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世界梦与新国际主义——关于中国梦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几个论文,国际主义论文,理论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4)03-0001-16 一、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理解中国梦 自2012年底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关于中国梦的一系列重要论述。①这是中国领导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的重要思想成果和理论成果。它为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从软实力的角度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的精神面貌。当前，深入研究中国梦的内涵和外延，完整地理解中国梦理论的精神，对于丰富外交理论、落实大政方针、争取全国各族人民拥护和国际社会支持，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十分有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等重要命题。②为做好这种研究和解读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指导。与此同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为理解中国梦提供了重要的工具。笔者认为，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对“中国梦”的内涵进行研究是必要而可行的。 首先，中国梦不是自我实现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含义都是在国际社会语境中发生的，它们的界定不仅需要历史的、现实的参照，也需要国际的参照。如果仅仅从历史比较出发，那么改革开放前甚至解放前的国力和生活水平可能要比唐宋时期高得多。但是，我们却不能讲我们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标准显然要包含国际对比和国际认同的环节。如果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已经崛起为富强国家，而且中国人民也拥有这种自我认同，那么中国梦就真正地实现了。如果只是我国宣布实现了民族复兴，但未得到世界上的普遍承认，那么，这种复兴其实只能是一种自我认同，而未上升为国际认同的层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不长时间内，不少革命后国家在建国之后都宣布了自己的雄伟复兴蓝图，有的甚至干脆把民族复兴写进了自己政党的名称中或者执政纲领中，但是真正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却是艰难的。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誉的国家并不多，新中国是为数甚少的成功大国之一。经历几代人的努力，全面实现中国梦的机遇直到今天才出现。 其次，中国梦不是孤立的。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③这种相通性，一方面表明人类文明发展有着共同的方向，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各民族国家之间有着物质和精神上的交集，对于美好的东西世界各国拥有共同的梦想。为此，国际社会能够进行语言上的沟通，达成共同的认识，形成共同的规范，制造出彼此互用的产品；另一方面也应该包含这层内容：中国梦虽然与世界人民的梦是相通的，但却通而不同，各有千秋，五彩缤纷。由于民族文化和历史情况各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有别，国家发展的国际定位和时空定位也不太一样。因此，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有着多样性的特点，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多样性规律的重要体现。由于世情和国情的复杂性，各国梦想之间有着小通小同、小通大同、大通大同、大通小同等几种模式之分。其中，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小通小同、大通大同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小通大同和大通小同的现象也非常值得研究。小通大同模式是指，那些国家战略目标或者价值取向相近的国家，由于历史、文化或者政治上的原因，却出现了国家交往和民族交往上的隔阂，甚至成为了敌对国家。而大通小同是指，那些经济相互依赖度较高、国家间交往比较充分的国家，反而在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国际定位方面出现了明显的互补性，有的还发展成为潜在的竞争者。当然，总的趋势是，国际社会化的程度越高，各国通而致同的现象就越多。 第三，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内外统筹。中国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中国人关于未来国家愿景的理想或目标，属于大众心理中的大战略目标，它的实现无疑面临其他国家历史性大战略目标的竞合与碰撞。如果这个大战略目标是确定无疑的，那么，它的实现过程中不可避免要与世界有关大国进行必要的国际政治斗争。然而，战略目标上的冲突并不一定意味着战略思想、战略方针和战略手段上的冲突。一方面，不同国家的战略目标可以在错时实现，而不必同时实现，这里面有一个国家兴衰的自然规律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一定的国际法治之下，适当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可以减少国家间的冲突，增进国家间的合作，并且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之间达到一种均衡。比如，欧盟的兴起实际上调整甚至调和了英德法等大国的梦想，欧盟的发展提升了三大国的梦想实现水平，这种实现符合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这两个基本目标。但是，它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民族振兴这个目标，因为，一体化的步伐往往是以压制一部分民族主义为前提的。对于我国而言，当前需要考虑的是如何确定对外交往的战略方针？如何协调民族振兴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和平、发展、共赢、合作的旗帜下开展外交，减少或弱化国际战略性冲突和结构性冲突，对于实现中国梦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外交思想和方针进行顶层设计是必要的。 