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世界中的地理学去中心化——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成立50周年纪念庆典上的主题演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列颠论文,哥伦比亚论文,地理学论文,周年纪念论文,庆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修订日期：2009-11-10
1 引言
从许多角度上看，UBC地理系50周年纪念庆典正处于全球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近年来世界经济结构的剧烈重组，以及过去12个月来市场经济的动荡，已深深地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曾几何时，我们听到的是这样的声音：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们居住的世界已经变得“没有边界”和“平坦”，地理已经失去作用，民族国家已不能对资本流动施加有效控制(Ohmae,1990; Friedman,2005)。但地理学家们很快就发起反驳，以捍卫我们的责任和存在。然而，直到最近，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才终于承认这一事实，即“世界不是平的”，“当今世界收入水平的最佳预测器，不是一个人的知识水平，也不是一个人的人际关系，而是他工作的地方”(世界银行，2008，pp 1-8)。
在复杂的经济模型中，地理往往被看作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变量，《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则史无前例地选择“重塑经济地理”作为主题，并以“将空间和地点在政策中的潜在地位提升为令人瞩目的焦点，从而凸显地理因素对经济机会的影响和作用”为使命(世界银行，2008，P3)。人们可能想知道，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认识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性。我们只要对前社会主义经济体转型的不同路径进行一下比较和对比，问题就很容易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顾问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出的休克疗法处方带来了长期的伤痛，相比之下，中国拒绝采纳“大爆炸”式私有化新自由主义药方作为市场转型的先决条件却因此而尽享经济迅猛增长和繁荣。
《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了世界经济景观巨大的不平衡性。然而，还有一个事实没有被认识到，全球经济的生产和消费中心不再仅仅位于横跨大西洋的“双峰”①，相反，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在向其他地区转移，特别是转向过去50年中UBC地理系与之建立密切和广泛联系的亚太地区。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正在严重削弱美国价值观及其主导地位，世界生产和消费中心“全球转换”的趋势也因之日趋明显。
我从UBC地理系老师们尤其是Terry McGee教授身上学到的最重要东西之一，就是对于论文和著作题目必须认真考究。我必须承认，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仍然还是达不到UBC的期望，提出像“应邀赴舞会：穿着正规还是不正规？”那么性感、像“甜酸酱：香港新界的中国移民”那么可口、像“娼妓和小贩：在第三世界城市里谋生”那么诱惑，或者像“城市中的农民：荒谬，荒谬，真的太荒谬！”那么强有力的题目(McGee,1973,1976,1978,1991)。众所周知，这些都是McGee教授的杰作。
在我的老师重新考虑15年前给我博士学位的决定是否错误之前，请允许我尽最后一次努力，解释本次报告似乎十分乏味的标题，它其实包含了两层意义：第一，最近几十年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结构重组，最明显的特点是中国和其他亚太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由此形成的新的全球经济景观不仅是不平衡，而且是呈现多极化和多中心的格局。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给UBC地理系领导世界学术创新和超越传统学术定势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空前的机遇；第二，本文的标题带出UBC地理系独特的优良传统，即勇敢地挑战正统的欧美理论模型，并不懈地构建另类的学术观点和理论，这些理论是基于对亚太地区的实践及与之相关问题的研究而得出的。在过去50年中，UBC的这些努力，为世界地理知识生产的日益“去中心化”作出了重大贡献②。
为了证明以上观点，本文的其余部分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将阐述中国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概况。然后运用传统的西方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分析，并着重讨论由此出现的一些有趣的命题。论文最后展望未来，预料UBC地理系的优良传统能使本系在这片迷人的日益去中心化的知识生产领域成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领导者。
2 从全球化视角看中国的经济增长
在全球发展的新近历史里，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已成为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其重要性不亚于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崛起和20世纪80年代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迅速成为最大的“世界工厂”之一，用GDP衡量的生产力由1990年的世界第11位上升到2008年的世界第三位。如果运用购买力平价法这种更切合实际的算法的话，那么中国的GDP将成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美国中央情报局，2008；世界银行，2008：352-353)。犹如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突然成为“世界第一”(Vogel，1979)，中国在21世纪之初坐上了世界出口量的第二把交椅的位置，也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而且自2006年以来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③。这个发展中的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和奢侈品的第三大市场。当然这些现象也不奇怪，因为中国到底是一个人口世界第一以及国土面积世界第三的大国。
