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的民主”及其风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控论文,民主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可控的民主”（注：“可控的民主”，俄语原文是“управляем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亦可译为“被管理的民主”。国外一些学者对普京政治还下有其他的定义，如“软独裁主义”、“可控制的多元化体制”、“依法独裁”和“选举式君主制”等等。笔者认为“可控的民主”词义中性、易懂，故用之。），为社会改造和经济改革创造政治环境，是普京执政以来政治行为的着眼点。“可控的民主”的实质是总统集权，使总统权力凌驾于其他社会权力之上，成为民主的操控者。就本质而言，“可控的民主”与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宪政制度有冲突，但却是普京的强国战略所需要的，而强国又符合俄罗斯广大民众的心理诉求。普京建立“可控的民主”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巩固权力，而在于对社会进行大规模改造，一旦这种改造付诸实施，其执政风险亦随之而增大。
一 向“可控的民主”过渡
如果把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以来所有关于国家发展的言论加以总结的话，那就可以看到其中贯穿着这样一条主线：在国际竞争中俄罗斯已经落伍并面临严重危机，它已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必须尽快发展经济，实现强国目标，这是一切工作都要服从的大局；而要加快经济发展，必须放弃不切实际的民主幻想，结束政治纷争，实现社会稳定；为此，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使之成为“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成为“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
普京为加速俄罗斯发展开出了药方，这就是使国家政权体系高度一致，变得更有效和更有工作能力，利用政权的力量高屋建瓴地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克服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也应该拥有这样一个政权体系。”（注：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载《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9～10页。）
那么，如何才能使国家政权体系变得高度一致呢？其源头实际上应当来自总统权力。俄罗斯是总统议会制国家，宪法赋予总统超大的权力，这成为普京最大的资源。现在需要做到的是使总统权力超越国家政权体系（行政、立法、司法）之上，形成凌驾之势，即在不改变现有国体的情况下实现权力向总统的集中，实现总统相对集权统治。
普京上台后在社会政治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目的都是为了加强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权力，客观上形成向“可控的民主”过渡。这些措施主要有：
——坚决打击车臣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1999年8月普京出任政府总理后， 立即发动了第二次车臣战争。虽然车臣问题至今仍未彻底解决，但车臣叛匪已遭到空前沉重的打击。普京的强硬立场防止了国家分裂，提高了他在民众中的威信，这点在其执政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削弱地方势力，制止分离倾向。叶利钦时期，出于政治斗争需要，曾赋予各联邦主体较大的自主权，以致各地政令不一，各行其是。普京出任总统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将全国划分为7个联邦区。联邦区的设立对联邦主体形成取代之势， 起到威慑作用，有效地制止了地方分离倾向，实现了全国政治和经济空间的统一。
——打击寡头，解决寡头干政问题。普京当政的头两年，重点打击了大寡头——“桥”新闻媒介控股公司总裁古辛斯基和曾任叶利钦顾问、独联体秘书的别列佐夫斯基，迫使他们逃亡国外。2003年10月，俄罗斯当局又以经济罪名逮捕了试图再次干政的俄罗斯第一大富豪、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