因此，理解中国梦，不能不研究它的国际含义。从中国外交思想史以及当前国际政治现实看，有两个相关概念需要作一番论说，即世界梦与国际主义。沿着两分法的逻辑，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人既有了中国梦，那么世界梦又是什么？中国梦与世界梦到底是什么关系？人们也要问，如果中国梦离不开国际视野，那么中国梦的国际视野是什么？过去常讲的国际主义与中国梦是什么关系？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国际主义给中国崛起带来了什么经验？实现中国梦过程中如何对待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的阐述。 二、如何看待中国梦和世界梦的关系 (一)从中国梦解读世界梦 中国梦扎根于民族性之中，但有着与生俱来的国际取向。众所周知，在国际政治中，民族国家仍然是主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人类文明发展到现代，分析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最基本分析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民族主义进而爱国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政府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支持和保障中华文明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任何自觉或不自觉地压制民族主义旗帜的政治作为都会遇到重大挫折，因此，就不难理解中国梦的本质含义中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为何居于重要的地位。然而，正如上文所述，离开了国际角度，中国梦的意义就无法界定和实现。更重要的是，在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国际性与世界性可谓是一个基本的底色。离开世界哲学的中国哲学是不完整的，离开世界向度的中国梦也是不完整的。中国人从来讲究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人视野中的国与中国文化所及的天下密不可分。因此，理解中国梦不妨持这样两点论的观点，即其基本含义是由民族主义的理想所界定的，但是其核心之处有着国际主义甚或世界主义的材质。问题是，后一种含义能否简单地被称之为“世界梦”吗？ 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当下我们不时提及的“世界梦”，以中国梦观之，可以有三种解读。第一种解读是，世界梦包含于中国梦之中。如果把中国梦作较为宽泛的理解，称之为“作为集合的中国或中国人的梦想”即中国或中国人关于未来目标的憧憬和志向的话，那中国梦的外延是很大的。它不仅包括中国对于自强的要求，还包含关于中国人所认知的世界的秩序安排与发展理想。这样，世界梦的定义也是明确的，即以中国观天下的角度。世界梦不是别的国家的梦想，而是中国人关于世界秩序和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状态。对于这种理解方法，我们并不陌生。这是因为在几千年的古代历史上中国关于世界的看法，与关于自我的看法是分不开的。在一个在世界上占有主导地位的国家那里，其国家利益、价值观念和战略目标的界定并不局限于一国之内，而是随着国力所及的范围伸缩而作相应的调整变化。如果作这种解读的话，那我们只需要中国梦这个词汇，而不必再去研究世界梦这个词汇，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理想本身就构成了中国梦的一部分。④ 第二种解读是，中国梦与世界梦是并列的关系。如果把中国梦理解为“中国或中国人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梦想”，那么中国人除了拥有中国梦，还有世界梦，即关于世界未来和平与发展的梦想。如此，中国梦与世界梦就具备了相提并论的地位。笔者认为，尽管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讲既有本国梦又有世界梦，但是将本国梦与世界梦同日而语的话，对于梦想的主体以及历史阶段而言，还是有特定的所指。在国际关系历史上，有一些中等国家出现过这种情况，这些民族国家在本区域内充满了生气，本来其民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国家战略的得当、民族精神的高涨，特别是其领袖抓住了历史机遇等因素，这类国家迅速崛起，面临着地区国家向世界国家转变的可能性。在这个历史关节点上，这个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具备了世界影响力，其意识形态、民族精神等出现了转型的可能性，国家政策也出现了向世界政策转向的可能性，其关于世界秩序和发展的理想也具备了实在意义。因此，如果在中国梦之外再使用世界梦这个词汇，就容易被认为中国的对外政策从过去的周边面向或地区面向为主，向着世界面向为主转变，中国形成了关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系统主张，并有能力也准备付诸实施。 第三种解读是，中国梦与世界梦是特殊与普遍的关系。中国梦与各国人民的梦想共同构成了世界梦。世界梦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拥有的关于世界美好未来的愿景，它是各国人民梦想的最大公约数，是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对于特殊性之上的普遍性。不过，这显然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界定。虽然整体上很难归纳，并大量体现在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国际约定中，比如《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家宣言》、《日内瓦公约》等，但是体现为普遍性的世界梦，仍有一个是纯粹的普遍性还是历史的普遍性的问题。就纯粹的普遍性而言，世界各民族共同的梦想中最核心的部分是相对稳固的，大致集中在第一次轴心时代所沉淀的价值追求中。有一些表述为文化经典，有些表述为宗教教义，有不少超越了民族、种族和国家的界线。就历史实践的普遍性问题而言，世界梦又是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当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斗争实践和科学认识水平所限定；而且其内容主要由在那个历史阶段起着主导地位的文明或民族的价值目标所定义。因此，我们既不能一概否定纯粹普遍性意义上的世界梦，又不能忽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世界梦内涵，而且后者往往起决定的作用。 