令中国与众不同的原因在于其经济、社会和空间转型的规模和速度。这里仅列举几个统计数据来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及其全球重要性。政府统计报告显示，中国去年水泥的生产总量是14亿吨，是美国产量的16倍之多(CSSB,2009,p10)。既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泥生产国(也应该是最大的水泥消耗国，因为水泥不能储存太久)，可以毫不夸张地推断，中国目前是地球上最大的建筑工地。2000年中国建筑业价值估计为670亿美元，约占世界上所有新建筑所占空间的一半。还有一样引人注目的是，作为建筑所需要的重要原材料原钢的产量。据报道，中国去年共生产了5亿公吨的原钢，在世界上产量第一且是美国的5倍。中国这个人口大国，能源消耗量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不幸的是，中国能源消耗量的70％都依赖于燃煤，所以，中国既是世界上煤的最大生产国，也是煤的最大的消耗国。2008年，中国消耗了大约30亿吨的煤，接近世界40％的消耗量，也是2000年的1.29倍。以煤为主要能源的一个很直接的后果是排放了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约60.18亿公吨，也是世界第一(2006年)④。
中国崛起的全球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其举世无双的体量和规模，同时在于其变化之迅猛和转型方式之独特。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市场开始转型以及改革开放的推行，中国经济每年大约以7～13％的速度增长，这个数据是在剔除通货膨胀影响后基于实际GDP计算得出的结果。自从20世纪90年代出口总量开始激增，尤其是2001年来加入世贸组织后开始加速，2000年到2008年之间每年的平均增长到为24％。头20年里，中国出口占GDP的份额从5％上升到25％，2000年后增长速度在30～35％之间(CSSB,2009,pp 10,171)。还有一个证据说明，经过数十年的“滞胀”或“没有发展的增长”，中国终于在生产力、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的改革取得了的重要进展⑤。据报道，1996年到2001年全国个人可支配收入、工人收入、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在除去了价格因素之后分别增长了6.8％、6.9％和6.7％(Solinger,2003,p943)。然而，收入的增长并不是均匀的分布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和农村之间贫富差距的加剧，这已造成一部分人的抱怨和社会不满(Pei,2006; McGee et al,2007; Lin,2009b)⑥。经历了30多年后，中国以难以置信的规模和速度经历了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这个现象被Marcotullion和Lee称为“压缩转型”(telescoping transition)。中国引人注目的城市转型过程要比更发达的欧洲和北美的转型更迅速。英国和威尔士花了超过90年的时间让城市化水平从20％提高到了60％，但是现在相同的事情中国只花了不到40年的(Marcotullio and Lee,2003)。就像Aihwa Ong所描绘的“来到这些剧烈发展的城市就像掉进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强的台风眼”(Ong,1999,p43)。
伴随中国越来越融入全球化这个大舞台，中国人口开始不断流动，集聚到沿海地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一体化影响下，大约2亿流动人口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前往沿海地区，找到了自己的新天地，中国因此成为世界上移民最多的国家(Fan,2008,p1)。伴随着国内大量的移民，人口的城市化在速度和范围上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⑦。但是要对中国城市人口的增长做出一个没有争议的和精确的预测却很难，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城市人口数量从1978年的1.7245亿上升到2000年的4.5594亿，它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从17.92％上升到36.09％。到2007年末，中国拥有5.90亿的城市人口，占人口总数的44.9％⑧。
从地理学和社会学角度上看，中国城市规模经历了惊人的膨胀和转变(Lin,2002; Ma and Wu,2005; McGee et al,2007)。根据对1984年和1996年中国286个城市的可比分析，城市建成区从87万公顷上升到140万公顷⑨。同时，建制市的数量也从295个扩大到666个，城市人口数量(城市区域的非农业人口)从1.1亿上涨到2.07亿(即88％)，这些城市的建成面积从8816k
提高到20532k(即133％)(Lin,2002; Ho and Lin,2004; Lin,2009a)。
城市空间的扩展是以持续的侵占农村土地为代价，因此产生了一大批失地农民工，估计人数达到4千万以上。日益强烈的土地争夺使得城市和农村的边界地区变成一座社会的火山，不满和骚乱频繁爆发。2005年进行的一项涉及17个省份并有1962个农民回复的调查发现，过去10年来强占耕地事件发生的次数至少增加了15倍，并且还在继续加速(Zhu,et al,2006)。2006年的头9个月里，中国共报道了17900个“农村群众闹事”事件，其中有38500个农民对政府提出抗议。这些事件中接近80%和非法的土地抢占有关(Zhu and Prosterman,2007,p7)。
与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勉强结合，使中国出现了现代和后现代，传统和社会主义社会共存的新的独特的城市空间形态。拥有现代奢侈商品、豪车和豪宅的成功富裕阶层与大批下岗或失业的贫困阶层(估计有6千万人，占城市总劳动力的15～20％(Solinger,2003:944～945)毗邻而居。壮观的摩天大厦、百老汇风格的林荫大道、商业步行街、新奇的购物中心、水岸和门禁社区与农民工飞地、贫困区和众多“城中村”犬牙交错(Ma and Xiang,1998; Wu,2004; Lin,2007; McGee,2007)。今天的中国城市不再是清洁的、有秩序的、一致的、标准的和呆板的。正如Clifton Pannell中肯指出的：“这些城市是国家的进步和希望，同时也是焦虑、失望、痛苦的地方”(Pannell,1992：36)。实际上，当代中国的城市空间特征是混合并存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空间：“高消费的空间”(购物中心、超市、宾馆、餐厅等)，“全球化的空间”(发达区域，工业园区，会展中心)，和“另类与边缘化的空间”(门禁社区，城中村，农民工飞地等)(Ma and Wu,2005:p7; McGee et al,2007)。