——控制媒体和舆论。2000年，国家增持公共电视台股份（达51％），结束了别列佐夫斯基对该台的控制；国家控股的天然气工业公司也利用债权控制了原属“桥”新闻媒介控股公司的独立电视台。2001年，卢克石油公司对属于别列佐夫斯基的另一家电视台TB—6提出经济诉讼，迫使后者倒闭。目前，国家用直接或间接控股方式控制了俄罗斯3家最大的电视台、70％的广播电视和80％的报纸。2001 年还颁布了《大众传媒法》，规定外资在俄罗斯传媒机构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禁止外国公民和公司获得这些机构的控股权。2002年，普京签署总统令，取消了美国“自由欧洲”电台在俄罗斯境内的特权（注：1991年8月27日，叶利钦曾签署《关于“自由欧洲”电台分部的总统令》，给予该电台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种种特权，如设立常驻分部和记者站，由俄罗斯相关部委保障该电台通讯频道畅通等。）。
——压制反对派，形成支持现政权的议会多数，结束议会纷争。俄罗斯共产党曾长期是议会第一大党， 其“不妥协的反对派”立场使议会成为纷争不已的场所。2001年年底，在普京的授意下，两个中派党“团结”和“祖国——俄罗斯运动”合并为“团结——祖国运动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俄罗斯10年议会史中首次出现了起主导作用的“政权党”，俄罗斯共产党丧失了对议会的控制。在2003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在普京的公开支持下，政权党“统一俄罗斯”赢得压倒性胜利。
——打击官僚腐败。2002年， 普京曾在国情咨文中对官僚腐败发出严厉警告，2003年，开展了全俄反腐肃贪运动，清理了一大批贪赃枉法的官员和警察。根据普京的指示，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相继推出了100 个长期或短期的根除行贿的措施，并在此基础上拟定一个适合于整个政府机构的反腐防腐制度。2004年3月， 成立了俄罗斯国家反腐败委员会。
上述措施不同程度地缓解了导致俄罗斯社会政治动荡的根源性问题，使经济发展所需的政治社会条件较以前有所改善。这些措施顺应了民意，再加上经济连年稳定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使得普京的支持率不断攀升，权力地位日益巩固。
2003年12月议会选举和2004年3月总统大选， 表明俄罗斯政治力量对比和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普京得票率高达71.31％，其权威已凌驾于社会各派政治势力之上，无人可以撼动；（2）政权党控制了议会2/3的“宪法多数”， 弗拉德科夫新政府的成立彻底消弭了政府与总统的分歧，表明俄罗斯的国家权力体系实现了在普京领导下的高度一致（注：俄罗斯司法的独立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1993年俄罗斯总统与议会的生死大决战中，宪法法院曾做出过不利于叶利钦的裁决，“十月流血事件”结束后，宪法法院院长被迫下台。此后，俄罗斯司法权力长期臣服于总统权力。）；（3）左、右两翼反对派的失势表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力下降，俄罗斯进入普京所主张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兴起时期；（4）“寡头政治”被终结，国家检察机关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和普京一贯反寡头的政策得到广泛支持。
俄罗斯出现新型权力结构：普京大权在握，高高在上；军队、国家安全部门和内务部等强力部门的支持是其权力基础，广大民意的支持是其社会基础；通过联邦政府和政权党，普京政权确保了对官僚系统的控制。这一权力结构的核心是总统集权。通过打击地方分立主义、反寡头、控制舆论、压制反对派、掌握议会多数和改组政府等措施，普京的权力已基本不受制约。普京执政的成绩与其前任的劣绩形成强烈反差，以致在广大民众中出现对他的个人崇拜。权力不受制约和个人崇拜使产生个人集权的条件趋于成熟。
随着新型权力结构形成，“可控的民主”得以确立，俄罗斯政治进入新时期。事实证明，在俄罗斯建立“可控的民主”是一颇为顺利的过程，所遇到的阻力远比预料的小。其根本原因在于普京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大乱导致大治，是社会发展规律。这种大治实际上是民众的要求。普京的政策措施结束了俄罗斯近10年的政治和经济混乱，很自然地被民众视为这种大治的代表。“可控的民主”符合这一社会发展规律。
二 “可控的民主”的意义
在俄罗斯，“可控的民主”是相对集权政治模式的一种表现形式。一方面，内外条件已不允许俄罗斯实行专制、极权统治，俄罗斯共产党在选举中屡战屡败、影响力大幅衰退。这表明，恢复苏维埃制度也已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因此，民主政体的一些基本形式已不可更改，如普选制、三权分立等。另一方面，由于民主条件不成熟，向民主制的迅速过渡，不仅不可能在俄罗斯建立起类似西方已有几百年历史的相对发达的民主制，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政治动荡。
既然民主制已不可更改，那么为了避免重蹈民主制引发政治动荡的覆辙，就必须对民主加以约束。在民主政体前提下，任何形式的集权都只能是相对的，“可控的民主”应运而生。顾名思义，“可控的民主”就是需要一个凌驾于民主之上的控制者。在俄罗斯目前发展阶段，这个控制者只能是宪法赋予超大权力的总统。
“可控的民主”之意义表现在现实和历史两个方面。
