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竞争理论的演变看马克思竞争理论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竞争论文,理论论文,地位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西方竞争理论的演变
西方竞争理论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派，斯密(Smith,A.)是其杰出代表。斯密的学说内容涉及生产和流通两个领域，相应地，其竞争理论也涉及生产领域的竞争和流通领域的竞争，实际上是从生产和交换两个视角考察竞争。斯密以一种“自然秩序”的假定为基础，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主张自由竞争。在此基础上，斯密关于流通领域的竞争理论主要分析了市场上价格的决定，他认为，在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自然价格”，市场价格总是围绕“自然价格”上下波动，自由竞争的市场过程总是趋向于供求均衡；斯密关于生产领域的竞争理论主要分析了社会分工，他首次把分工作为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并以扣针制造业为例分析了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肯定了其在竞争中的积极作用。
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理论发生了“边际革命”，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套新的理论体系。以马歇尔(Marshall,A.)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的竞争理论把竞争作为一种市场过程最终实现的均衡状态，试图证明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竞争会实现市场均衡以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一致，并试图说明在这种状态下的价格决定，形成了完全竞争理论。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微观经济学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突破和发展。1926年英国经济学家斯拉法(Sraffa,P.)对马歇尔式的市场均衡分析提出质疑，主张放弃对完全竞争的研究，转入对垄断问题的研究[1]。在斯拉法研究的基础上，20世纪3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完全竞争与垄断之间的各种情况。罗宾逊(Robinson,J.,1933)从消费者偏好和产品可替代性出发，提出了不完全竞争理论[2]。张伯伦(Chamberlin,E.H.,1933)从产品差别这一概念出发，提出了垄断竞争理论[3]。梅森(Masson,E.S.)和贝恩(Bain,J.S.)承袭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建立了产业组织理论，其核心内容是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和市场绩效(Performance)(简写为S-C-P)三个基本范畴及其联系，即所谓梅森-贝恩范式。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波特(Porter,M.E.)把产业组织理论的相关概念及其研究方法引入战略管理领域，以梅森-贝恩范式为基础研究企业的竞争优势，提出竞争战略理论。
1984年沃纳菲尔特(Wernerfelt,B.)发表了《企业资源基础论》一文，成为后来企业战略理论最具影响的经典论文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巴尼(Barney,J.B.)、格兰特(Gromt,R.M.)等学者的进一步研究促成了战略管理理论的新流派——资源基础论(Resource-based Theory)的产生。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企业战略理论的核心由市场结构和企业产品转向其行为能力，产生了企业能力基础论。由普拉哈拉德和哈默(Prahalad and Hamel,1990)提出的“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理论在发展中取得主导地位。企业能力基础论批判资源基础论忽视了人的因素，造成资源与其配置者相分离的误区，认为企业在本质上是一个能力体系，企业能力最终决定企业的边界，影响企业的经营范围，特别是多元化经营的广度和深度。
新近出现的企业知识理论认为，企业是知识的集合体，资源效用与能力差异是由企业知识存量决定的，企业的知识存量决定企业发现市场机会和配置资源的方法，知识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学习过程决定企业的竞争优势。
企业资源基础论是在对主流企业战略理论的反叛中成长起来的，其基本目标在于解构企业这个“黑箱”，将其拆解为各种基本成分，以寻找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以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特征的企业能力理论是管理学和经济学相互融合的最新成果，它把企业拥有的特殊资源或能力视为影响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开发环境机会而增加资源或能力以创造竞争优势。企业知识理论将对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但这一理论侧重于个案和个体层次知识的研究，由于该理论出现较晚，尚未形成明确的分析框架和工具。到目前为止，对企业竞争优势及其持续来源的研究，经历了从静态到动态、从外生到内生的演进过程；在承认企业竞争优势内生于企业的前提下，对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认识又经历了从企业资源、能力到知识的转变，认识逐渐深化。当前的研究集中在动态环境下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上，形成了多样化的理论体系。各种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正经历着一个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过程。从总体看，各种理论均难于独立对企业竞争优势这一重大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理论和实践要求对企业竞争优势问题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二、马克思的竞争理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竞争理论脱离企业动态的生产过程，从交换的视角研究竞争问题，其结果必然是僵化的和缺乏生命力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逐渐从交换视角向生产视角转换。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吸收了古典竞争理论的科学成分，从生产与交换的辩证关系出发，全面地、历史地考察了竞争的动态过程，为深入研究竞争优势问题指明了方向。马克思把竞争看作是一个历史范畴，看作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外在表象，深刻地揭示了竞争现象背后的经济关系实质。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时马克思指出：“竞争，这个资产阶级的重要推动力，不能创立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而是这些规律的执行者。……使经济规律的必然性得到实现的表现形式。”[4] 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中的竞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其中，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决定着每一个生产者在竞争中的地位和成败。社会分工“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正如在动物界中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多少是一切物种的生存条件一样。”[5] 根据竞争范围的不同，马克思把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区分为部门内部的竞争与部门之间的竞争。
