赛和华盛顿体系恢复起来的殖民统治日趋衰落。1929年秋，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英国工业生产指数以危机前的最高点与危机中的最低点相比较，下降了23%（注：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二分册，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由于严重的经济衰退，英国与美国之间展开的经济战，达到了白热化程度。20世纪30年代初，印度人民在甘地的领导下，为争取国家独立展开了大规模的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所有这一切，使得英国不可能采取任何强硬措施来遏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扩张。英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及其策略，是由英国的利己主义外交政策决定的。它不仅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和欧洲法西斯势力的膨胀，而且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是对中国抗日运动的一次沉重打击。因此，英国在“九一八”事变时对日本所实行的妥协，即“不干涉主义”外交政策，不啻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国家推行绥靖政策的渊源之一。
（二）美国的“不承认主义”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打破日美在远东地区的力量平衡，但美国却不愿因中国而得罪日本，它把亚洲的战争看成相对说来并不重要的战争，即无关紧要的民族为无关紧要的争端而进行的无关紧要的战争（注：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Warren I.Cohen,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纽约1936年版，第150页。）。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就曾表示，要避免采取一切引起日本不满的措施，“给币原与外务省提供一次机会，使其在不受任何近于威胁或甚至受公众批评的情况下控制这一局势，这种政策是明智的”（注：史汀生：《远东危机》(Henry L.Stimson,The Far-Eastern Crisis)，纽约1936年版，第34页。）；“在我们正在注视着他们的行动，同时以某种方式帮助坚持正直立场的币原，而不给任何民族主义的煽动者们以可乘之机”（注：史汀生：《远东危机》，第37页。）。
1931年10月下旬，美国总统胡佛竟发表赞成日本侵略中国的谈话：“假如日本人公开地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议，因为……我们在北方已经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为邻，如果在侧面再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化了的中国，那么，我们的存在就要受到威胁，所以让我们有恢复中国的秩序的机会吧！……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3页。）美国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支持可见一斑。当日本再次扩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时，美国只抛出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以维护它的在华利益和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美国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期间，不仅在外交上支持和纵容日本的侵略，而且还向日本提供武器装备方面的援助。美国政府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政策，主要因为：
第一，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美国工业产值下降了47%，工人失业率和工业生产“过剩”能力同时出现（注：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65页。）。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美国政府主要关注的是经济恢复和解决就业问题，对国际事务普遍不感兴趣，致使美国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盛行。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地大物博，与欧亚大陆远隔重洋，是个安全的“世外桃源”，没有必要因为过问中日冲突而把自己卷进去。这样，美国“用以应付远东新危机的时间与精力就必然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时如果有人打算发动满洲事变而免受别国的干涉，那么选择这个时机确实是十分合适的”（注：史汀生：《远东危机》，第4-5页。）。经济危机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力，削弱了它的力量，从而软化了它对日本的姿态。
第二，以美国的经济利益而论，它当时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比较少。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只占其对外出口的4%，对华投资仅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1.2%，且多集中在长江流域。美国对华投资两项均不及对日本投资的1/4。“美国对满（指中国东北地区——引者注）贸易，虽年代不同而稍有增减，但输入总额为数最多都不超过白银3000万海关两；此数若与对中国全体贸易相比较，不过占贸易额百分之七八。至于贸易外投资，可谓绝无仅有。”（注：高二音：《“门户开放主义”与“大陆政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59页。）所以，中国东北的沦陷并未马上给美国造成切肤之痛。
第三，就外交策略而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一战后迅速崛起的苏联极端恐惧和仇视，千方百计想消灭它。美国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采取容忍政策，就是企图牺牲中国，祸水北引，推动日本进攻苏联。同时，在对待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的问题上，美国希望能够与英国和法国控制的国联合作，这是美国制定外交政策时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从军事角度讲，当时美国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军需生产不到其工业总产值的1%；陆军兵员不足30万，居世界第16位。美国真正能够遏止日本军事行动的基本力量是海军，但是在1931年10月，美国参议院海军委员会主席拉姆·约翰逊“在论及满洲事变时，他对日本的满洲政策，虽与一般美国人一样同持攻击态度。但他所强调的仍不外是美国的海军实力，即处于劣势，则于现状下努力。