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拉尔河作证——评长谷川四郎短篇小说《张德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拉尔论文,短篇小说论文,长谷论文,川四郎论文,张德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于中国东北文学与日本文学关系研究的大前提，对日本文学中关于以中国东北（主要指伪满洲国）为题材的作品予以界定，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1.日本作家以不同身份在中国东北生活期间所著述的文学作品；2.日本作家以各种理由来中国东北短暂滞留期间撰写的作品；3.日本作家在归国后，基于在中国东北的经历或体验，所著以中国东北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在后一类作品中，较早问世、且具有一定影响者，首推长谷川四郎的《张德义》。
短篇小说《张德义》发表于1952年第8期的《近代文学》， 后收入作品集《鹤》。小说根据作者的切身经历，以日伪统治下的中国华北、东北社会为背景，描述了倍受日本侵略者奴役、残害的中国淳朴农民张德义的悲惨命运，从一个侧面表达了作者对日本军阀的不满与对主人公的同情。时至今日，它仍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给读者以历史的启示。
一、旧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主人公张德义是一个憨厚正直的山东穷苦农民。他作人的信条是光明正大，善待他人；他最大的奢望就是让老婆孩儿吃饱饭。在家乡，他祖辈为一同姓的地主作长工。在炎炎夏日，他汲张家井中的水，浇张家的地；到了繁忙的秋天，他收张家的稻谷，装张家的麻袋，赶张家的马车，送入张家粮仓。他自己却一无所有。一年冬天，他埋葬了母亲，告别妻儿，为养家糊口而不得不来到北京谋生。
身无分文的张德义在北京拉起了人力车。“多年来，走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那街巷，对他来说，宛如一条印满他的足迹的永无尽头的人生路。”（注：〔日〕《长谷川四郎全集》第二卷，晶文社1976年版，第13页。以下引文除另有注释外均译自该书）一天，他拉一名日本军官到军人会馆，军官下车后不但分文不给，反而拔刀劈碎了人力车。辛苦攒下的一点钱，不得不给车主作为赔偿金。
此后，张德义受“满洲劳务会”的蒙骗，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又乘马车沿着曲折的山路走了很久，在东北的深山里当上一名伐木工。然而“尽管他伐倒了一棵又一棵树，但也没有积攒下来钱。因为不曾填饱他饥肠的高梁米饭，已经大体先吞食了他应得的工钱。”
张德义狠下决心，逃离林场，翻越兴安岭，到达加拉尔煤矿，钻进深深的矿井，推起沉重的煤车。“加拉尔矿井颇似有人进无人出的妖魔洞穴，里面的怪物尽管说不上吃掉进入井内的矿工，但人们一旦进到里面，就难以生还。”再能吃苦耐劳的张德义也无法再继续忍受下去，趁一次井下事故，他拼命挣扎，终于爬上地面，逃出魔窟，他要回家，要回到妻儿身边。他顽强地向着自己认定的北京方向、家乡方向、哪怕中间隔着广漠的平原和高高的兴安岭山脉，也不屈不挠地走下去。
然而，当他路经日军在海拉尔河上架起的一座大桥时，误入了日本人设置的禁区。他被日军逮捕了，经受一番严刑拷打，被囚禁在哨所做杂工。从夏到秋，在草地割草；从冬到春，为警备中队打鱼，还有砍材、汲水、清扫……士兵换了一批又一批，固定不变的是一匹蒙古马和张德义。他的报酬依然是一碗高梁米饭和一条小鱼。1945年8 月的一天张德义突然从这个昼夜有哨兵把守的哨所消失踪影。接着，是苏联红军的逼近，守备队的逃亡。最后是苏军战士发现了挂在桥墩上、已然溺死的张德义的尸体。
“真实性是艺术生命的基础和前提”（注：王向峰：《文艺学新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也是衡量艺术价值的标尺和准则。庄子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艺术作品唯有真实才让人折服，才让人动情。失去真实性艺术作品也就无艺术价值可言，更不具永远艺术魅力。小说《张德义》基于历史，给我们以历史的真实。