如果持第一种观点，就有必要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梦的内涵；如果持第二种观点，则需要厘清中国人的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关系；如果持第三种观点，则需要深入研究各国人民的不同梦想，并归纳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梦想的内涵。就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外交实践来看，持第一、二种观点主要从中国这个主体出发，对于研究现阶段的中国外交较有现实意义；而对于不断成长的大国责任而言，借鉴第三种观点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关系 本文采取中国主体的观点，认为不论丰富和完善“中国梦”的国际内涵，还是开展进一步的世界梦研究，都需要理顺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关系。首先，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历史起点不同。中国梦主要是指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渴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东方之林的梦想。它的历史起点是在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的近代，它的对照物是古代中国的光荣与辉煌。而中国人的世界梦则不同，它既有中国人的特殊性，又有世界性的普遍性。由于中华民族比较早熟，因此它的天下观或世界观成型也较早。早在中国前秦时期，中国人就形成了关于世界未来的一系列比较成熟的看法，比如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理想。它的历史起点是古代中国，但在当前条件下又赋予了新的含义。然而由于这些含义多是原则性的表述，有着上文中所讲纯粹普遍性和历史普遍性的双重特征，反映了人类关于共同生存与发展的美好愿景。因此，它的时间性、地域性、民族性并不明显。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人的世界梦是当今所有大国中较早成型，而且最为稳固的类型，较美国、俄罗斯、欧盟等都更能代表世界梦的本质。当然由于人类文明和国际社会的发展变化，世界梦可能被赋予现代的内容，这也需要作认真的研究，以弥补古代中国基本定型的天下观念中的世界梦成分。但是，中国梦内涵的研究更具紧迫性和实践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阐述中国梦概念的国际内涵，而不是研究世界梦概念的主要构成，才是当代中国理论界的主要任务。 其次，中国梦与世界梦内容有交集，实现上无先后。中国梦与世界梦是密切相关的。对于习惯于以“世界衡量世界”的天下思维⑥以及以德治国、以礼治天下的中华民族而言，中国梦与世界梦似乎难分彼此。但这多是基于古代中国范式的哲学推理。世界体系形成之后，中国从属于世界。中国梦与世界梦成为既有联系也相对分离的关系，其共有部分主要是人民幸福、和平稳定、公正交往等等。一个紧跟的问题是，中国梦与世界梦在实现顺序上是否有明确的先后顺序？从历史的经验看，如果循着内外有别、先内而外、先局部后整体、先易后难的思维定势，中国梦的主要方面可能会先于世界梦的主要方面实现。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中国梦更加具体一些，世界梦更加抽象一些。越具体的目标越容易实现，而抽象的目标范围较大，更难实现。实现中国梦的主要力量在中国，而实现世界梦的主要力量是国际社会，个体行动往往先于集体行动；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仍然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那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国家一般更具备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全世界一起实现共同富强的梦想，则要具备相当高的政治经济条件。可是，如果从国际社会发展变化的角度看，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实现并没有必然的谁先谁后的顺序。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理论性的，比较简单。即世界梦由于比较抽象和纯粹，因而对其界定的主观性较强，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与强国的梦想的实现。第二个原因是实践性的，它源于国际社会的整体性发展。 当前，在国家建设与国际社会发展高度融合、国家日益重视统筹兼顾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历史条件下，已经不可能出现在国家体系与世界体系分离情况下先内后外、各自发展的局面。民族复兴不仅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而且是一个内外互动的社会运动。和而不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等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结果，也是中国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条件。也就是说，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应当立足国内，努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将国家利益的实现作为外交的根本。与此同时，也不可放弃国际义务，而应当将实现国家利益与实现国际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推进国际和平与世界稳定的人类大业。没有国际的和平与发展，根本不可能真正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中国梦的实现与世界梦的实现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或两种表述。也许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中国梦的实现之日，也是中国人世界梦的实现之日。 第三，中国梦与世界梦能够连通，主要的桥梁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实现中国梦，主要是依靠本国人民的奋斗，同时也要争取世界人民的认同与支持；实现世界梦，主要依靠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紧密团结与共同奋斗。中国梦与世界梦的连通与对接，关键在于中国在发展理念、公共物品和世界交往等方面走符合世界潮流的道路。就发展道路而言，和平发展是一个基本的对接点。