3 地理学理论探索之新机遇和挑战
对于某些人来说，中国近期的崛起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因为其经济的增长是建立在大量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投入上，而在技术和生产力上却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Krugman,1994)。中国也许可以被简单的描述为亚洲的一只“正在飞行的小雁”，任重而道远，梦想着哪天能够赶上美国这只雄鹰。Gerry Segal在千禧年的转折点时强调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被不现实的夸大了，他认为：“中国”，顾名思义，是一个“中等王国”(zhongguo)，经济实力中等，其实和巴西差不多重要(Segal,1999)。Segal的观点是那些主张对中国实行遏制的人的代表，他认为“中国对西方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它可以通过威胁邻国或者帮助更远方的反西方势力，来挑拨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Segal,1999,p35)。
但是也存在不同的观点。正如马润潮指出的，仅在数年之后，“中国重要吗？”这样的问题就被“中国为什么如此重要？”所代替(Segal,1999; Sutter,2003-2004; Ma,2009)。此外，《中国世纪的黎明》也广为流传(Shenkar,2005 and 2006; Krugman,2005; Elliot,2007)。当美国白宫和美国国会的政客们还在争论正在转型的中国应该被“遏制”还是“合作”的时候，中国巨大的经济航船即使在前所未有的金融海啸时期，仍然继续全速向前航行。
虽然中国发展的重要性和意义仍然饱受争议，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和亚太地区强大的且持续的经济发展，在美国资本主义自由放任政策的基础被华尔街迅速融化的金融市场悄悄地摧毁的时候，将会加速世界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加深“第二个工业鸿沟”，并加快一个不再受华盛顿控制的新的世界秩序的诞生。从学术观点看，在发展中世界一个国家的经济能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和举世无双的规模和速度增长，这个现象给学术界进一步探寻世界不同地区社会和经济转型的不同道路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迫使他们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生产的老路——这也是UBC地理系的一项重要使命，因为它已经拥有占据领导地位的深厚基础和强大的力量。在本篇论文的剩下部分，我想要和大家分享几个值得探索的领域，我认为这些领域具有产生重要理论的最大潜力，并能拓展我们对不同地理事件的思维方法，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太平洋对岸的远方邻居，更能广泛地涉及整个世界的相互依赖、去中心化和全球化问题。基于问题的复杂性及大量文献的存在，我不想冒险拘泥于重复那些别人已讨论过的命题并制定一个无用的不可能完成的研究议程。相反的，我将集中讨论目前几件颇受争议但却是理解中国和世界地理变化的最根本的问题，即①私有化和经济发展；②国家，社会和空间；③资本，土地，和人口的城市化；④环境和中国政治生态学。
3.1 私有化和经济发展
新自由经济主义中的最古老和最普遍的基本观点之一是，产权、投资行为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般认为，产权(受私有制的有效保护)能为生产者带来必要的安全和刺激，而经济资产的有效利用可以进一步带来最优化生产和持续经济增长。自然资源和经济资产如果在产权不明确的情况下被公开化，就会导致目光短浅、缺乏远见的投资行为，导致土地的浪费和不合理利用，甚至导致激烈竞争和过度开发，从而引发“公产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Hardin,1968; Harvey,2005：65)⑩。从这个角度上看，私有化是合理的投资行为和有效且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正是基于这一信念，以放权、私有化和合理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在大西洋两岸广泛采用，并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用作治疗前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疾病的灵丹妙药。
与此相反，近期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结构变化似乎难以理解，因为它明显偏离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正统观念。在宏观层面，中国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起，生产能力急剧扩张，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与前苏联老大哥不同的是，中国并没有对主要资产采取一劳永逸的“大爆炸”式的私有化。尽管计划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决策权力逐渐下放，然而关键的经济部门，例如基础设施、土地、自然资源、货币资本、金融机构以及社会福利，仍然牢牢地掌控在政府手中。土地，作为一项基本的生产投入要素，仍然保持着在城市或城镇中归国家所有、在农村归集体所有的状态。制度经济学家说，造成中国经济近期持续增长和大幅提高的因素并不主要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化，而是先前分配机制的改革(Nee and Swedberg,2007，7)。这种特殊的中国经验已经成为一个大家竞相解释的主题。支持者认为，中国的经验代表了一条替代前苏联所践行的且收效甚微的“休克疗法”的现实道路。反对者则指斥中国政府干预和扭曲市场的自由运作并且坚持认为目前中国的做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私有化这个必要的问题，只不过推迟了经济不可避免的彻底崩溃(11)。