无论结果如何，均不足以抵御日本的行动”（注：日本18专家著：《日美战争》第2卷，北京晨报社1932年版，第333页。）。由于“美国在亚洲海面没有任何现代式的海军根据地”（注：《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33-193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49页。），从而使得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态势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上述情况不但排除了美国以武力干涉“九一八”事变的任何考虑，而且排除了美国对日采取可能“导致战争”的强硬手段。正如美国国务院亚洲问题专家项白克说：“虽然美国十分同情中国的遭遇并反对日本的军事扩张，但美国援助中国和在亚洲扮演圣诞老人却并没有好处。”（注：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10页。）这说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点是，既想利用日本北上进攻苏联，又想限制日本向南扩张。所以，美国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切外交活动，都是维护它的在华特权和利益，而根本不是维护中国的主权。
（三）苏联的“两面主义”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道义上对中国表示同情和支持。1931年9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致电中国政府说：“日军在东三省行为之扩大，实出苏联意料之外，苏联对于中国甚表同情”。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9月25日，苏联《真理报》写道：“只有一种力量能够结束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劳动者的强暴行为——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中国工农革命的胜利……当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镇压中国人民时，全世界的工人正在奋起保卫中国革命。苏联的劳动者极其认真地关注中国的斗争，他们的同情心在中国人民一边。”（注：《〈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2-333页。）苏联人民还多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当日本军队继续沿中东路北上扩大侵略时，苏联政府于9月23日向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表示“日本侵犯中东路权利时，苏联在相当范围内不得不采取防卫手段”（注：《〈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辑》第2辑，第332-333页。）。由于苏联的警告，迫使日军暂时停止了北侵的计划。中国和苏联于1932年恢复了自1929年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苏联政府的这些举动，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
但是，苏联为了自身安全，又竭力避免与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正面冲突，因而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采取了中立主义立场。1931年11月1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照会日本政府，苏联政府采取严格的中立主义，不干涉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当日本摸清苏联的底细后，很快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11月20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再次向广田宣布：“苏联政府在同其他国家的一切关系中一贯严格执行和平与和睦关系的政策。它认为，维护和加强同日本的现有关系具有很大的意义，它严格遵守不干涉各国之间冲突的政策。苏联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也维护两国间的现存关系，并将在其所有活动和决定中考虑不违背苏联的利益。”（注：安·葛罗米柯：《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8页。）苏联还于1931年12月、1932年10月、1933年1月多次主动向日本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遭到日本的拒绝。苏联为了讨好日本，缓和与日本的关系，除默认日本利用中东铁路运兵以外，还在东京同伪满的代表谈判出售中东铁路一事。此举表明，苏联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并允许伪满在莫斯科设立“领事馆”（注：王绳祖主编：《现代国际关系史（1917-1945年）》，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418页。）。另外，苏联还不允许中国从欧洲各国购买用于抗日的军火经苏联过境。苏联政府的“中立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纵容和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作用。苏联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反映了它的外交政策的两面性。这是因为：
第一，苏联为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缓和与日本关系，它需要采取这一政策。20世纪30年代，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法西斯逐渐成为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面临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日本帝国主义两面夹击的严重威胁（注：参见拙文：《中国抗战对“先欧后亚”战略原则实施的支援》，《青海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由于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集中在西部，因此，保卫西部是苏联历来的战略重点。在远东地区，日本虽然也威胁着苏联的安全，但苏联“在保证西线绝对优先”（注：《蒋廷黻回忆录》，台湾传记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页。）的战略原则下，需要对日本实行妥协，缓和同日本的关系，以暂时稳住日本。