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看，我们探索了不少道路，最经得起检验的还是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吸纳了古代中国人的先礼后兵、怀柔为上等外交智慧，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在实践中，对外能够减轻世界各国对于中国迅速崛起的担心，展示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与和平友好的国际形象，适应了国际社会和平合作的历史潮流，符合大国社会性成长的规律；对内能够保障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和坚持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上来，集中精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着力解决民主难题，走科学发展、民主发展和依法发展的新路。从某种意义上讲，和平发展与科学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就外交理念而言，国际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对接点。如果说中国梦主要是民族的梦，实现中国梦主要是依靠爱国主义的话。那么，实现世界梦就得依靠全世界所有具有世界视野和世界观念的民族的共同奋斗，依靠世界各地存在的、超越国家利益的世界主义的精神。众所周知，世界社会远未到来，当前仍然处在主权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社会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为人类共同利益贡献力量的主要精神取向是国际主义。国际主义是对民族主义的超越，但又是世界主义的初级阶段，它是通向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⑦讲究国际责任和国际义务，在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兼顾国际利益，既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方面，也是未来实现世界梦的必由之路。 三、中国梦中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问题 中国梦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既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其实现方式。如果说中国梦的最终指向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国际主义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思想武器。如果说中国梦是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系列目标系统、价值系统和工具系统的话，那么国际主义本身也成为中国梦的组成部分。国际主义是连接中国梦与世界梦的观念桥梁，阐述国际主义在中国梦中的含义及其实现系统中的意义，显得尤其重要。对于中国梦的理解不同，对国际主义的效用认识也不同。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爱国主义是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旨在实现合理的民族国家利益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民族主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对加强国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国梦的国际构成中，国际主义具有独特的地位。实现中国梦需要国际主义，关键在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实现国家梦想不仅必须在开放的形势下才能做到，还在于诸如和平发展道路这样的战略方针与国际主义息息相关。在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历史形成的当代特殊政治语境之下，国际主义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它受到爱国主义的极大影响。强调中国梦中的国际主义元素，不能不认真对待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 首先，爱国主义是中国梦的出发点，而国际主义则是中国梦的条件，两者不可分离。实现中国梦从本质上看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爱国主义是中国梦的精神支撑。在过去的百余年里，民主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以及改革开放的成功都较好地依靠了全国人民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中国梦的最终实现仍然需要这支力量。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工作便是不断地培育新形势下的爱国主义的力量，小心地引导爱国主义的走向，积极有序地开展爱国主义的运用。同时，由于民族复兴是在开放时代展开的，爱国主义或者积极的民族主义就必须呈现出更多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国际性。极端的、庸俗的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必须被抛弃或者被加以改造，以推动民族复兴大业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认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障碍和威胁。因此，在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中，国际主义成了爱国主义的同盟军，爱国主义是中国梦的起点，国际主义成为爱国主义的条件和方向。与国际主义相比，中国梦更加侧重于民族利益，更加接近民族主义的范畴。但是，没有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是不符合世界潮流的、狭隘自私的民族主义，对于中国梦的实现百害无益。 其次，国际主义发源于爱国主义却又指引爱国主义，它以爱国主义为基础。国际主义虽然与古代中国的天下主义有一定相似性。但终究两者的出发点和目的都不一样。只是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后，中国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主义。无论是清末民初的仁人志士，还是中国共产党人，都以建立追求自由平等的民族国家为己任。民族国家的建立，意味着瓦解后的帝国进入了世界体系之中，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在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兼顾一定程度的国际合作，这才有了国际主义的萌芽。