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与共和政治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民主政治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已得到举国共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这已成为一个理论前沿问题，有必要加以深入思考。
一、议会民主制的局限性
当今世界在论及政治体制时，都把民主政治视作金科玉律，认为是当今乃至21世纪的世界潮流。国外学人所讲的民主政治，是指当今西方盛行的议会民主制。就是在国内，大多数学人也这样看。我们认为，议会民主制比专制政治有明显的优越性，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很难说是21世纪的世界潮流。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有其历史和时代局限性，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文化的局限性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一个根本不同之点是：前者只受生产力单一因素制约，后者受文化等多种因素制约。生产力是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其行为对象是自然界。政治体现的是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阶级关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政治行为的对象是人，人是能动的，有意识的，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共同的准则。因此政治的演变在全世界没有单一的轨道。人生下来最先接受的是传统文化，而后才接受政治意识形态。比如当今世界存在的佛教、儒家、基督教、伊斯兰教四大文化圈，都是独立产生的，不存在继承和递进关系。在全世界不同地区，生产力的发展都经历了使用石器、铜器、铁器、蒸汽机、电力、原子能的阶段。300年前，全世界都用铁器，但并没有统一的文化；200年前，全世界开始步入蒸汽机时代，但也并未步入同一种文化。由于政治受文化制约，全球没有共同的文化，也就不会产生共同的政治理念、政治体制。现在欧美国家实行的议会民主，是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中滋生的。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比，有诸多特点，其中与议会民主相关的有三点：一是个人本位，二是自由主义，三是斗争哲学。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是个城邦国家，手工业较发达，个人有较大的独立性。当时哲人特别注重个人，由此出现了个人本位主义，以个人为本位，就特别崇尚自由。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民主政治“视自由为其宗旨”，自由体现于政治生活是“人人轮番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自由体现在个人生活是“人生应任情而行，各如所愿”。以个人为本位，每个人任意行为，势必引起人与人的矛盾冲突，故西方哲人特别关注矛盾、斗争。赫拉克利特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存在的基本状态。他指出：“战争是普遍存在的，正义即是斗争，万物皆由斗争而产生。”（注：《世界哲学宝库》，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同时，古希腊是由一些互不归属的城邦组成，各城邦之间时常相互攻杀，在此背景下所形成的思想意识，特别关注斗争。在个人本位、自由主义、斗争哲学的文化土壤上滋生出议会民主制，打上了西方文化特定的烙印。以后出现的基督教是古希腊哲学与原始宗教结合的产物，其教义是将每个人都视作上帝的臣民，个人只服从上帝，这样一来，在基督教文化中，个人本位主义得以延续下来。
议会民主以自由为核心价值观念，可称作自由民主制。这种自由民主制的基本特征是多党制，党派分为执政党与反对党，反对党的目的是取得政权，基本手段是反对执政党；执政党的目的是保住政权。两派经常处于斗争之中，斗争成为目的。民众与政府也处于斗争状态，崇尚罢工罢课、示威游行，反对政府。之所以要不断斗争，就在于以个人为本位，每个人都从自我出发，就必然是与他人斗，同政府斗，故议会民主是在个人本位、自由主义、斗争哲学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特别适用于基督教文化圈，这就是议会民主的文化局限性。
（二）阶级的局限性
民主政治源于古希腊，当时一个城邦有选举权的公民不多，根据欧洲学者研究，雅典城邦有居民7万多人，有选举权者只有四、五千人。由于选民少雅典城邦实行直接民主，一个人可以在城邦广场上向民众演讲。现代国家地广人多，只能实行间接民主，即议会民主，个人要通过强大有力的宣传工具、交通工具才能发表政见。而现在西方的新闻记者，绝大部分依附于权贵和富豪。由于选举成本高，只有富豪和其所支持的人，才有条件参加竞选。议会民主政治运行的结果，必然蜕变为金钱政治，是一种支持富人、压制穷人的制度，的的确确是资产阶级民主。这就是议会民主的阶级局限性。
（三）经济形态的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基本原理，那就是政治上层建筑适应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否包含生产力，对此有不同看法，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考察，经济基础中包含有生产力。当生产关系发生大变革时，会引发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当生产关系相对稳定，生产力发生大变革时，也能引发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
