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民主财政与经济危机———个公共经济学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危机论文,视角论文,经济学论文,公共财政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6；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3—0065—09
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关于政府职能与监管问题的讨论再次成了经济学的热门话题。然而，在对危机原因的分析中，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却都是从宏观经济理论的层面进行反思的，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对政策制定过程与程序进行的检讨却鲜有所闻。然而，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仅使宏观经济学成了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使公共经济活动进入了经济学家的视野，甚至使很多学者认识到人类在经济活动方面的非交易型合作与由政府进行的集体性干预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理性选择。①正是由于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公共经济或集体经济的存在是一种比市场经济更为普遍的现象，②因此财政学才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
然而，由于对政府本身的结构、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民主决策程序及其演变的研究很少进入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视野，因此在宏观经济学蓬勃发展的同时，把公共经济活动纳入到主流经济学分析体系中去的努力却一直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以至于财政学家始终无法把公共经济学体系建立在自私的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之上。于是，正如布坎南所表明的那样，财政学既无法在主流经济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无法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研究范式。③因此尽管学者们都已认识到国家政府角色的不可或缺，④但究竟什么样的国家结构或政府体制才能缓解经济危机的爆发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以至于在金融理论蓬勃发展之时，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却长期处于低迷的徘徊不前状态。
本文沿着发达国家财政体制变迁的历史轨迹，以公共产品需求结构的变迁对国家结构及财政体制的影响为主线，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对财政体制的演变、不同体制的追求目标及其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进行探讨，并试图用公共经济理论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反复发生的经济危机给出一个全新的解释，从而为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尽一份微薄之力，为未来中国公共财政体制的选择提供一点帮助。
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作为对市场经济危机的反应，很多学者就已经注意到非市场经济行为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并强调非交易型合作是人类经济行为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理性选择，⑤甚至认为集体经济的存在是一种比市场经济更为普遍的现象⑥。并且，正是由于认识到公共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并提出了适当的公共经济政策，凯恩斯革命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希克斯更是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体系不仅不是唯一的，而且也不是最早的经济体系，因此以收入最大化为基本行为目标的市场经济模型并不能解释所有的人类经济史现象。⑦他强调，作为非市场经济体制的典型，习俗经济与指令经济都曾在人类早期发挥过重大作用，并使专制主义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制度变迁，特别是他强调中国的官僚体制标志着古代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当然，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对公共经济体制演变的过程进行了持续的关注。⑧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公共经济制度的社会组织方式曾经决定着文明演进的方向，并提供了经济效率改进的主要来源。而布罗代尔更是对文明的公共经济特征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⑨米勒在批评亨廷顿过于狭窄的文明内涵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⑩。因此，尽管对公共经济制度的讨论长期隐含于哲学与政治学之中，但许多学者都承认，公共经济活动的出现远早于私人经济活动。(11)换句话说，以改进私人经济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从传统的公共经济体系中演化出来的，因此，对追赶型转型经济体来说，理解这个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公共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就是至关重要的。同样，对关心欠发达地区转型与发展的学者来说，不仅关注诺斯所强调的制度变迁目标——市场产权制度是重要的，而且关注这个制度变迁过程——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能够在一个公共经济体系中被供给出来更为重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缓慢与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步履蹒跚很可能与这个制度变迁动力源泉的模糊有关。
