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发展道路与模式比较研究——以华西村、南街村、小岗村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西论文,为例论文,发展道路论文,农村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 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8263（2000）10—0059—08
本文试图结合华西村、南街村、小岗村的调查，对农村社区综合发展作一概要分析。
一、一个普遍性的命题：乡村工业是农村社区发展的动力
从传统型到现代型，是农村社区发展的一个质的飞跃。严格意义上说，“传统”抑或“现代”并非取决于时代而是决定于生产方式，马克思说过，“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108页。 ）就农村社区而言，是传统型还是现代型，在当前主要看非农化程度，即乡村工副业的发展程度。如果某地还停留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没有任何包括农副产品加工及交换在内的工商业，那么，该地无疑属于传统农村社区。
世界历史证明，任何国家都要经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同样，农村社区的发展也要有非农化、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其中，乡村工业化是由传统农村走向现代农村的必由之路，无非各地区的特殊情况决定了具体发展形式不一样而已。
无论是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还是阿尔温·托夫勒的“超工业社会”理论，抑或是奈斯比特的“大趋势”理论，都差不多地认为，人类的几次“文明浪潮”依次是农业社会文明、工业社会文明和超（后）工业社会文明。“第一次浪潮的变化，是历时数千年的农业革命。第二次浪潮的变革，是工业文明的兴起，至今不过是三百年”，每次浪潮“都淹没了早先的文明和文化，都是以前人所不能想象的生活方式替代了原来的生活方式”。（注：阿而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2页。）托夫勒认为，农业的兴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头一个转折点，而工业的兴起则迅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势头至今未见削减，渗透到社会基本结构、生产和个人活动等方面。美国未来学者甘哈曼认为，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一样，很快传遍全世界，使人类的生活质量发生永久性交化，尽管他认为人类的第四次经济活动是诸如“读书、著作”、“仪式、艺术”、“观光”、“美食”、“度假”、“保障”等等，但这一活动仍然是工业经济活动（建设和制造活动）、后工业经济活动（服务性质经济）作铺垫的。（注：甘哈曼：《第四次浪潮》，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页。 ）。
发展工业，通过工业化来推动农村社会发展、改变国家面貌，是许多志士仁人、有识之士的共识。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文章中指出，“在一定意义上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1、400 页。）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对发展农村工业给予了高度支持和评价，他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50%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型的城镇和新型的中小企业，还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214页。）
成功地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农村社区发展道路的集大成者当数费孝通先生。1936年，费孝通先生通过对吴江庙港江村的调查发现，当地经济在蚕丝业改革的推动下得到显著发展，这就使他渐次产生了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促动农村社区发展的思路。对江村的“重访”、“三访”乃至多次访问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成功经验的启示，使得费孝通先生更是坚定、发展了这一观点。1957年，他在《重访江村》中记录了粮食的增长和农民副业收入的下降，呼吁发展乡村副业和工业。1981年三访江村，他看到乡镇企业推动了农村发展，深深被“激动人心的巨大进步和令人陶醉的家乡情谊所感染”。在《吴江行》一文中，费孝通明确指出：“吴江从温饱型经济上升到小康型经济主要是工业化的结果”，因为只有农村工业化，才能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小城镇建设，改变农村面貌。