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是为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是一种分散式的生产，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农民不能组织成社会集团，人们处于分散状态，且愚昧无知，盲目服从，依赖于一种外来力量来管理自己，专制政治适合于农业社会。专制政治建筑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专制政治正是农业经济的集中表现。
工业经济占主导地位，是为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联系紧密，交通和通信甚为发达，民众的文化水平大为提高。同时社会结构远比农业社会复杂，个人无法管理全社会，需要集思广议，集中一大批知识丰富的人才能制定并实施一套法律制度，以管理社会。同时，工业社会又出现了诸多社会集团，包括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职业的集团，特别是出现了有组织的产业大军，形成了阶级集团，进行着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的斗争。各社会集团的规模大，冲突的规模也大，这就需要有一个机构，能协调各个社会集团的关系，而民主比专制更便于缓解冲突，保持社会稳定有序地运行。议会民主正因为适合工业社会的需要，得以盛行起来。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上，议会民主早在2000年前古希腊时就出现过，700年前意大利的城邦也出现过，由于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而夭折。在有了工业经济基础之后，议会民主制才得以巩固，而民主政治正是工业经济的集中表现。
20世纪70年代至今，科技飞速发展，在亚洲和拉美有些国家较快地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出现了一些新兴工业国，专制政治迅速向民主政治转变。由于民主政治较专制政治有明显的优越性，不少人因此认为一股世界性的民主浪潮来临了。而在早已实现民主政治的国家，人们反而对民主政治兴趣不大，甚至有人在谈论民主政治的危机。其原因在于，民主政治较适应于工业社会，发达国家早已进入工业社会，到了本世纪70年代，人们在议论工业社会以后的社会，称之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服务社会、知识社会等等。在我看来，称作知识社会较为合适。因为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称农业社会，工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称工业社会，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就应称作知识社会。议会民主盛行于工业社会，适应于工业社会。发达国家现已开始了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这是一次生产力的大变革，要求政治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议会民主制却很难适应，其弊端日益显露。在21世纪，全世界将处于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时期，也将是议会民主从兴盛到衰老的时期。而在21世纪初叶，某些地区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阶段，民主政治仍具有生命力。
二、时代潮流的变化
二次大战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推动了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引起产业结构的变革，广大发展中国家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其中一小部分完成了这一转变进入了新工业化国家行列。欧美发达国家现在开始了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这些国家虽然数量少，但处于历史发展的前沿，标志着时代潮流的方向。我们应立足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的大背景，来考察议会民主的命运。
（一）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化
战争自古就有，而本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同工业社会有着密切关系。因为在工业社会初期和中期，物质生产资料（机器、能源、原料）是生产力的主导因素，这类财富是有限的，从而引起了争夺物质财富的战争，这是产生战争的物质根源。在工业社会后期，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主导因素。而科学技术是无限的资源，在和平条件下，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就可以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造出新产品以占领市场，运用新技术更便于取得财富。到本世纪末，战争与革命时代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其最后决定因素是生产力。
从长远看，和平将对议会民主提出挑战。因为个人本位这种价值观念，确认个人自由高于一切。人人追求个人自由会形成离心力，只有当战争威胁存在时，才产生凝聚力。和平持续下去，势必导致离心力加剧，议会民主政治面临挑战。美国政府为了应付挑战，最简单的办法是制造紧张局势，不断发动一些小规模战争。从价值观和制度上分析，议会民主政治不能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二）从集团化到社会化