然而，研究公共经济活动规律的公共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一直没有出现，于是市场经济制度是如何从非市场的经济体系中产生、现代文明扩展如何获得发展的动力等问题就一直无法得到合理的经济学解释。(12)由于公共经济制度变迁理论的缺乏，关注公共经济活动的财政学与制度经济学既无法在主流经济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无法用自己独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来解释现实。于是，作为经济学分支的财政学不得不把自己关于国家经济活动的解释建立在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基础之上，(13)关注制度变迁过程的制度经济学家不得不把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制度更迭或者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14)从而使财政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分道扬镳。
幸运的是，康芒斯从集体经济的角度对市场制度起源的研究在奥尔森与爱泼斯坦的研究中出现了回归。(15)不仅康芒斯从主权的角度对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得到了拓展，而且康芒斯对公共经济制度的分析、对集体行动内在逻辑的分析以及对国家主权作用及结构的分析，(16)也在一个新的制度经济学与公共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得到了复兴。在这些研究的影响下，已经有人尝试着用公共经济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现代工业文明的诞生，(17)而本文则正是这些努力的一个扩展。
一、近代经济革命的公共财政本质
关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近代经济革命的本质，迄今为止的研究大体上分为两类：传统的主流观点在古典学者的基础上，强调近代经济革命的资本积累特征与技术革命特征，并将之抽象为日益缜密的经济增长函数与经济发展模型(工业化模型)；而以新制度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则日益强调近代经济革命的市场经济制度特征，并将市场制度的变迁与完善视为近代经济革命爆发的关键(市场化模型)。
然而传统的资本技术决定论的工业化模型，既无法解释人类历史上长期的技术停滞，也无法解释技术并不落后的法国何以在近代经济革命(工业化)的初期便被隔海相望的英国远远地抛在身后。(18)市场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模型，虽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但它却既无法解释以议会为基础的威尼斯共和国、荷兰共和国曾经的商业繁荣的失败，(19)也无法解释市场制度本身的变迁，(20)更无法解释华盛顿共识的破产与南美市场经济的停滞。因此，首先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近代经济革命与发展的本质进行探讨是非常必要的。
事实上，在讨论人类社会的发展时，历史学家一直是用国家的诞生来定义人类文明的第一次经济性、革命性变迁(诺斯的农业革命)的。尽管对近代产业革命的经济发展性质仍然有所争论，但已经有不少人认识到这次革命的本质实际上也是国家结构的变迁，甚至有人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以英美为代表的近代经济革命的本质正是财政体制的创新。(21)他们强调，英美经济在近代竞争中的胜利，既不是工业技术优势的结果，也不是市场经济发展成功的必然，而仅仅是国家军事实力在战争中取胜的产物，(22)因此，所谓近代经济革命的成功其实是体现在宪政结构中的公共财政体制的成功。
确实，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产业革命的财政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革命的本质，认识到西方世界的兴起绝不仅仅是市场经济与自由竞争的产物，(23)而是以英国宪政议会为标志的公共财政制度最终确立的结果。换句话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工业文明的基础是英国17世纪开始的预算革命及其建立的公共财政体制，而不是表现为蒸汽机的机器大工业。因此，所谓的现代化转型既不是技术变迁，也不是市场制度的变迁，而是财政制度的变迁。东方文明在近代与西方文明进行对比与“争辩”中的相对劣势，(24)本质上也只是表现为战争能力的公共经济效率的劣势，而不是工业技术与市场交易方面的劣势。正如市场机制带来的讨价还价导致了效率的提高与经济的增长一样，纳税人与政府的讨价还价带来了公共经济效率的提高，英国预算革命的意义正在于此。
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英国的预算革命带来的公共财政体制是导致英国近代经济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特别是英国不同于荷兰从而能在商业繁荣衰落之前实现产业转移、并成为全球霸主的最为根本的制度性原因。(26)然而，为什么公共财政体制的变迁只是在英国才获得了成功?为什么不仅东方的四大文明古国没能率先实现公共财政体制的变迁，而且希腊、罗马文明的直接继承者意大利与法国也没能率先实现现代文明的成功?
