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经济发展中的文化问题——Recommentary on the Problems of Cul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论文,文化论文,Recommentary论文,Problems论文,Development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在1994年第8期《江汉论坛》上曾发表过一篇论文，即“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论纲”。后来在《光明日报》1995年4月16日理论综合版又发了一篇名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文化”的短文。一则随着形势的发展，认识有了拓展；二则文短题宏，言未尽意，故萌生了再写一篇长文的想法。
一
回顾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运动，其所以陷入失败或不成功，当然有许许多多的经验教训，但其中最深刻的教训之一，我认为是经济发展没有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取向。
“五四”运动，对于让中国人打破传统的枷锁，放开视野，学习西方，的确起了巨大的历史启蒙作用。但由于过份地否定了传统文化——如“打倒孔家店”，把糟粕与精华全部“泼”掉了！——使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成为一种“嵌入”式的东西，不能同中国社会相融汇，难以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到后来，致使买办资本横行肆疟，人民忍无可忍，起而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向西方学到了马克思主义。也由于在开始阶段照搬照套第三国际的作法，使革命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后来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三大法宝”中的“统一战线”就是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为中国的现代化创立了根本前提。但是，当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后，我们似乎又一次忘记了历史的教训。特别是在50年代中期以后，不仅在经济发展上照搬苏联的模式，而且在否定传统上，愈演愈烈，到“文化大革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道路也愈走愈窄了。尤为奇特的是，在整个70年代，当我们疯狂地砸烂传统文化的同时，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向着闭关自守复归了。
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领导了“拨乱反正”运动，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16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政治上大大提高了国际地位，中国的现代化，已走上了快车道，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是，也必须承认，由于时间的仓促，中国人在来得如此迅猛的经济发展面前，还缺乏文化准备。过去，“文化大革命”把传统美德扫进了垃圾箱；现在，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以及它的思潮又剧烈地撞击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许多中国人，可以说堕入了“精神断层”的迷惘空间！
这种文化失衡，正是现今社会诸多反文化现象的重要渊源：
——个人至上主义、拜金主义的泛滥，其渗透力之猛，无孔不入；集体乐群的传统难以抵挡。
——以权谋私、权力腐败，成了公开的“时尚”，公仆意识在有些人身上几近沦丧。
——追逐名利，不择手段，“水货”横行，“假、冒、伪、劣”泛滥成灾，有些人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
——公混私争，玩忽职守，职业道德普遍下降。
——物欲膨胀，人情冷落，见利忘义者大有人在；见义勇为者，凤毛鳞角。
……
只要我们留心地观察一下当今社会，就会发现确有那么一些人，既热衷于个人财富与地位的增加和提高，又热衷于追求西方生活方式的腐朽面和价值观念，已经没有什么马列主义的理想，也抛弃了中国的优秀传统道德，甚至连做人的起码人格、国格也可以不要了！遗憾的是这种“三无之人”的队伍，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这真是十分令人担忧的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危机。产生这种危机的深层原因，我认为是植根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现代化模式同中国文化传统的不协调，经济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不同步。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在现代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怎样继承与发展中华文化传统并吸纳西方文化的精华，整合现代中华文化，以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而保障中国现代化的成功。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现代化应该是什么样的文化取向问题，要实现一种什么样的现代化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尽早获得解决，我国的现代化便会失去有力有效的精神支柱，很可能由于社会思想的混乱而导致社会稳定局面的破坏，最终也就无法完成中国现代化的大业。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改革开放，迫切要求我们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原则为指导，重塑现代中国文化，把植根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现代化模式同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对接起来，形成健康的现代中华文化和中国现代化模式。这是中国现代化得以最后成功的保证，从而是一个亟需深入探讨解决的大课题。
二
我们之所以如此强调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取向问题，是因为文化对经济起着巨大的反作用，文化取向是否正确会决定经济发展是否健康、能否持续下去。