在工业社会，形成了许多社会集团，各社会集团有独特的利益，这就出现了代表各个集团的政党，它们相互竞争，相互冲突。而在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过程中，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社会面貌和人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生产走向社会化。到了本世纪下半叶，生活也走向社会化，人的生活越来越依靠一整套公共设施，如交通网、通信网、电力势力网、计算机网、自来水网等，解决人的生活问题，越来越依靠全社会。由于城市化的发展，出现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水资源短缺、刑事犯罪增多、环境污染严重等社会问题，还出现了金融危机、人口膨胀、跨国犯罪、温室效应、病毒流行、水资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眼下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依然存在，但全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增多，则是客观事实。现在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左右政党的政策日益接近，还出现了以保护环境为宗旨的绿党，就是为了应付全社会问题。固守两党竞争、轮流坐庄模式，会导致精英人才陷于内耗，使政策失去连续性。基于冲突和竞争的议会民主制，随着集团化到社会化的演变，其功能将趋向萎缩，只有多党合作才便于解决全社会问题。
（三）从两极化到多极化
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发达国家处于工业社会阶段，两极化一直占主导地位。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存在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工业社会只有几个大的职业集团。基于矛盾斗争而建立起来的议会民主制，开始为多党竞争，最后大多形成两党争鼎。在工业社会后期，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服务业的特点是分散化、小型化，在两大阶级之间，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阶层，这可说是阶级状况的多极化。同时职业也趋向多级化，不再是几个大的职业集团，而是成千上万个小职业集团，还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社会集团。议会民主制是适应两极化世界而形成的，当世界趋向多极化，即人们常说的多元化，议会民主制就无法应对了。
（四）从一国经济到世界经济
在工业社会，经济活动主要限于一国范围内，议会制定的法律在本国范围内是有效的。从本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了信息技术革命，人们很容易了解生产要素在世界的分布状况，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合理分布生产要素，出现了大量跨国公司，经济走向一体化，这种倾向还在加剧。由于生产要素在全世界流动，议会制定的法律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也就失去了效力。如美国议会制定的制裁伊朗和古巴的法律，受到各国抵制，也就根本行不通。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议会就日益失去了效用，只有各国间共同协商，才能解决世界经济一体化面临的问题。
（五）从依赖权力到依赖科学
在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结构和国家事务以及各利益集团的关系也比较简单，治理国家主要依靠权力与法律，法律又是根据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制定的。民主政治搞三权分立，相互制衡，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是有其合理性的。在知识社会，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结构和国家政务复杂化，这一趋势还会持续下去，治理国家越来越依靠科学，靠各门科学的专家群体研究出治国方略，治国不再依赖于议会辩论，而依赖于科学研究。根据利益集团制定法律受到局限，社会发展要求根据科学而立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能发挥一些积极作用，同时也会妨碍根据科学原则立法和处理行政事务。
（六）从集中过度到民主过度
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权力分配问题。君主制是权力集中于一个人，没有民主。古希腊雅典城最初产生的民主制，在几万人中有选举权者几千人，选出几十人到几百人的权力机构，如由500人组成法庭。可见，这一民主制的权力分配，是由几万人集中到几十人、几百人。因此，可以光有集中而无民主，但不可能光有民主而无集中，民主制从产生之日起就包合有集中，故民主制就是民主集中制。
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盛行君主制，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民主全无。只是在一些手工业、商业发达的小城邦，偶而出现过民主制。在工业社会初期，民主制能存在，但仍然是集中过度而民主不足。公民的选举权，受到民族、性别、财产、文化、居住时间等条件限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统治者压制民主，另一方面民众的文化水平低，忙于生计，对民主不关心或无暇顾及。到了工业社会后期，民众的文化水平大为提高，生活水平也大为改善，就有力量、有时间去争取民主，使得民主日益扩大，集中日益减少，政府的权威削弱，出现了民主过度。西方的一些学者称为民主过剩，民主危机。甚至有人认为，民主不久即会枯竭而死亡。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说：“政治民主的无限扩大也潜在地存在着一些合乎需要的限制。如果民主在一个更为平衡的状态下存在，其寿命会更长久一些。”（注：亨廷顿等：《民主的危机》，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页。）