经济学最基本的供求规律为我们提供了部分答案。供求规律强调，需求决定供给，需求结构的变化决定着供给结构的变迁。财政制度的变迁与发展同样如此。近代英国的财政制度变迁正是公共产品需求结构发展变化的结果，是地理环境与地缘政治导致的公共产品需求结构的变迁决定了英国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
当然，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早就存在了，更有效地满足这种公共需求也一直是人类尝试不同社会管理模式的目的。但只是到了近代，荷兰人、英国人将市场上购买私人产品的经验借鉴到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来，(27)作为一种落后的原始部落传统的遗留，古老的军事民主议会制度，才发展成为公共财政这种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与类似于市场的讨价还价决策机制。于是市场经济才因财政制度的变迁而得到迅猛而又持续的发展，并使以产业革命为标志的近代经济的发展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然而，为何荷兰的尝试没有成功、而英国的尝试却能独辟蹊径呢?因为财政制度变迁的成功与否不仅仅在于制度本身的好坏，(28)更重要的还在于地缘政治结构带来的公共产品需求结构的性质。
自从人类有了文明以来，种群生存始终是最为重要的公共产品需求，甚至是唯一的公共产品需求。正是这种单一的公共产品需求结构，导致了四大文明古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集权专制与官僚体制相结合的帝国财政体制。因为在不需要显示需求偏好的生存经济体系中，专制政体的执行效率在财政体制竞争中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从而使专制政体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29)虽然一直不太成功，但欧洲大陆上的各个民族却并没有置身于这个专制化发展的大趋势之外，从古老的罗马帝国，到中世纪的卡洛琳帝国与查理曼大帝，再到拿破仑皇帝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所有的这些体制尝试都是为了专制帝国这个唯一的目标，而欧洲早期的学者在理论的探索中也从未放弃对专制君主制的证明与推崇。只是由于社会学家曼所强调的社会囚笼的缺乏，(30)才使得欧洲大陆的努力一直没能成功而已。
真正的例外只有偏于一隅、远离大陆的英国。由于岛国地缘政治的性质使然，早在11世纪就建立起来的为国防公共品服务的专制君主体制随着需求的衰微而日益衰落，传统的军事民主议会与宪政制度却逐渐占了上风。再加上和日益萎缩的国防公共产品相比，为市场经济服务的贸易保护主义诉求逐渐成了英国公共产品需求的主要内容。这样一种公共产品的需求结构的变迁，抑制了君主专制与官僚集权体制的发展，保留并发展了传统的宪政体制，从而为公共产品的交易提供了有效的供求沟通机制，为公共财政制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以传统的宪政机制为基础，新的公共财政预算体制很快显示了它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正是在这个高效的公共财政体制的保护下，英国的市场经济才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并最终引发了表现为技术进步的产业革命。
然而，英国产业革命过程中的财政体制是典型的公共财政体制，是典型的大纳税人决策体制，而不是人人都能参与决策的民主政体。对此，慕尼黑大学的Claude Hillinger曾正确地强调，公共财政的本质是宪政，而不是民主，(31)早期的公共财政正是由于遵循了大纳税人投票权的原则，发达国家才获得了近代经济革命的成功。因此，他强调，不是民主财政，而是宪政预算促进了英美近代产业革命的成功。换句话说，英国的产业革命与近代经济发展完全是在它的非民主政治阶段获得成功的。那么，发达国家的当代民主财政又是如何产生并流行的呢?
二、现代民主浪潮的生存财政本质
现代国家对民主体制的推崇与强调同样有着深刻的公共产品需求结构的基础。沿着公共产品的需求结构决定着公共产品的决策体制的主线，我们可以很容易从公共产品需求结构变迁的轨迹中找到公共财政民主化转向的经济合理性。
确实，在英美两国近代产业革命的过程中，由于不可讨价还价的国防需求渐渐退出，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包括海外殖民地与海洋安全)逐渐构成了公共产品需求结构的主要内容，因此财政体制采取典型的大纳税人参与决策的宪政机制(公共财政)或者叫“付费消费者主权机制”就成为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必然。在这个公共产品的交易过程中，所谓的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主要是指作为公共产品付费购买人的大纳税人决策机制。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由于符合了经济交易原则而提高了公共经济的效率，从而确保了英国在公共经济竞争中取胜，并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产业革命的成功。很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产权保护原则与有偿交换原则相结合的机制，即纳税的人才拥有公共产品的产权，才能参与公共产品的决策。虽然因为技术的原因，公共产品的产权并不能清楚地得到界定，但没有出钱的人没有产权却是很清楚的。这种对产权给予无条件保护的原则构成了英美市场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
