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创业人口规模增量典型因素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增量论文,人口论文,典型论文,因素论文,规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世界经济秩序的调整与发展格局的变动，技术创新与人才优势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双核引擎已成为全球共识。如何进一步构筑技术与人才的双重优势是各经济体需要认真审视的时代课题。实践证明，在人才与技术融合的基础上形成发展的比较优势，需要依靠创业尤其是高质量创业作为桥梁，而要发挥创业对经济的活化作用，保证创业人口的数量规模是重要的先行条件之一。恰当规模的创业人口决定着创业的未来走势。 依靠人力资本质量、技术进步与创新来强化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是科学发展观要义，但人本质量与技术的提升难以一蹴而就，如何消化现阶段三期叠加造成的过剩就业人口更是亟需解决的难题。在经济发展再次转轨的阵痛期，促进高效合理的创业，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蜕变，有利于实现劳动力要素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由一味单一的扩大就业人口向扩大创业人口转变，有利于减轻就业压力与社保负担，鞭策创业群体在创造就业的同时提高人力资本储量，推动社会资源充分利用，逐步实现依靠技术进步的集约型发展。 一、文献述评 作为现代经济社会一种积极的就业形式，创业及相关因素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重视。 关于创业作用，Fritsch和Mueller(2004)通过模型与时间滞后测试来描述创业对就业的影响①；Van Praag与Versloot经过相关独立分析认为，创业型企业对地区的就业率增长具有重要溢出效应②；Acs Z J等(2012)发现创业过程中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增强了创业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③；Toma等(2014)认为当今时代经济发展与创业之间的内在联系比以往更加紧密④。关于创业影响因素，Pistrui等(1999)从个体角度出发，通过调查发现个人成就需要和未来发展是重要的创业动机⑤；Altinay L等(2012)研究了家庭传统和心理特征对创业的影响⑥；Pathak S等(2013)从宏观视角探讨了知识产权、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技术采纳壁垒对科技型创业的影响⑦。 自2002年积极就业政策提出以来，国内学者对作为积极就业主要形式的创业展开多元化研究。在创业带动就业方面，冯政等(2006)构建了旨在衡量创业带动就业效应的评价指标体系⑧，赖德胜等(2009)在分析国内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以促进创业带动就业为目的的政策选择⑨。辜胜阻等(2008)、王静(2011)、李良成等(2012)主张构建多层次配套政策措施以激励创业⑩(11)(12)。李长安等(2012)(2013)实证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素质以及人力资本对创业人数的影响(13)(14)。关于创业影响因素，国内学者多聚焦于大学生群体，分析意愿、动机等因素对创业的影响(向春等，2011；陈文娟等，2012；王雨等，2013)(15)(16)(17)，胡舒芬(2014)提出创业融资效率是影响大学生创业及其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18)；也有学者将研究对象锁定为农民群体，在实地调查后归纳出政府支持力度、融资渠道畅通性及创业交流与培训等因素对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19)。此外，谭远发(2010)和张薇(2011)分别将创业风险态度和创业感知因素作为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其对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的影响(20)(21)。张钢和崔凯峰(2009)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评价了我国多个地区的创业水平，得出上海地区创业评价最高，广东、浙江、江苏和山东的创业评价次之，青海地区创业评价最低的结论(22)。 由文献梳理可知，前期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创业的影响因素、创业过程中衍生的就业带动效应以及各类创业促进措施，关于创业人口数量与质量的研究较为薄弱。研究对象多聚焦于大学生，一般意义上的创业人口的基础性研究不足。不同于以往研究之处在于，通过假设检验，验证影响创业人口数量增长的宏观因素的显著性，为提高我国创业人口规模增量找寻政策着力点；分区域对比分析影响因素的异质化作用，为政策的差异化与灵动性提供科学参考。 二、创业人口概念界定与数量分析 (一)创业人口的内涵拓展及其规模增量的数量界定 创业是指创业者在寻求创业商机的基础上，通过组织自身所掌握的资源以创造价值满足自身发展需求与社会需要的过程；创业活动是创业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类经营活动。创业人口是参与或准备参与创业活动的人群。将创业人口分为现实创业人口与潜在创业人口两类，现实创业人口是指已经创立企业并正常运营的群体。