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地处江阴鱼米之乡，面积0.96平方公里， 350多户，1500多人。该村在党委书记、集团公司董事长吴仁宝的带领下，经过30多年的奋斗，发展成为富庶、文明的现代化农村社区。1998年，该村社会总产值28.7亿元，销售收入27.61亿，利税3.61亿元， 人均收入9000元。他们既创造了全国首屈一指的村级物质文明，也建设了具有特色的精神文明，既有现代的理想追求，也有传统的文化沿承，连续十多年被评为“江苏省文明单位”，成为“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
华西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小农意识和产业单一的局限性，较早就举起了发展乡村工业的旗帜。他们从小作坊起步，经过工厂、企业、公司、集团等几个阶段；从简单的农机修造到铝型材、铜型材、钢材、纺织、化工、电子等六大生产系列；从60年代的几个小厂到1999年的江苏华西集团公司下设的13个分公司和40多个工厂企业；从农业起家、工业发家到第三产业兴家。用华西人自己的话来说，华西家家都是富裕户。村民实现了“八有八不”。“八有”为：小有教（从幼托到中学提供学费，考上大学给予鼓励），老有靠（男60、女55虚岁享有退休保养金，每月至少200元），房有包（民房由集体建筑）， 病有报（人人有定额医疗费，工伤全报），购有商（村中有商场），玩有场（各种娱乐场所），餐有供（有各类档次的餐厅），行有车（30%以上农民家庭有轿车）；“八不”为：吃粮不用挑（集体送粮到户），吃水不用吊（村里有自来水厂），做饭不用草（家家装有管道煤气），便桶不用倒（户户有抽水马桶），洗澡不用烧（热水管道通到户），通讯不用跑（家家有电话），冷热不用愁（夏天空调，冬天暖气），雨天不用伞（村内有长廓环通）。华西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就说明，由传统型乡村到现代化社区，发展工业是前提、基础和关键。设想若无工业作铺垫，华西就不可能有这一系列的变化，对国家的贡献、对落后地区的帮助就无从谈起。
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处于豫中平原，面积1.78平方公里， 全村805户，3130口人，与华西村相比，自然基础较差。华西位于江南经济发达地区，有务工经商的传统，左邻右舍发展水平都较高，它是万花丛中一点绿；而南街村地处纯农业区，底子薄，周邻地区发展相对落后，但它独辟蹊径成功发展则是一枝独秀。短短一多年时间，南街村从一个穷困乡村发展到具有26个企业，1.2万职工（其中外来职工1.1万人），年产值17亿多元，农民住公寓，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发展模式的“共产主义小社区”，其斐然的成绩就连对该村实行共产主义分配方式持不同意见的人也不得不承认。
尽管南街人自己认为南街的发展是党的富民政策与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但我们还是认为，坚持抓工业，是南街村发展首要的和基本的物质保证。与苏南农民一样，南街人较早就领悟了“无工不富”的道理，他们深知，在传统农业区不结合自己的实际发展工副业是没有出路的。从80年代起，南街村围绕农副产品深加工办企业——根据中原地区盛产小麦的优势，办起了方便面厂、食品厂、啤酒厂；围绕龙头企业上配套项目——以粮食深加工企业为龙头，配套发展相关项目，如生产方便面等食品每天所需400多吨面粉，带动了南街村面粉厂的发展； 每天需要13万只外包装箱，办起了南街制箱厂；每天需要的500 多万只彩印袋、胶印袋，办起了中日合资的彩印厂、胶印厂；每天需要运出运入的近千吨的原材料和制成品，成立了拥有160部汽车的南街村汽车队。 同时，每年生产方便面需要的200多万元的花椒做汤料， 南街村就把自己的地头地边种上了花椒树。为使方便面厂、面料厂的废料合理利用，他们将其收集后通过加工，电脑配方，制成混合饲料发展养鸡场；食品厂需要的鸡蛋又是该养鸡场提供。南街人把这种做法称为一业带动多业上，多业辅助一业兴。就这样，以龙头企业带动其他企业的不断发展，南街村由最初的传统农业区发展成为一个产、供、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经济实体，成为闻名遐尔的现代化农村社区。
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地处皖东北，南距蚌埠20余公里，现有90户人家、370口人，与华西村、南街村相比规模小、实力弱， 但22年前的惊人之举——率先分田到户大包干，却使其知名度晓誉天下。在历史上“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凤阳，小岗村更是穷得“冒了尖”，1960年饿死6户人家，到1978年只剩下18户。 在“再不救自己就快饿死了”的时刻，1978年春，这18户人家开了一个“自救会”，决定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分田，从而开农村改革之先河。地分了，农民的积极性充分得到发挥，到1978年底，小岗村就获得前所未有的丰收。粮食产量达6.5 万公斤，是上一年的4倍；油料1.75万公斤，是过去20年产量的总和； 生猪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就是从这一年起， 小岗人彻底仍掉了讨饭棍和要饭篮，过上了温饱的日子。但是，由于众多原因，小岗村的产业结构20年来基本上是单一的农业，几乎没有发展工副业，这就决定了该村至今还停留在传统农业社区，维持着温饱，发展缓慢，不要说与发达地区相比，就是与凤阳本县其他地区相比，也显得落后了。