然而，这种能确保近代经济革命爆发的宪政原则与公共财政体制很显然无法满足所有公民、甚至是大多数公民的生存公共品需求。它在英国和美国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带来的国防需求萎缩与生存威胁减少。不过，国防需求的萎缩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生存威胁都会消失，特别是对广大的下层人民来说，除了外部入侵带来的生命威胁之外，生存资料的匮乏同样是重要的生存威胁之一。只是在前现代社会中，由于自然资源的公共产权与教会产权等非正式公共经济制度的存在，为穷人提供生存保障的功能一直未能在正式的公共经济制度——政府的结构中得到体现；而诞生于市场经济竞争之中的现代国家政府又长期把提升国际竞争力视为自己主要的职能，从而忽视了弱势群体的生存公共品供给问题。于是，在产业革命的过程中，所有这些非正式的生存公共品供给机制都无法抵御正式的公共经济制度支持下的圈地运动与西部开发运动的进攻，从而先后失去了弱势群体生存保障的作用；正式的公共经济制度——新的公共财政决策机制却又没能及时注意到那些没有资格参与决策的穷人的生存公共品供给问题。因此，尽管圈地运动确实因为它界定了土地产权而使得产权保护的市场经济条件更加完善，但它也确实破坏了穷人生存公共品的传统供给机制。
总之，作为一种经济激励制度的安排，以自然资源产权界定为肇始的产权制度确实带来了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与市场经济的繁荣。但这样一种化公共经济为私人经济的制度性变革同时也摧毁了作为穷人最为重要的生存保障公共品供给的物质基础，从而产生了向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矛盾与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利益冲突。很显然，这些矛盾与冲突并不是市场经济体制本身运转中的问题，而是作为市场经济前提的公共财政体制制度变迁的自然结果。但由于新兴的公共财政体制不仅忽视了弱势群体的生存公共品的供给问题，而且在这个新型的公共财政体制中没有给这些穷人以显示偏好与参与决策的机会。因此，面临生存威胁的弱势群体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来反对这个有效的正式制度就成为一种生存经济的必然。于是，以穷人的生存公共品需求满足为目标的社会主义运动与社会民主运动就成为一场愈演愈烈的群众运动，并最终威胁到了近代经济发展的基础——公共财政体制与宪政预算机制。
18世纪以来，很多学者都认识到了穷人生存条件恶化的事实，也注意到了弱势群体反复抗争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甚至已经注意到私人产权制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但很少有学者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来讨论合法的产权制度变迁过程的合理性。相反，部分资本主义的辩护者甚至把穷人的生存问题归结为生性懒惰的工人的不工作。于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简单地恢复公共产权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部分内心愧疚的资本主义思想家则一方面试图通过收入再分配来改善穷人的生存条件，缓解穷人生存公共产品被忽视的问题；另一方面则试图在确保现存秩序的条件下逐步放宽参与公共经济决策的条件。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作为对这个以宪政为基础的大纳税人决策的公共财政体制的一种矫枉过正，公共产品决策的权力逐步通过民主运动的方式转移到了作为社会大多数的非纳税人或小纳税人的民众手中。于是发达国家的政府不仅先后接管了弱势群体的生存保障公共品的供给问题，而且使民主政治体制作为确保生存公共产品供给的最后保障机制而逐步被上层富人社会所广为接受。
确实，民主政治运动实际上是一个试图在原有的体制内解决这个穷人的生存公共品偏好显示、决策与供给问题的中庸式尝试。当然，作为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及对穷人生存公共品需求的一个反应，社会保障与充分就业就几乎成了罗斯福新政之后各个发达国家政府的主要任务。正因为如此，顺应了这个潮流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才受到了普遍的欢迎。然而，不理解民主政治运动发展背后的这些公共经济原因，大多数的财政学家都试图用政治学与社会学来解释公共财政民主化潮流的合理性，用福利经济学的集体主义来解释收入再分配的合理性，从而使对民主政治与收入分配公平的误解越来越深，以至于收入再分配的合理边界长期得不到说明，民主财政的无限扩张导致的经济危机长期得不到解释。