一般地说，一定的经济基础原生出一定文化；但由于文化的大众性、积累性和滞后性，它便会整合为一定的传统，这种传统往往不会因社会制度的更替而彻底消失，反而会跨阶段地制约与影响经济发展：现代化模式与传统文化对接较好，可以能动地加快现代化进程；反之，则会阻碍现代化进程。
我以为，文化的传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基本的层面：
第一个层面：价值取向。这属于大众的层面，属于最广大的民众所认同的最高价值观与道德伦理境界。例如，西方基督文化的“个人主义”传统，表现在西方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地认同利己和重利，把个人自由、个人利益、个人价值标准看得高于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社会不能干涉，否则就是“不尊重人权”。东方儒家文化的家族主义和群体主义传统，则表现在东亚社会中，人们普遍地认同利他和重义，“先有国，后有家”，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必须兼顾社会利益等等。在东方，政府和人民则是把保障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大众的安居乐业作为最基本的人权。张培刚先生对此打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西方人写信封是先写个人，再写街道与城市，最后写国家；中国人写信封则反过来，先写国家，再写城市与街道，最后才写个人。透过这种表象的差异，可以透视出东西方文化核质的差异。
第二个层面：思维方式。这属于哲学方法论的层面，是人们在思考与处理一些重大的、棘手的问题时所持的一种态度与方法。西方的思维方式，就其主流来说，基本是排他的、竞争的，非此即彼的。基督教同其他宗教是不能兼容的，《进化论》的立论基础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华传统的思维方式则是兼容的、和谐的，讲求“中庸之道”。东方文化的兼容性，突出地表现在“儒、释、道”的合流上。
“中庸之道”，过去对其消极的一面讲得过多、过头。其实，它有其积极的科学的一面。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第一，是“中和”。特别是在人际关系上讲求“和为贵”，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对于经济建设时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减缓社会矛盾，加强企业和单位内部的团结，无疑是大有裨益的。第二，无过无不及。这也相当于“实事求是”的涵义，主要是在处事态度上要恰到好处，不过头也不无所作为。这就是说要按客观规律办事。显然，这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不走极端。这对于经济建设来说，更显得特别重要。第三，“择乎中庸”。这主要是在解决一些棘手问题上的“求同存异”策略，将看起来似乎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一对矛盾体，择其“中”（共性）而融为一，求其统一。第一个例子是“统一战线”，将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两个对立的阶级，通过“统一战线”而联合起来了。第二个例子是“一国两制”，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同资本主义的港澳乃至未来的台湾，在“民族大义”的共性上统一起来。第三个例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这两个经典意义上说本是对立的范畴，通过“生产力标准”这一中介，使它们结合起来了。显然，这三个例证，只有在东方文化的“中庸”思维方式下才可能出现，在西方的思维方式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第三个层面：模式选择。这属于制度的层面。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特别是英美的现代化，它们采取的是“政治多元化，经济自由化，文化个人本位”的模式。这种模式，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一方面也同西欧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不是一切国家都可以照搬照套的。特别是政治多元化，或者说“多党议会民主”的形式，是要有特定的条件的，我们排除制度性条件不计，仅就这种形式本身的实施而言，也是要有一定前提条件的：第一，必须是比较成熟的法制国家。否则，政府不断更替，政策朝令夕改，经济的发展就会陷于一片混乱。第二，必须是政企分开的经济体制。政府行为基本不影响企业行为的正常运营，否则也会破坏经济的发展——例如战后意大利那种像走马灯似的“政府危机”，如是在东方国家发生，早就会出现经济崩溃了。第三，公民和政治家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和民主素质（包涵政治鉴别素质、参与素质、法制素质等等）。正因为如此，即使在东亚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于西欧，加上上述条件发育不全，它们大多也不是照搬欧美模式，而是采用“政治集权化，经济自由化，文化群体本位”的现代化模式。这种模式，在韩国、新加坡等国，证明是卓有成效的。有些学者，称之为“儒家资本主义模式”，因为它受东方儒家文化的影响更深。
我们从上述三个方面剖析了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目的在于说明：在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决不应照套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包括企业模式）。必须立足于中华文化这个大背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创造适合于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文化模式和现代化模式。
三
经济发展模式问题，要得到彻底的解决，往往是和文化渊源分不开的，这一点，前已述及。而文化模式，特别是经济学理论，又是同一定的“人性假设”分不开的。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古典经济学为支柱，而古典经济学则是以斯密“经济人”的人性假定——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为理论前提。因此，在探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模式时，首先应该鉴别一下斯密的“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背景以及它是否适合东方、符合现代的问题。