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真正地登上历史舞台，这样，一种比资产阶级国际主义更加纯粹的国际主义形态出现在中国外交之中。国际主义是带着历史使命进入中国意识形态的，它代表着民族国家的某种前进方向，也是现代性与中国外交相结合的必然结果。可以这么说，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国际主义是高于民族主义的观念形态。适当地主张国际主义，不但符合从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也符合与之相联系的中国软实力战略的需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国际主义方面比国民党人更具阶级的先进性和理论上的自觉，国际主义的历史使命要求它应该也能够指引爱国主义。 新中国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再三强调，国际主义并不是一种策略的需要，而是中国巩固政治独立与提高国际地位的逻辑使然。周恩来在1952年就指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要有七条指导思想，第一条就是“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加强民族自信心的爱国主义”。⑧离开了以国际义务和国际情怀等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主义，中国梦就容易被曲解为不顾及他国利益、缺乏公共精神、令人望而生畏的重商主义、经济扩张主义，中国的大国成长就是一种物质性成长；而不是社会性成长，它的成长过程会充满国际疑虑、国际误解和国际敌视。只有坚持了国际主义的视野和情怀，实施以国际社会化为核心内容的软实力战略，中国的民族复兴才有了理想主义的精神面貌，才能使得爱国主义有了反映人类共同利益、凝聚人类共同认识的精神升华。当然，这种升华必须是以爱国主义为基础，丧失了爱国主义的依托，国际主义就会成为断了线的风筝，到头来损害的还是本国的国家利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之间的多次论战和武装冲突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都是中国梦的形态。一方面，爱国主义是中国梦的基本形态。无论从融入国际社会、组织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等任何一个角度考虑，中国共产党人都必须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从中国近代之前的辉煌历史看，中国长久地奉行一种东方特色的世界主义，故并不缺乏国际主义的元素，相反却缺乏西方社会土壤中培育出来的民族主义。在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中，不讲爱国主义就难以建立起与民族国家规则体系相称的国家制度。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不均衡，又是多民族国家，在近代以来几次形成一盘散沙的局面。如果不去弘扬爱国主义而去照搬西方地方自治和个人主义的道路，就很难凝聚人心，更无法形成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从现实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实行包括台湾等地区回归祖国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国际主义是中国梦的重要形态。中国共产党人注意发扬国际主义的问题，是因为中国梦的实现过程，正值中国国力迅猛发展，国际社会急需诸如中国之类的大国提供公共物品的时代。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履行与本国实力相称的国际义务，是国际社会赋予中国崛起的国际主义责任。履行与国力相当、与国际社会期望相适的国际义务，不但减少国际敌对势力和存有疑虑的组织及个人的“中国威胁论”，进一步树立中国和平、合作、发展、共赢、负责任的国际形象，营造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还可以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提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心和自觉性，团结全国人民以一种更加理性、开放的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力量，使中国外交更好地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人类利益服务。同时，还使得中国不断增长的国家实力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 四、中国梦实现过程中的国际主义经验 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无论是爱国主义，还是国际主义，都被赋予了重要的历史使命，充任了民族精神力量重要源泉的角色。对于前者，我们已经耳熟能详；对于后者，我们比较熟悉的主要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新中国对不少民族解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实际上，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不仅得益于世界进步力量的国际支持；而且也极大地支持了世界进步力量，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了世界各地的和平稳定、民族解放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最终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同情和支持。最主要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经验之一，坚持融入世界体系，在开放中谋自强是实现中国梦的起点。鸦片战争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节点。自那以降的近200年，是中国人民反抗内外双重压迫的过程，也是追求民族复兴的过程。在晚清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人民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成为那个时期维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利益的主力军。与此同时，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也掀起了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得到了一定范围的各阶层人士的支持，客观上提升了中华民族的自卫力量，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但是，洋务运动囿于其历史局限，即使拥有一定的国际眼光，也谈不上开启中华民族的开放自觉。