尽管发达国家的精英们普遍接受了民主决策的财政机制，但由于这两类公共产品(穷人生存保障与市场发展条件)需求之间的矛盾，分别有利于两类公共产品供给的民主政治与宪政体制不仅不能总是一致的，而且实际上经常是相互矛盾的。(32)因此，强调宪政产权与经济发展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才会再次获得发达国家社会精英们的普遍认可，并在20世纪末期导致了一场席卷全球的轰轰烈烈的私有化运动。财政学家布坎南长期致力于和凯恩斯主义者马斯格雷夫的争论，(33)正是这些经济学思潮在财政学领域中的折射，是财政学家力图消除民主运动对公共财政制度不利影响的尝试。但由于一个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个冲突及其带来的经济危机进行解释的理论一直没有出现，因此财政体制中的民主与宪政的冲突就一直得不到解决，经济危机不得不在金融政策的反复摇摆中一再重复过去的教训，盲目模仿与引进民主宪政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才不得不在国家权威消失的过程中陷入内部秩序的混乱。
三、经济危机的民主渊源与民主扩张的冷战背景
作为对市场机制与民主政治盲目崇拜的结果，几乎所有的主流学者都既不愿承认发生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危机，更不愿相信经济危机会是早已被奉为神圣的民主制度的产物。相反，大多数学者都宁愿相信，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只是一种人为的、暂时的政策失误与心理波动，而不是一种体制的必然。然而，面对危机反复出现的事实，这样一种表面的策略型解释很难令那些惯于追根求源的学者们信服。
事实上，由于民主政治体制的广泛传播，在发达国家的财政预算过程中，那些几乎不必承担成本负担的大众决策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赞成(34)大规模的社会福利计划与收入再分配计划，从而使得以产权保护为基础的公共财政体制逐渐滑向了自己的反面：合法的税收与财政制度逐渐否定了私人产权的神圣性，关注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逐渐演变为关注分配的民主财政。
正是这个新的民主财政体制严重阻碍了现代经济的发展，并导致了反复发作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因为以富人的财富为再分配对象的社会福利计划削弱了生产创新的积极性，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逐渐落后于生产增长的速度，新增的可支配收入无法在市场上找到新产品的供给，缺乏创新的旧产品虽然源源不断地被送到市场上却并不能找到购买者，于是供过于求就开始出现了，结构矛盾逐渐累积为总量危机。同时，完全按照抽象的政治民主原则来决策公共产品的制度虽然很容易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但非付费者对无代价公共产品的无限需求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布坎南所称的“民主的赤字”的泛滥(35)，以及对市场经济发展条件投资的忽视，并彻底摧毁市场经济发展的交易基础，从而使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的陷阱。于是，早已变成了现代宗教的民主政治(36)难免遭遇现实中的尴尬：失去效率的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开始出现停滞，没能实现效率提升的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出现反复与逆转，缺乏信用与交易基础的政府行为扰乱了市场机制的信号并导致经济危机的反复发作。
虽然布坎南没能完全理解这个公共产品民主决策机制的缺陷，也无法从理论上反驳民主决策多数原则的合理性，但布坎南本能地意识到了民主机制可能存在的缺陷，因此他不仅反复表达了自己对民主的厌恶，而且还试图用传统的宪政体制来取代风光无限的民主。同样，戈登对民主财政决策带来的无效的分析也是非常精辟的。他曾指出：“一般来说，存在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即国家(控制)的领域应当减少，但在具体问题上，公众永远要求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政府行为。”(37)因此，“立宪民主制的人民愿意接受国家在他们的生活中的这种巨大作用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38)因为不管政治哲学家怎么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国家就是一个功利主义的工具，即“把国家解释成一种实用性的设计，人们能够通过这种手段满足他们对于‘集体性物品’的世俗需要”。(39)如果在决策过程中可以不考虑成本，或者说自己不用支付成本，那么，政府规模的膨胀与世俗需要的扩张就是不可避免的。
确实，不用承担经济责任(负担或成本)的民主政治对公共产品交易关系的干预正是1920—1930年代经济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受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影响上台的各国工党或工会影响下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在缺乏付费人同意的前提下，依赖民主政治的选举机制与决策机制的支持，纷纷推出了非付费决策人偏好的公共产品或社会福利政策，改进了广大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提高了静态的社会福利总水平。然而，所有这些福利项目都不可能是天上掉下的馅饼，福利项目的维持是需要税收收入来支撑的，而能够用于福利项目的转移性收入却往往并不是来自于投票支持这些福利项目的非纳税人或小纳税人；(40)真正的转移收入只能来自并不赞成这些转移支付福利项目的富人或大纳税人。于是，支付了大多数税收的这些更为优秀的劳动者与投资者，一方面受到转移支付财政政策的打击，另一方面又受制于提供市场经济发展条件的财政支出项目减少的约束，其经营投资的积极性必然降低。再加上对大多数低收入劳动者来说，与更为艰苦的工作努力相竞争的是丰厚的失业社会福利的负激励，其结果自然只能是参与劳动的人数进一步萎缩，劳动力成本进一步提高，最后导致更多的人需要救济，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并形成恶性循环的经济萧条。