以上对华西、南街、小岗三个村的简单描述说明，农村社区的综合发展，其动力在发展乡村工业，单一的传统农业无法推动农村社区迈入现代化，尽管根据各自的情况，发展工业的路子不尽一致。华西村位于沪一宁城市带中，有较好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其工业化有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之特点。南街村位于中原农业区，条件不如华西，不能走“纯第二产业”道路，而走了一条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一点五产业的道路，即结合本地实情，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提高附加值，带动了一系列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社区建设与发展。而小岗村的发展滞后，根本原因是没有走乡村工业之路。
二、一个实证性的结论：权威结构是农村社区发展的保证
马克斯·韦伯认为，有效的统治建立在权威之上，权威有三种类型：（1）法理权威（合法型权威）， 这是一种设有官僚行政管理班子的合法性统治，取得这种权威的人根据制定规则的合法性而发布命令；（2）传统权威，统治者依据传统遗传下来的规则而确定， 对它们的服从是由于传统赋予他们具有固定的尊严，因而其形式主要为老人统治和地位世袭；（3）魅力权威，所谓“魅力”， 是一个人之被视为非凡的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人具有超自然、特别是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力量与素质，因而这种魅力是由被统治者所承认而决定的。在韦伯看来，社区统治团体是一种感情的共同化，魅力型统治的行政管理班子并非是官员，它既不是按等级观点，也不是按对家族或个人依附的观点选择，而是按魅力的品质选择。（注：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三章，商务印书馆1997版。）
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先生通过实地考察，在其《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对中国农村中的权威结构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他指出，在30—40年代，长江三角洲的村庄几乎没有正式的权利结构，权利组织是非正式的，而权威主要来自某人的人品和能力。建国后，党政结构则成为控制乡村方方面面直至每家每户经济抉择的权威，农村中最重要的关系成为国家政权与农民的关系。农村改革后，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影响收缩，“生产队长的权力从安排每人的日常工作变为仅仅是传达上级指示，显然意味着权威的削减。”（注：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香港牛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199页。）
本文认为，就目前农村社区而言，权威是一种来自于法理型——乡村政权组织，传统型——家族、宗族体系，人格型——个人魅力三种基础之上的意志与广大村民的服从。具体说，一为“组织权威”，代表着乡级政权和村民委员会组织的意志，类似于韦伯所说的“法理型权威”。毋庸讳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由于生产方式的分散、市场经济的推行以及少数干部的腐败等原因，目前为数不少的农村基层组织之权威已很难为农民所接受。按管理学家巴纳德的“权威接受理论”，权威不在于发布命令的人，而在于被接受者接受不接受，如果被命令者不接受，也就不存在这个权威。因此，在一些干群关系紧张、农民负担沉重的基层，这类“权威”往往意志大于服从。二为“传统权威”或“家族权威”，族内“长老”能成为某一社区的事实领袖，形成该社区的核心。他们或抛开村委会，或与村委会合一，能左右村中一切事务。这类权威的意志与服从较为统一，但易为少数人所“弄权”，缺乏监督机制且很难与现代社会发展目标相一致。三为建立在个人魅力基础之上、与村党组织、村委会相结合的权威。村党委（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个人有很强的号召力，是权威的关键和核心；村级组织有很大的凝聚力，是社区发展的中坚力量。这样的权威结构既有别于传统家族式权威，亦不同于某些毫无号召力、形同虚设的基层组织权威。从功能上说我们可以称之为“发展型权威”，从特征上看，可以视之为“魅力型权威”，其意志与服从达到辨证的统一。本文探讨的权威当属此类。
究其结构，这类权威具有几个要素：（1 ）有一个众人认可与推崇的，具有政治远见、经济头脑、奉献精神的组织者、带头人，这是“魅力型权威”的基础；（2）有一个具有“造福一村”、 “致富一地”精神，团结一致，特别能工作的战斗集体，这是“发展型权威”的保证；（3）领导集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有较高的来自于实践的理论， 有很强的市场经济意识，思想解放，敢为天下先，善于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搏击。这是权威得以建立的组织基础；（4 ）绝大多数村民发自内心自觉接受与维护权威，因为他们从切身体验中领悟到，富庶发达、文明和谐的社区，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生活与强有力的组织与管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权威得以维持的群众基础。
