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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经济”与“通才教育”
“知识经济”的推动力是掌握了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人，这一点已被近年来出现的西方经济增长所证实。美国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许多国家，近年来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以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迅速取代传统的“工业经济”，劳动力的结构也随之出现明显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知识型人才倍受欢迎，雇佣员工最集中的产业界更是青睐“金领”族。正如美国某著名的辛辛那提机床公司主管技术的副总裁A ·施普德丁所说：“企业纵有周密的发展规划和蓝图，有最先进的设备，但如果生产现场缺乏足够的有独到能力的操作工人，企业的一切努力将是事倍功半，甚至导致公司计划的夭折”。也就是说“能说会做”的“全才”在未来的“知识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大。“知识经济”需要具有综合能力的通才，这对于教育改革是一个挑战。
在“知识经济”的社会里，学科知识将向两个方向纵深发展，其一是高度分化，当今许多重大突破都是在极“窄”的领域上取得的，如生物技术上的“克隆”技术，各种新材料的开发；其二是高度综合和集成，如软件本身就是一种知识集成的产品—既含有“软”的知识如程序需要设计，也包括“硬”的如载体需要制造。早期的自然科学，学科门类较为简单，而现代自然科学的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分支越来越多。加之，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产生了许多边缘学科。目前，学科门类已达数千门之多。1946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只由两名科学家编写，1967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则是一万名专家共同劳动的结晶，而最新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动用了几万名专家、学者进行编写。统计表明：当代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专业门类不胜枚举，单是近十年来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已达500余门之多。
然而，自然界是统一的整体，是一个多层次、多结构、多序列的完整系统。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科学技术的综合化、总体化就越来越明显，需要人们以“立体作战”的形式对自然界作综合的探索。
综合探索的趋势不仅表现在各门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还表现在新的综合性科学和横向科学的出现。综合性科学是以特定的自然界的客体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立体作战”的科学。新兴的综合性科学主要有环境科学、能源科学、生态科学、材料科学、海洋科学、空间科学等等。将这些科学引伸到人们的经济活动又产生了许多新的科学，如80年代以来出现的工业生态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工业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所有工业生产过程、产品，直到产品消费后的废物处理。它以系统的观点来设计工业体系以及工业体系和环境之间的物流和能量流，使用物理学、化学中的一些基本原理，改变过去工业生产中一次性物料投放，生产出产品和排放废弃物的思路，通过废物、零件、组分及原材料的循环、回收和再利用，从开放性的物质流体系向封闭性的物质流体系转变，从而实现物质的永续利用，减缓自然系统中熵增的过程。
横向科学主要是指老三论、新三论等科学。信息论是研究信息的计量、传送、变换、储存的科学，其范围非常广泛。如电子计算机程序是技术信息，遗传密码是生物信息，人的语言是社会信息。控制论所研究的是生命现象、人类社会、机器系统、思维和一切可能的一般结构里的调节和控制的规律。横向科学的诞生，表明在客观世界中除了具有数学所研究的空间形式和数量的关系之外，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普遍关系。人们在研究这些关系时，能够而且必须撇开各个过程的具体物质特性。这些学科产生了许多新的特有的概念和科学认识方法，为科学的统一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的途径。