马克思考察资本主经济规律是从分析商品货币关系开始的，对竞争问题的讨论也由此展开。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马克思讨论了商品货币关系，阐明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同时分析了在一般商品经济中，部门内部的竞争在商品价值形成和实现过程中的作用。“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6] 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个别劳动时间来计量，对于商品生产者具有重要意义。在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小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情况下，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其社会价值，按照商品的社会价值出售，商品生产者获得一个差额即超额剩余价值。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商品生产者可以高于商品的个别价值但又低于它的社会价值来出售商品，仍然可以获得一定的剩余价值，同时，扩大了商品的销路，获得较大的市场。在商品市场上，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着商品价值的实现程度。竞争不仅使个别价值形成为社会价值，而且通过供求关系变化引起的价格波动，使耗费在每一种商品上的劳动的总量与社会需求量相适应，这一适应过程也就是商品价值的实现过程。
部门之间的竞争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这一过程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在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中，马克思首先考察了商品的成本价格。商品出售价格的最低界限，是由商品的成本价格规定的。“如果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那末，利润就会被实现，这个利润等于商品价值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也就是等于商品价值中包含的全部剩余价值。然而，资本家即使低于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也可以得到利润。只要商品的出售价格高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即使它低于商品的价值，也总会实现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而总会获得利润。”[7] 只要为生产产品所预付的资本额相等，不同生产部门的产品的成本价格就总是相等。“成本价格的这种等同性，形成不同投资竞争的基础，而平均利润就是通过这种竞争确定的。”[8]
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是一个动态过程。商品生产者如何才能使生产的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呢？根本手段在于提高劳动生产力。在考察商品价值量的决定时，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9] 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单位商品所包含的价值量就会减少。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了提高劳动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竞争中的重要性。他指出，“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10]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作为单个资本家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结果而实现的。“每个资本家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的动机。”“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11]
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竞争是一个创新与模仿的动态过程。“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觉到，它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对手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12] 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要想继续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就必须采用更新的生产方式。“虽然竞争经常以其生产费用的规律迫使资本家坐卧不宁，把他制造出来对付竞争者的一切武器倒转过来针对着他自己，但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在竞争中取胜，孜孜不倦地采用价钱较贵但能进行廉价生产的新机器，实行新分工，以代替旧机器和旧分工，并且不等到竞争使这些新措施过时，就这样做了。”[13]
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对于研究企业竞争优势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作为商品生产者，企业的主要社会功能是生产商品出售给消费者，并借以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因此，企业的竞争优势存在于企业之间通过满足消费者需要以扩大销售、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竞争中，是企业在一定范围内比竞争对手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要，从而比竞争者取得更多的超额利润的一种竞争态势。企业的竞争优势寓于商品的二因素及其矛盾运动之中，企业总是希望商品适销对路以实现商品中包含的价值，消费者总是希望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获得符合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企业或者以低成本、低价格获得超额利润，或者以产品的差异性获得超额利润，这两方面构成了企业竞争优势的两种基本形式，即低成本优势和差异性优势。