潜在创业人口按照主动性不同可分为潜在主动创业人口和潜在被动创业人口。潜在主动创业人口主要是指因发现创业机会而待创业的人口，以大学生群体为典型性代表；潜在被动创业人口是指由于就业压力而被动创业以实现自我就业的人口，主要包括失业与待业人群等。本文主要研究我国现实创业人口的规模增量。 在借鉴其他学者创业人口数量界定的基础上(23)，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与研究的广泛性与现实性，将现实创业人口数近似地等同于私营企业投资者就业人数与个体户数之和，同时将创业人口规模增量界定为每年新增创业人口数量，即年度创业人口增加量。 (二)全国创业人口规模增量分析与评估 2003年以来，我国创业人口规模增量即年度创业人口规模整体上呈现出增长态势，但是其增长幅度的剧烈波动表明我国创业人口数量的增加缺乏稳定性。 创业人数的年度增幅虽然整体上维持在较高水平，但并不能弥补总量不足的劣势，创业总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比例依然较低。我国已进入新常态发展调整期，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催生的创业机会在短期内将会受到经济发展换挡中速以及二产比重持续下降带来的冲击，短期内产业结构优化红利的有限释放难以补偿工业红利萎缩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精准把握创业人口规模增量的核心影响要素，对于保持创业人数增长幅度、提高创业人口比例以及最大限度释放人才红利具有关键性意义。 (三)区域创业人口规模增量分析与评估 东中西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差距，导致三大地区在创业环境、创业意愿与成功率以及现实创业人口数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需要逐一分析，区别对待。 东部地区创业人口规模增量始终占据领先地位，且近几年增长势头加速。东部地区优越的经济发展基础为创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平台，教育资源的高密集性助推创业人才队伍的大规模形成，科技资源的集聚滋生更多创业机会。中部地区创业人口增量在2014年以前整体上呈下滑态势，在2013年甚至被西部地区超越，不过2014年的数据表明创业实践领域“中部塌陷”的倾向得到一定的扭转。需要注意的是，创业人口增量一旦进入下降通道，短期内将难以逆转，导致创业活力不足、创业氛围渐失。西部地区创业人口增量的强劲增长势头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倾斜。近几年国家密集出台的针对西部地区的创业扶持政策，不仅加速了地区创业项目的发展、拓展了众创空间，而且也在推进创业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
图1 创业人口绝对与相对指标数值
图2 东中西部创业人口规模增量 三、影响创业人口规模增量典型因素的作用机理分析 创业作为一种市场参与活动，受到多种宏观经济要素的影响。创业者作为创业活动的资源组织者和价值追求者，同时也是理性经济人，在评估总体经济态势与政策导向的基础上“用脚投票”。 改革开放以来，贸易顺差在GDP的占比不断攀升，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内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由此衍生的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也在增加。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初期与发展期，创业人口规模会随着经济的良好运行而呈上升态势，并在成熟期达到增速的峰值。在特定阶段，外向型经济对创业的拉动具有强劲势能。近几年，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的滞缓使得我国贸易顺差在GDP中的占比以及进出口速度大幅回落，这可能预示着对外发展水平对创业人口规模扩大的推动作用将日渐式微。国内经济对于外贸的依赖惯性依然存在，外向型发展路径对于创业人口数量的影响方向与力度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评估。从地缘角度考虑，东中西部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程度与阶段各异，西部地区较为广阔的对外经济发展空间对该地区的创业活动或许存在一定激发效应。据此提出： 假设1a：外向型经济对我国创业人口规模增量的正向推动力在下降，甚至会出现一定的反向作用。 假设1b：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对东中西部地区创业人口规模增量产生异质化影响。 经济新常态下，通过最大限度释放国民消费潜力，着力改变“三驾马车”的对外依赖程度过高、投资需求过热与消费需求乏力的非均衡格局。消费水平的提升代表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改善，同时意味着创业机会催化与创业实践活化的重心将由外需转移到内需。蓬勃的消费需求是创业的动力之源、创业者信心之基。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的收入约束不同，消费水平呈现显著的地域差异。是否可以设想，消费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在国家创业支持政策与资金投入的刺激与补偿下，居民消费水平的提振会激发创业出现暴发性增长。据此提出： 假设2a：消费水平的提升对创业人口规模增量具有积极影响。 假设2b：东中西部消费水平对各地区创业人口规模增量产生异质化影响。 