我们如何理解这种在不完全私有化条件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独特现象？私有化和有效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不是像新自由主义所描述的那样放之四海而皆准？还是取决于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条件？经济资产的私有化或关于产权的明确定义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还是有条件的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性质和阶段？更广泛的说，经济制度改革是不是一项独立于政治、社会、文化和地理条件的社会工程行动？这些问题显然是关乎世界不同地区经济和社会变革的重要问题。很明显，UBC地理学家们在这些问题的解决方面有着公认的权威和专业知识。
3.2 国家、社会和空间
直到最近，大量有关新自由主义的地理文献都是围绕着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产生的。“政府—市场”新关系也是自去年9月开始的经济衰退的基本原因之一。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环境，人们在关于“新自由主义国家”如何积极创造空间接纳市场力量并使其有用武之地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做了大量的研究(Peck,2001; Brenner and Theodore,2002; Jessop,2002; Harvey,2005)。福特主义和凯恩斯的积累制度危机被认为已在体制上被新自由主义的新举措所“克服”。这些新举措包括国家对主要产业的放松管制、竞争性市场的自由化、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国家资助福利项目的解散、公司税的减少以及贸易壁垒的减少或解除，还有解散劳工组织来提高劳务市场的灵活性等(Tickell and Peck,1995; MacLeod and Goodwin,1999; Harvey,2005)。在这方面，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实际是削弱或“掏空”国家，以便为全球竞争性的力量让路，并使其发挥作用。显然，新自由主义最根本的理念就是对“政府—市场”关系的“创造性破坏”，虽然对于重新构建的“政府—市场”关系的确切性质尚有争论。确实，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全球化条件下“政府—市场”关系的变化上，而很少涉及其他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就像Brenner和Theodore所说的(2002年，第6页)“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把政府和市场描绘成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而不是去揭示经济关系对政治背景的依存性。”我们可以进一步补充说，现行理论对于在欧美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中，经济和社会关系对特定地理和历史条件的依存更加缺乏认识(McGee,1991; Lin and Wei,2002; Yeung and Lin,2003)。
与目前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相比，中国的经济转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所呈现出的动态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不亚于政府与市场关系(Solinger,1999; Nathan,2003; Nee and Swedberg,2007; Lin,2007; Schubert,2008; Wu,2008; Ma,2009)(12)。与很多欧洲和北美国家不同，儒家思想下的中国拥有相当强大的政府、较为贫瘠的市场和薄弱的社会。例如，恩格斯指出，亚洲社会的特征在于其“过度发达的国家机器和欠发达的公民社会”，而欧洲恰恰相反(引自Smart,1997，第164页)。在中国，国家权威和社会秩序要远远压倒个人自由，社区利益和社会和谐要高于公平和公义，这些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很多形成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要素，包括自由的市场竞争、私人财产权、行会系统以及资产阶级的法律，在中国并不存在。与欧洲国家不同，中国的政府对人的社会和空间行为拥有更为强大的控制权。
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在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下，古代中国的官僚机构主要是由学者官员组成和维持，而这些官员能够在等级森严的社会的中上层任职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而不是其出身。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国家社会主义时代，经过改造的社会主义社会，包括城市里由国家创建的“单位”和街道办事处，和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大队和农村生产队，被纳入为国家的组成部分。即使在近几十年的重大体制改革后，一个日益分化的社会仍然与国家貌合神离，陷入情愿或不情愿的维护国家政权的过程中。为了维护和巩固国家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最近几年一直在努力减少国家和社会间的摩擦。上届的江泽民和朱镕基政府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现在的领导者胡锦涛和温家宝政府也在努力建设发展“和谐社会”(13)。
国家—社会关系的形成并不是独立于空间的。相反，它总是受决定人们居所和流动的空间系统的制约(14)。因此，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可以作为洞察中国社会、经济和空间转型、更新相关理论的重要源泉。那么，我们如何从理论高度梳理中国的国家、社会和空间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关系呢？如果中国现存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形成是导致了Andrew Nathan(2003)提出来的“威权主义耐性”(尽管资本主义开始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成长)，那么它又是怎样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是马润潮(2009)提出的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不同的“威权资本主义”的形成呢？更重要的是，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如何影响了当代中国混合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空间性？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极有可能填补始终以关注国家—市场关系为主旨的新自由主义的文献空白。
