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诠释视域及其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视域论文,误区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哲学”之所以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基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文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基于马克思哲学的信奉者立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诠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诠释的差异，本质上就是诠释视域和诠释目的的差异。因此，在今天汉语哲学界力图“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以及“走近马克思”的情形下，我们有必要通过澄清马克思哲学诠释的视域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精神意向。
一、西方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西方的社会处境及文化语境当中，马克思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样态是什么？我认为这是了解马克思哲学的最为基本的前提。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承继与颠覆自由主义的另类现代性方案。说其为承继自由主义精神，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秉承同样的启蒙精神传统。自由主义所背负的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如自由、平等、博爱等，马克思都给予承认并接受。自由主义所张扬的科学理性精神、功利主义的现实品格，也是马克思哲学所加以肯定的。这也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经历了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内在理论原因。因而马克思和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一样反对封建主义的等级专制，批判等级制度对人的奴役。然而马克思又是颠覆了自由主义的另一类的现代性方案。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主义的价值理想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不仅无法得到实现，反而加剧了人的处境的危机，这也就是所谓人的异化。这种异化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市场体制及资本的本性所致。基于此，马克思不同意自由主义的现代性方案，认为自由主义的现代性方案与其启蒙精神相矛盾，要落实启蒙的精神就必须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
其次，马克思主义又是以基督教为文化语境的颠倒的末世论。基督教文化是西欧文化的精神内核，它不仅构成了欧洲中世纪文化的主体，也成为欧洲近代文化的基本背景。欧洲近代文化就是在反对或扭转基督教文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欧洲文化语境中，所谓启蒙既是启基督教之蒙，也是基督教的自我启蒙。由是，我们可以发现西方近现代思想或者是反对基督教或是重新诠释基督教。无论西方近现代思想家的思想取向如何，都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观马克思思想在欧洲思想进程中的地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以基督教为文化语境的颠倒的末世论。这突出体现在如下几点：(1)从救世主到神圣阶级。在基督教中，人由于乱用了上帝所赋予的自由意志而犯了原罪。基于原罪，人失去了乐园，而陷入人世间的苦难与不幸之中。由于原罪，人无法凭自身的力量而脱离苦难，是上帝道成肉身降生为人，上十字架，以自己的死难与复活，为世人赎罪，完成对人的救赎。在近代启蒙理性的影响下，上帝的超越性和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受到质疑。上帝被逐步内在化为客观的宇宙精神或主观的人类精神，乃至人类实践。耶稣基督的救世主身份越来越被还原为历史中的基督，失去神性只具有人性的形象。在此背景下，人的拯救者就不再是神圣的救世主，而是人自己。但这个“人自己”并不是毫无限制的一般的人，而是人类中的一部分特殊的人，这部分可以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和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是社会历史价值的担纲者。这部分人，从前是所谓的作为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在马克思那里则转化为作为第四等级的无产阶级。(2)从对天国的期盼转向到革命的实践活动。“从天国到人间”是宗教改革以后西方精神发展的基本态势。对现代西方的思想界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要回到人间，而在于以何种方式回到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体系哲学，而是为实现人间天国的实践活动提供方法论的批判的武器。但马克思哲学并不是一个彻底世俗化的理论。马克思在完成了自己的宗教批判以后，固然将自己的哲学立足于现实的社会实践，却不意味着马克思的哲学仅仅是黑格尔哲学的简单颠倒，在精神实质上，他乃是基督教精神的颠倒，即探索一种实现基督教价值的现实途径，是基督教价值的世俗化实现形式。他既是基督教的颠覆者，又是基督教精神的背负者。(3)从救赎到解放的转换。“救赎”不是一个依靠人的自力可以完成的事件，乃是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宣示的上帝的福音所完成的价值事件。而解放则是依靠人的自力，打碎束缚在人身上的枷锁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在马克思主义的语义脉络中，具体体现为延续百余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制度建设。