低成本优势和差异性优势之间往往是矛盾的。企业为了创造产品的差异性，往往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如更高的质量要求、更多和更昂贵的原材料、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更高素质的员工、更完善的服务设施和更多的服务人员，等等。企业建立和保持竞争优势，一般有三种选择：(1)当消费者不太注重产品的差异性时，努力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降低其市场价格，更多地追求低成本优势。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产品相对短缺或信息交流不畅的时候。(2)当消费者注重产品的差异性而不太关心其价格时，以较高的成本生产具有较大差异性或特色的产品，以满足顾客多样化的需要，更多地追求差异性优势。(3)当消费者既重视产品的特色又重视其市场价格时，企业必须同时关注二者，努力做到“物美价廉”。后两种情况往往发生在产品相对过剩且信息交流十分便利的时候。
三、马克思竞争理论的历史地位
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中的客观规律，而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是历史的和现实的，因此，揭示经济规律离不开对经济发展历史和现实的回顾与考察。企业竞争的规律寓于企业竞争的现象与过程之中。马克思竞争理论的重要历史地位，不仅是由其理论的科学性所决定，更为企业竞争的实践所证明。在这里，逻辑的顺序与历史的顺序是一致的。
在工业革命及以后较长的历史时期，社会生产能力有限，商品相对短缺，形成卖方市场。企业处于主动地位，消费者处于被动地位，经济发展水平客观上限制了市场需求的差异化和快速变化。在这一时期，消费者的需求是相对统一、稳定和可预测的。在短缺经济和地域经济主导下，企业竞争的激烈程度有限，激励创新的动力不足，因而产品创新速度较慢，生命周期较长。在这种竞争环境和条件下，企业更适合追求低成本优势，即在维持少量品种和不断提高质量的前提下，依靠管理和技术创新等，大大降低生产成本。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更高的生产效率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和以质量差别为基础的差异性优势，企业管理的核心是成本管理和质量管理。
在阐述相对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生产方法时，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隐藏在竞争现象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建立和发展初期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为适应这种发展所进行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为我们揭示了一幅早期资本主义竞争的生动图景。马克思以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对象，描述了随着人口增长和市场需求规模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发展和演变，从简单协作、分工协作为基础的手工工场到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这一变化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在竞争中，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改进劳动组织与管理方式、采用先进技术，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过程。
19世纪40-50年代，随着英国机器大工业在欧美国家的扩散，技术创新逐渐从少数工业革命的核心部门扩散到其他部门。在生存竞争中，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满足新技术所创造的新的需求，出现了大量技术创新。1851年，世界工业博览会在伦敦水晶宫开幕，美国生产模式引起英国人极大的兴趣，称之为“制造业的美国体系(American System of Manufactures)”，简称“美国体系(American System)”[14]。美国体系在19世纪中后期成为非常成功的生产模式，成为当时企业竞争的新前沿。“美国体系”的首要特征是可互换性(interchangeability)技术。采用可互换技术可以大大节约装配时间，在此基础上，以后发展起标准化设计的概念。不断的技术创新还大大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企业主开始着眼于完整的生产组织和生产过程控制，生产过程的标准化、规范化，使工人成为熟练工人。南北战争前后，随着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增长，“美国体系”逐渐从武器制造业扩散到钟表、缝纫机、机械收割机等行业中，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顺利完成了工业化[15]。
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体系”已不足以支持许多大企业的成长，也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福特(Ford,H.)和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斯隆(Sloan,A.P.)等在“美国体系”基础上，将欧洲企业领先了若干世纪的单件生产方式转变为大规模生产方式，开创了制造业的新纪元[16]。由于福特领导了这个模式的贯彻执行，尤其是成功设计了汽车装配流水线，引发了一系列生产组织的变革。因此，这个模式又称“福特模式”。“美国体系”的可互换性、专用机器设备和着眼于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等特征在大规模生产模式中更加重要，并被提升到新的高度。在此基础上，又新增一些其他原则，如流水线生产、产品标准化、垂直一体化和管理分工与层级结构等，使得这种模式在高效率、低成本地组织生产方面比“美国体系”更为出色，成为企业竞争的新前沿。大规模生产模式首先出现在汽车工业中，以后不仅为大型制造商所采用，而且其原则也为电信业、银行业和保险业等所模仿和采用。那些较早采用大规模生产模式的美国企业大多成为工业的巨头，如福特汽车、通用汽车、美国钢铁公司、标准石油、IBM、AT&T、德州仪器、杜邦、施乐、伊斯曼柯达、固特异、通用电气等。它们共同使美国成为具有统治地位的世界经济强国。20世纪中期以后，大规模生产模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扩散，成为世界工业的主导生产模式。
工业经济改变了人类社会商品短缺的历史，转而开始出现商品过剩的现象，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浪潮和知识经济的兴起使企业竞争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便利了信息的采集、处理与传播过程，为消费者在更大范围内选择满足自己需要的产品提供了可能，引致消费者需求向差异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市场范围迅速扩大，市场环境瞬息万变，市场竞争也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激烈的市场竞争推动技术创新速度不断加快，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反过来又创造了新的需求，进一步刺激了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与快速变化。竞争环境和条件的改变，大大拓展了企业获得和维持竞争优势的途径和手段。企业如果能够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就有可能在竞争中获得低成本优势；企业如果能够率先响应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实现产品的差异化，就有可能在竞争中获得差异性优势。