3.3 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城市化
尽管早期的一些理论试图探索资本积累和城市建筑环境转变之间的关系(Harvey,1985; Logan and Molotch,1987; Stone,1989; Harvey,2003)，大量近期的文献都着重讨论集聚经济、城市化经济、全球生产网络、制度厚度、创新环境和学习型区域之类的概念，借此解释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动态机制(Storper,1997; Scott,1998; Saxenian,1994; Amin and Thrift,1994; Scott and Storper,2003)。国家和区域的财富被认为是由创新的劳动力资源、密集的生产网络和相互协作区域组织以及科学基础设施形成的“竞争优势”来创造的(Porter,1990and 1998; Krugman,1991 and 1995)。因此人们的注意力被极大地吸引到那些经济领先、技术先进和具有地方竞争力从而能远胜于其他依然贫困和落后地区的城市区域。在生产的基本投入要素中，人们关注的重点只在于技术、劳动市场关系和人力资源，而往往把资本和土地当作早已存在的常数。
对于近期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所呈现的格局和过程，颇具影响力的“新经济地理学”或“新区域主义”的理论似乎并不能为其提供满意的解释。在经济发达国家的城市和地区，劳动力成本和技术创新的作用要强于资本流动和土地开发，而中国和其他欠发达国家的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则经常受碍于资金的短缺。因此，通过初始资本的积累来点燃经济增长的引擎往往是第一要务。
对于一个刚刚与全球资本主义接轨的欠发达经济体，其初始资本的积累只有两种途径，那就是通过两种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和土地的商品化。这一商品化过程是通过城市化来实现的，这些城市大都成为全球化资本主义进入本土的门户或者是“剥削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的场所(Harvey,2003; Glassman,2006; Walker and Buck,2007; Lin,2007 and 2009a)。其结果是一种独特的、可以被描述为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城市化现象，其特点是资本积累和(再)投资在城市中的不断集中，大规模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在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用地向乡村地区的迅速扩展。在这里，城市化并不是作为仅包括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经济增长的一个被动结果。相反，为了实现既定的方针理念、提高地方吸引力和竞争力以及筹集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城市化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推行的一项国家工程。
中国城市化的实践对我们研究在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下的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动态到底有多重要呢？这种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城市化是只适用于中国，还是普遍适用于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与早先有关资本城市化、“增长机器”模式、城市政体概念以及城市政治学理论的研究文献相比，中国的实践有何异同之处(Harvey,1985; Logan and Molotch,1987; Stone,1989; Harvey,2003)？中国城市化实践的社会和政治基础是什么？这种基于城市的资本积累和土地发展对城乡差距、区域不平等和社会稳定的转变有何影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显然有助于我们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当今日益全球化世界中不同地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不同道路及其因果关系。
3.4 环境和中国政治生态学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表明，在市场化改革初期的1978年至1996年间，中国耕地面积由9939万公顷减少到9497万公顷，18年中共减少了442万公顷，即4.4％。近年来政府已经开始关注耕地的持续减少，进而推行了一些保护耕地的措施，但是这并未能阻止耕地加速减少的趋势。在1996年至2006年的10年间，中国耕地面积进一步由1.3亿公顷减少为1.218亿公顷，即6.3％。这使得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92公顷，远低于世界人均耕地面积(0.236公顷)(15)。“谁来养活中国？”中国耕地面积的加速减少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惊慌。关于这一问题最具影响力的声音来自Lester Brown(1995)，他认为如果中国的耕地仍然按这个趋势继续减少，在2030年中国将无法实现粮食自给，这无疑会对世界粮食市场产生巨大影响，加剧世界范围内的粮食短缺和饥荒。