再次，马克思哲学还是西方社会世俗化进程中的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思的哲学既是西方社会乃至全球世俗化进程的推进者，又是这一进程的批判者。说其是世俗化进程的推进者，乃在于马克思哲学的基本主旨在于不遗余力对现实世界的革命化改造，并力图以此实践活动实现人间天国——共产主义，清除宗教与教会对世俗生活的领导权，认为现实生活的问题只能在现实生活寻找解决途径。同时马克思哲学又是西方世俗化进程的批判者，这是因为马克思的哲学不满足于西方世俗化进程中自由主义者对人的解放的虚假承诺，并且认为抽象的价值承诺与理性批判，无助于无产阶级的现实解放。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必须立足于自身的神圣化进程，即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实践进程中，为人类历史进行价值赋值。马克思拒绝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下的世俗化进程，他力图在现代大工业条件下进行价值拯救，即重建人类的神圣价值。这种重建神圣价值的过程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借助于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国家体制，来实现神圣的价值目标；一是在资本主义文化体制内进行社会批判，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的非人化状况进行社会机理分析和价值批判。就理论成果及其后续影响而言，前者表现为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后者体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与文化批判理论。
二、中国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产生于西方，却不独属于西方。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获得了中国本土哲学的存在样态。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关键的不在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经院化的研究，而在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进行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把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精神意向。纵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八十余年的历史进程，我们认为中国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贫困(弱势)阶级的翻身理念。伴随着市场体制的全球化过程以及西方列强的对中国的殖民化进程的加剧，传统中国以伦常天道为基础的宗法体制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合法性。被传统安置在宗法等级体制中的中国民众，丧失了他们在传统社会中的身份归属感，成为了现代市场体制和大工业化生产体制下的弱者，他们就是近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工人和农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凸显了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并对他们现实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给予了现实的说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揭示了从传统的伦常天道向现代工业社会演进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无产阶级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并指出由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无产阶级及其盟友农民阶级丧失了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社会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提供了以反阶级压迫为基点的社会组织的动员方式与翻身理念。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无穷的社会力量，这是现代中国的其他理论学说都不可比拟的。对此，我们只要读一读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就可以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包括农民阶级)的翻身理念。
其次，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的现代性民族国家的建构理念。当现代工业文明及其自由市场体制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后，导致中国传统的王道理想的破灭和中华帝国的衰落。传统中国以儒家的王道理想为支撑，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中华帝国。传统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它所具有的是立足于儒家王道理想基础上的天下观念。因此传统中国特别强调华夷之辨，这个“辨”不是“种族之辨”而是“文化与文明之辨”。现代市场体制的引进以及现代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中断了中华帝国的光荣与梦想。在新建立的“自由市场体制”基础上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若想摆脱作为帝国主义市场体系中的附庸地位，就必须建构现代性的民主国家理念。在此，自由主义的国家理念虽然具有学理上的合理性，并且和现代市场体制与现代工业文明具有直接的统一性，但在现代中国却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这其中的原因固然由于近现代中国缺乏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胜者通吃”的自由市场体制内，西方列强不允许中国建立一个强大国家。而儒家知识分子以儒家公羊学为核心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戊戌变法)，导致大部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放弃了利用传统精神资源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企图和现实运作(仅有部分儒家学者退守到儒家心性之学的形上玄思当中来谋求儒家心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为中国现代性民族国家建构的国家理念的首选。这种“首选”不是来自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辩护和抽象的学理论证，而是基于现代中国发展的实践逻辑。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理念，首先在于它在中国具有现实的阶级基础和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再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现代性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又可满足现代中国对现代化的向往。