张德义祖籍山东，这是儒学发祥地，也是天灾人祸横行的灾难之乡。旧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1937年11月，日军攻占济南，进而占领山东，使山东受到践踏，生灵备受涂炭。
张德义被海拉尔大桥守备队囚禁是1943年的5 月（注：王向峰：《文艺学新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当时他“四十出头”。他在北京拉人力车时，正值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北京是这一年7月28日陷落的。“当时北京城里，有很多的日本人住了进来，不少人乘人力车兜风”，因此，张德义还学会了唯一的一句日本话：“请坐车的去吧！”那个抡刀劈坏人力车的日本军官就是这个背景下的写照。
张德义逃到东北，无异于又勒紧套在自己脖颈上的绞索。“九·一八”事变后的两个月，日军的铁蹄便践踏了白山黑水。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扶持的傀儡政权——满洲国，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政治上，他们大肆镇压、屠杀东北人民，使伪满洲国成为一座恐怖的人间地狱、民族牢笼；在经济上，他们疯狂掠夺东北资源，开矿山，修铁路，建立畸型的殖民地经济。小说描写张德义进入的加拉尔矿井，其实就是包括加拉尔在内的中国东北的所有工矿企业，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被操纵与掠夺，中国矿工受奴役的缩影。1932年9月9日，关东军与伪满洲国签约，霸占了东北矿山与开采权；1935年，日伪统治者对东北矿业实行统治，成立完全由日本出资和日本人员控制的“满洲矿业开发会社”；同年，又以伪满政府名义发布《矿业法》，实行矿业垄断，为日本垄断资本在东北开发矿产提供条件。（注：王向峰：《文艺学新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从这些历史的真实中， 我们不难找到造成本想赚钱养家糊口的张德义，进入矿井后才发现“象囚犯一样被铁栏围起来”的真正罪魁祸首是谁了。
小说自始至终弥温着阴暗的气氛，觉察不到希望和光明，有时偶尔会透出一点点光亮，可转瞬之间又被重重的黑暗包围。张德义不断地更换劳动地点，不断地改变劳动角色，做农夫、车夫、伐木工、矿工、杂役夫，可仍然没有改变他被压迫的地位，没有改变他贫苦的生活。改变的仅是劳动环境越来越恶劣，生活状况越来越低下，离妻儿越来越远，承受的痛苦也越来越重。可是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承受怎样的痛苦，也丝毫不能改变贫苦交加的命运。张德义不断逃脱，却又不断地陷入一个又一个无底的深渊。小说没有给他指出一条活路，一条通向光明的新生之路，也没有能给读者引出希望。最终迎接他的是海拉尔河，海拉尔河边一个类似他母亲当年棺木形状的砂丘。然而，这已足够了，作者建立在历史真实基础上倾向性已经跃然纸上。小说的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完美结合，使《张德义》浓缩了中国农民的苦难历程，记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这，就是这篇小说得以传播不衰的生命力所在。
二、殖民的地苦役的沉痛祭文
《张德义》注重历史客观描绘，把生活本身精细地、逼真地再现出来。其引起读者关注的、激起读者热情的、打动读者心灵的，莫过于主人公张德义的艺术形象和个人命运。
张德义是中国北方农民的典型形象。他的名字是劳动与苦难的同义词。“张德义，四十出头。尽管瘦骨嶙峋，但体格健壮，全身崩满了铁条般坚实的筋。他能够经受任何劳动，没有劳动也就没有他的生活。他曾拉过车，曾扛起麻袋走上二百里地，曾伐倒大树，曾种地耕田，曾割草、挖路沟、搬运石头垒墙。他休息的时候，肌肤光滑，但一使劲儿干活，肌肉就眼见着隆起。当他把粗绳担在肩头拉拽什么沉重物件时，手便舒缓而沉重地摆，如同大钟的指针一样，显现出无言美妙的节奏。”即使是被囚禁在哨所做杂工，他挥动巨大的镰刀，割过的牧草地，无论是凹陷之处，还是隆起的地方，草茬都是一样的齐整。“高原上溢满了被割倒牧草的清香，张德义半裸的身上升腾起汗水蒸发着的热气。”