它既没有参加国际社会的正义行动，也不可能履行可称道的正当国际义务。这个时期的“国际主义”没有“族国”依托，最多体现为大清帝国加入国际组织之后的对外合作以及对于个别附属国抵抗侵略的军事支持，成果乏善可陈。即使这样，它开始了外来压迫之下的富国强兵之路，对于中华民族的延续仍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为日后中华民族的复兴准备了初始的条件。 经验之二，实现中国梦不能沿袭传统的权力政治，要发掘和运用“硬的一手”中的合法性资源，其中包括运用合法性战争。权力政治是国际政治中的固有准则，曾经在欧洲政治舞台上驰骋五百年，被誉为维护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法宝。但是，这个法宝在二十世纪之后逐渐被国际社会所鄙视，时代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后加入世界体系的国家像昔日列强那样尽情地享用权力政治模式带来的收益。中国加入世界体系有几个特点：一是加入的时间比较晚，比较慢，过程比较长。步英、法、俄、美、日等大国的后尘，历时百余年。二是被迫加入。即先是在外来殖民战争的炮火威逼之下被迫打开了国门，后为了保国保种、自强革新等需要逐渐变被动为主动，适应国际化的大势。三是经由帝国转为民族国家，伴随着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转变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就国内而言，文化变革没有步入理性的轨道；就国外而言，信奉理想主义的国际社会已经摈弃了秘密外交、分而治之、殖民战争等做法。古代中国外交传统中的和平主义思维模式和文化模式，并没有经历其他资本主义列强所经历过的“现实主义化”，而是在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培育下，接受了国际社会中理想主义潮流下主导的一系列国际法原则，形成了一种更为坚定的和平主义外交文化。对于战争这个人类历史的“恶的杠杆”，作为世界体系中后来者的中国，不能延续列强当年崛起时惯用的权力政治传统，只能取“恶”中之“善”，高举合法性战争这个武器。运用合法性战争这个手段，与和平主义外交文化并不矛盾，它符合国际法原则，符合国际正义，是国际社会以小恶取大善的公益性行动。⑨ 中华民族无愧于伟大民族的称号，在存亡攸关的危急关头，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寻求国际支援，紧紧抓住各类国际合法性资源，包括正确地运用了战争合法性资源。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成立，中国通过建立现代政治体制等方式融入世界性民族国家体系，中华民族朝着实现伟大复兴之梦迈出了重要一步，国际合作也呈现出国际主义的特征。中国政府谴责德国开展无限制潜艇战，积极参与或筹建国际联盟、联合国，倡议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向缅甸等地派出远征军打击日本法西斯等等，都是中国支持或者参与合法性战争的重要形式，也是管理国际公共事务的重要行动，体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国际主义。但是，由于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自身政治腐败，国家力量与国家态度均十分软弱，资产阶级并不能担负起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对于法西斯国家长期存有幻想。因此，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关注救亡图存、修改废除不平等条约，对于国际正义斗争的支持并不彻底。虽然中国人民通过反法西斯战争等方式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国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但由于政府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结合得不够，制约了中国梦的进一步实现。这种局面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才有了根本上的改变。 经验之三，将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求解放、求独立、求平等的梦想连接起来，以一定的方式支援世界性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等是实现中国梦的方面。将中国梦从天上拉到地下，不能不认真对待它的基本国情。这个基本国情包括，它的实现必须依靠一群中华民族优秀分子来凝聚民族的力量，并正确指引其前进；它的实现要正视比较薄弱的国内物质基础以及比较落后的社会发展基础；它正处在世界历史的伟大变革中，世界性民族解放运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都在经历着新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竞争将长期存在，等等。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就必须从如何巩固自身政权，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立足并能够不断发展等立场进行考虑。这无论对于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大国，还是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毛主席曾讲过，“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提供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⑩新中国成立之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中国短时期内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梦有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由于积极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对帝国主义对于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侵略，参加亚非会议，支持世界人民的和平运动，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殖民主义和保卫民族主权的斗争(以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为代表)，支持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国赢得了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国际形象。