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不仅是实现经济新常态发展的重要规划，也是事关未来十年我国能否实现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重要战略步骤。城镇化的推进与发展一方面能够在培育消费热点、释放消费潜力的过程中进一步刺激各地的创业活力、促进创业人口的增加；一方面也能够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的同时带动农村人口创业积极性，从而达到优化创业人口结构、提高创业人口质量的目的。城镇化是一个涵盖多方面的系统性工程，我国城镇化率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准，虽然我国非农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城镇的公共服务水平、基础设施条件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配套并未达标，城镇化进程尚未实现与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适配，对创业活力具有一定抑制作用。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3：城镇化水平对创业人口规模增量具有消极影响。 创业者个人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与创业绩效之间有着正向的关联(24)，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创业者对新创企业的期望性认知，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实际成长(25)。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不仅意味着个体知识、技能等非物力资本的积累程度和应用水平，同样代表着创业者在洞察机会和取得成功之间实现合理跳跃的几率大小。一个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表明该地区劳动者潜在创业素质越高，人才集聚引致的合伙型或团队型创业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4a：人力资本水平对创业人口数量的增加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假设4b：东部地区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所发挥的正向推动作用将更为显著。 近年来，房价的上升导致房地产业的膨胀式发展，从而挤占公共服务业等其他产业的发展空间(26)。房价上升不仅意味着创业成本的增加，还意味着潜在可获取或利用的创业资源减少，这无疑会对创业人口规模的扩大产生负面影响。房价上涨产生挤占效应，同时也带来财富效应。房价增长意味着有房者家庭固定资产的增值，从而带动消费水平提升，无疑会为创业者增添信心。但现实中，我国房价上涨不具备永久性，国民消费水平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27)。综合来看，房价上涨对我国创业人口规模增量的影响方向难以确定，暂不提出假设。 最后，考虑到失业群体中也蕴含着一定数量待创业人口的可能性，将每年的失业人数也作为创业人口规模增量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一部分失业是由于产业高级化进程中技术替代劳动，劳动者技能水平落后于岗位要求而遭淘汰的结果。在个人素质、技术资金等方面存在局限的待业或失业人群迫于生存压力尝试选择以个体户形式进行自主创业，这种无奈型创业起到了缓解就业的作用，但失败概率较高，并会在潜在创业群体中产生消极情绪，最终影响创业人数的增加。另外，欠发达地区政府为了通过创业带动就业，会出台力度更大的创业支持政策，更有可能成为创业成功的温床。鉴于此，提出假设： 假设5a：失业人口增多对创业人口规模增量具有消极影响。 假设5b：在欠发达地区创业人口增加过程中，失业人口数可能会发挥一定正向作用。 四、指标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指标设定与数据说明 1.指标设定 (1)创业人口规模增量(Y)。如前文所述，创业人口规模增量用每年新增的私营企业投资者就业人数和个体户数之和表示。 (2)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open)。考虑到各地区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差异，摒弃用进出口差额作为衡量各地区对外贸易发展水平的常规做法，将各地区经营单位所在地进出口总额作为衡量指标；鉴于各地区进出口总额的悬殊量值会影响最终计量结果的精确性，故采取均值来平复差异性，即采用经营单位所在地人均进出口额作为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 (3)国内消费水平(consume)。消费水平的衡量具有直接的显性指标，采用各地区居民消费水平作为代理变量。 (4)城镇化水平(city)。城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非农人口数量的增加，采用城镇总人口占当地年末常住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各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 (5)人力资本水平(hr)。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具有增值性的特殊资本，具有强依附性，对于其水平的测度也实践过诸多方法。