华西村崛起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其优越的地理环境，而在于数十年来形成的具有强大权威的领导班子与好带头人。吴仁宝本人就是一个出身于农民、当过村官、乡官、县官，至今仍领导着华西的“农民管理家”。我们不从“农民企业家”而从“农民管理家”的角度来看他，主要是因为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农民管理家”对农村社区综合发展所起的作用要比“农民企业家”所起的作用要重要得多。从“大跃进”到“学大寨”直至改革开放，吴仁宝带领华西人苦战十载，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实事求是、科学规划华西村的发展蓝图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吴仁宝坚持自己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不拿高额奖金的“三不”。在长期的实干过程中，吴仁宝靠拼命的干劲、清晰的思路、高效的业绩和廉洁自律，在群众中形成了很高的威信，打下了坚实的权威基础。
以吴仁宝为首的华西村党委、村委以及集团公司党政企三位一体，组成了精干高效的领导集体。吴仁宝认为，干部的权威来自三方面：一是廉洁、二是懂行、三是高度的事业心。在这样的权威结构中，无论是个人的魅力还是集体的号召力与组织力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群众的积极性空前提高，使得华西村“土地变平”、道路变宽、村庄变新、人才变多、集体变富、贡献变大、生活变好、环境变美”，（注：引自华西村介绍材料。）成为名副其实的富裕村、文明村、示范村。
南街村发展的奥秘何在？有人认为南街人能抓住机遇，有人认为他们把苏南农民所首创的“无工不富”很好地实践在中州乡村，他们自己则认为是党的富民政策和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笔者则认为，莫若说是南街村领导班子的权威结构使然。
其一，党委书记王洪彬十多年来始终作为普通农民和村民劳作在一起，和南街村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表现出较强的领导能力，无私的献身精神和敏锐的政治远见。其二，有一个团结奋斗、特别能战斗的领导集体，在带领全村共同致富的道路上，他们身先士卒，在市场经济中与群众摸爬滚打；他们严于律己，坚信“公生明，廉生威”。群众深有感触地说，这样的党员干部我们信服、佩服，他们把领导干部看成是致富领路人，自觉接受、维护干部的权威，以致于“夸自己村的干部能夸到眼含热泪”。（注：引自南街村介绍材料。）
其三，领导集体有一套清晰的发展思路——贸工农一体化；有独特的宣传、教育方式——以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他们把个人魅力形成的朴素权威与党组织、行政组织的法理型权威很好地结合起来，成为南街村发展的动力与保证。
与华西、南街村发展情况不同，无论是当初敢为天下先的大包干还是现在尚处于传统农村社区的现状，我们似乎还看不到权威结构在小岗村的作用。因为当初大包干实在是一种历史趋势，队长严俊昌只是一个召集人罢了，而现在的小岗村尚未跳出落后农业社区的窠臼，缺乏好带头人则是主要原因。小岗村至今仍然较为落后恰好可以反证权威结构在农村社区中的重要意义。
为什么自然条件相同，发展情况各异？为什么自然条件各异，发展趋势相同？为什么敢为天下先的典型会停滞不前？其解释可以各不相同，也可以各有道理，笔者从对三村以及其他地区的实地考察调查中分析认为，权威结构是农村村级综合发展的关键因素。有好的权威结构，条件差的地区亦可以向非农化、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快速发展；缺乏权威结构，条件好的地区也不能很好地发展，条件差的地区更是举步维艰。
好的权威结构是凝聚群众，发挥村民政治参与性、生产积极性的基础，这是促进社区发展的原因之一。农民是农村发展的主体，他们对社区发展的关心程度、参与意识以及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制约着决策者的决策以及决策的实施和落实。实践证明，村民积极性的发挥往往与村领导班子的权威直接联系在一起，这并不决定于村组织的合法型权威，而是决定于其魅力型权威。马克斯·韦伯认为，“魅力的适用是由于被统治者承认决定的，这种承认是由实践的考验保障的……产生于领袖的信赖”。（注：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三章，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0页。）华西、南街村以吴仁宝、 王洪彬为代表的管理者长期坚持带领群众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苦干、实干，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表现出高超的管理艺术和非凡的魄力，形成了很高的权威，群众对其的信服是自觉的，社区的发展亦是自然的。而小岗村之所以至今还徘徊在温饱阶段，没有越过传统农业社区阶段，除自然条件以外，笔者认为主要是没有形成如吴仁宝、王洪彬式的核心权威人物及强有力的权威结构，该村二十多年来领导班子更换频繁就诠释了这一点。