综合探索的趋势又表现在技术领域之中。回顾20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三、四十年代的科学发明，到50年代物化为技术；60年代变成产品；70年代则进入了“饱和增长”的“非常时期”。1925年到1945年的重大科学发现与发明有42件，如晶体管、激光、原子能、计算机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发明和发现，50年代把这些科学成果转变为技术；60年代使之变成产品，形成社会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展。70年代的科学技术主要是向着综合和转移的途径前进。综合化的趋势，导致技术领域中的“种子”型技术的减少，“需求”型技术的增加。所谓“种子”型技术，指的是直接来源于科学发展与发明的技术，如原子能、半导体、激光等，这些技术都是立足于新的科学原理而研制成功的。进入70年代以来这种领先全新的科学发现、发明而产生的技术突破越来越少，代之而起的是“需求”型技术。这种技术是从社会市场需要出发，将已知的科学原理和老的技术有系统地综合起来，从而形成与原有技术完全不同的新技术。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总指挥指出，阿波罗飞船计划中都是现成的技术，没有一项新技术，关键在于综合。同时指出，重大技术的突破现在极少，而各项技术的组合系列化则是发展趋势。因特网的开通使信息获取极为便利，但其中所用的通讯技术则是早已使用的，用光纤代替了原来的导体使信息传递速度和信息量成倍增长。科学技术综合化的发展趋势，要求科学研究结构进行必要的改革，使之适应“立体作战”的需要。因此，20世纪特别是90年代以来，科学研究和教育的结构都向综合化的方向发展。
高等院校应高度重视改革学校的系科结构，建立“跨学科”的科研与教学组织。美国利用大学的学科多、人才广、设备齐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跨学科的研究中心。麻省理工学院现今已建立了近40个跨学科的研究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如材料科学、空间研究中心、能源实验室、人工智能实验以及运输研究中心等，打破原来的各系、各学科的历史界限，进行综合研究，共同解决只靠一门学科难以攻克的尖端科研项目。
科学技术综合化的发展趋势，对教育带来的另一个课题，则是如何处理好培养“通才”与培养“专才”的关系，如何在培养“专才”同时，注意抓好“通才教育”。所谓“通才”是指具有某些专业知识而又知识面广博、基础扎实的人才。“专”是指真才实学，“博”也是真才实学。美国曾对1311位科学家，从他们的论文、成果、晋级等方面作了5 年调查，结果发现，有成就的科学家很少是仅仅精通一门专业的“专才”，而是博才取胜。当今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中，有不少既是某门科学的“专才”，也是进行综合性研究的“通才”。
目前，国外各类学校，十分重视通才教育。美国强调培养学生的“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在重视基础理论的同时，提倡“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威斯康星大学，在确定学生培养目标时指出：“不再培养株守一隅的狭隘的专家，而要为它的全体学生提供关于环境问题的广泛的普通教育，不管这一学生学业领域或职业前途如何”。比利时根特大学认为要培养“能看到最不同的科学领域间的相互关系的人，而这种人，又应是兼通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内行”。法国学者指出，高等教育应该培养“既有广阔得多的视野，又有某些新的问题或新的设想，有高度的造诣，不受学科的历史界线束缚的人”。日本教育界从“博才取胜”的事实中得到深刻的启示，意识到过去那种专业科目繁多，划分过细的“纵向深入型”的培养目标是不妥的，转而积极鼓吹综合性的“通才教育”。美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代表西蒙，在行政学、政治学、企业管理学、组织理论、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并有著作十余部。由于他运用数学、统计学、电子计算机等科学知识对企业管理进行综合研究，把泰罗的“科学管理”学说和行为科学结合起来，创立了决策理论。他因此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近年来，美国组织了数以千计的数学家、物理学家，电脑专家从事金融管理和监控研究，被西方新闻媒体称为“火箭科学家向华尔街的大规模转移”。他们把美国星球大战项目中识别真假弹头的软件程序用于识别黑钱的流动，以此来加强金融管理和金融监控。
日本在通才教育方面的做法具有代表性。从70年代初起，日本就提出“培养理想的世界上通用的日本人”的口号，强调没有“综合化，就不会产生伟大的文化和伟大的人物”。到1985年，他们筹备并实施培养“四合一”人才计划。所谓“四合一”人才，就是指赤胆忠心报效国家，具有健康体魄的前提下，集科技、文学、经贸、外语于一身——既有科学技术的内涵，又有文学艺术气质；既有经贸才干，又有外语翻译本领。为了宣传培养“四合一”人才的意义，日本内阁颁布了一份又一份文件，其中一份文件写道：“君不见当前世界潮流之趋势？由于制约综合国力的主导力量在于文化、科技、经济、军事的总和值，因此必须提高生产这种总和值基地—人才的全面总体素质。由此要下大功夫，花大力气，不拘一格地造就全新力量的‘四合一’人才。以此作为立国、立民、立家、立世、立新依据，从而深扎现在及将来的根基，以求发展当今，赢得未来”。同时，不少学者呼吁，如不进行“通才教育”，将会造成“无知激增”的恶果。萨缪尔森教授指出：“我也记得戈登过去曾说过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上专才很多，但通才奇缺。’他没有提到专才与通才的比例，因此我要冒昧地提出一个至少90%和10%的比例。这种比例严重失调的原因可以在教育的和学术的传统中找到，在这些传统下学生们被练成近乎无用的超级专家，因而使无知激增”。
为了培养“通才”，许多大学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强调综合科学的重要性，加强“学际领域”的研究。而在课程设置方面，则强调文理科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交叉。日本一些大学把综合科学纳入教学计划，在教学内容上，以学群、学类和专攻领域来组织教学。如第一学群，包括人文学类、社会学以及自然科学类，而其中的自然科学类又分成数学、物理、化学、地球科学等专攻领域。有的设立综合科学部，开设地区文化、社会文化、情报行为科学和环境科学等四个学科。有的大学则设综合学部，下设自然科学、环境科学、国际文化和语言文化等四个学科。由此可见，国外把课程内容综合化，视为“通才教育”的主要手段之一。