大约200年前，亚当·斯密通过对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提出了利己主义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一切经济现象是具有个人利己主义本性的“经济人”的理性活动的结果。斯密循着“追求私利”——“无形的手”的思路，引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奠定了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基础，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显然，斯密的“人性假设”是一种超历史的观点，把“人性”看作是一种可以超越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东西，是与生俱来的、不会发生变化的东西。这实质上是把资本主义当作永恒不变的制度。这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如不加以澄清，对我们的文化整合和经济发展，会带来深层的害处。
我们认为：
第一，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人的本性具有两重性，既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又有合群利他的一面。当人类还处在洪荒时期，无法抗御自然灾害和野兽的侵袭，在那年代，人的合群性显然大于自私性，否则人类就不可能繁衍到今天。
第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出现，特别是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人的自私的一面便膨胀起来。斯密的人性假设，在这个历史阶段，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在200年间，这种个人至上主义文化，的确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得以迅猛发展并获得成就的深层动因。
第三，近代以来，由于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经济的国际化和生态危机的全球化趋势，在西方世界已经有人开始感到了这种“个人至上主义”已经给西方经济与社会带来的弊端与日俱增了。犯罪率居高不下，毒品猖獗，艾滋病泛滥成灾，黑社会渗入政府高层……，这一切已经正在证明个人至上主义的文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
第四，东亚的崛起，走的是一条与个人至上主义迥然有别的道路。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国家至上主义（如日本）和社会至上主义（如新加坡）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第五，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无论从意识形态角度或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个人至上主义的“经济人”都是不可取的，行不通的，有害的。特别是当前法制不健全，政企不分，文化迷惘的条件下，鼓吹西方的“经济人”假设，必会加剧市场的混乱和腐败的横行。
根据以上的分析，“经济人”这个范畴，有必要进行新的界定。在中国，“经济人”的概念应被“经济文化人”的概念所取代。这种“经济文化人”的内涵是什么？这里，我只能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思路：（1）每个人一方面天然地是他自己利益的判断者，同时他又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心，在社会的协调下，他的行为可以相对地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合理利益）；（2）每个人虽出于利己的考虑，在追求自身私利时不能不考虑社会的承受力和照顾他人的利益，否则他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私利；（3）每个人当实现其私利时，他必须给社会一定的回报，以稳定其既得的利益和追求精神上的利益；（4）“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政府干预、法律约束、社会公约）相结合对每个人进行引导，使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同社会基本公益相协调，达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目标。
这种“经济文化人”的假设，就是以“利己”与“合群”融合为一作为本质内涵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期，可能是二者兼顾的状态；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期，则可能是以“乐群”为主导的状态。这种文化取向，我们称之为文化的社会本位论。
据此，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既有别于欧美的模式，也有别于东亚模式。至于如何表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更有待于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深化。在此，我也只能作一粗略的概括：一是政治的主导民主化。所谓“主导民主化”是为了既同西方民主相区别，又同东亚集权相区别。就是以社会精英集团为主导的人民民主模式，现实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民主形式。二是经济多元化。即以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与发展的模式。三是文化的社会本位。这种现代化模式，我以为最适合现今的中国国情，既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又有利于集中配置资源，加快经济的发展。
四
上面我们探讨了欧美以基督新教伦理的个人至上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模式之不可取，也初步涉及到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取向——社会本位论。那么，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是什么呢？应当如何表述呢？
文化模式，是一种多层次的结构体系。一般说来，大体包涵三个层次和三个方面，是一种交叉网络式的结构。如下图：
风俗习惯，属于最广泛的世俗层面，它具有明显的中性，往往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更替而消失，其滞后性最强，从而凝聚力也最大。伦理道德，属于社会规范层面，对于社会骨干层来说具有深刻的约束力，由于它既具有历史积淀的成份又具有时代创新的成份，这种二重性使其既有中性的内容，又有阶级的烙印，不能一概而论。意识形态，属统治阶级的文化取向，具有鲜明的党性和政治倾向性，随社会制度的更替而演变，对社会的精英层来说，具有强烈的凝聚力，但并不是对社会每个成员都具有同等的约束力的。这三个方面的文化都包涵有其理论、规范和惯性三个基本部分。一般地说，理论部分滞后性较小，规范部分次之，惯性部分滞后性较大，稳定性最强。