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方法就是借助教育成就类指标来间接表征人力资本水平的教育成果法(28)。因此，用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毕(结)业生数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代理变量，该指标的衡量门槛相对较低，体现了较为松弛的人力资本水平测度。 (6)房价水平(hp)。单纯按照普通商品房的价格水平难免会模糊房价的创业成本性效应，鉴于此，将房价成本锁定为商业营业用房平均销售价格，集中反映商用房产价格对创业的影响。 (7)失业人口(up)。失业人口中蕴含着中一定比例的创业人口，是重要的解释变量。因失业类型及其原因的多样性所导致的失业人数的变化给失业人数的统计带来诸多困难。因此，采用统一口径的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作为失业人口的代理变量。 2.数据说明 本研究采集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8～2014年，覆盖全国31省市自治区，除个别数据外，原始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与各地区统计年鉴。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西藏地区关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相关数据发布初始年份为2009年，根据后几年数据对2008年的缺失数据进行前推，从而保证面板数据中时间序列链条的完整性。另外，各地区统计年鉴中的进出口总额以美元作为计量，为了保证解释变量货币单位的统一性，对进出口总额釆用当年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中间价)进行折算。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1.模型设定 为了论证上文提出的假设及相关探讨性问题，下面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研究影响创业人口规模增量的典型性因素的细化效应。构建创业人口规模增量影响因素静态实证模型如下：
式(1)中，i表示截面单位即各地区，t代表时期。
为总平均截距项，
为待估参数向量，
为随机扰动项。Open代表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净出口额衡量；consume代表消费水平，用居民消费水平衡量；city代表城镇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年末常住人口的比重衡量；hr代表人力资本水平，用当年普通高等学校毕(结)业生数测度；hp代表房价水平，用商业营业用房平均销售价格测度；up代表失业人口，用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测度。 为了分析各典型要素在不同区域的效应方向及影响力度，通过全国与地区的横向对比来验证假设。借助Eviews8.0统计软件对全国样本与东中西部样本进行回归，结果见表1，利用似然比(LR)检验与Hausman检验统计量确定最终模型。 2.全国样本回归结果
由识别检验统计量可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更合理。消费水平(consume)与人力资本水平(hr)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假设2a与4a成立。消费的活跃为创业活力提供基础能量，从消费心理角度，繁荣的消费景象是提振创业信心的强心剂。创业成功高度依赖创业者素养，创业者多为人力资本含量高且不断积累的行业精英。高人力资本群体规模的增大在基数上保证了创业人口规模增量的稳步提升。失业人口(up)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验证了假设5a的合理性。失业人口增多对创业者信心的消弭效应强于破釜沉舟的刺激效应，更应意识到，失业人口到创业人口的转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难以一蹴而就，需要有序的创业引导与培训。 此外，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open)、城镇化水平(city)和房价水平(hp)的系数均为负且不显著。可见，国内创业受外向型经济导向的影响并不明显，假设1a并未得到验证；与前期假设相悖，城镇化发展现状未对创业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假设3不成立；前期分析认为，商业用房价格可能是创业人口增量的强扰动因素，但在实证分析中并未得到验证。因视阈为全国层面，各地区商业用房价格被平均，导致创业对房价的变动并不敏感，下面通过分区域比较进一步判别。 3.分区域回归结果 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回归分析与模型选择，结果见表2。