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组织方式与意识形态宣传方式，具有与中国传统的“圣人神圣论”同构的“阶级神圣论”，以及建立在“阶级神圣论”基础上的“领袖神圣论”。这种同构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民众的精神意向若合符节。这使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念在中国不仅具有学理、现实的合法性，更具有精神意向上的合法性和历史连续性。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的核心与基石。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理论，而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的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以一定的哲学理念为其主义的哲学根基。因此汉语思想界的马克思哲学的再诠释，只走一种原教旨主义意义上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之路是意义不大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再诠释必须立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实践与本土的文化语境，才可以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历史论争。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科玄论战”、“唯物辩证法论证”、“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史观论战”、“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真理标准问题”、“人道主义与异化”、“实践哲学与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晚期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介与研究”、“文化哲学与发展哲学”的一系列学术论战与论争中的基本精神诉求，并不仅仅在于表明抽象的学术立场，乃在于借助一系列的学术化、理论化的论述来为现实实践的合法性作自我论证与自我批判。在现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元化的理论诠释及其理论命运，是直接受制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社会实践与现代中国的问题意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论述的历史演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实践及建设现代中国的发展目标是紧密相关的。
三、诠释马克思哲学需要辨析的几个层次
了解马克思哲学在中西文化语境中的话语地位，我们继续探讨研究马克思哲学需要辨析的几个层次：
首先是政党及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诠释。马克思哲学不仅仅是书斋中的理论哲学，而且是一种行动哲学。它首先是共产党的政党理论以及由共产党所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哲学的汉语诠释的主要空间在此领域展开。这部分理论诠释的成果，一部分体现为共产党领袖及其理论家的学术理论著作，一部分体现为共产党国家的意识形态。他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共产党中国的经典诠释。对马克思哲学及其在中国发展的研究必须首先立足于与中国共产党人社会实践紧密相连的这部分理论文献。
其次是基于社会发展境遇的理论诠释。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诠释随着诠释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从马克思哲学的产生至今，现代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诠释也必须随此而发生变化，于是就有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不同国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历史阶段也表现出不同的诠释重点，1949年以前诠释的重点在于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尤其是阶级斗争理论的诠释，其如此的诠释的理论目的在于为中国革命寻求理论基础和最佳的社会动员方式。1949年以后至改革开放前，对马克思哲学的诠释侧重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目的在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确立完善与巩固。改革开放以后，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的理论基础在于消解马克思哲学的意识形态性，强调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并用“实践哲学”来指称马克思的哲学，并在马克思的旗帜下拒斥形而上学及其形上真理。这一阶段的诠释文本侧重于马克思的早期与晚期著作，对马克思的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晚期的《人类学笔记》的研究成为了这一时期马克思研究的主题。这样一种诠释和现当代中国的人道主义自觉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是紧密相连的。
再次是纯学术的文本研究。马克思哲学作为西语哲学与汉语哲学之间存在着语言上的天然障碍。然而马克思哲学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又要求它必然进入现代汉语哲学的言说脉络之中。为避免对马克思哲学诠释的随意性，以及在“走进马克思”或“走近马克思”的旗帜下贩卖自己的思想，对马克思哲学的文本研究就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事情。现代汉语哲学界对马克思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研究，尽管部分学者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并开始步入国际学术舞台，但尚未在整体上具有严格的学术意义。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学中的马克思哲学乃至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尚未建立起马克思哲学乃至西方哲学的史料学。因此，对马克思哲学的纯学术的文本研究，虽然有可能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经院化”，却又是对马克思哲学进一步研究必不可少的一步。应当说如果马克思哲学要确保自身的学术主流地位，纯学术的文本研究是首要的前提。