与此同时，中国的自然环境正遭受着在人类有史以来无论是范围还是程度上都前所未有的破坏。这种长期的、不可逆转的破坏，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同时也波及全世界。最新的官方统计数字表明，2008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为61亿吨，其中二氧化碳排放了50亿吨，约占总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3％(Chinese Business Weekly,6-12 July,2009,p1)(16)。随着城市化规模和速度的升级，城市热岛效应的范围和频率也会相应增加(Oke,1982和1987)。由于中国目前正稳步步入汽车化之路，没有迹象表明当前温室气体排放的趋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得到控制。预测表明，中国的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2035年达到88亿吨。为将2050年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控制在2010年水平的1.5倍以内，中国必须投入约4万亿元相关资金(Chinese Business Weekly,6-12 July,2009,p1)。固体垃圾的激增同样引人关注。中国环保部门2008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全年国内共产生工业垃圾19亿吨，生活垃圾超过1.5亿吨，其中大部分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即直接投入垃圾场。最近的调查表明，超过1/3的垃圾填埋场没有采取防渗漏措施，近40％的没有将雨水和渗出液分开(China Daily,6 July 2009,p3)。在国际上，中国这一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国内，对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源的激烈争夺已经成为导致社会不满和骚乱事件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威胁到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长远利益。负责任的决策者正面临着要拿出及时而有效的解决方案的挑战，严肃认真的学者也正因缺少创新的理论解释而烦恼。
经济增长所引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并非仅存在于中国，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事实上，已经存在理论针对发展中国家中资源开发和政治社会要素之间的动态互动加以解释。这种名叫“第三世界政治生态学”以及最近衍生出的“区域政治生态学”已经成为一种探究资源环境变化(如森林减少、耕地退化、土地荒漠化等)及其社会政治根源的学术流派。这一流派的特色在于将“环境因素和政治因素”结合起来，重点考虑“不断变化的自然和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中不同阶层、群体利益的影响”(Blaikie 和Brookfield,1987,p17)。这里，问题关注的核心是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区域社会环境下自然资源是怎样发生具有区域特点的生产和转化，以及在此过程中借助于何种政治和社会系统。起源于发展中国家注重自然、社会相互作用的“政治生态学”在经过改进后已被应用于世界其他的区域，如发达国家自然资源的开发与恢复，在那些地方，自然资源的再生(比如森林和栖息在森林中的濒危物种)正逐渐被理解为是由带区域特色的社会和政治关系造成的。
有趣的是，“第三世界政治生态学”并没有被中国学者借鉴去研究其国内的土地开发和环境恶化问题。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力量弱小，很难抵御全球资本利益引导下的对国家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而中国作为强势政府国家，对国内资源有强大的控制权。但是，如果这种来自第三世界的“政治生态学”可以被发达国家经过必要的改进后用于其环境问题的调查和新理论的创建，实在没有理由认为当今已经全球化的中国不能利用这种理念和方法，去研究国内的土地开发和环境恶化问题。我对中国南部土地开发的初步研究已经表明，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很有可能在相关理论上取得重大进步(Lin,2007 and 2009a)。我在研究中国南部土地开发中得到的结论，是否能够拓展到其他环境问题或是更广泛的区域，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自然和社会之间有着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我们完全可以据此构建出在概念和方法上基于“第三世界国家或区域性的政治生态学”，并且开创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态学”之路。无需多言，这也是UBC地理系可以轻松建立起其领导优势的研究领域。
我以上所讲的问题并非完全都没有遗漏。它们只是表明，已经开始的地理去中心化将随着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被持续的加强和深化。不久以前，在世界还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时期，孤立于西方世界的中国，使我们不可能通过直接的地理考察获得“着地的知识”(17)。在经济和知识全球化的今天，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世界资本积累的舞台，并遭受资本主义“病毒”的侵袭(Armstrong和McGee，1985；Walker和Buck，2007)。既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使其经济中包含很多资本主义成分，那么没有理由认为基于西方世界建立的地理学理念和方法仍然不能应用到中国。另一方面，通过对快速发展的中国进行研究极有可能取得地理学的突破性成果，这些成果同样可以回馈于西方地理学(Yeung和Lin,2003)。广大的面积、众多的人口、快速发展的经济和巨大的地区差异——现阶段的中国为全球的地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创新性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环境和素材。我希望UBC掌握先进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地理学者们，特别是那些拥有深厚知识积淀和近50年亚太地区研究经验的大师们，能够以中国作为实验室为地理研究作出更大贡献。
4 结语
就像我一开始讲到的，在UBC地理系成立50周年之际，回顾我们系那些对亚太区域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学者及其成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我坚信我们系在未来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我深知这半小时的演讲并不能在知识层面上(地上的、着地的或者地下的知识)给早已了解这些内容的我的导师们以任何惊喜。或许我应该回到起点，重新学习。