通过分区域样本间的横向比较，可得出以下结论： (1)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分区域检验的统计水平不显著验证了外向经济对创业人口增量的溢出效应极其有限，假设1b没有得到验证。依据本次模型选取，全国与分区域的验证结果表明，国内创业受外向经济影响较为微弱，从侧面印证了目前创业主要依赖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低下。 (2)从系数大小看，西部地区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值高于东中部；从显著性上看，中部地区非显著。在印证假设2b成立的同时，揭示了消费对于不同消费基础地区创业影响的差异性。激活西部地区消费，对增加创业人口具有立竿见影的经济性效应，而中部地区因消费水平的贫弱而渐趋失去对创业的引导与拉动。从劳动经济学角度，创业作为一项对自我就业与吸纳就业具有活化作用的经济活动，创造GDP的同时，应与消费互为促进。中部地区消费疲软严重抑制创业活力的现状不容忽视。 (3)与全面层面的分析结果不同的是，与东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在较宽置信区间上呈现显著且系数为正。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对创业人口的稳步增加具有一定正向激励作用。 (4)东部地区的hr回归系数最大验证了假设4b的合理性，西部地区的非显著性说明该地区人力资本质与量的提升在短期内对创业人口的影响较为微弱。东中西部人力资本存量的巨大差距将人力资本创业效应的差异度进一步放大。 (5)房价与失业人口在地区比较中呈现非显著性，假设5b未得到实证验证，说明高企的房价还未成为阻滞创业的显性成本因素，因房市的有价无市，变现相对困难，房价上升引致的财富效应也未明朗化。原假设认为，失业人口数会在欠发达地区发挥一定正向作用，实证显示失业人口的多少对区域创业人口数量的作用力缺乏异质性。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后金融危机以来的2008-2014年，我国经济在与域外发展联动的同时，显现出崭新发展特征与趋势。在此背景下，利用同时期面板数据对创业人口规模增量的可能影响因素进行假设检验与实证分析，得出以下几方面结论： 1.消费与人力资本水平是创业人口规模增量扩大的重要推动力；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消费对创业人口增量的影响出现强分化，改变了以往中西部合并讨论的惯性思维定势，中部地区的消费无力是需警示的关键点。人力资本存量洼地的西部地区缺乏创业人才与团队的集聚优势，丧失了人力资本对创业人口的杠杆作用；东部地区依然是人才强极，创业强地。 2.失业人口在全国视阈上对创业人口增量的负向影响得到了验证，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力未产生分化。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仅在中部地区呈现显著性，该种独特性再次彰显了中部地区应被区别对待的必要性。 3.外向型经济发展与房价水平显现出国家与地方层面的影响力均较为微弱，可以大概率排除其作为施政着力点的可能性。 (二)对策建议 1.东部地区坚持“人才导向”，进一步增强创业人才集聚优势。人才是创业的灵魂。通过采集创业成功人才样本，构建胜任力特征模型，解析创业人才所具备的核心素质特征，提炼出我国创业人才素质体系。重构创业教育模式，在大学以及职业教育学院设置创业辅导班，依据素质体系中的核心素质点对学生进行针对性辅导与提升。在地区人才交流中心设置创业辅导机构，充分利用国家创业优惠政策，对具有创业意愿的社会人员进行创业引导与技能培训。东部地区富集的教育与科研资源，能够在创业人才培养、集聚方面成为排头兵，进而为中西部输送创业人才，形成辐射带动效应。 2.中部地区秉承“城镇化导向”，避免创业发展的“中部塌陷”。城镇化对创业人口增量发挥作用的关键机理在于创业环境的优化。创业环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氛围，可与城镇化同步形成。中部地区也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重点推进地带，一直以来，不温不火的城镇化进度使得中部地区的多项经济指标的提升滞缓。坚持特色城镇化，撤除人才流动壁垒，稳步推进配套设施建设，城镇化过程中孕育的创业机会能引致创业人口集聚，点燃创业激情。 3.西部地区尝试“消费导向”，大胆进行消费牵引。考虑到西部地区消费的收入约束较强，短期内难以冲破，可借力用力，援引国外以及东部地区的消费力。由当地政府牵头，结合地域特色设计创业项目，进行优惠政策配套，一旦人气聚起，伴随着消费力的兴旺，人流、财流、物流汇聚于此，西部地区的创业培育才能成为有水之木。 注释： ①Fritsch M,Mueller P,“Effects of New Business Formation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over Time”,Regional Studies,2004,38(8):pp.961-975. ②Van Praag C M,Versloot P H,“What Is the Value of Entrepreneurship?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07,29(4):pp.351-382. ③Acs Z J,Audretsch D B,Braunerhjelm P,et al.,“Growth and Entrepreneurship”,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12,39(2):pp.289-300. ④Toma S G,Grigore A M,Marinescu P,“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2014,8(2):pp.436-443. ⑤Pistrui D,Huang W,Oksoy D,et al.,“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ttributes of New Chinese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Emerging enterprises”,Business