中国不但获得世界人民与友好国家的经济援助与精神鼓舞，国际地位大大提高，而且也增长了国民士气与民族自信心，激发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反过来促进了国内的生产建设。可以讲，这个时期的国际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综合国力的增长。在二十世纪末，世界性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性任务已经完成，维护各民族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已成为首要的国际准则。个别国家或地区中某些政治势力对民族自决的不适当鼓吹和支持，已经偏离了国际社会的主流，逐渐演化成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并与恐怖主义等勾连起来，对国际安全构成了威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共同抵制和讨伐。中国也加入了反对极端主义、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国际运动，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提升了国际软实力。 经验之四，和平发展是当前最大的国际主义，坚持和平发展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的道路保障、理论保障和制度保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急速发展、世界殖民统治体系的彻底瓦解、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自我调整，国际政治也进入了重大的调整期和转折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也大幅度调整内政外交的基本方针，并通过改革开放坚定地融入国际社会。相应地，对于很长一段时期执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念也进行了调整。党的“十二大”之后，中国以一种不言明国际主义的新国际主义姿态履行着国际义务，着力推进融入国际社会、团结国际社会和完善国际体系的各种进程，取得了几个方面的国际主义贡献。一是明确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邓小平同志讲过，“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1)应该讲，推动新秩序的建立直接服务于第三世界，间接服务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整个国际社会都有利。二是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特别是通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等行动，捍卫了国际社会的主权原则，团结了绝大多数国家，显现了中国对于世界事务的大国责任。三是采取了搁置主权、共同开放的新思维。在实现共同的国家利益的同时维护了国际和平与共同发展，探索了一种新时代要求下的低程度的国际主义。四是在反对恐怖主义和反对核扩散等方面坚决地站在国际社会一边，旗帜鲜明地维护世界秩序和世界和平，成为新世纪维护国际社会基本共识的重要力量，为新国际政治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2)五是明确地提出和平发展作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使得传统的和平主义文化再次落实到中国的对外战略上，符合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也使得国际社会对于和平的向往有了更大的支持。六是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危机管理、国际气候问题应对和维持国际和平行动等国际公共事务，承担了与国力相符合的国际责任，树立了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经验之五，实现中国梦需要承担适当的国际义务，但不能超出国力所承受的范围。国际主义更多地与理想主义相联系，民族主义更多地与现实主义相联系。不能超出时代的要求、民族利益的范围、国家的承受能力去推行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否则就会损害民族复兴的根本国家利益。20世纪50年代以后，特别是60年代到70年代，国际政治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政治的主题也在发生变化，民族解放运动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由此，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主义不应当在中国外交路线中占据过去时代的地位。但是，出于中苏冲突、国内政治斗争以及中国硬实力片面发展的种种困难和不平衡状况等因素的考虑，新中国把国际主义置于了不恰当的位置，奉行既反帝、又反修、大力支援第三世界地区人民的外交路线，给中国的崛起带来了波折。中苏论战中，中共把国际主义置于爱国主义之上，明确指出中国外交的基本路线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13)这种国际主义路线直接或间接造成的负面作用，是使中国未能与主流国际社会建立良好的互动，失去了发展市场经济、提高国民福利的大好时光。同时，还增强了国内阶级斗争的烈度，使中国濒于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在国际上与主流国际社会处于某种对立或者疏远状态，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五、关于中国梦的世界历史意义 实现中国梦，中国需要新的国际主义面貌。国际主义是个历史的范畴，它在阶级性、民族性和人类性之间摇摆，是社会历史实践的要求。新中国一段时期实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既有经验也有教训，这与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的集团对抗有关，也与我们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与把握有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正式的外交场合不再主张国际主义，而更加注重国际合作和国际义务，实际上实行了一种新国际主义的政策。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的指导方针，履行一定的国际责任，但必须符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适应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立足点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第三世界或者发展中国家；不是建立一种与现有的世界体系相对立的社会主义体系，而是为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服务。