在50年前UBC地理系刚刚成立之时，现代化理论在社会科学中占有支配地位，同时也引导着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在北美地区，UBC的地理学家最早对机械的、一元的和以欧美为中心的现代化范式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如今，现代理论范式已被抛弃，取而代之是强调综合、人本主义、文化感知和以区域为基础的后新自由主义。UBC地理学家们50年的持续探索对这一新理论的创立作出了举世瞩目的重大贡献，在此过程中也为自己建立了昭彰显赫的国际声誉。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亚太地区快速的经济崛起和社会变革，已经使原本似乎万能的新自由主义变得站不住脚。正在经历去中心化的世界期待一个具有悠久的去中心化理论研究传统的机构对它进行新的开拓与探索，UBC显然具备这种条件。
让我们把历史翻回到1938年，正当抗日战争激烈进行的危难时刻。一位勇敢的加拿大医生毅然来到中国，在前线以崇高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救治受伤的中国战士，他就是白求恩。在危险而又艰苦的条件下他挽救了众多战士的生命，最终因在手术中划伤手指而感染败血症于1939年12月在中国去世。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举行的白求恩追悼会上，毛泽东主席发表了他个人一生中唯一的一篇悼词——《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后来被列为毛泽东主席的“老三篇”之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所有学生每天早晨所必背的文章(18)。
这篇著名的文章为加拿大在中国赢得了极大的尊敬和荣誉，中国人通常把加拿大视作“白求恩的故乡”(Johnson，1995：853)。今天，这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正站在一条与贫困、失业、不平等、腐败、社会不公和环境恶化进行斗争的新战线上。背诵着《纪念白求恩》长大的中国人民当然欢迎新一代的以地理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为己任的“白求恩”的到来。这不仅有利于中国(虽然中、加两国相距万里，但却是仅仅相隔太平洋的邻邦)，同时也将为我们全人类和地球谋福祉。
一千多年前，唐代诗人王之涣登上鹳雀楼，遥望滚滚东流、奔腾入海的黄河，留下了绝美的诗句。我想借此诗来结束我的演讲：
白日依山尽(The sun beyond the mountains glows)；
黄河入海流(The Yellow River seawards flows)。
欲穷千里目(You can enjoy a grander sight)；
更上一层楼(By climbing to a greater height)。
祝福我的母校UBC地理系在全球地理去中心化研究方面“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致谢：真诚感谢Trevor Barnes,David Ley,Graeme Wynn,及UBC地理系的其他老师，谢谢他们邀请我重返母校，作为主讲嘉宾之一参加UBC地理系50周年纪念庆典。承蒙Trevor Barnes,David Ley,Larry Ma,Terry McGee,Robert North,Fulong Wu,Francis Yee和Henry Yeung以及王恩涌和胡兆量为本篇论文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衷心感谢杜德斌及华东师大同仁之鼎力相助和深情厚谊。我将独自承担这篇论文里任何一个错误和疏忽造成的后果。
注释：
①“双峰”这个对全球经济格局的描述是Peter Hall和David Soskice在讨论“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过程中提出的。它指的是“可协调的市场经济”(如德国，日本，瑞典，澳大利亚，挪威等)和“自由市场经济”(美国，英国，加拿大，爱尔兰等)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Hall,P.A.和Soskice,D.等)(2001)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pp 1-68.评论请看，Jamie Peck和Nik Theodore(2007)and Jamie Peck(2008).
②UBC地理系在地理知识生产这一命题著述甚丰。例如，Trevor Barnes(1996和2004)，Derek Gregory(1994)，David Ley(1983和2003),Dan Hiebert和David Ley(2003),Geraldine Pratt(2004)的工作。还有Terry McGee(1991和2007)对东南亚，Alfred Siemens(1977和1990)对拉美，Cole Harris(1996和2008)对加拿大卑诗省；Robert North(1979)对俄罗斯;David Edgington(2004)日本,Marvyn Samuels(1978)和Dick Copley对中国的研究成果。
③2009年世界贸易组织给出的最新的世界贸易报告中列出德国作为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出口量是1.47万亿美元，中国第二，2008年出口量是1.43万亿美元。可以理解的是因为通货汇率的不同，尽管数据上中国输给德国，但是中国真实的出口量超过德国。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中国是世界第四大外商直接投资的接受国(流入净额)，2006年总量是780.95亿美元，仅次于美国，英国和法国。世界银行(2008，p358)。中国在2009年7月外汇储备达到了2.13万亿美元，在2006年3月已经达到了世界最大。他们以每月200亿的速度增长。中国另外储备了2000～3000亿的外汇不计入官方数据。估计2/3的这些储备用做以美元结算的资产。中国近年来也认识到陷入了“美元陷阱”并开始扩展选择使得外汇储备多样化。但是也有很大的限制条件的。例如，如果中国决定把现在2万亿美元的5％转为黄金，就需要购买超过3000吨黄金——相当于全世界一年的产量。另外，美国财政部仍然保持最具流动性和安全的资产，见中国商业周刊，2009年13-19，P.2。2009年4月底，中国拥有价值7635亿的美国债券，见美国财政部(2009)。
④见能源信息管理(2009)“国家主要事件分析：中国”。http://www.eia.doe.gov/emeu/cabs/China/pdf.pdf(第三部分，2009年8月)。
⑤“滞胀”或“没有发展的增长”指的是一个现象，就是绝对总产量显著提高，但是生产力并没有跟着提高，因为总人口也在增加。真正的或能起改革作用的发展不仅和生产的总量而且还和生产力、人均收入的提高有关。更详细的解释见Philip Huang(1990),pp 11-13和George Lin(1997),p48.
⑥例如在1990年到2007年间，城市居民每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8倍，从1510元增加到13786元，但是占中国人口大部分(约60％)的农村居民只增长了5倍，从686元提高到4140元。见中国统计局(2008)，中国统计年鉴(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p315.