随着企业竞争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大规模生产模式面临诸多挑战：企业以操作效率为中心，导致管理费用及实际成本增加，生产不灵活和变化成本提高，员工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忽视许多客户的真实需求，顾客不断流失，只好从市场中部分退出和回避新的竞争力量；注重突破性创新而缺乏持续性创新，研发活动与生产、销售等活动严重脱节，导致次优化、重复设计、延迟、冗员等诸多问题。因此，大规模生产模式缺乏对消费者需求变化做出快速响应的机制和能力。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一系列的市场扰动，大规模生产模式开始衰落，主要采用这一模式的典型国家美国的经济出现了停滞或下降趋势，在国际上的工业领导权相应地衰落，开始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与此同时，在日本、意大利等国的一些企业适应竞争环境和条件的变化，采用新的生产模式而获得竞争优势。
在日本，一些企业从削减浪费、降低成本以提高生产效率的目标出发，努力实现以较少的投入，生产多品种小批量的产品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不断变化的需求，在钢铁、汽车、电器、精密设备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较好的业绩，并逐渐开拓北美和欧洲市场，引起了许多国家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学者的重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汽车计划组织(IMVP)的专家在对日本汽车工业的生产管理方式进行调查研究后认为，这些企业的竞争优势源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并将其命名为“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模式。日本丰田(Toyata)汽车公司是最早探索精益生产模式的企业之一，也是实践这一模式的楷模，因此，精益生产模式又被称为丰田生产模式。精益生产意即，只生产必要数量的产品和生产活动具有经济性[17]。在这一模式中，企业通过组织创新和采用各种信息技术追踪消费者需求及其变化，进行“恰好及时(Just In Time,JIT)”的生产，减少指挥监督、质量控制、维护清理等不能增加产品最终价值的间接劳动形式以降低生产成本；通过将研发、生产和销售等部门的代表组成团队，并在这些部门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以提高工艺和产品创新的速度、持续性和应用性；集中注意力于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领域，而将那些分散和转移企业对核心竞争力投入的活动和工序外包给其他企业，建立生产者、供应商和销售商之间信息与技术共享的网络，从而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质量，响应了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和快速变化。
精益生产模式是企业在大规模生产条件下，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和加强质量管理以响应消费者需求变化的努力。这一模式保留了大规模生产的原则，因而被认为是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延伸。但是，精益生产模式“是一套设计来减低不确定性，而非增强适应力的系统。”[18] 它的灵活性主要存在于过程中而非产品上。在把所有方法紧密联系，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方面，则大多“言不及义”[19]，是一种“介于标准化大生产与效率更高的工作组织两者之间的过渡模式”[20]。许多企业想在不根本改变大规模生产模式的情况下，通过现有作业过程不同层次上新的、额外的活动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产品。随着许多偶然的改进，产品系列趋于增大，零件数量趋于增加，产生大量的“多样化成本(cost of variety)”[21]。
在意大利北部和其他一些地方，一些企业继承了手工生产方式灵活性与专业化结合的特点，形成了“灵活的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on)”生产模式，这些地方被称为“第三意大利(The Third Italy)”[22]。灵活的专业化生产模式是企业在中小规模生产条件下产品多样化的实践。在这种模式中，多功能的生产设备和熟练工人相结合，进行中小批量生产，劳动过程主要由自我管理的团队进行，团队还对产品质量负责，从而避免了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僵化和刚性，适应了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和快速变化。与此同时，这些具有一定产业联系的中小企业及相关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形成既有合作又有分工的独特的工业区，相关团体为企业提供基本的服务，不断收集和传递市场信息，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集群的特殊环境还使集群内企业通过产品差异化获得竞争优势。20世纪70-80年代，“第三意大利”促进了意大利经济的复苏，使意大利成为欧洲第四大工业国。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些企业尝试实行定制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形成了“大规模定制(Mass Customization)”生产模式，“以大规模生产的成本和速度，为单个客户或小批量多品种的市场定制生产任意数量的产品。”[23] 大规模定制通过零部件的标准化、通用化和产品的模块化设计，依靠现代信息技术，在各制造单元中快速传递顾客需求信息，采用柔性制造系统，及时、高质量地完成产品的定制生产，充分发挥大规模生产和定制生产各自的优势，既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又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需求，实现了低成本优势和差异性优势的结合。许多大公司如摩托罗拉、惠普、戴尔、丰田汽车等都已经重新规划设计其生产系统，实施这一生产模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近年来，美国、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正在对这一新兴生产模式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注：早在1970年，未来学者托夫勒(Toffler,A.)在他的《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一书中，从技术发展的角度对大规模定制做出了预告。1987年，戴维斯(Davis,S.M.)在他的《未来理想》(Future Perfect)一书中命名为“大规模定制”并做了简要说明。1993年，派恩二世(Pine Ⅱ)对大规模定制的内容进行了完整的描述。），认为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是企业竞争的新前沿，将成为21世纪企业主流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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