文理学科相互渗透也是当前培养“通才”的有效途径，6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的文科，广泛开设了各种自然科学和计算机技术。斯坦福大学文科学生，在数学、统计学和电子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三门功课之中，必须选修其中的一门。同时，理科学生也要学习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律学以及哲学等课程。美国不少大学的物理系，要求学生在物理学之外，必须把总课时的29%用于学习人文学科的课程。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早稻田大学的理工学部规定学生必须学习24个学分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适应时代的发展，培养能够解决复杂课题的能力”的大学生。为了促进文理学科的相互交叉，采取了减少必修科目学分，增加选修科目学分等措施。如早稻田大学理工科部应用物理学科，规定必修学分为30，而选修学分为50；数学科必修学分为10，而选修学科高达70学分。除此之外，国外一些大学为了刺激“通才”的产生，还设置了文科和理工科双重学位的课程。最近，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认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关键因素有几个方面：1.是强调基础，如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基础教育；2.是要了解行政程序，也就是要了解社会学；3.是发展集体的技能，提高交流的技能，以此培养研究跨学科难题并获得突破的能力；4.是认识人类活动的国际化，这是跨世纪人才所必需的。国外一些企业家认为未来的人才，一，要有勇气和胆识；二，要肯不断学习；三，要能够搞好公共关系；四，要有创造性；五，要有全局眼光；六，要理解和自己不同的文化。我们的高等教育怎样把培养多能又是专家的人才纳入教育的决策轨道，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50年代深受前苏联的影响，文理分家，理工分校，专业面狭窄，近几十年来，已有较多改革，但尚不彻底。我国的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法、经、社，农、医、工等主要科学中，学科比例不尽合理。人们在思想上，重工轻农，重理轻文，重“硬科学”轻“软科学”，就是在工科中，对地质、勘测、水利等专业也重视不够。在理科中，重理论轻应用，如搞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应用化学的力量就很薄弱。最后出现懂电子元件的人多，懂计算机的人少；新学科的设置明显落后于实践，如我国的资本市场已有10多年历史，但至今还没有一个这种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这些现象说明我国当前的社会智力结构失调，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为了适应学科高度分化、高度综合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首先必须改革现有的高等院校系科结构，在深入调查研究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稳妥地进行学科调整。建立一批具有文科和理、工、医、农各科的真正的综合大学，这将大大提高目前一些专业性过强的高等学校的水平。
其次，建立跨学科的专业。如环境科学、系统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专业，并在现有课程内容上向综合化方向进行改革。
再次，加强“通才教育”。在试行学分制的基础上，增加选修科目，允许学生在系际、校际选修课程，甚至在必要时应同意中途转系、转校。研究生毕业后，一般不宜留校，避免“几代同堂”、“近亲繁殖”，以利于学术健康发展。
在科技、经济、社会之间关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只有专业技能是不够的。专业太窄不行，不采取厚基础，宽专业、重应用的设置办法，容易造成学生专业不对口，而一时又无法向其他领域转换。除了专业能力外，要考虑培养其他能力，如社交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综合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知识面不能过窄，过专，过偏。要努力培养通才，培养“图钉式”的人才，除了具有较深的专业外，还要有一个相对广博的知识面，这样才能发挥人才的作用，为社会所用。
四、“知识经济”与管理教育