张德义十分善良。他有着浓郁的亲情。他倾注整个生命去劳动；他不畏艰险，远离家乡，走向遥远的、陌生的、危险的、甚至人迹罕处的地方。忍受着非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一次又一次逃走，又一次又一次地陷进魔窟，其目的只有一个：赚钱养家糊口，维持生计。他去北京、下关东，只是抱着一个企盼，能在过年时，攒点钱回到村里，让她母子俩也尝一尝猪肉馅的包子。“他虽然感到活太苦太累，但对劳动本身，却毫无抱怨，他最苦恼的是自己的劳动，只能养活自己一人。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俺在这儿吃饭，可俺家里人却在那边饿肚子。’他担心家里人是不是已经饿死在村头那间阴暗的房子里了。”他也曾向每一位新上任的队长祈求过：“求求您，放我回家吧”，然而依然摆脱不了囚徒、苦役的命运。他逃出矿井后，怀里揣着苞米和窝头，认准家的方向，不管千山万水，不惧艰难险阻地奔走，他逃出哨所，迎着死亡投入海拉尔河中，都是为了实现他回到世世代代生长的土地，团聚于日思夜想的亲人身边的中国传统的人伦和道德观念。
中国博爱传统滋生了“孝、悌、忠、信”的伦理道德观。尽管张德义大字不识一个，但却人如其名一样，守“德”信“义”。他与世无争，只想靠自身的力气养家糊口。他“进入陌生环境时，总是先抱着乐观的态度，因为他知道自己未做过坏事儿，他总是光明正大。尽管外部的恶意总是施与他不幸，可他凡事首先信赖外部世界，不然，怎么活下去呢？”在哨所，面对侵略者，他也抱着一颗善良的心，甚至想方设法地用柳枝编成大篓，大冬天破冰去捕狗鱼给日本军人吃，企盼他们能发一点善心，放他回家。终于，有一天，队长静静地听他祈求后，说了声“好”，并且装模作样地写了封信。张德义脸上充满了喜悦，他双手合十，倒地叩头，感激地说：“您是福神啊！仿佛这句话也有福神的力量似的念叨个没完。然而，却总也没盼来对这封信的回答，不久，那位‘福神’也调走了。
张德义身上也洋溢着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这种智慧是从劳动中获得的，是他求生的本能促成的。急中生智，恐怕就是这个道理。他逃脱了伐木场，他爬出了矿井，在面临死亡的瞬间，总是捕抓住一丝生的希望。他跋山涉水，朦胧之中敢千里迢迢徒步走向家乡，总是凭借他历经苦难而炼就的对方向的特殊辨别能力。当他被日军囚禁，断定不能生还后，就愈加毕恭毕敬地麻痹敌人，使其丧失对他的警惕性，心中策划着逃跑。从他逃跑前作者的一段描写中可以看出：“张德义早晚都要去河边打水，每次都凝视着水面。这里连日来是晴空万里，但很可能那未知的地方，即却是暴雨如注，因为河水暴涨，不时卷起黑色的漩涡。张德义试探着薅下一片草叶投进河床，只见草叶即刻被冲走消失不见了。”张德义用他的智慧，成功地躲过了哨兵的监视。然而临逃跑前，勤劳、善良的他也没忘记干干净净地清扫自己居住的马厩，摆放整齐作锅和碗用的空罐头盒。
张德义死了，是淹死在海拉尔河中。苏联红军发现了他的尸体，将他打捞上来：“腰间系条绳子，上面插把小镰刀，恐怕是用来挖掘野草根的吧！尽管枯瘦，却是经受劳动锻炼的身体。”苏军士兵默默地在砂滩上埋葬了他，堆成细长的坟，“那形状，恰如当年张德义为母亲拼制的棺木。”
张德义为了顽强地活下去，为了不屈从命运，才选择逃跑。死亡不是他的选择，溺死是他未料的意外结局。促使他身死他乡的元凶，无疑是日本侵略者。张德义溺死海拉尔河这艺术结局，突出了悲剧性主题，将这一文学形象和作者的写作意向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长谷川四郎曾经坦言：“《张德义》问世后，有人称其为我的杰作，也许如此吧。张德义是实实在在的中国苦役，我欲写他的死而创作了这篇小说。尽管今天重读起来，感到不甚满意。但是，我深知，之所以称其为杰作，是由于我从中表达了对张德义的哀悼之情”（注：王承礼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页）确实，在张德义苦难生活的描述中，充满了作者的同情， 对张德义的遇难更寄予作者深深的哀悼。作者再现张德义生死悲剧，不仅是对张德义个人的追思，同时也是对众多受难的中国苦力的追思。因为张德义的人生经历及悲剧命运具有中国苦力的共性特征。张德义不仅仅是作者熟悉的那个张德义，而是既具有张德义个性特征又兼具中国苦力共性特征的新的张德义的形象。