然而，由于公共经济理论的缺乏，不仅民主财政体制的经济缺陷长期得不到认识，用经济学工具来分析民主体制的研究也鲜有所闻；相反，借用政治理论来讨论本属于经济范畴的公共财政却成了一个普遍现象，并在福利经济学与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体系中发挥到极致，从而使民主成为一个具有积极的经济意义的概念，长期活跃于公共经济学与公共政策分析领域。以至于许多学者在公共产品偏好显示机制或预算机制的设计上过于强调民主政治的特征，把公共财政等同于民主财政。(41)其实，早期英国纳税人对政府主权的约束与制约的宪政机制与当代人们普遍追求的大众民主体制实际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用民主财政来概括公共财政的本质特征，(42)从根本上误解了公共财政所要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很多学者对民主财政的推崇，其实只是民主与宪政概念混淆的结果，他们对民主财政的主张，其实是在强调以纳税人主权为基础的宪政预算制度。因为他们一方面认为“公共财政的实质是民主财政”，另一方面却又强调“公共财政的实质是纳税人主权基础上的宪政预算”。(43)
简单地把公共财政等同于民主财政，不仅完全误解了公共财政的性质，而且混淆了民主与宪政的经济含义。对此，政治史学家戈登教授的分析是一语中的的。戈登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专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不仅民主与宪政并不一致，而且民主与立宪是完全对立的。(44)首先，由于富人一般来讲往往是通过市场机制获得了更多的收入，而在私有产权受保护的宪政制度中，这些合理的收入是不能通过财政体制来进行再分配的。公共财政只是这些富人购买公共产品的一种机制。因此，产权制度的必然推论只能是公共财政应由付费的有效需求者来决策，这是宪政体制的经济理论基础。这样一种以宪政为基础的公共财政制度的意义当然在于保护公共产品购买过程中少数富人产权利益与决策权。
相反，对穷人、弱势群体，特别是失业者来说，虽然市场经济的交易过程是公平合理的，但市场经济却并不能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存保障，因此无论市场机制如何完善都不可能解决这个弱势群体的生存保障问题。事实上，当我们把视野扩展到私人产权的产生过程中时，就会发现在产权界定阶段，正是公共财政制度或富人、贵族决策的议会机制通过产权私有化法案把弱势群体生存依赖的自然资源给瓜分掉了，因此曾经依赖共有资源生存的穷人的生存公共产品的供给才出现了问题。换句话说，正是奠定了市场经济发展基础的产权制度的产生过程摧毁了传统的弱势群体的生存保障。但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利益又使人们不忍心废除这些颇为有效的产权保护机制，于是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的现代财政决策机制就开始了修正公共财政体制的尝试。并且这样一种尝试很快在许多地区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从而使得社会民主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一种普遍的潮流。然而，这样一种方案实际上却意味着对私人产权的部分侵犯，这种侵犯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完全背道而驰的。这样一种方案不仅遭到了富人们的坚决反对，而且削弱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引发了经济发展的停滞。
然而，由于产权制度产生背景中的非合理性因素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民主决策机制所推崇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的经济合理性就建立在自然资源产权界定本身合理性不足的基础之上。因此尽管缺乏公共经济学道理与公共产品交易基础，但民主财政仍然获得了众多学者与普通大众的青睐。不过，这样一种民主财政机制很显然是以富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是与保护私人财产的宪政结构与坚持公平交易的公共财政原则背道而驰的。不幸的是，这样一种民主浪潮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几次革命运动及建国尝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使得作为现代文明基础的最为有效的国家基础的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一直未能取得太大的进展。