——现实意义：（1）对叶利钦道路做了否定。 这种否定对俄罗斯社会有着重大意义，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中都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俄罗斯再也不能继续沿着过去那条盲目追求民主的道路走下去了，否则便难以制止社会动荡。这种否定再次表明，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利益是最基本的利益，高于民主制度建设的利益。（2）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条件。“可控的民主”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不仅使政治动乱成为过去，而且使国家的政治前景变得可以预测，这就为发展经济提供了条件。如果说石油价格的持续高涨是俄罗斯经济发展最大的外部机遇的的话，那么，“可控的民主”所提供的政治稳定就是俄罗斯经济发展来自内部的机遇。
——历史意义：（1）“可控的民主”是俄罗斯式的新型权威主义。乱世需用重典，重典来自权威。“可控的民主”的任务就是快刀斩乱麻地解决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尽快实现国家振兴的任务。在俄罗斯发展的现阶段，这种权威主义是必要的。（2）“可控的民主”是一种过渡形态。具体说， 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缺乏民主的政治制度向民主政治制度、从极权主义传统文化向民主主义新文化过渡的一种社会管理形态。这种过渡形态何时结束，将以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中产阶层的人数多寡和作用大小、社会自治的发展水平、司法的独立性等等，为其基本判定依据。
普京所走的道路将因“可控的民主”而打上特殊的历史印记。从时间上看，“可控的民主”是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的统治形式。在他的总统任期结束后，随着领导人的更迭，“可控的民主”的表现形式可能发生变化（注：现在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普京是否会延长其任期，如修改宪法将总统任期从目前的4年延长至7年；二是如果普京到期离任，此后他将如何发挥影响，使其强国战略得以继续。对于后一问题，人们已在猜测这种可能性，即普京下台后将担任执政党党魁，控制执政党和议会，进而操纵整个政局。这些可能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可控的民主”的运行。）。俄罗斯向“市场和民主”的过渡不是短时间所能完成的，其扭转内外颓势的任务也将是长期的，因此“可控的民主”将持续较长的时间。
三 “可控的民主”的施政手段
“可控的民主”是对民主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是俄罗斯社会发展条件下的一种政治折衷。它与民主的本义是不相符的。民主要求的是少数对多数的服从，坚持的是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原则，反对任何不受制约的力量存在。“可控的民主”既然把民主置于某种力量控制之下，那它就与民主的本义相冲突。
因此，“可控的民主”的思想前提，就是要破除对民主的迷信。早在2000年，普京就认为俄罗斯的自由和民主超越了社会现实：“俄罗斯的民主事实上是从上面来的，这是一。在历史范围最短的时期内我们根本改变了整个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这是二。我们所以能迅速地做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首先用法律甚至是命令实行了自由和民主。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时急剧地超越了社会适应这些自由的能力……”（注：普京访谈录，载[俄]《消息报》2000年7月14日。）2004年， 普京又指出民主应当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之上：“绝对的民主概念是不存在的。当然，有一些不能不遵从的民主基本原则。但是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想保障这些民主原则是不可能的。”（注：普京答法国《巴黎竞赛画报》记者问，载[俄]《共青团真理报》2004年3月13日。） 普京的看法代表了俄罗斯人对民主认识的质的进步。在历史的教训下，以普京为首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开始摆脱“民主至上主义”的束缚。这种对绝对民主的否定再次表明，民主固然美好，但却是有实现条件的，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然而，这同时产生了“可控的民主”统治模式的相对集权内核与民主外形之间如何统一的问题。“可控”与“民主”不可能自动地合而为一，要实现这种统一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其结果就是形成了一套特殊的施政手段。