因此，我们说《张德义》是作者献给在日本军国主义奴役下失去生命的张德义以及所有劳工的祭文，这是毫不为过的。
作者情感的自白
文学是人的文学，总是要反映人的内心世界，并以作品传达作者的喜怒哀乐之情。这种感情色彩的浓淡首称表明作家对生活、对人物的政治态度和感情取向。作者之所以能塑造出张德义这一真实生动、丰满鲜活的艺术形象，与其在中国东北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中国生活环境影响，作者在中国的所见所感是其创作的源泉。环境之于艺术家的影响未必是决定性因素，但影响但是必然的。正如法国批评家丹纳所说：“在悲伤的时代，周围的人在精神上能给他（艺术家）哪一类的暗示呢？只有悲伤的暗示；因为所有的人心思都用在这方面。”（注：〔日〕长谷川四郎：《关于写“物”》载《国语教育》1976年6月号）
长谷川四郎于1937年3月离开东京，来到大连，入“满铁 ”工作，当年他28岁。5年后离开“满铁”，和“ 满洲协和会”调查部蒙古班。翌年任“满洲协和会”布特哈旗本部事务长，主要监视旗的日本参事和旗长，是否有违背伪满洲建国理想的言行，一时“霸道得很”。1944年3月长谷川应召入伍，驻屯于海拉尔市，后入海拉尔河大桥警备队， 再调任到满洲里的对苏监视哨所，直至1945年8月关东军溃败， 被苏联红军俘虏，押送西伯利亚服刑。这样，除两次因结婚和丧父中途短期回国外，他共在中国东北滞留了八年。1950年2月获释回到东京， 开始了笔耕生涯。在“满铁调查部”和“协和会”任职期间，他有了了解广大农民的痛苦生活的机会，亲眼目睹了在中国大地发生的一切；在警备队当兵时，他认识了张德义，熟悉其人其事。作者多年在被侵略、被奴役的中国生活，所见的大都是为生活所迫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所接触的大都是朴实善良的穷苦农民。这些素材为他创作《张德义》及一系列中国题材的作品奠定了基础。
然而，长谷川在中国东北期间无论是在“满铁”搜集情报也好，还是持枪上阵也好，都是对中国东北犯下罪过，这是用海拉尔河水也洗刷不掉的。但诚挚、善良的中国东北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彻底垮台、士兵四处逃散之间，还是凭着“以德报怨”的仁慈之心，救护了这些当年猖獗一时的逃难者。长谷川回忆说：“逃出满洲里兵营，一个人踏上咆哮奔腾的大河沿岸的小路时，发现有农民的窝棚，他们拿出高梁米饭给我吃，在兴安岭山中的采石场，一位监工模样的中国青年，送给我二三个小米面馒头。”（注：〔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当长谷川又从齐齐哈尔收容所脱逃后，他恳求一位中国人匿藏他，结果被这个中国人藏在他的印刷工厂中。（注：〔日〕长谷川四郎：《作者笔记》载《长谷川四郎文集》第二卷，第329页）以此为题材长谷川曾于1952年写下短篇小说《逃兵》。 从小说主人公西田一等兵饥饿中，藏起武器，胆战心惊地向中国农民乞食时的心态；从他接过最后一碗高梁米饭及豆角菜时，泛起的感激；从他听到给他食物的中国少年所说“不要战争”时受到的感动，已感受到作者对这场侵略战争，对中国农民博大胸怀，有了新的认识。此后在他的其他一些作品中，也多次谈及他在中国的经历和感受，坦言自己曾受恩于这块被践踏的土地，这些被侵略过的中国人民。
文学能够具有永久魅力之一是缘于它的情感因素。作家在作品中总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读者，使读者受其感染，并也体会这些感情。我们欣慰地看到，作为一个有良知、有良心的日本作家，长谷川四郎在中国东北期间的经历、蕴蓄的感情，在《张德义》中得到以迸发。
长谷川四郎在《关于写“物》一文中写道：“在《张德义》哀悼中，恐怕会听得见对军队批判的声音吧。”（注：参见《长谷川四郎全集》第二卷，第339页）对张德义的同情与赞美， 必然与对残害张德义之元凶批判与咀咒密切相连。作者对日本军队的批判，没有直白的表述，而是通过宏观地概述和细节描写而实现的。张德义悲剧的发生，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讲，在于日军在海拉尔上毁掉原来通行便利的桥，而重建了用于军事目的，且列为禁区的大桥；在于守备队野蛮地囚禁了张德义，残酷地摧残他的精神和肉体，将他逼上了绝路。