⑦2000年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全部“流动人口”(指离开自己家乡6个月或以上的人)达到了1.45亿人(0.79亿县际的和0.66亿县域移居者)(Liang and Ma,2004,pp 483-484)。这些流动人口里，0.86亿在城市里定居，0.28亿移居到城镇，另外0.31亿回到农村(Liang and Ma,2004,p477)。换句话说，共1.14亿的移民，不管是统计局认为“移动的”还是“暂时的”，已经转移到城市和城镇。在广州市，2008年末当地居民人数为773万，到2009年中期外来人口达到589万。广州日报，2009-07-06(3)。在东莞市，外来人口的人数超过本地人口的3倍以上。更详细的讨论见Dorothy Solinger(1999),Kam Wing Chan(2007)和Cindy Fan(2008).
⑧明显，官方统计的数据不能全部全盘照收，因为它们涉及城市人口和城市的分类，以及很多城市的行政边界的改变。更多评论见Zhou和Ma(2003)和Chan(2007).
⑨国家统计局对“城市建成区”的定义是“属于市政管辖范围的区域，通过被国家征用和其他建设土地用来发展非农业活动，包括城市区域内持续和集中被利用的土地，还有分散在郊区的但紧密联系城市的配有确定的城市设施的其他城市建设用地(如机场，污水处理场，通信局等)。”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p.459.数据来自第101到395页。现在引用的增长率是现有城市土地的扩大和政府指定的新城市的重新分类的结果。中国1984年有295个建制城市，其中286个城市有1984年到1996年可比较的数据。1984年有2个城市，1996年有9个城市没有建成区的数据。数据都只是考虑市区，没有计入郊县。
⑩评论材料，可以参考Putterman(1995)和Ho(2005b)。
(11)对此重要的评论，参照Putterman(1995)和Ho(2005b)。
(12)在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人们已充分认识到，这两个概念存在显著的矛盾。一方面，国家和社会代表着两个独特的社会领域，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深深的相互渗透的，密集的互动和相互转换的。社会可以有所不同，或有时会与国家相悖，但它也可以被整合纳入到国家中。这种矛盾是因为国家和社会都是人民组织在不同的领域的结果。
(13)“三个代表”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最初是由前党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一些学者智囊阐述，随后由江于2000年初在广东省发表的讲话正式提出。这个“理论”，于2004年在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纳入了中共的宪法。有人指出，“三个代表”具有向社会中上阶层青睐的趋势。索林格甚至认为，社会的最低层一直有意被“三个代表”所排斥。关于“三个代表”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详细论述，见多萝西.索林格，“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国城市下的国家和社会”，《中国季刊》，第176期(2003年12月)，943—956页。最新数据表明中国共产党共有7593万人，包括农民(31.1％)，专家和管理人员(22.2％)，退休人员(18.8％)，工人(9.7％)，政府官员(8.2％)，学生(2.7％)以及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员(7.4％)。《广州日报》2009，7月2日，A2页。有关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及其对城市主义的成长和空间性的影响，参见George C.S.Lin，于2007年，“中国城市化的问题：国家，社会，和城市空间的重建”，《城市地理》28(1)：7-29.
(14)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户口(户籍登记)系统，这个系统将中国居民分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持不同户口的居民享受不同的社会福利，例如定量的食物，工作，住房，医疗保健，教育，还有很多其他的社会福利。
(15)1996年关于中国耕地面积有两个数据：94.97万和130万公顷。前者是由统计局提供，后者是由国土资源部调查所得。如果土地调查出来的数据被采纳，那由中国统计局报告的数据低估了3500万公顷或者是37％。有关详细的讨论，参阅Gerald Heilig“中国土地利用变化中的人为因素”《人口与发展评论》Vol.23，第一期(1997)，143页。Robert F.Ash和Richard L.Edmonds，“中国土地资源，环境和农业生产”《中国季刊》，第156期(1998年12月)，844页；Vaclav Smil,“中国农业用地，”《中国季刊》，No.158(June 1999)，417页；George C.S.Lin和Samuel P.S.Ho，“中国的土地资源和土地利用变化：基于1996年的土地调查”，《土地利用政策》Vol.20,No.3(2003)，92页。这里所关注的是农田损失的趋势而不是其绝对数的评估。
(16)中国不断发展的汽车化的另一个影响是城市空间挤塞，许多中国城市都没有能够满足越来越多的私家车拥有量。在广州，一共有800000辆车，但是只有300000辆有注册和100000辆非注册的停车位。也就是说有400000辆车没有地方停放。《环球时报》，2009年7月23，第7页。
(17)在一篇有关东南亚多种地理知识的论述中，Terry McGee指出有三种不同的地理知识：“地上的知识”(above ground knowledge)指的是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着地的知识”(grounded knowledge)指的是基于地理考察得到的因地而异的知识；“地下的知识”(underground knowledge)指的是另类的、非正统的、不受官方所接受的知识。详见Terry McGee(2007)。
(18)“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为毛泽东所作的三篇经典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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