普京在确立“可控的民主”过程中坚持了以下原则：
——突出总统权力，使之凌驾于其他权力和政治力量之上；
——通过利益的再分配，确保国家强力部门（军队、国家安全部门和内务部等）对总统的支持；
——实现总统领导下的国家权力体系的政治一致，其中最重要的是使政权党控制议会，其次是确保行政系统对总统权力的忠诚；
——对民主制在形式上肯定之，在实质上弱化之。保留民主制的形式，但通过对议会的控制和实现国家权力体系的政治一致，从实质上弱化民主制的监督职能，使总统的意志畅行无阻；
——控制舆论，借以左右民众情绪，保证民意支持。
普京在确立“可控的民主”的过程中把握了这样一些执政要点：
1.确立总统权力、强力部门和行政系统的整体性强势地位。确立“可控的民主”，首要的是突出总统权力。但仅凭总统权力是不够的，没有其他权力的配合，总统将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在这一点上叶利钦的教训是前车之鉴。在各种力量中，普京首先赢得了强力部门和行政系统的支持（注：普京出身“克格勃”，执政后启用了大批该系统干部，被国家安全部门视为“自己人”。普京坚决打击车臣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立场及其强军政策，在其执政之初便赢得了军方的支持。对于政府行政部门，普京大量启用专家型治国人才，并改变了叶利钦动辄撤换官员的做法，实现了官员任职的相对稳定，使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从而使以总统为核心的国家执行权力成为一个强大的整体。面对这个业已强大的国家机器，任何反对势力都将处于弱小地位。
2.坚决打击任何对总统权力和国家权力的挑战。普京对车臣恐怖主义、对寡头干政行为、对地方分立主义、甚至对那些有可能坐大的反对党派，均采取了毫不留情的坚决打击政策。普京一贯的政策都是要加强中央权力，而不允许削弱中央权力，他对一些势力借着民主方式挑战总统和中央权力，始终抱有高度警惕。这不仅仅是出于对个人权力的敏感，也是为了稳定的大局。在这方面，普京充分显示出“强人”本色。
3.运用总统的影响力控制议会。在俄罗斯多次选举中，选民往往无视政党的纲领，而以总统的态度为转移，这表明俄罗斯民主的不成熟。普京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在议会选举中以总统身份对选民施加影响（注：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2003年12月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是惟一一个没有党纲的参选大党，其竞选口号就是“我们和总统在一起”。选举投票前普京曾出面支持该党，称该党是他执政4年所依靠的党，因此希望该党在选举中获胜。普京表态后，该党的支持率直线上升。）。同时，以总统为核心，得到强力部门和行政系统全力支持的权力中心的形成，也促进了议会成员的依附。这实际上是这些议会成员寻求现政权庇护以及现政权同他们进行利益交换的过程。对许多议会成员来说，支持普京是他们得以政治存在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前提。选举过程越是“肮脏”，权力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越大，民意的作用就越小。
4.为打击行动尽可能披上合法的外衣。所有打击对手的举措，普京都力图为之披上合法的外衣。当着政治问题变为法律之争，便巧妙地转移了问题的性质，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普京的打击行动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经济问题上（如抓住对手的经济犯罪、债务问题等）大做文章，这已是屡试不爽的武器；二是以支持或者反对总统权力来划线，确定打击目标（注：普京打击大寡头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和霍多尔科夫斯基，所抓的都是债务或逃税问题。实际上，经济犯罪问题在俄罗斯经济界非常普遍，普京所以打击这3个人，而非其他人，原因就在于他们在政治上公然挑战普京的权威。）。从现象上看，普京遵循了司法程序，运用的是法律手段，但在实际上，由于司法权力对总统权力事实上的屈从，进入司法程序只是为普京的掌控披上合法的外衣。
5.控制媒体，使反对意见难以表达。由于普京政权控制了大多数媒体，反对派对普京的批评，学术界涉及敏感问题的争论性意见，均很难在主流媒体上得到反映。甚至在选举中反对派的呼声仍受到压制，很难传播到全国。对舆论的控制，也使普京政权的一些有法律争议的做法得到掩饰。
“可控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罕见的、特殊的即俄罗斯式的社会管理模式，在建立这一模式的同时普京也形成了自己一套特殊的统治术。这种统治术源自“可控的民主”模式内在的相对集权与外在的民主形式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源自社会本身的矛盾。没有这套统治术，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管理手段与社会发展目标的统一，就无法推进强国战略。
四 功能与风险