作者通过细节描述，来充实、佐证上述大背景。这里我们剖析三个日本军人形象。一个是刀劈张德义人力车的日本军官，他可笑得“又是日本刀，又是手枪，又是文件包，又是望远镜，周身上下挂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使原本大块头的他显得更加沉重”，连作者也称其是“怪物”。另一个是张德义被捕后，力主将其杀死的守备中队的副官，他“主张将逃亡的苦力就地杀死，而且最好是在他后背浇上汽油，然后点上火，活活地烧死”，凶残本性暴露无疑。再就是那个被张德义称作“福神”的队长了，他表面上答应张德义放其回家，并一本正经地写了些什么，实际上却在愚弄、戏耍张德义、一副阴险狡猾的脸孔。与这些兽类相比，再品味作者写“张德义，四十出头。尽管瘦骨嶙峋，但体格健壮……手舒缓而沉重地摆，如同大钟的指针一样，显现出无言、美妙的节奏”，作者的感情世界就更明了不过了。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苏联红军的描述。苏军在默默地埋葬了张德义后，“一时间静静地肃立。这时，命令下达，战士们钻进坦克。坦克静静地停了一会儿，十秒、二十秒、二十秒、三十秒，大约一分钟左右，然后以雄猛之气势突然发动，在隆隆轰鸣中过桥渡河而去。——向着敌人，向着应该解放的国土。”小说至此结束。显然终篇的文字确切表明，作者的立足点已经站在了解放者的一边。正视这一历史，公正地叙述这一历史，表明了当年曾被苏军炮火打得四处逃窜，并且被押往西伯利亚服刑五年的作者的觉醒和勇气。
文学作品感情色彩的浓淡，也源于作家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敏锐体察，准确的把握，深刻的发掘，以及调动各种艺术手段予以抒发。《张德义》的艺术特征表现是多方面的，但究其主线，是紧紧围绕生与死这一主题而展开的。
长谷川四郎写道：“张德义企图逃走，却溺死在河里，这一死的场面是创作的，其余全部是事实。张德义的名字也是真实的。”“张德义毫无所知，想要过桥时被捕，此后一直被囚禁，充当部队的苦役。他来自山东，确实是淳朴的中国农民。我是士兵，曾建议队长多给他点钱，但毫无作用。不久，我就调离了哨所，不再知道张德义的结局。不过，我想他毫无疑问地被杀害了。面对苏军进攻、守备队撤退时，恐怕不会释放张德义，而是绑住手脚，堵上嘴，给架走了吧！所以，我描写的是生前的张德义，小说是他的安魂曲。”（注：〔日〕长谷川四郎：《自由人漂流记》，转引自《长谷川四郎全庥》第二卷，第337 页）就是说，作者没有写张德义直接死于日本军枪口之下，而是经过艺术加工，描写他为了逃跑而不幸淹死于海拉河中。其用心良苦恐怕在于变被动为主动，突出强调张德义对亲人的眷念，对自由的追求，对生的渴望。张德义是死在奔往自由的路上、死在反抗的搏斗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德义是胜利者，他的死是悲壮的。
作者写蓝天、写阳光、写河水、写草地，写张德义不时采来野花插在日军抛弃的墨水瓶中，放在自己身边，表现他对生活的热爱。作者写北京街头巷尾张德义走过的印满他足迹的路；写他在矿井逃亡前梦见展现于眼前的一条颇似抬着母亲棺木时走过的路；写他驻守备队望着河水，心中的磁针指向一条渡过海拉尔河，穿过扎兰屯，越过北京城，奔向故乡的小村，奔向自家那间小小茅草屋的路。这是他的人生之路，是他的命运之路，是他朝思暮想的归乡之路。然而，路消失了，张德义踏上了不归之途。但苏联红军和抗日队伍给所有活着的张德义铺开了解放之路，那就是篇末雄壮的轰鸣：“向着敌人，向着应该解放的国土！”
作者以他的人性，凭着独特的审美原则以希望的指引给小说划上一个完美的终止符。
星移斗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54年了，自《张德义》问世迄今也近半个世纪。世界变了，人变了。然而不变的是那湍流不息的海拉尔河水，它呼唤着中国苦力张德义的名字！它在述说战争的抵抗者、受害者、侵略者、加害者中的觉悟者的故事。
文学艺术可以再现历史，但历史却不是凭墨彩可以任意涂改的。这，就是短篇小说《张德义》给我们的历史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