它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超越，也是一种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进入新世纪的新国际主义，应当更加积极有为，不但要保持过去好的做法，而且还要有所发展。具体地讲，在指导思想上注意研究三个转向，即价值论上由“用”转向“体”，客观上由国家转向地方及社会力量，领域上由政治经济转向文化和法治；在操作原则上注意研究三个底线，即不追求霸权、不超出国力所及、不超出权利范围；在实践形式上注意要为中国的社会性成长、地区性协调、全球性参与创造条件，特别要注意与美国就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共同体建设加强协调，这关系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协调，也是两个大国关于未来世界秩序安排的重要领域。(14)这样的国际主义不但会与爱国主义紧密相合，直接服务于国家的软实力战略利益；而且使得国家利益实际的国际化、社会化、法治化程度大为提高，为今后中国成为真正世界强国奠定价值、道德和法治基础。 实现中国梦，中国需要新的世界主义的眼光。中华民族正处于从国家崛起向民族复兴过渡的重要关头，它的成功将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它将向世界宣布一个昔日强大的文明古国可以实现从帝国向现代国家的成功转型。同时，非但可以实现这个转型，它还要实现民族的振兴，重铸历史上的辉煌，重新成为对于人类和平与发展有着重要贡献的主要大国，这在世界历史上还将是第一次。我们不相信救世主义，不相信单个国家或文明能够独享人类的责任；但是，在阅过近代史上英法冲突之后的德国的崛起，现代史上英德冲突之后的美国崛起，当代史上美苏冲突之后的中国崛起，是否可以把握近代以来大国兴衰的逻辑从而对中华民族复兴有一种新的期待。试想，如果这个伟大的国家能够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能够因为它的复兴而促进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良性互动，促使世界更加和平、和谐、富强、民主、文明；而没有它的和平发展则可能会导致世界更加无序，陷入晚期资本主义带来的世界安全危机怪圈。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憧憬这种美好的未来吗？这难道不是中国梦与世界梦的融通吗？如果我们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去看待中国梦，它必然要上升为世界梦。爱国主义只与国际主义相结合还不够，还需要一定的世界主义。 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关于中国梦的阐述可参见“习近平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书面采访”，载《北京周报》2013年6月20日。 ②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49页。 ③“跨越太平洋的合作”，载《北京周报》2013年6月27日。 ④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梦追求和谐世界，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塑造中国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形象，这个伟大梦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参见刘波：“‘美国梦’与‘中国梦’的比较及现实启示”，载《上海思想界》2013年第4/5期合刊，第107页。 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世界梦的阐述，主要分四个方面，即国与国之间、不同文明之间能够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各国人民都能够共享世界经济科技的成果；各国人民的意愿都能够得到尊重；各国都能够齐心协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和谐世界。参见《北京周报》2013年4月4日。 ⑥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⑦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沈阳：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6页。 ⑧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载宋恩繁，黎家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 ⑨关于合法性战争更具体的阐述，请参见郭树勇：《大国成长的逻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郭树勇：《国际政治学简论：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 ⑩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页。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页。 (12)中国领导人在“9·11”事件之后明确表态“我们主张反对一切形式上的恐怖主义。要加强国际合作，标本兼治，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努力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关于这种政治主张，见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3)黄安森，严宜生，杜康传主编：《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页。 (14)关于这方面，可以参考一些美国学者好的建议，如“对于二战后重建世界秩序的这一代人来说，其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提出了大西洋共同体的概念……而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过程中，中美彼此之间以及其他参加国将拥有建设性关系，而不是敌对集团的成员”。[美]基辛格：《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517页。标签：爱国主义论文; 中国梦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中国精神论文; 中国民族主义论文; 新梦想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