“可控的民主”的建立，为普京解决俄罗斯社会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政治条件。普京面临着极其繁重的工作任务。从任期上讲，他只能做4年的打算。 他不可能到任期快结束时才采取行动，而必须迅速出击，争取在任期结束前取得明显成效，这样才能保证强国战略在他卸任后得以延续。
“可控的民主”属于一种刚性结构，集中权力的目的是为了集中资源（首先是行政资源，其次是经济资源），以便在短期内完成大规模社会改造任务，有力地推进强国战略。任何一种结构都会沿着特定的方向释放其功能，否则就会有自我爆炸的危险。越是刚性的结构其能量释放就越猛烈，且欲罢不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普京来说，“可控的民主”的建立要求他必须有大作为，否则就将失去他存在的价值。而他一旦着手大规模社会改造，风险也就纷至沓来，其中蕴藏着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
在2004年3月总统大选结束后，随着权势达到顶峰从而“可控的民主”得到确立，普京立即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动，几乎是在大选结束后马上着手解决长期制约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些最为深重的问题。
——推动行政改革。行政改革已喊了多年，2004年3月终于付诸实施，把30 个联邦部缩减到17个，5名副总理减少到1名，接着实行高薪养廉政策，大幅度提高了公务员工资。这一改革还处于开始阶段，对俄罗斯来说，要在短时间内改变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强大的官僚主义传统是不可能的，因此，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将围绕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进行，从而成为不断推进的过程。这一改革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努力提高管理效率，二是打击和防范官僚腐败。改革的难题则是如何消化被裁减的人员，以及如何简化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权限，同时提高管理效率。
——剥夺石油寡头。逮捕和审判霍多尔科夫斯基，追缴尤科斯石油公司偷漏的高达100多亿美元欠税，从经济上剥夺控制着国家石油资源的寡头， 实现经济资源向国家的集中。普京的办法主要是大幅度提高税收：一是每吨原油的出口关税从2004年5月份的35.2美元迅速提至12月份的101美元；二是严格自然资源利用税的征收，同年1～7月征收自然资源利用税78.85亿美元占同期联邦中央税收的27.19％（注：不含2500.9亿卢布统一社会税（统一社会税为固定用途税种，政府负责征收，但无权支配），2004年1～7月俄罗斯联邦税收收入达8436.5亿卢布（29卢布约合1美元）。资料来源：国际文传电讯社莫斯科2004年8月16日电。）。2004年12月，国有的俄罗斯石油公司以拍卖方式购得尤科斯石油公司下属的最大子公司——尤甘斯克石油天然气公司，普京终于迈出了对国家重要资源重新国有化的第一步。
——改革福利制度。2004年8月出台了福利货币化改革方案， 向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社会福利制度动了第一刀。此次改革尚未完全深入到住房、医疗和教育等与全民有关的福利领域，但已引起社会广泛不满，俄罗斯许多城市发生了反对福利改革的示威活动，矛头直指普京，普京的支持率也应声跌至50％以下，这是他执政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况。而普京不为所动，利用议会多数几乎是强行通过了改革法案（注：对于此项改革，联邦政府未举行过公开听证会，也未与其他党派和联邦主体进行过磋商，国家杜马通过时一读至三读只用了短短几天。）。
——加快“入世”步伐。迫于国内的反对呼声，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一度陷入停滞（注：这种停滞与选举年（2003年）的到来也有一定关系，为了确保在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中取得胜利，普京政府不愿节外生枝，即不愿在“入世”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上给予反对派以反对政府的口实。）。2004年3月大选结束后，俄罗斯很快便于5月和10月分别与欧盟和中国达成了“入世”协议，在“入世”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它还加快了与美国和日本的谈判。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副部长、“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马克西姆·梅德韦德科夫乐观地估计，有可能于2005年完成全部“入世”谈判（注：与欧盟达成“入世”协议后，马克西姆·梅德韦德科夫说：“我们感觉很好，如果我们能够继续目前的谈判速度，我们就能在2004年年底之前完成双边谈判……在2005年年底之前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是有可能的。”国际文传电讯社莫斯科2004年7月19日电。），比原先预计的2007年提前两年。
