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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从1990年开始，哲学界出现了一股“学院化”倾向，学者们沉迷于书本和所谓的“学术”，自闭于书斋和象牙塔之中，不愿接触现实，甚至耻于谈论现实，哲学与现实、与生活渐行渐远。这是一种错误倾向，必须予以纠正。
哲学应该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一切有作为的哲学家都具有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自诩是科学的指导者，是价值标准的确立者，是道德规范的颁布者，是人之良心的培育者，是心灵纷扰的解除者，是社会疾病的治疗者，是人类灾难的拯救者。孔子办学、周游列国，为的正是消除硝烟弥漫、诸雄争霸的局面，使国家重归统一。苏格拉底把哲学家比喻为“虻”，他说哲学家之于城邦正如虻对于牛一样，城邦虽然伟大而高贵，但由于臃肿，所以懒散迟钝，需要叮它、刺它，才能使其活跃起来。笛卡尔认为，哲学研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他把科学比喻为一棵树：哲学是树根，物理学是树干，其他各门具体科学是树枝。黑格尔视哲学为“最盛开的花朵”，是“时代的精神”，是文化的基础，“贯穿着所有各个文化部门的特定的本质或性格”。现代西方的哲学家们虽然消解哲学的“传统责任”，但他们并不把哲学看作他们自己的“私事”，他们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识和责任意识。现代哲学关注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人的存在和科学发展。这两个问题都不是哲学家们的无病呻吟，而是现代社会必须面对、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作为一名哲学家，马克思更是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认为，哲学不仅应当解释世界，而且应当“改变世界”。早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17岁的马克思就这样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会彼此敌对、互相冲突，一种利益必定消灭另一种利益；相反，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459-460页）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远大理想，马克思才从来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不断根据实践的需要发展自己的理论，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看来，任何真正的哲学都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一方面，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一个责任问题。作为自觉的精神生产，其产品是要影响别人的，除非它停留在大脑中，不生产出来。不论是呓语、梦话，还是其他方式产生出来的话语，只要有人听到，或变成文字被人看到，就有了社会影响，也就有了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哲学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其实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它之所以能够存在几千年，恰恰在于它承担了某种社会责任，满足了社会的某种需要，而哲学在今天和未来要存在下去，它当然也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在一定意义上，当代中国哲学之所以出现被边缘化的倾向，恰恰与一些哲学家逃避社会责任有很大关系。
哲学要承担社会责任就必须回归现实生活
哲学家应该如何承担社会责任，或者说怎样才能承担起社会责任呢？那就是要回到自己的时代，回到火热的现实生活。
从哲学史上看，对哲学与生活世界关系的认识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哲学在古希腊时并未自觉地把自己与时代、与生活世界联系起来。真正自觉地把哲学与生活世界联系起来是从近代开始的，那时的哲学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把人异化出去的权利还给人的事业。这样一种自觉意识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得到最清晰的表达。他的整个哲学表达的就是他那个时代的自由精神。把哲学与生活世界联系起来的自觉意识在现代哲学家那里更为强烈。马克思认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120-121页）现象学家胡塞尔明确提出哲学必须回归生活世界，因为生活世界是哲学的“一个持久的有效性的基础，一个不言而喻的一劳永逸的源泉。”（《生活世界现象学》第25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哲学与自己的时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所谓阶级性，是指哲学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头脑、工具，哲学活动是人类解放事业的一部分；所谓实践性，就是指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毛泽东这里讲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哲学来源于实践；另一方面，哲学也必须回到实践。