领导班子的权威来自于坚定的政治信念、敏锐的市场经济头脑、长远的发展规划，这是权威结构促使社区发展的原因之二。村党委（支部）、村委成员仅仅是与群众同甘共苦，充其量只能有较好的口碑和群众基础，还不能认为就有较高的权威，或者说与群众打成一片就能推动社区发展。一个好的乡村领导集体除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还必须有致富一地的良策，这一良策不是来自书本，不是别人馈赠，不是主观臆想，而是来自实践，来自实事求是，来自锲而不舍的追求和探索。华西村与南街村始终坚持集体经济为主体，在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基础上，瞄准国内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工贸业，坚持共同富裕，用正确的思想教育人、鼓舞人，把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南街村更是把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作为该村的发展目标，虽说社会对此有不同评说，但笔者认为，南街的做法符合南街自己的实际，因而不失为是一种教育人、鼓舞人，促使社区发展的手段与方法。在小岗村，人们解决了温饱以后似乎感到有些满足，对大包干后如何进一步发展缺乏明确的目标和计划，仍然围着农业做文章，土里刨金。在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情况下，村行政组织基本丧失了生产上的决策权与指挥权。其推动该村综合发展的权威可想而知。
领导班子中魅力型和法理型相结合的权威与村民的接受、维护、发展权威形成良性互动，成为权威结构促使社区发展的第三个原因。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的调查中看到，乡村中有号召力的人与被号召的人之互动是直接关系的。韦伯办认为，魅力是一个人的非凡品质，其“关键是这种品质上被接受魅力统治的人即‘追随者们’作出何种评判”。（注：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三章，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9页。）调查中我们看到，华西村、 南街村的村民对领导集体评价甚高，亲切地称带头人为“好班长”，他们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地参与、支持村党委、行政的工作，使决策最大程度地民主化、科学化。领导和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良性互动，加速了社区发展。而小岗村由于还没有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仍然局限在农业生产上，缺乏长远发展规划，加之其他人为原因，村委与群众的互动不能展伸。干部的权威无法构成，群众亦不予承认，结果造成缺少核心力量的事实，直接导致该村发展滞后。由上可见，权威结构在农村社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容低估。
三、一个有现实而有趣的论题：农村社区发展模式探讨
农村发展模式在80年代有过较多讨论，不过那主要是指乡镇企业的发展形式，如以集体工业为主的苏南模式，以个体经营为主的温州模式等。这里我们试图从农村社区综合发展角度对之进行讨论。具体说，在生产上，产业结构如何，生产方式怎样？在管理上，组织程度如何，教育手段、乡村风气怎样？
华西村农民从根本上打破小农意识，举起了大富、大农业、大天地的旗帜，稳定农业，发展工业，形成了一条农业起家、工业发家、第三产业兴家，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在管理上，华西村采取的是“两手抓、两富有、两结合”的发展模式。即，在抓物质文明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他们提出的爱国家、爱华西村的“六爱”教育，既闪现思想道德教育的光环，又带有浓郁的田园气息。在村党委的领导下，华西人有理想，争贡献，遵纪守法。“两富有”是既富钱袋又富脑袋，即在致富的同时，狠抓科学文化教育，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他们重视人才、尊重人才，自己开办工业大专班，选送优秀青年到大专院校深造和出国留学，组织华西村民到发达国家考察，这一系列的措施提高了华西人的科学文化水平，也加速了华西村的经济发展。所谓“两结合”，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土和洋结合，在华西，既有儒家文化的忠孝仁义，也有现代文化的理想追求，既有“孔庙”，也有“白宫”，虽说外界对此评说不一，但却体现了华西人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现代文明溶于一炉的追求。可以认为，华西的一、二、三产业协调并举，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发展模式在我国农村具有较大的普遍意义。
南街村的发展模式在产业结构上与华西村并无差别，也是一、二、三产业协调并举，无非南街村之工业以农副产品深加工为主，但在管理模式上，南街村的“意识形态立村”，建立“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实践则显得非常独特。
南街村人认为，致富要靠党中央的富民政策、靠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像一轮红太阳，永远照耀着南街前进”。在南街，“政治挂帅，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等标语到处可见；《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风靡一时的革命歌曲时而可闻；毛泽东主席的汉白玉雕像前24小时民兵站岗，专职民兵连专业化训练坚持不懈；学《毛选》老五篇、开讲用会、斗私会蔚然成风。人们讲奉献、爱集体，南街村成了“没有腐败、没有贫富悬殊、没有精神滑坡的‘净土’”。（注：引自南街村介绍材料。）这一在全国绝无仅有的实践，引起了外界的极大兴趣，有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位老干部说，我们干了一辈子革命还不就是为了这些？也有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是“晃若隔世，又回到了六、七十年代”……