最后是以马克思思想为核心资源的哲学家式的研究。如同我们无法拒绝西方现代哲学家利用马克思的思想资源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一样，我们也应当允许现代中国哲学家以马克思的某种思想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精神资源。在这些哲学家的思想架构中马克思的思想被纳入这些哲学家自己的问题意识当中并和其它思想资源整合在一起。现代中国哲学界某些哲学家对马克思的诠释，已表明他们作为独立哲学家的身份意识。在现代中国哲学界的学问体制内，这种研究一开始往往是以对马克思哲学的正本清源的姿态来进行。当这些哲学家的理论体系基本成熟时，就开始羞羞答答地表明自己独立的身份意识。这种研究形态，在现代中国经过了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到“马克思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再到“我”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最后发展以马克思哲学为思想资源的“我”的哲学研究。
四、马克思哲学研究过程中的误区
在现代中国哲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的诠释往往是上述几方面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哲学论争就往往出现形式混淆与身份错位的情形。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者在对马克思哲学的诠释过程中，常常忘记或从来没有自觉到自己的研究层面。因此他们的研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如下误区：
1.混淆马克思哲学的“主义”形态与“学术”形态。许多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学者常常将其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等同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哲学不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哲学的有些部分是纯属马克思的私人性思想，而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或许有的论者以为马克思的思想必定全部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此二者画等号。殊不知，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核心与基础，是与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包含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还包含其他无产阶级的领袖与导师的相关哲学思想。相反马克思的有些哲学思想尽管很有思想穿透力，但只要其尚没有成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的思想根基，就只能属于马克思的私人思想而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尽管这部分哲学具有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解释性空间)。做如此的划分，一方面并不意味着尚没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马克思哲学就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如某些思想左派以“成熟”与“不成熟”划分所作的拒斥)，相反可能具有巨大的诠释空间并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构之中。另一方面也不意味着马克思的这部分思想可以成为剪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有其值得检讨的内容)。全面地研究马克思哲学对建立马克思哲学的学术形态是十分必要的，但这种研究并不等同于也无法取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2.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哲学的话语逻辑在中西不同语境中所具有的意义差异。这里所说的语境不仅包含中西社会的不同历史处境，而且还包括各自的文化传统和话语模式。研究马克思哲学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哲学的话语逻辑在中西不同语境具有不同的意义。由此我们就可以明了，同样的马克思哲学的话语逻辑在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处境中获得了不同的诠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诠释传统首先是沿用列宁—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近二十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诠释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如此变化，并不是一种心血来潮或所谓的学术转向，而是基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践逻辑的历史要求，体现了现代中国的问题意识经历了从构建民族国家的“国家与革命”到构建自由市场体制的“宪政与社会批判”的转变。在目前，对马克思哲学的这两种不同诠释方式尚没有确立自身的社会法权地位，而仅仅表现为在学院内以半学院化(现代哲学的学院化形式在中国尚没有真正建立，我们的哲学研究尚在传统的注疏与意识形态构建之间徘徊，基于问题意识的反思与推证的哲学言说方式尚没有真正确立)的方式所进行的以学术包装的意识形态诉求。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化形式在旧有合法性中已缺乏论证力度，而新的合法性论证尚没有全面建立之前，采取了以务实为基点的德性化与经验化的自我确证方式，并对学院化马克思哲学研究采取社会法权限度内的宽容。并且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社会法权地位有别于资本主义文化体制内的马克思主义，这不可避免地导致马克思哲学的话语实践及其效果历史的差异。看不到这一点，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对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误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汉语思想界的滥觞。