农业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此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专制政治，也有几千年的历史。民主化、现代化与工业化是相伴而行的，工业社会盛行议会民主制，但工业社会在发达国家也只有200年的历史，即开始向知识社会转变，在此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议会民主制，其弊端日益明显，不可能成为终极目标。由于20世纪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加速发展，社会各个领域也在加速变革，特别是到了本世纪末叶，变化更为迅猛，这就使得议会民主政治开始显露出过时的迹象，而且越来越落后于时代潮流。议会民主的旗帜能打多久？这是应当严肃思考的问题。
三、共和政治通考
据《史记》记载：4000多年前唐尧帝“能明训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照明，和合万国”（注：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尧帝建立的是一种各部落集团和睦共处的社会。尧舜二帝实行“禅让”制，标志君臣之间的和谐关系。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当时没有国王，周公召公二人共同执政，史称周召共和，意为平等和谐共事。共和制只存在了15年，但共和政治理念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而生存下来。
春秋末年的大思想家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思想文化之大成。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和行为目标。仁政就是领导与民众和谐，王道就是国与国和平共处。人的实践活动，和最为重要，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儒家经典《中庸》上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肯定和是最高准则。由此形成了中国的和合文化传统。
人与人和谐就要对等和平等。孔子在《论语·先进》篇提出“君君臣臣”，就是君臣各有自己的职责，二者是一种对等关系。孔子还认为君臣是一种平等朋友关系。据近年荆门郭店发掘的书简，孔子在《语丛》篇中说：“君臣，朋友其择者也。”“友，君臣之道也。”在《唐虞之道》篇，孔子崇尚禅让，反对家天下（注：转引自姜广辉：《应重新评价孔子学说》，载《光明日报》1999年5月7日。）。在《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就是平等和谐的大同社会，这是孔子的最高政治理念，这种政治理念可称为共和政治理念。战国时孟子提出民本主义，明末清初黄宗羲提出民主思想，清末康有为作《大同书》，民国初孙中山倡导“五族共和”，其源头就是孔子的共和政治理念。
西方在两千多年前也提出过共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根据两个标准来划分政体，一是执政者人数多少，二是能否为公共利益服务。能为城邦利益服务的为正宗政体，为一个人或部分人服务的为变形政体。他据此提出，由中间阶层执政，能为公共利益服务，是一种正宗政体，称为共和政体（JIDλLTEia意为公共团体）；由贫民执政，只为部分人服务的是一种变形政体，称为民主政体。古罗马建立的共和国REPUbLic，由res（事务）和Publicus（公共）两个词组成，意为公共事务。共和除了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以外，还有一个含义，那就是和谐均衡。不过，亚里士多德主张中间阶层执政可保持社会和谐，古罗马的思想家希罗德则认为，最高权力授予人民而实际权力授予元老院可以保持均衡和谐。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共和的原意是和谐一致与为公共事务服务。到了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后，有的将共和界定为与君主制对立的政体，如法国的卢梭、美国的潘恩，力主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德国的康德称君主立宪制是最好的共和国，攻击民主共和国是暴政。在19世纪以后，人们才明确共和是否定一切君主制的政体。中国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里讲的共和是一种政治体制；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这里讲的共和，是一种政治理念，有和谐平等之意。
通过对两千多年政治思想史的考察，再同民主政治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共和政治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在体制上否定独裁制和君主制。共和政治与民主政治一样，都是独裁制的对立物。但民主政治可以容纳君主立宪制和议员世袭制，共和政治则否定一切君主制、世袭制，比民主政治更加平等。
第二，在价值观上，共和政治以和谐为核心。中国古代讲的共和，就是和谐共事。古希腊、古罗马政治家讲的共和，也有和谐一致的意思。民主政治是以自由为核心价值观念。
第三，在行为方式上以协同为主导。共和政治以和谐为核心价值观念，在行为方式上以协同为主导。中国古代以建立对等和平等关系来实现协同，西方古代人则以建立均衡和平衡关系以实现协同。民主政治的行为方式是以竞争为主导，突现人与人之间、政党之间的竞争。