——改革政治制度。2004年9月别斯兰人质事件后， 普京立即启动了酝酿已久的激进的政治制度改革措施：一是联邦主体（共和国、州、边疆区、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最高领导人将不再由直选产生，而是由地方议会根据联邦总统提名选出；二是国家杜马代表不再是一半由选区直选，一半按进入杜马的各政党得票比率分配，而是全部根据政党得票比率产生。俄罗斯联邦制面临名存实亡的危险，小型政党有可能被剔除出政治生活。
普京的目的是：通过行政改革抑制俄罗斯社会的官僚化趋势，减少束缚社会发展的行政桎梏；通过对寡头的剥夺解决寡头控制经济的问题，在石油超额利润的分配中由国家拿大头（注：2003年12月18 日普京在俄罗斯电视和广播直播节目回答国民提问时说：“发达国家石油业的超额利润由企业和国家按二八分成，国家占80％，而俄罗斯仅按五五分成。”他显然对这一状况不满，其后来的做法就是要使国家在这一分成中的比例接近，甚至达到80％。），从权力集中实现资源集中，最终是要解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脱节的矛盾；通过福利货币化改革使联邦财政逐渐摆脱社会支出的重压，解决改革中这个最棘手的问题；通过“入世”使俄罗斯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吸引投资，尽快提升俄罗斯经济质量；通过政治制度改革进一步消除俄罗斯政治中的分权机制和因素，确保权力的高度集中。
上述一切，都是过去普京在政治准备尚不充分时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而现在，在“可控的民主”条件下他正大力施展其“铁腕”。不过，在猛药治沉疴的同时，普京也面临着施药过重的风险与责任。
首先，俄罗斯的许多问题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操之过急很可能适得其反。俄罗斯至少有四大问题是不易解决的：（1）福利制度改革。 特别是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住房、医疗和教育等福利制度的改革，必须给予居民足够的补偿，否则，势必引起强烈反对，动摇社会稳定。但就俄罗斯的财力而言，做出足够的补偿是很困难的，而如果拉长改革的时间，国家财政则很难从社会支出的重压下解脱出来。（2）资金外流问题。普京固然可以凭借政治和法律手段取得对寡头的胜利，但其副作用是使“私有者人人自危”。俄罗斯外流资金2003年曾一度有所减少，但2004年情况又有恶化（注：1992～2002年，俄罗斯外流资金始终大大高于流入资金。2000年外流资金达到历史最高，为240亿美元，2001年为170亿美元，2002年减至120亿美元。2003年上半年情况一度好转，净流入资金46亿美元，但尤科斯公司事件爆发后，下半年外流资金又升至130亿美元。美国《纽约时报》2004年9月1日《普京的根基不断动摇》一文估计，2004年俄罗斯外流资金不会低于90亿美元。另据俄罗斯央行2005年1月13日公布的统计数字：2004年俄罗斯外流资金为78亿美元，远高于2003年的19亿美元；1994～2003年年底，外流资金总额为1604亿美元。俄罗斯央行的统计数字比其他统计数字要低。各类统计均显示，俄罗斯外流资金多于流入资金的状况至今没有改变。），表明私人资本对普京的恐惧和消极对抗。这是普京政权很难解决的问题，也是俄罗斯经济“流血的伤口”。（3）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从苏联时期到叶利钦时期、再到普京时期，俄罗斯走了一个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再到中央集权的轮回。普京固然有其加强中央集权的道理，但同时也严重打击了地方的积极性，加剧了富裕的莫斯科与贫穷的地方的分化。（4）“入世”的挑战。“入世”后俄罗斯经济将面临新挑战，有人早就断言，将会出现企业大批倒闭、失业大量增加，地方上的社会经济进一步萧条、国家政治危机加剧的严重后果（注：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经济学博士康斯坦丁·列姆丘科夫谈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见[俄]《议会报》2001年10月17日。）。不论这是否危言耸听，普京政权肯定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来应对“入世”后的挑战。这4个问题都是极其复杂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详细的战略设计，否则，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大祸，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