根据上述对文化模式的理解，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中国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模式是否可以这样表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充分吸纳人类一切先进文化，逐步形成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三位一体为核心内容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开放的现代中华文化。
1.关于爱国主义
中央已发布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这是对我国现阶段爱国主义特征最精辟的概括，我们中华文化五千年，从古代到现代，其文化精神张扬“先有国，后有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多少仁人志士所扮演出的一幕幕壮烈的历史话剧，大都是围绕着爱国主义这个轴心而展开的！在历史的积淀下，爱国主义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地存蓄在最广泛的人民大众之中。爱国主义的大旗，是整个中华民族最具凝聚力的文化力量。
爱国主义，不是国粹主义，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如果说，爱国主义具有捍卫本民族尊严的品质，但是它决没有“护短”和“排他”的品质。爱国主义，尽管在其表象上带有感性色彩，但它本质却是理性的、开放的。一切有利于祖国的东西，我们都学习、都吸纳、都欢迎，都为之而奋斗、而献身；一切不利于祖国的东西，我们都挺而反对乃至不惜牺牲自己。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更要提倡这种爱国主义精神，鄙夷那种为了一己私利而出卖国格、而牺牲民族利益的败类。
2.关于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这个词，有的学者认为不属道德层面，这有一定道理。但我们这里说的集体主义是尊重习惯，科学地讲，应该叫“乐群主义”。乐群主义应该属道德伦理层面的东西。这种敬业乐群的精神，在东方是渊远流长的。东方传统农业所孕育的人文主义精神，就包含了这种“集体主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乐群主义的内涵，似应为：个人致富应促进共同富裕；个人利益应服从社会公德；个人行为应具有社会责任；在个人利益同社会公益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宁可牺牲个人利益。这种道德规范，我认为不仅不会抑制个性的发展，相反（特别是在现时中国）却能更好地、健康地促进个性的发展，消除西方个性膨胀的诸多弊端。
3.关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文化所追求的是一种消灭社会不公平现象和阶级间的对立与冲突，实现一种公平与和谐的无阶级境界，它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可通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素质全面提高的基本途径实现的。在我国现阶段，这一文化层面，显然不可能被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它主要属于社会精英层的理念，因而，企图全面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显然并不现实。它应作为一种导向的意识形态而处于现代中华文化的顶端。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来的，他的精辟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针对当今的新形势，应补充其新的内容。同时，还须加上“开放的”特质。因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大潮流下，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不愿意衰落和灭绝，就必须不断地、及时地吸纳别的民族的先进文化以丰富与创新自己的文化。这就要求它的文化体系必须是开放型的，而不是闭关自守型的。
五
在实践中，究竟如何实现目标模式呢？或者说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外国先进文化的对接而融成中华新文化呢？这里，就还有一个整合方式（或模式）的问题。
历史上，我们有过所谓“中体西用”的模式，有过“西体中用”的说法。但，这些都没有能行得通。其所以行不通，主要在于二者的思维方式缺少辩证法，忽视了文化系统的特质。无论是中华文化或西方文化，都有它们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环境，都是一个开放的“杂交”系统。特别是中华文化，更具有兼容并蓄的品质——中华文化在历史上就曾融纳了大量的印度文化和波斯文化，后来又吸纳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各种类别的文化，都有其可作“体”的东西，也都有其可作为“用”的东西。绝对地规定一方只能为“体”，一方只能作“用”，就犯了机械论的毛病。
其实，中华文化现代化的整合，是两个相反相生过程的统一：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和西方文化的中国化。鲁迅曾提出“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也就是说，经过这种双向整合后的中华新文化，既有“取今”的，又有“复古”的，它既不同于旧有的传统文化，又有别于西方文化，而是一种崭新的“别立新宗”的文化了。
据此，我试图提出一种新的整合思路，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体用交融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目标模式的框架内，按照上述“双向整合”的思路，中西文化谁应为体，谁应为用，要因范畴而异，具体对象具体分析，不搞一律化。例如，我们要塑造新的中国式经营思想，就不应照搬西方“大鱼吃小鱼”的模式，而应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去掉其中“乐天安命”的糟粕，加进西方的商业竞争精神，而后融合为有中国特色的既有进取又有提携的现代经营思想。又如企业文化，中国原来（指在现代以前）就很少有什么企业文化的传统，因而就必须以西方的企业制度为母体，去掉其中的“个人至上主义”因素，加进中华传统的“和为贵”的人际关系，而后塑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外争内和”的企业文化来。如此等等。前一例，大体上属中为体，西为用；后一例，则是西为体，中为用。
当然，这只是一种粗浅的想法，还很不完善。但是，我相信循着这种思路，可能探索出一条康庄的构建健康的现代中华新文化之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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