3.没有分清马克思哲学的合法性的不同层面：即“主义”合法性与“学术”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之间以及马克思哲学研究者的“身份”合法性之间的区别与关联。晚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提出了一系列令人目眩的口号与纲领，如“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马克思与我们同时代”、“回到马克思”等。在这一系列口号背后，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我们远离马克思了吗？”“马克思离开了我们的时代了吗？”这种问题的提出表明了一方面我们在一定层次上表现出与马克思哲学的疏离，马克思哲学的传统诠释形态虽然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法权地位，却遭受学术思想界的质疑，这种质疑是以对马克思哲学的再诠释的形式完成的。在现代中国明确对马克思哲学表示反对的思潮一般要转化为马克思哲学的诠释传统之内的思想形态才起作用。另一方面表明马克思哲学研究者基于自身职业危机所产生的身份意识。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对合法性危机的几种形式给予辨析。首先是学术的合法性危机，即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学术形态发生危机。前此中国马克思哲学的学问形态是与意识形态合一的。随着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变，伴随着对于意识形态反省产生了有别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问化的多元化的马克思哲学。然而如此的马克思哲学的学术化形态的体制化支撑面临着萎缩的趋势。因此寻求马克思的马克思哲学而不是一种主义化的马克思哲学就成为马克思哲学研究者确立自身合法性的先验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源于共产党人社会实践的历史性失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面对着如此的危机，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的改革，确立新的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化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确保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在中国的合法性。然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危机的化解，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自己的形式。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尚未获得自己新的形式，和学院化的马克思哲学的诠释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在此，学院知识分子无权以自身对马克思哲学的诠释来要求政党意识形态的哲学形态的改变。
4.混淆了“哲学家”视域中的马克思哲学与“哲学史家”视域中的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在政党意识形态和学院知识分子间存在着不同的诠释维度。在学院知识分子间也存在着“哲学家”视野中的马克思哲学和“哲学史家”视野中的马克思哲学的分野。哲学家视野中的马克思哲学是以某一哲学家特定问题意识为先导所挖掘出的马克思哲学，而哲学史家的马克思哲学是以特定历史境遇中的马克思文本思想为核心所还原的马克思哲学。在现代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常常出现“哲学家”与“哲学史家”之间的辩难。在现代中国的社会境遇和意识形态语境下，双方又都理直气壮地将自己装扮成马克思哲学的真正的传言人，而以“歪曲”和“僵化”来指责对方。
五、为实践去魅：后实践哲学、纯粹理性与超验价值
在20世纪的中国哲学论坛上，出于对教科书哲学的拒斥和意识形态转型的需要，实践哲学成为了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显学。笔者认为实践的自我神圣化，是20世纪思想中人类自我神圣化的最大的事件。笔者曾多次撰文对实践自明性给予质疑（注：参见拙著《内在与超越之间——迈向后实践哲学的思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认为当代中国哲学今后的发展取向取决于我们是否可以完成对实践的去魅化而走入后实践哲学的时代。
为实践去魅，如同人类曾经为巫术去魅(disenchantment)、为科学去魅一样，是人类免除实践暴力的思想性前提。实践的自我神圣化据说是源于人类的一切伦理规范和理论知识都植根于人类的实践。不仅人类的一切文化形态根植于人类的实践并且自然界离开了实践也只是“无”。于是“实践”就具有了“上帝”的全能。在此，作为自由意志质料的“实践”，摈弃了作为自由意志的形式——超验价值与纯粹理性——而成为了自由意志自身。于是“实践”成为“上帝”，从前被粗俗化的实践被神圣化为全部生活的奥秘。如此，原来被超验价值和纯粹理性所约束的实践，就一跃而成为价值与真理的批发地。因为一切价值与真理都是实践的产物，故而就只有历史性的相对价值，而作为价值与真理的根基的实践反而成为绝对的不可置疑的存在。
实践的确是人类生活中的主要维度，马克思由人的两种生产推导出人的生产实践的基础性地位，的确表现出马克思的深刻洞见。这一洞见表明了马克思开始告别传统关于人类实践的“政治哲学”论述而转向“政治经济学”论述。
然而，实践作为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活动，真的是不可置疑的吗？它真的是无需怀疑的就加以接受的吗？假如真的如此，人类关于纯粹理性与超验价值的种种探讨与追问，不都是徒劳的活动吗？
中西思想的开端大都以对现实存在的质疑与规范开始的。现实日常生活的追求幸福的活动，并不是一个自主性的活动，其在本质上是杂多，这就意味着对人而言追求幸福的实践活动，并不是一个指向至善的合目的性活动，现实的实践必须在超验价值与纯粹理性的规约下才能表现出自己的合目的性。
也正是有鉴于此，笔者曾提出“实践哲学之后”与“后实践哲学”的理念与构想。所谓“实践哲学之后”，意指由以“实践哲学”标志的哲学运思方式将由时代的哲学主流转为时代的哲学背景。在现代中国哲学界，当“实践哲学”完成对“讲坛哲学”批判、对“教科书哲学”的拒斥以后，它本身就成为被反思与批判的对象。在此情形下，哲学家自立门户与个性化思考的时代即将来临，这个时代，我将之称为“实践哲学之后的时代”。为了与这样的时代相呼应，我提出“后实践哲学”的理念。我在此所说的“后”并不是“解构”与“消解”之意，而是" Metaphysics" 的" meta" 之意，即超越之意。
我之提出“后实践哲学”并不意味着已经构建出一个新的哲学体系，而仅仅意味着提出一个新的哲学理念。即认为“实践哲学”所说的“实践”的“自明性”与“自足性”，将“实践”等同于“超越性”、“创造性”本身，并以此拒斥先验的形而上学和超验的上帝，是缺乏坚实的学理根据的。在笔者看来，如此对实践的诠释，固然来源于西语哲学的话语逻辑，但其深沉的精神底蕴则基于汉语思想传统中因超验价值和纯粹理性的缺失而形成的实用理性精神。但传统汉语思想以道德意识灌注于历史意识之中，从而对人的历史实践持有一定的批判态度与约束，这一点却没有纳入现代汉语实践哲学的视野。现代汉语实践哲学对超验价值、纯粹理性和道德意识的拒斥，必然导致了虚无主义的滥觞。
假如我们不想承受虚无主义所带来的苦难与不幸，就必须实现对“实践”的“去魅”，即否定“实践”的自我神圣化，并探求走向价值真实的“实践”的约束条件：超验的价值真实、批判的道德意识、纯粹理性的形而上学。
如此的探索是一种新的方向，还是歧途？尚不得而知。好在一切都在探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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