其次，普京几乎是把所有的问题放在一起解决，虽是不得已之举，但也有“赌博”之嫌。如前所述，普京主政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他必须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尽快解决沉积多年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不免带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性质，企图在极短的时间内一并解决诸多问题。但这同时也可能使矛盾集中爆发，极大地增加前进中的阻力。
第三，普京公开站到了前台，政治回旋余地缩小。对普京来说，为了强国，其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而为了成功，他不得不动用“铁腕”，以致政策主张变得鲜明而强硬。这使他从幕后走向了前台，同时也负起了直接责任。这种变化加重了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刚性。民主制度的明显优势之一是富有弹性，社会发展更多地取决于制度，而不是取决于个人，从而增强了社会的政治承受力。“可控的民主”则使俄罗斯的发展更多地取决于普京个人，他所犯的任何错误都会给社会带来影响。车臣非法武装“鱼死网破”式的恐怖主义袭击，反对派窥测时机以期东山再起，都增加了俄罗斯政治的变数。
第四，“可控的民主”与俄罗斯现行民主制度的矛盾亦有可能导致激烈冲突。如前所述，“可控的民主”与民主的本义相冲突。普京建立了“可控的民主”，但他从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反而不断地在公开场合夸耀和粉饰民主，这多少反映了“可控的民主”合法性的欠缺。从根本上讲，“可控的民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总统权力与民主制度之间达成了一种临界的平衡：总统权力得到了极大加强，民主的面子同时也得到了保存。但是，普京改革遇到的阻力越大，就越是需要加强总统权力，打破这种平衡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种临界的平衡十分脆弱，一旦被打破，很可能爆发新一轮政治斗争。
第五，改革过程同时是利益再分配过程，强力部门不仅获利最丰，而且会成尾大难掉之势。强力部门的支持是普京的权力基础。社会矛盾越尖锐，需要解决的问题越多，普京对强力部门的依赖就越大。在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轨中，强力部门曾是最大的失意者之一，而现在随着权力的增大（注：“在普京的第一个任期里，大批‘强力部门的人’不仅参政，而且进入权力上层。根据某些社会学家统计，在上层中‘带肩章的人’所占的比重从苏联晚期的不足5％上升到现在的50％多。普京执政时期，向各联邦区派驻总统全权代表，他们每人都拥有1500人左右的班子，其中军人和特工出身的人所占的比重更是高达70％。”引自[俄]韦特兰娜·巴巴耶娃等《现代化取代民主化》，载[俄]《消息报》2004年3月14日。），它们强烈要求利益重新分配。在强国战略旗号下，普京“可控的民主”与强力部门的私利间有了很好的结合点，在俄罗斯不同利益集团的角逐中，正在并将继续形成强力部门坐大的格局。这一变化的最大危险在于，俄罗斯有可能成为“警察＋官僚”统治的国家，社会新的不公正将代替旧的不公正。
最后，在“可控的民主”条件下的社会改造行动，将受到西方的掣肘。从2003年开始到2004年，俄罗斯与西方在制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分歧迅速加大。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以及对尤科斯石油公司的整治，在议会选举中民族主义势力大获全胜和右翼“民主”力量的失势，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普京对政治制度的激进改造，在西方看来，都是俄罗斯中止民主改革、走向独裁的证明，“强大而且极权的俄罗斯只能令西方更加害怕”（注：[德]亚·拉尔：《西方很难同新俄罗斯对话》，载[俄]《独立报》2004年2月6日。。西方对俄罗斯内外政策的批评越来越多，对普京的任何政治失败或名誉损伤持幸灾乐祸态度，西方还会加紧向独联体输出“民主革命”，加大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压力。
2005年1月，俄罗斯福利货币化改革方案正式付诸实施， 一股新的抗议浪潮波及全国，警察和军人也参与其间，俄罗斯政府被迫给警察和军人分别加薪30％和20％。这一情况实际上是普京所面临风险的一个征兆。
普京越是急于实现强国目标，就越是容易在改革中犯操之过急的错误，其失败的风险就越大；而如果放慢前进步伐，错误固然可以少犯，但强国目标又可能变得遥遥无期。这实际上是普京的战略所面临的悖论。“可控的民主”标志着普京达到了其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但凡事盛极而衰，普京能否逃出这一定律，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事情，也决定着俄罗斯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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