总之，在财政制度领域中，宪政就意味着公共财政，即付费者决策公共品的购买事宜；而民主则意味着民主财政，即弱势群体决策收入再分配政策。很显然，不仅宪政与民主的决策的合理性、基础与机制完全不同，而且两者追求的公共产品也完全不同。并且不仅这两类公共品的供给必然构成直接的相互竞争关系，而且弱势群体的生存公共品需求的满足正是直接建立在对富人产权或利益的侵犯的基础之上。因此，立宪与民主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很多学者的理论分析中，“立宪主义”“这种政治制度(却)被普遍地称作‘民主’”，(45)并在这种误称中逐渐被人们所忘却，以至于能够促进近代经济发展的体制渐渐消失了，主要关注穷人生存保障品供给的民主决策机制逐渐成了发达国家财政体制的核心与主流。这样一种体制的异化不仅阻碍了发达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进程，而且严重误导了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与政策选择。
当然，这些盲目鼓吹民主政治的经济学家与试图退回政治学领域的财政学者对民主的推崇不仅是民主与宪政相混淆的结果，而且是上世纪中期以来长期对希腊、罗马古典“民主体制”误称、误解，(46)以及对英美现代民主体制盲目崇拜的意识形态对立的产物。很多近代学者，在引用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时，总是理所当然地把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在英美等国建立的政治制度与财政制度称之为民主制度，并与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政治传统相联系。但这样一种类比不仅是与历史事实完全相悖的，而且也是与西方的学术思想史事实完全冲突的。
事实上，在20世纪以前，很少有严肃的西方学者赞美民主，并把英美的成功归功于它们的民主政体。相反，在“18世纪中叶以前，‘民主’是一个具有否定意义的术语，并且人们通常引用古代雅典的实例来说明民主的缺陷”(47)。因此，波拉尼强调“在英国内外，从麦考利到米塞斯，从斯宾塞到萨姆纳，没有一个好斗的自由主义者不这样表达他的信念：大众民主对资本主义是种危险”。(48)在英国，很少有人把自己的宪政体制与古希腊的民主政体相联系，只是到了战后，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对立与冷战的产物，民主财政才与民主政治一起成为了现代工业文明与公共财政的误称。此外，今天人们理解的人人都参与的民主与希腊哲学家描述的民主同样是有明显差别的。因为希腊时期的公民就像中国春秋时期的百姓一样是一个贵族全体的总称。换句话说，即使在古希腊的雅典也只有不生产的有闲阶级才有权力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因此所谓的希腊民主其实只是少数人统治的宪政制度。只是由于经济学家对公共品消费者与付费者的混淆，才使民主政治与民主财政成为了一种有“经济学”基础的信仰，而这种信仰由于契合了美国战后的战略需要而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并随着美国的胜利而迅速传遍全球。
总之，成功的发达国家并不是因为建立了民主的政治或财政体制才获得了成功；相反，他们的经济发展成功恰恰是因为他们通过把整个公共产品的决策权交给了少数的富人或市场制度条件的需求者才得以实现的。当然，这样的体制必然会忽视，甚至是损害传统的弱势群体生存保障机制，于是作为一种矫枉过正的措施，民主政治体制与多数决策原则就成为一个普遍的尝试。但民主的财政体制使经济增长的动力受到了影响，使勤奋的劳动者与富人的积极性受到了抑制，于是，经济危机的反复出现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民主与衰退相伴就成为帕累多早就预测到的一种政治经济学逻辑。(49)
注释：
①几乎同时发表的科斯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与凯恩斯的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就是该认识的主要产物。
②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康芒斯才开始关注集体经济行为与经济制度内涵，见《制度经济学》与《集体行为经济学》。
③布坎南曾经进行了尝试，但其努力并未获得成功。
④Acemoglu，Daron，James A.Robinson，“Persistence of Power， Elites,and Institutio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8(2008)； Acemoglu， Daro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Weak and Strong State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52(2005).
⑤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两篇经典文献的出现：《企业的性质》与《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⑥Commons，John R.，A Sociological View of Sovereignty，New York：Augustus M.Kelley Publishers，1967，57.
⑦[英]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24页.