第二，沙俄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是苏联对华政策的历史根源。沙俄是侵略中国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掠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帝国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在两次对华宣言中明确表示：摒弃沙俄的侵华政策，建立两国间平等友好关系，但苏联的有些领导人在对华外交实践中，仍然保留了一个“肮脏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大海”，甚至有一部分工人也“沉没在这个肮脏的大海里”（注：《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页。）。苏联领导人头脑中继承了沙俄时期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并把它作为苏联传统的对华政策保留了下来。“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对华政策中侵犯中国主权，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的做法，正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注：参见拙文：《论1922-1937年前苏联对华政策中的民族利己主义》，《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总之，苏联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国在道义上表示同情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苏联的所谓“严格遵守中立主义”的政策，又助长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气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损害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苏联的外交政策最终是为其本国的利益服务的。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同意有的学者所说的，“苏联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态度，“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则立场和灵活巧妙的斗争艺术，以及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注：《1931-1939年国际关系简史》，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0页。）观点。
（四）法国的“好人主义”政策
法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和英国大体相同，对日本帝国主义充当“好人”，纵容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1931年11月21日，法国的官方报纸《震旦报》发表评论说：“日本是在一个混乱无法治的国家维持秩序的好警察”。同一天，法国《时报》写道：“日本是一个文明的民族，是我们大战中的忠实盟国。它在东方代表和保卫着维护社会秩序的和平，反对野蛮的无政府状态的和平……”（注：《1931-1939年国际关系简史》，第10页。）。法国《晨报》则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仅在满洲展开”表示遗憾（注：《1931-1939年国际关系简史》，第10页。）。法国的军事工业康采恩“施耐德－克列索”、“戈特契基斯”、“洛林”和“狄特里赫”等同日本签订了大批武器和装备的供应合同。法国还向日本政府提供了8亿法郎的贷款（注：耶·马·茹科夫：《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31页。）。可见，法国对日本帝国主义充当了彻头彻尾的“好人”。法国人之所以实行“好人主义”政策，这是因为：第一，法国正在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自己的宿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不愿意同另一个军事强国日本为敌。第二，法国面临着国内空前未有的财政困难和社会矛盾，法西斯势力在法国国内猖獗，严重地威胁着资产阶级的统治。第三，法国在中国的投资不如英国、美国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政府在中国的投资是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的10%。战后法国在中国投资的比重每况愈下，到1931年仅占5.9%。由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对法国的经济损失不大。因此，法国并不想为了中国而与日本发生冲突。
二、欧美华侨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响
与欧美大国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入侵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所持的立场及所采取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虽然与欧美各国远隔万水千山，但侨居当地的华侨却与祖国人民血脉相连，息息相通。他们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立即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充分体现了华侨的爱国精神，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在遇到外敌入侵时所形成的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一）积极宣传抗日，声讨日本的侵略行径
舆论往往能够起到导向作用，是行动的先导，能为大规模运动的掀起作重要的思想准备。“九一八”事变后，欧美华侨通过创办报刊、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召开各种反法西斯大会，宣传抗日救国运动，在世界各地造成了较大的影响，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胜利信心。
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和东北义勇军奋起抗战的消息传到美洲后，美国纽约“华侨商会”、“华侨爱国会”及华侨妇女团体等组织立即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言，开展促进祖国抵抗日本的侵华活动。纽约华侨创办的《中国杂志》，用大量的篇幅报道和宣传马占山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事迹。该刊当天的发行量从4000份增加到6000份，周末增加到10,000份。《中国杂志》销售量和读者量的增加，使东北义勇军英勇抗日的事迹在华侨和国际友人中传播开来（注：任贵祥：《华夏向心力——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页。），对唤起美洲华侨的爱国救亡热情和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情况的了解与支持，起了重要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欧洲各国华侨纷纷创办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其中最为活跃的是德国华侨，他们创办了《反帝斗争》、《反帝战线》、《尖哨》、《海外论坛》等刊物。