第四，在功能上，共和政治以服务于公共利益为宗旨。在拉丁文中，共和一词的原意就是公共事务、公共利益。共和政治以和谐为核心价值观念，协同的行为方式，就可实现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功能。而民主政治突出多党竞争，自然是具有服务于党派利益的功能。
四、21世纪的政治大走势——共和政治
综上所述，民主政治理念渊源于古希腊的个人本位和斗争哲学的文化传统，到十六、十七世纪时，生产力发展引起社会变革，酝酿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作为对这一时代潮流的回应，出现了文艺复兴，以后形成了议会民主制，这种民主制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自由。与此相似，和合文化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由此形成了共和政治理念。到了20世纪末，生产力出现了历史性变化，将引起社会变革，酝酿着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和合文化能顺应时代潮流，将会出现一场新的文化复兴，形成共和政治，其核心价值观念就是共和。
纵观人类历史，政治体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专制政治、独裁政治，存在于农业社会；第二阶段为民主政治，存在于工业社会；第三阶段为共和政治，是一种新的政治体制，现在处于萌芽状态。为什么未来社会将从民主政治走向共和政治呢？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
第一，从历史总的发展趋势分析，历史进步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观察中外历史，战争、动乱、冲突有时可以产生出优秀精神产品，如诗词小说，哲学思想等，但对物质产品的生产起到破坏作用。安定、和谐的社会，能保证生产力顺利发展，从而推动历史前进，因而共和政治符合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再从历史发展阶段看，在生产力水平低的历史时期，剥削者为增加剩余劳动，会加重压迫剥削，劳动者面临饥饿的威胁，会冒死作求生的搏斗，斗争就激烈。当生产力水平提高，人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则冲突会缓和。因此，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发展总的趋势是冲突减少，协同增多。到了20世纪末，生产力状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主导因素，被称之为知识经济。科学技术是一种无限的资源，争夺资源的斗争将大为减少。现代生产力性质为共和政治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平等、和谐的价值观必然会占据主导地位，故共和政治理念符合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目标。
议会民主的基础有两根支柱：一是工业经济生产力，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到了20世纪末，工业经济这根支柱开始动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议会民主上层建筑最终会动摇倒塌。恩格斯于1848年在《奥地利末日的开端》一文中说过，蒸汽机技术摧毁了封建王朝。现在可以预见，知识经济生产力将摧毁资本主义私有制及议会民主上层建筑。第二，从当今时代潮流分析，在两极化社会形成的民主政治，多是用议会表决方式解决政策选择问题。现代社会走向多元化，面临的是多元选择。有些问题还得投票表决，但越来越多的问题，共同协商比民主表决更有效。现代国家各个集团仍有自身特殊利益，但关系到全社会整体利益的事项日益增多，客观上要求政治集团之间共同协商以解决全社会的问题。世界和平将长期持续下去，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战与和，而是发展经济与文化事业。当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处理国事依赖于科学研究，集中各方面人才共同协商，才是适应时代潮流的最佳选择。
第三，从二者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共和政治比民主政治更现实，更可行。民主一词是在2400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德在《历史》一书中首次提出，意为人民的权力。古希腊文demos（人民）有两个含义：一是全体希腊人，二是指贫民。民主作为一种理念，解释为人民当家作主，权力归民众。这种理念固然崇高，但也是乌托邦，无法实现。正如卢梭所说：“就民主制这一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注：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8页。）共和理念则接近现实，是较为可行的。如要人人主政，这根本无法实现。而要主政者有对等的权力和职责，主政者与民众和谐，就有可能实现。
共和政治并非是民主政治的对立物，而是吸收民主政治的精华，摒弃其陈旧过时的部分，对民主政治加以改造，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更高阶段。