南街村的分配机制——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带有浓郁共产主义色彩的分配模式，决定了南街村村民的生活资料来源以供给制为主、工资制为辅。目前集体对村民免费提供大到公寓式住房及室内设施、家具，小到粮、油、水、电、气甚至啤酒、鸡蛋等生活用品。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供给的范围与水平也在不断扩大与提高，用南街人的话说，他们已“初步实现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客观地讲，这一很能体现公平、公正，为南街人引以自豪而又有浓郁意识形态色彩的分配模式虽说有很大争论，但倒是使得农民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有了依靠，社会化服务与保障使农民个人完全解决了后顾之忧。
南街村的发展模式有无普遍意义？这是一个较为深层甚至较为敏感的问题。有人说“南街村的路子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也有人怀疑“南街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笔者短暂的考察、粗浅的研究认为，南街人大力发展经济，走农业产业化、乡村工业化以及共同富裕的道路，与全国农村的发展路子是一致的，具有普遍意义；但其分配方式、其意识形态特征则在相当长时间里缺乏普遍意义的根据。
第一，由于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商品交换，因而作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自然也要逐步消灭商品交换，他们正在为村内消灭货币流通而作准备和努力。最为有趣的是，南街村没有规模稍大商场，仅仅一、两个小商店为参观访问者服务——供给制为主的分配方式决定了本村人基本不需要到商店购物。所以笔者认为，从现代社会学角度看，南街村还不能说是一个小城镇，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农民居住点与农村工副业区，这样的格局并不能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之要求。
第二，由于是准“按需分配”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强调的集体主义情绪与共产主义精神，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或从另一个方面看，现代社会的竞争意识就很难扎根。笔者看到，商店、宾馆的服务员以及一些接待员多了些许计划经济时代的散漫、刻板、泠漠、被动而少了一些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紧张、灵活、热情、主动，这明显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
第三，由于南街村“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跳交际舞、不唱流行歌曲、不看不健康的影视，而大唱革命歌曲、演革命戏剧，举行演讲会、报告会，因而整个南街村没有一家卡拉OK、没有公共娱乐设施。虽然青年和社会公众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寓教育于闲暇、娱乐之中，但我们认为，把一些时尚和革命传统截然分开，并不能说是科学的生活方式，就是从现代社会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从人的现代化与人的个性发展来看，也可能认为是落后于而不是超前于时代的发展。
小岗村是典型的家庭分散经营农业的格局，这在当前我国欠发达地区仍是主要的发展模式。但是，由于产业单一，经营方式分散，缺乏组织，村民松散，劳力外流，权威结构不能有效建立，因而极易致使社区发展滞后。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基本政策还要长期坚持，但本文认为，在解决了温饱甚至小康之后，追求社区包括人的发展在内的综合发展应是我们要达到的重要目标和面临的紧迫任务。为此，农村基层组织及有关方面必须结合实际，提升农村发展的目标要求，找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在稳定农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工副业；在富钱袋的同时富脑袋，提高村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抓生产的同时抓农民教育，提高其文明程度；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加强农民的组织管理，引导他们关心集体，摆脱落后，走向现代化，使农村社区发展有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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