在法国，华侨除帮助和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影响很大的《救国时报》外，还在巴黎编辑出版了《全民月刊》（法文版）、《中国青年》以及全欧洲华侨抗日联合会的会刊——《联合战线》等刊物。英国华侨创办的《抗日旬刊》免费赠送给广大华侨阅读；他们创办的《海风》成为留英海员的精神食粮。在苏联，1931年至1933年期间，华侨出版过《太平洋工人》、《全民》、《工人之路》等刊物，宣传抗日救国运动。其中有的报刊还载文要求国内各党派团结、共同抗日的呼声。“九一八”事变后，欧洲华侨痛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除创办报刊宣传抗日救国外，还在国际友人中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积极争取国际进步人士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了解和支持。1932年8月27日，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世界反战大会，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2244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列席会议的群众达15,000多人。虽然中国没有直接派遣代表参加会议，但是由欧洲华侨反帝同盟和德国华侨反战大会派遣了6名代表出席会议。他们在会上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讲，愤怒地揭露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大举侵略我国东北三省，对我国东北人民实行残酷迫害的法西斯暴行。大会还介绍了我国东北人民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形势，呼吁世界各国断绝与日本的军火贸易。华侨代表的精彩演讲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和深切同情。在大会期间，华侨代表向大会提交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提案，发表了《旅欧华侨反战委员会宣言》。大会结束后，华侨代表还分别到欧洲各国的大城市巡回宣传大会精神，介绍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事迹，呼吁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欧洲华侨的反战活动对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华侨创办的报刊是祖国抗战的海外喉舌，是争取国际援助中国抗战舆论宣传的重要渠道。它向海外广大侨胞报道了祖国抗战的事迹和各种抗日消息，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暴行，同时也向侨居地人民披露了中国抗战的动态，呼吁他们同情和声援中国的抗战，鼓舞他们坚定对祖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二）捐款捐物、回国参战，支援抗日军民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侨居美国60余年的老华侨司徒美堂对于国民政府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的政策深表不满，主张取消党治，坚决抗日。他在美国组织“抗日救国会”，发动侨胞捐款献物，资助中国军民抗战。美国芝加哥华侨领袖谭赞是老同盟会员，曾多次资助孙中山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被委任为芝加哥中国同盟会会长。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以1930年创办的《三民晨报》为阵地，积极宣传祖国抗战，并发动和领导侨胞为祖国抗战捐款献物，带头倡导捐献巨款支持祖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在抗日战争期间，谭赞一人就捐款20多万美元。旧金山华侨捐款100万美元，汇到国内支援祖国人民抗击日本的侵略。仅根据1932年10月和11月两个月的不完全统计，美国华侨为支援东北义勇军、救助东北难民的捐款总数达14万美元。加拿大魁北克的华侨救国会，汇到上海4000加元，并以1600元慰劳抗日将士；加拿大雷城救国会电汇5000元。巴拿马广东花县抗日会汇款4500元，并以其中1500元供犒劳抗日将士之用。秘鲁华侨抗日筹饷会，汇款2万美元支援抗战。古巴华侨知道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消息后，对马占山江桥抗日的英雄事迹非常敬佩，除纷纷发电报表示慰问外，还表示“愿汇款接济”，古巴华侨总支部汇款2300元，抗日会汇国币5万元（注：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
法国巴黎、里昂等大城市的华侨先后建立了巴黎中华民众抗日救国会、旅法中国救亡会、旅法华工联合总会等抗日团体，以宣传抗日救国、为祖国捐款捐物为主要任务。比利时华侨在获悉日本出兵侵略我国东北的消息后，莫不愤慨万分。他们组织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旅比华侨反日救国总会”，并通电南京国民政府，表明“望对日宣战，留比华侨，整装待命”（注：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173页。）。留德学生王正等5人回国来到哈尔滨，后转海伦投军，拟以所学助马（占山）抗日（注：曾瑞炎：《华侨与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旅比华侨反日救国总会”国际宣传部还用英、法、德三国文字，向欧洲和美洲各国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呼吁世界各国人民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扩大侵略中国的范围。因此加拿大维多利亚华侨组织一个营义勇军，准备回国抗日（注：《加拿大华侨组织义勇军》，《大公报》1931年10月19日。）。加拿大温沙华侨开会决议：“如中国对日宣战，则全体男子拟回国服役，则尽国民救国责任”（注：曾瑞炎：《华侨与抗日战争》，第13页。）。美国的旧金山、波特兰、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底特律等城市，以及加拿大等地的华侨，为了抗击日本的空中侵略，纷纷创办航空学校或组织航空协会，为祖国抗战培养空勤人员。其中成绩最为显著的是波特兰的美洲华侨航空学校和旧金山的旅美中华航空学校。1931年10月10日晚，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华侨举行集会，宣传抗日救国，决定成立“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第三天，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又决定开始筹建“华侨航空学校”，并选出30多人为筹备委员，其中9人组成理事会。学校“以栽植航空人才，巩固国防，永不参加任何内战为宗旨”（注：刘伯骥：《美国华侨史》续编，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684页。）。美洲华侨航空学校成立不久，华侨医生林若泉捐献教练机1架；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购买“美洲号”教练机1架；俄勒冈华侨救国统一会集资10万美元，购买战斗教练机3架，分别命名为“民族”、“民权”、“民生”号，供学员训练使用（注：任贵祥：《华夏向心力——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持》，第129页。）。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还将创办航空学校一事呈报中国国民政府备案，经复函嘉勉，并接纳该校毕业生回国效力。1932年8月20日，由美洲航空救国会资助其毕业学生9人和其他航空学校毕业的华侨学员3人，共12人回到祖国，后编入空军服役，为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义勇军团，推举代表李玉聘回到南京会见陈树人，决定捐助飞机12架，并派遣飞行技术精良的侨胞80人返回祖国驾驶飞机奋勇杀敌。欧美华侨捐款献物，积极回国参加抗击日本侵略的行动，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团结御敌的爱国精神。