Forum,1999. ⑥Altinay L,Madanoglu M,Daniele R,et al.,“The Influence of Family Tradition and Psychological Traits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2012,31(2):pp.489-499. ⑦Pathak S,Xavier-Oliveira E,Laplume A,“Influen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Foreign Investment,and Technological Adoption on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3,66(10):pp.2090-2101. ⑧冯政、翟涛：《创业促进就业评估指标体系研究》，《中国劳动》2006年第6期。 ⑨赖德胜、李长安：《创业带动就业的效应分析及政策选择》，《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2期。 ⑩辜胜阻、肖鼎光、洪群联：《完善中国创业政策体系的对策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8年第1期。 (11)王静：《大学生创业支持体系的构建——基于对大学生创业意识培养的调查》，《人口与经济》2011年第1期。 (12)李良成、张芳艳：《创业政策对大学生创业动力的影响实证研究》，《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年第12期。 (13)李长安、谢远涛：《影响创业带动就业的宏观因素分析》，《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14)李长安、苏丽锋：《人力资本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基于2003年-2011年数据的实证分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年。 (15)向春、雷家骕：《大学生创业态度和倾向的关系及影响因素——以清华大学学生为研究对象》，《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年。 (16)陈文娟、姚冠新、徐占东：《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中国高教研究》2012年第9期。 (17)王雨、王建中：《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关系视角》，《经济与管理》2013年第3期。 (18)胡舒芬：《大学生创业融资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创业融资需求》，《经营与管理》2014年第12期。 (19)张应良、汤莉：《农民创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基于对东部地区284个创业农民的调查》，《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20)谭远发：《机会型和生存型创业的影响因素及绩效比较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21)张薇：《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影响因素研究》，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22)张钢、崔凯峰：《地区创业水平：对我国31个地区的评价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09年第10期。 (23)李长安、谢远涛：《经济增长、要素价格对创业带动就业效应的影响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24)陈昕：《创业者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创业绩效影响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25)施丽芳、廖飞：《不确定承受、创业家人力资本与企业成长期望——基于美国PSEDⅡ的实证研究》，《经济管理》2014年第7期。 (26)原鹏飞、冯蕾：《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富分化——基于DCGE模型的房地产价格上涨效应研究》，《经济研究》2014年第9期。 (27)颜色、朱国钟：《“房奴效应”还是“财富效应”?——房价上涨对国民消费影响的一个理论分析》，《管理世界》2013年第3期。 (28)钱雪亚：《人力资本水平统计估算》，《统计研究》2012年第8期。 (29)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ME、RE、FE分别表示混合估计、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对固定效应模型采用最小二乘进行估计；C为常数项；LR Test和Hausman Test分别为混合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识别检验；[]内为相应检验的P值。 (30)中部地区的混合模型与随机模型均通过检验，为了保持与东部、西部比较的一致性，最终选择随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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