⑧参见[德]罗曼·赫尔佐克著，赵蓉恒译：《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赵林：《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
⑨[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肖昶等译：《文明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54页。
⑩[德]哈拉尔德·米勒著，郦红、那滨译：《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33—35页。
(11)[德]罗曼·赫尔佐克著，赵蓉恒译：《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34页。
(12)鉴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民主化改革失败的教训，中国的政治精英比较容易接受以经济利益推动或拉动的制度变迁战略。因此，对中国的现代化改革与体制转型来说，政治制度变迁与公共财政制度变迁的经济学解释就更为重要。
(13)参见刘清亮：《民主财政——我国公共财政改革的内在动力》，《财政研究》，2008年第1期；冯俏彬：《私人产权与公共财政》，中国财经出版社，2005年。
(14)[美]诺斯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1—64页。
(15)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与爱泼斯坦(《自由与增长》，商务印书馆，2011年)分别研究了集体经济与国家经济的规律。
(16)见康芒斯的代表性著作：《制度经济学》与《集体行为经济学》。
(17)宋丙涛：《财政制度变迁与现代经济发展》，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18)Crafts， N.F.R.，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nd France：Some Thoughts on the Question ‘Why was England First?’”Economic History Riview.New Series，30(1977).
(19)Mokyr，J.,“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Netherlands： Why Did It not Happen?”，De Economist，148(2000).
(20)[美]爱泼斯坦著，宋丙涛译：《自由与增长》，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9页。
(21)[美]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9-120页；[美]斯科特·戈登著，应奇译：《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3-295页。
(22)(29)Deng，Kent，“State-building，the Original Push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Modern China，1840—1950”，Working Paper，2009。
(23)宋丙涛：《财政制度变迁与现代经济发展》，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24)[美]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9—120页；[美]爱泼斯坦著，宋丙涛译：《自由与增长》，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129页。
(25)[德]哈拉尔德·米勒著，郦红、那滨译：《文明的共有——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36页。
(26)参见宋丙涛：《财政制度变迁与现代经济发展》，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张馨：《公共财政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27)然而，荷兰人却因完全照搬股份公司的做法使公共产品的外部性与搭便车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在与英国人的竞争中落败。
(28)与新制度学派近来强调的认知主导论(North，Douglass，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不同，我们认为即使知道什么是好的制度，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变迁条件或合作博弈均衡条件，也不能保证制度变迁的成功。
(30)Mann，Michael，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Volume I，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176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74—80.
(31)参见布坎南与马斯格雷夫慕尼黑论战中Claude Hillinger的提问(J.M.Buchanan，R.A.Musgrave，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Choice：Two Contrasting Visions of the State，Cambridge：MIT Press，1999)。
(32)[美]斯科特·戈登著，应奇译：《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8—299页。
(33)J.M.Buchanan，R.A.Musgrave，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Choice： Two Contrasting Visions of the State， Cambridge： MIT Press，1999.
(34)这些人民大众的表现是符合经济学基本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
(35)[美]布坎南.瓦格纳著，刘廷安、罗光译：《赤字中的民主》，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
(36)Vilfredo Pareto，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Augustus M.Kelley Publishers，1971，41.
(37)(38)(39)[美]斯科特·戈登著，应奇译：《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40)近年来在发达国家进行的多项实证研究都表明，收入水平或富裕程度会严重影响人们对再分配性税收制度的态度，大多数低收入人群支持税收再分配，而高收入人群则相反。参见Alesina，Alberto，Eliana La Ferrera，"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in the Land of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2005)； Reed-Arthurs，Rebbecca，Steven M.Sheffrin，"Understanding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s Redistribution through，Taxation"， SER conference，Singapore,2009.
(41)参加刘清亮：《民主财政——我国公共财政改革的内在动力》，《财政研究》，2008年,第1期；井明：《民主财政——公共财政本质的深层思考》，《财政研究》，2003年,第1期。
(42)参见刘清亮：《民主财政——我国公共财政改革的内在动力》，《财政研究》，2008年,第1期；井明：《民主财政——公共财政本质的深层思考》，《财政研究》，2003年,第1期；冯俏彬：《私人产权与公共财政》，中国财经出版社，2005年，第5页。
(43)冯俏彬：《私人产权与公共财政》，中国财经出版社，2005年，第5、36—39页。
(44)[美]斯科特·戈登著，应奇译：《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38页。
(45)[美]斯科特·戈登著，应奇译：《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8—299页。
(46)[美]斯科特·戈登著，应奇译：《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39页。
(47)[美]斯科特·戈登著，应奇译：《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6—107页。
(48)[美]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0—192页。
(49)Vilfredo Pareto，The Transformation of Democracy，New Jersey：New Brunswick，1971，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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