（三）揭露国联调查报告的不公正性
“九一八”事变刚发生，海外华侨就不断致电、致信中国政府，要求国民政府采取强硬的抵抗政策，“勿过依赖国联”、“武力收回失地”、“长期抵抗”、“制止内战”（注：陈刚文：《一年来之华侨概况》，《南洋情报》第1卷第4期，1933年1月1日。）。同时，欧美华侨也致电国际联盟呼吁请求制裁日本的侵略行动，如法国巴黎华侨和留学生在1931年12月集会要求“谈判开始以前日军限期撤清尽”，国联调查团的“任务以监视日本撤兵及编制中国损失详册，以便索赔为限”、“倘国联未有满意办法，中国代表拒绝出席事会，倘至万不得已，即行退出国联”等五条决议案，并且连夜派遣代表进见中国派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将议案面交给他。美国檀香山中华商会代表全体华侨致电国联，要求“制裁日人之暴行，维护世界之和平”；古巴华侨致电国联，表明他们要求制裁日本侵略行为的正义呼声。欧美华侨一方面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积极抵抗日本的侵略，一方面又在国际上呼吁国际联盟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动，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不抵抗政策、过分依赖国际联盟制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32年2月，国联派出以英国人李顿为首的调查团调查“九一八”事变，他们同英国、美国首脑交换意见后，又到日本拜见天皇，然后再到中国各地“调查”，发表了数十万字的国联调查报告书，其中虽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为有所指责，但“调查报告书”更多的是颠倒是非，胡说中国人民抵制日本货物和苏联共产主义的输入是日本发动事变的原因；至于解决“东北问题”的办法：国联竟无视中国主权，提出对中国东北实行门户开放，由国联实施国际共管，企图将中国东北变为国际帝国主义共同瓜分的对象。南京国民政府竟对国联的报告书表示原则接受。国际联盟的报告出台以后，其对日本的偏袒昭然若揭，使海外华侨大失所望，立即遭到了欧美华侨的坚决反对。他们指出“国联调查报告书，谬点难以殚述，我国少数士人，妄自表示满足……实属全无心肝”（注：《归国华侨对报告书批评》，《海外月刊》1932年11月第3期。），纷纷揭露国际联盟调查报告书对日本侵略行经的纵容和支持。说明华侨对国际联盟本质的清醒认识，与南京国民政府完全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制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软弱妥协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表明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帷幕已经拉开。
（四）开展各种抵制日华活动
加拿大华侨得知日本侵略中国的消息后，华侨商人立即烧毁大批日本茶叶和丝绸，拒绝销售日本货物，以表示对日本货物的抵制（注：《侨胞同仇敌忾》，《申报》1931年10月17日。）。美国各地华侨纷纷表示与日本“经济绝交”，广泛开展抵制日本货物运动。美国各华侨救亡团体还联合美国友人，共同掀起抵制日本货物活动，做到不买、不卖、不用日本货物，纽约华侨和美国友人召开了有15000多人参加的抵制日货大会，其中有2000多名华侨妇女参加，她们不买、不穿、不卖日本制造的长统丝袜，有的穿着棉布袜，有的甚至赤足参加抵制日货的示威游行。芝加哥许多华侨商人把自家的日货堆积在大街上当众烧毁。1932年12月，在一艘由美国开往上海名为“浅太那斯号”的轮船上，素不相识的美国和加拿大华侨在交谈中，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行经异常愤怒，因而相互约定在轮船经过日本时，既不登陆游览，也不购买日本货物。当轮船停泊日本各港口时，他们果然信守诺言，宁肯在轮船上休息，也无一人愿意离船上岸旅游（注：任贵祥：《华夏向心力——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持》，第168页。）。他们抵达上海后，还从旅费中取大洋109.2元作为捐款，亲自送交《时事新报》社，请转交东北义勇军将士。美洲华侨抵制日货的活动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胜利，这样持续十多年的抵制日货活动是前所未有的。
欧洲华侨在“九一八”事变后，也展开了抵制日货活动。法国华侨展开抵制日货的规模最大，影响深远。法国华侨除召开抵制日货的大会外，还散发800多张抵制日货的传单，向华侨和法国友人宣传抵制日货。英国华侨也展开了抵制日货的活动，他们倡导使用中国或欧洲货物，以表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不满，这成为抵制日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欧洲华侨抵制日货的活动一直坚持到德国法西斯占领欧洲大陆才结束。
“九一八”事变后，欧美华侨为了表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不满，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他们宁愿让自己在经济上遭受损失，也要坚持展开各种抵制日货的活动。欧美华侨开展的抵制日货活动不仅从经济上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气焰，而且在政治上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声援，提高了欧美华侨在海外的地位，得到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赞扬。
总之，欧美大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政策在主观上都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在华利益，在客观上起到了支持和纵容日本侵略的作用，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打击。而欧美华侨则怀着满腔热情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积极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称赞。欧美华侨的爱国行动与欧美主要大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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