从科学研究的规模来看，早期的科研工作，都以个人研究为主。如哥白尼对天体运行的研究；牛顿对万有引力的研究；法拉第对电磁感应的研究；瓦特对蒸汽机的研究；以及居里夫人对放射性元素的研究，都是以一个人为主，或者在几个必要助手的参与之下进行的。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科学门类的增多以及电力工业的发展，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的解决单依靠科学家个人研究受到了局限。于是出现了一些为一定科研目的把科学家组织起来的集体研究方式。1871年，英国剑桥大学建立了卡文迪许实验室，这是世界上基础科学领域中的第一个集体研究机构。同一时期，电话发明人贝尔在美国波士顿创立了一个研究所，后来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的贝尔研究系统。1881年，美国科学家爱迪生投资二万美元，建立了一所科学技术发明工厂——门罗顿实验室。该室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共一百多人，设立了设备、样机、图书、器材等部门。爱迪生的一千多项发明大都是这个发明工厂的产物。自此之后，集体研究的方式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
本世纪30年代以来，出现了高度综合性的科研项目，如高能加速器技术、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等。这些课题跨专业，规模大，决不是一、二家集体规模的研究机构所能承担的。因此，出现了国家规模的研究形式。1942年，美国动员了15万人员，耗费了20亿美元，动用了全国三分之一的电力，搞了个“曼哈顿工程”，3 年之后制造了首批原子弹；1958年，美国为了研制“北极星导弹”，组织了全国性的协作，参加该项目的有8家总公司、250家二包公司、9,000家三包公司， 加上研究所及大学一共有11,000多个单位；1961年，美国组织了为期10年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动员了42万人、2万家公司、120所大学，耗费了300 亿美元，其规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项科研活动。
随着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有的项目牵涉面广、信息量大，单凭一个国家来开展研究已感力不从心，因而需要加强国与国之间的联合研究，跨出国界，采取国际规模的研究方式。当前最为热门之一的“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几乎所有国家都进行了有关的资料采集和研究。
科研规模的不断扩大还表现在投入经费和科学家人数的增长上。早期，科研费用消耗不多，而现在各工业发达国家的科研经费，平均每年增加15%，每5年增长1倍。科研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日趋提高。这在科学史上是空前的。同样，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数也猛增不已。从牛顿时代以来。全世界人口每30至40年翻一番，而科学家的人数却是每20年翻一番。19世纪末，全世界科学家约5万人，到了20世纪60年代， 增加到300万人，占历史上科学家总数的90%。目前， 全世界科技专家的总数还在不断增加。由于科学研究的规模越来越大，就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规划、协调、管理和预测。譬如，研究什么？发展什么？如何研究、如何推广？……等一系列问题，就需要科学化的管理，需要团队精神，团结协作。如果管理得好，可以做到事半功倍，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随着科研规模和企业结构的不断扩大，管理科学已日显重要。有的学者认为，如果说20世纪是经济学人才的盛世的话，那么21世纪则是管理人才的天下。普遍认为，管理是一种经济资源，并把科学、技术、管理称为现代化文明社会的三鼎足。美国把它从二大战后取得的经济发展，归功于两个因素，其中之一就是管理科学的成熟。欧洲则把它们和美国的“技术差距”视为“管理差距”。日本在发展本国经济和科学的过程中，拼命学习美国的现代化管理经验，并和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出一套切实可行、效率很高的管理经验。日本人把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称为经济发展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把能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管理干部看作是“在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
为了培养从事管理的高级人才，发达国家在高等学校中竞相设立管理系科或管理学院。美国有600所大学设有管理专业， 为企业不断输送管理人员。如今，美国在校大学生学管理的有100万人左右， 研究生10万名，再加上学经济的大学生，要占大学生总数的10%左右。日本已有四十多所大学设立了“经管工学”专业和研究班。目前，日本企业高级经营领导人已有80%以上受到过高等教育。法国政府和企业为了改革企业管理、提高竞争能力，建立了各种管理学院。如“国际公共行政管理学院”、“欧洲实业管理学院”、“埃居利国际研究中心”，并与各大企业共同建立了“国家企业管理教育基金会”，作为全国性的企业管理教育的咨询、协调和组织机构。
如果说，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落后于各工业发达国家的话，那么管理方面的差距则更大。我国长期以来忽视培养现代管理干部，不仅现职管理干部没有定期培训提高的制度，就是对下一代管理干部的培养也十分薄弱。为了适应四化的要求，我们不仅要进一步调整管理干部结构，大力提拔专业人员，而且需要对大学专业设置和招生计划进行较大的调整。
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必须充分重视管理人才的培养和提高。当前，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索：