共和政治首先是改造民主政治的价值观念，以共和为核心价值观念。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观念仍有合理性，但应服从共和。由于民主理念是空想，实际上无法实现人人有权，只能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处理各项事物，这显然不如共和原则更符合人权。如民主是体现多数人的意志，但不应背离共和原则而迫害少数人。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是根据民主原则（280票对220票）处死的。本世纪30年代，德国的纳粹党民主选举上台后，不遵循民主共和原则，杀害犹太人。这些都是民主背离共和的历史事件。当前世界上存在的国家之间、民族种族之间、宗教派别之间的冲突，民主政治都无能为力，只有共和政治才能解决。南斯拉夫科索沃省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就全国而言，塞族是多数，就科索沃省而言，阿族占多数，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无法应用；用武力压服虽可缓解一时，但又埋下更深的祸根。只有实现了两族共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故共和政治是民主政治的更高阶段，相对于专制政治而言，民主是目的；相对于共和政治而言，民主是手段。
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是民主政治中最具进步意义的成分，共和政治应加以吸收。19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选举取得了重大成功，恩格斯在1895年发表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可以通过选举取得政权。到了20世纪，由于金钱政治盛行，富人方有条件参加竞选，这就破坏了选举的公正性。金钱政治的根源在于多党竞争，多党共和才能铲除金钱政治的根源。多党竞争、新闻自由是民主政治的监督机制，其积极作用是有利于制止他人的腐败，但并不能防止自身陷入腐败。因为多党竞争，使得政党依附财团，新闻自由使得新闻工作者不受限制，自由地投靠权贵和财团。这是监督者自身的腐败。共和政治以共和为最高准则，官员腐败导致民众与政府对立，是破坏共和的首要因素。多党共和就要相互监督，铲除腐败。执政党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有主政的权利，也有铲除腐败、接受监督的义务。由此可见，共和政治完全可以吸收多党竞争、新闻自由的积极方面，而摒弃其消极方面。
民主政治注重法治，现代社会结构复杂，没有法治不能运行。共和政治仍应坚持法治。但民主政治下的法治有个不可克服的弊端，那就是不公平，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因为现代社会法律条文繁多，诉讼依赖律师，有钱人可请到高级律师，这就使得富人处于优势，穷人处于劣势。而司法腐败更加不利于弱者。当今世界都把市场经济与法治视为法宝，而这两件法宝有个共同的弊端，那就是扩大了不平等。市场经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同时会扩大贫富差距。法治则将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引伸到政治领域。不平等是产生社会冲突的总根源。治本之道，在于消灭私有制，铲除不平等的源头，尽管这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共和政治以和谐为核心价值观念，采用协同行为方式，也能缓和冲突，减少暴力行为，不失为一种治标之道。
三权分立的组织结构，可相互监督，有其合理性。立法、司法、行政三套人马各自为政，程序复杂，行动迟缓，只能适应于科学技术变化缓慢的历史条件。从现在开始直到21世纪，正是科技、经济、社会大变革时期，不断地涌现出一些新事物，引起新问题。如克隆生物技术对科学、经济、法律、伦理领域都产生一场冲击波。知识经济的核心就是创新，科学和教育都面临创新，国家要集中各个方面精英人才方能应对。面对大变革，三权分立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还要有三权共和才能有效地应对。因此，既要发挥三权分立的相互监督作用，又要三权共和以应对各种新问题。
民主政治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专制政治盛行，科技和生产力落后，处于工业社会的初期或中期阶段，阶级斗争尖锐，革命和战争高潮迭起。民主政治反映了当时的潮流，具有时代局限性。到了20世纪末，历史条件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主政治在诸多方面已显得陈旧过时。从民主政治上升到共和政治，必将是21世纪的一大世界潮流。共和政治并不排斥民主政治，而是以民主政治为基础，但它是民主政治的更高层次。共和政治是标明政治发展的更高阶段，与民主政治相对应；共和民主制是一种制度，与自由民主制相对应。
当今世界变化很快，工业经济之后有知识经济，工业社会之后有后工业社会，现代化之后有后现代化，从而有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哲学之说，那么在民主政治之后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共和政治。从18世纪至20世纪，世界的政治大走势是民主政治；从21世纪开始，世界的政治大走势将是共和政治。
资本主义民主是在阶级对立和政党竞争的基础上形成的，本身是一种冲突政治的结果。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存在阶级对立，全体人民与各个政党有共同的目标，民众与政府，中央与地方，各个民族和各个集团根本利益一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是合作政治，同以冲突、竞争为基本特征的议会民主有本质的不同，称作共和政治、共和民主制可谓名正言顺。在当代中国，共和政治是经济基础、中华文化、时代潮流三个坐标的交汇点，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我们由此得出一个无可动摇的结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共和政治、共和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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