坚持哲学来源于实践，就是坚持唯物论，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第一的观点；就是要求哲学工作者不要无病呻吟、天马行空、自言自语、顾影自怜；不要仅仅满足于文本的考证和文献的翻译，不要以“海德格尔二世”、“胡塞尔二世”自居；不要纠缠于一个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之类的问题，而是要有现实意识、问题意识，要关注、思考那些现时代的生活中所提出的、迫切需要解答的重大问题；就是要求哲学家置身于生活中，倾听时代的呼声。只有这样，哲学才能把握时代，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创立实践的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说他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他们的全部问题始终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德国哲学是从“天国”降到“人间”，而他们自己的哲学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即他们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或“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他认为哲学应当终止脱离实际的玄思，直面现实生活，转向“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应当用“对现实的描述”替代“关于意识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3页）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转向”和“替代”，马克思才能够提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
坚持哲学来源于实践并不仅仅是为了正确地解释世界，更是为了改造世界。而哲学要发挥服务于改造世界的实践的作用，就必须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同上书，第9页）如果说哲学来源于生活是一个物质“变”精神的过程，那么哲学掌握群众就是一个精神“变”物质的过程，就是一个用哲学来指导群众实践的过程。
哲学如何才能掌握群众呢？一是理论要彻底。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同上书，第9页）这里的抓住事物的根本有三层意思：第一是立场正确，就是要解决为谁说话、代表谁说话的问题。如果不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当然就不能说服他们。第二是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第三是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满足了这三条，理论才算是彻底，才能说服群众，进而为群众所掌握，化为物质力量。二是理论要大众化。在谈到写作《大众哲学》的目的时，艾思奇说：“是的，我写作本书的时候，自始至终，就没有想到要它走到大学校的课堂里去。如果学生还能‘安心埋头开矿’，‘皇宫里的金色梦’没有‘被打断了’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醒过来’‘发觉教科书对于生活上亟待解决的问题毫不中用’的时候，那我只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智识的饥荒，却不敢妄想一定要到尊贵的大学生们的手里，因为它不是装潢美丽的东西，只是一块干烧的大饼。”（艾思奇：《大众哲学》第4-5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应当说，当代中国的很多哲学工作者既缺乏学术的深度，更缺乏艾思奇的大众意识。他们的眼睛是“向上”的；他们关注的问题是从书本里来的，与人民群众的痛痒毫无关系的；他们使用的语言是抽象的、晦涩的，是那种蹩脚的、不知所云的“翻译语”，其目的无非是用“思辨的形式”、用辞藻的堆砌来掩盖思想的贫乏；他们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无非是为自己的学术简历填上一个数字，为自己评职称、向上爬增添一点儿砝码。对于这样的研究成果，群众当然不会买账，社会当然不会承认。
哲学应当以哲学的方式关注现实生活
现在，已经有很多学者认识到哲学家应该有问题意识，应该研究现实问题，应该回归现实生活世界。但是一些学者所理解的现实，仍然是书斋里的现实，另有一些学者却没有以哲学的方式来研究现实。
在一定意义上，现实是一个模糊的字眼，所有存在着的东西，包括主观的和客观的、个人的和社会的，都是“现实”。哲学家应该回到哪种或哪个现实？我们认为，所谓哲学家要关注现实，就是要超越“小我”（个人或少数人），走向“大我”（人民群众乃至人类），关注一些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在当前，哲学工作者应该研究诸如可持续发展、环境、全球化、道德建设、和谐社会、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科技发展、现代性、社会生活的理性化、信仰等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之所以在很多时候更愿意用“实践”来指称现实，就是因为他们所理解的现实，是客观的重大现实，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
哲学应该如何研究这些重大现实问题？这就涉及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伴随着回归现实的呼唤，也产生了学术性与现实性关系问题的争论。有的学者强调哲学研究应当注重学术性，有的学者则强调现实性。其实，学术性与现实性并不矛盾。真正有学术性的东西必然具有现实性，现实性的东西上升为理论也必然具有学术性。马克思的哲学对于他所处的时代是非常现实的，但他的理论并非一杯白开水，而是非常深刻、具有很强的学术性的，也就是说他是以“哲学的方式”研究现实的。
所谓以“哲学的方式”研究现实，首先是指研究者能够继承人类的哲学遗产，具有足够的思维训练和思想深度，掌握所研究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其次是指对问题的研究是总体性的、深层次的研究。最后是指研究的价值取向，研究必须是以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