首先，要创造条件，有重点地、稳步地建立现代化的管理学院，更应在综合性大学、理工科大学中成立管理系或管理学院。培养目标应该使学生具备产品设计、生产工艺的基础技术知识，掌握生产组织、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经济分析等基本理论和方法，完成管理工程师的基本训练。毕业后可从事企业综合管理、决策咨询、参谋或工业企业的计划、生产、技术管理和技术经济分析等业务工作。课程设置应着重于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开设管理数学、计算机应用技术、系统分析、生产组织、经营管理和技术经济分析课程。学生来源不宜从中学毕业生中直接招收，而应从企业单位、科研单位有三、五年工作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中挑选。同时，应为管理学院建立实验基地。理工农医都有实验室或工厂作为实验基地，而管理学院学生如可开展科学实验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其次，在现阶段不宜在所有大专院校全面设置管理专业，也不宜脱离我国实际情况，过多地创立管理学院。重点应是在大学中举办多种形式的经营管理进修班，学员来自现场单位的原经营管理人员。学制可以分半年、一年、二年多种。这种办法见效较快。如美国哈佛大学管理学院，最近几年愈来愈重视经营人员进修班，而不象过去只注重培养硕士大学生。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管理学院有教师200人， 有五分之一的人专门为进修班服务。据统计，美国600 所大学中有三分之二都举办多种形式的在职管理人员的进修班，重点是培训中、高级管理人员，向他们传授最新的管理经验和管理科学知识。
再者，为改变过去那种大学只教科学技术，不教经营管理的现象，应在现有理工科大学中渗入管理科学的教育。使技术教育和管理教育互为补充，开设诸如“管理科学概论”、“战略研究”、“科学学”、“软科学概论”、“工业企业管理基础知识”以及“系统工程”等课程。使大学生不但具有一定的科学技术的造诣，而且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计划能力、决断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经济核算能力，培养必要的管理才干。
此外，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学校应加强对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面对竞争，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永远是胜利者，相反，失败却是常有的，理性地面对失败，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应当成为现代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心理素质对人的成功非常重要。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特尔曼对800名男性进行了30年的追踪研究表明，成就最大的20 %与成绩最小的20%之间，最明显的差距不在于智力，不在于智商，而在于是否有良好的心理素质。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卡门对智商在130 以上的1582名超常儿童进行了历时5年的追踪研究，他的结论是， 早年智力测验并不能正确预测晚年工作的成就，一个人的成就同智商的高低并无明显的关系，相反跟情商、识商有直接的联系。情商是指一个人的情绪，恒心、自信等，是人的心理素质的反映，情商、识商的培养得到美国的度高重视。如美国哈佛大学的学院专门设有情商教程，侧重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学生自己选题，自己分析，全班学生和教师参加讨论，同时，对全班最后1%的学生采用淘汰制， 在学习期间就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从该班毕业出来的学生，已有不少于300 人成为世界大腕级总裁或经理。现代成功表明的哈佛人的成功之道不在于他们的高级，而恰恰是哈佛的情感训练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总裁们。
综上所述，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需要对教育进行创新，从教育体系、教育结构、教育方法、教学内容到教育的时间和教育的空间，需要加强对学生的智能教育、通才教育、终身教育、管理教育，提高学生的素质，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使他们能够在“知识经济”的大潮中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发展。同时，应将教育的时间从学校延伸到整个人生，使其在未来的工作中不断“充电”、“加氧”，不断接受新知识、掌握新知识和运用新知识。另一方面“知识经济”对教育创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代所形成的教育模式已不能适应“知识经济”下对人力资源、人的智能开发的需求，也不符合“知识经济”下发挥传播知识的最大效用。我们应当组织人力，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弄清“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深入调查研究，分析“知识经济”对教育领域的巨大影响，切实加强“智能教育”、“通才教育”、“终身教育”、“管理教育”，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