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结构及书名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律论文,书名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的刑律在永徽四年（653年）之前，都没有疏文，但一直有《注》文，《武德律》、《贞观律》及《永徽律》都是这样。永徽四年开始，刑律才有了疏文。唐律的律文（含注文）同疏文一起，在当时称为《律疏》。《律疏》在宋代被称为《唐律疏义》，但已经有称为《唐律疏议》的版本。而到了清代及近代则趋向于称之为《唐律疏议》。对这种情况，有必要进行一些辨析及做适当的评论。
一 法律解释带来了《唐律疏议》的产生
我国关于刑法的解释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史书记载战国时期当时的“法官”就有解答法律询问的职责：“郡县诸侯一受赍来之法令，学问其所谓。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注：《商君书·定分》，《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出土的秦墓竹简中的《法律答问》，是当时官府上级对下级解释法律的法定形式。西汉董仲舒提倡以“《春秋》决狱”，开用儒家经义解释法律与审断案件的先河，直接推动了东汉“经义解律”之盛行。当时被皇帝认可的“郑氏章句”实际就是汉律的有权解释本。到了晋朝，西晋的张斐、杜预“兼采汉世律家诸说之长”，对法律做专门的解释被皇帝认可，史称“张杜解律”、“张杜律注”。唐代对律文的疏解是古代社会解律经验的集中体现。唐律的解释主要是继承晋朝“张杜律”正确定罪判刑的解释传统，而不是主要继承汉代“郑氏章句”经义解律的传统。
同唐律相比，现代刑法法律解释上的最大特点是，除律文本身的解释外，大部分的解释都在刑法本身之外进行，另外公布使用，而不作为刑法本身的一部分。但是唐律的各种解释，基本上都包括在《唐律疏议》这一部刑律之内，即律条和解释统一于一典之内，合为一体。
1.最初解释刑律是为满足法律科举考试之需要
作为古代刑律中旷古奇迹的《唐律疏议》之所以制订，从性质及目的来说，本不是一次“立法”活动，而是一次法律解释活动，而且这次法律解释的直接目的，主要是为了对当时的法律专业考生的考试答卷进行评判时有个标准。史书上说：
三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修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监定。”于是……参撰《律疏》。（注：《册府元龟》卷612。）
2.解释中又改以满足司法实践之需要为主旨
在刑律解释也即是在《律疏》进入实际制订之时，又自然地把司法实践之需要提到了主要地位。具体地说，就是要克服司法实践中中央刑部与大理寺之间及地方州、县之间因认识分歧而执法不一的弊病，从而确定一个对律文内容基本统一的解释标准。这一点，《名例律》开头的疏文中表达得最清楚：
今之典宪，前圣规模，章程靡失，鸿纤备举，而刑宪之司执行殊异，大理当其死坐，刑部处以流刑；一州断徒年，一县将为杖罚。不有解释，触涂暌误。……是以……爰造《律疏》，大明典式。……譬权衡之知轻重，若规矩之得方圆，迈彼三章，同符画一者矣。
由此看来，《律疏》之产生源于学理解释与司法解释需要之统一。疏文插写在律文与注文的文句之间及之后，与律合为一体并被司法引用，事实上也成了法律本身。
二 注文的作用
1.注文解释律文
唐代的刑律实际上包括了律文、注文及疏文三部分。“注”夹嵌在律条文句中间或紧接于律条之后，用比律条相对小的字体书写。从关系上说，“注”是对律文含义的补充及适用的说明。
(1)注文有对律文中罪名的罪状说明（为区别清楚，本文中律文后之注文用括号）。如《名例》（总第6条）“十恶”：“二曰谋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经注文解释，可明确“大逆”罪名是专指毁坏皇家宗庙、陵墓及宫殿等的一类犯罪。
(2)注文有对律文适用的解释。如《名例律》（总第36条）：“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缘坐应配没者不用此律。）”其义谓，即使属九十以上，七岁以下，本人有死罪也不加刑罚，但是，如其亲属中有人犯了要对这些人实行缘坐、流放、没为奴婢的那些罪，就不实行这条“不加刑”的法律（而照样要因缘坐而受刑）。
(3)注文对律文做其他具体解释。如《名例律》（总第32条）：“诸彼此俱罪之赃（谓计赃为罪者。）及犯禁之物，则没官。（若盗人所盗之物，倍赃亦没官。）”文内注文都是对前律正文的具体解释，如“计赃为罪者”是对上文的限制性解释；“若盗人所盗之物”及“倍赃”是对“没官”的解释。
又如《职制律》（总第135条）：“诸有所请求者，笞五十；（谓从主司求曲法之事。即为人请者，与自请同。）主司许者，与同罪。（主司不许及请求者，皆不坐。）已施行，各杖一百。”文中前一注文是“请求”罪的概念及对犯罪主体范围的说明，后一注文是对犯罪构成与否的必须说明。
2.注文在《律疏》制订前已存在
《贞观律》、《永徽律》已有注文。敦煌发现的贞观年间的《捕亡律》片断上，各律条之中就已有注文。如其中相当于今《唐律疏议》中第466条“主守不觉失囚”条下，在“未断决间，能自捕得，若囚已死，及自首，各减一等”的律文下，就已有注文：“主司各准此。此篇监临主司应坐，当条不立捕访限，不觉故纵者，并准此。”第467条“部内容止他界逃亡浮浪者，一人里正笞四十”下有注文：“谓经十五日以上，坊正同里正之罪。”第468条“知情藏匿罪人，若过致资给”之律文下有注文：“谓事发被追及亡叛之类。”
残片《永徽律·名例律》“十恶”的律文下已有注文，如“四曰恶逆”下，就有注文：“谓殴及谋煞祖父母、父母，煞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擅兴律》律文“若放人多者，一人准一日；多者，一日准一人”下也有注文：“谓放三人各五日，放五人各三日，累成十五日之类，并经宿乃坐。《贼盗律》片断“诸知略、和诱、和同相卖”下有注文：“展转知情而买，各与初买者同。虽买时不知，买后知而不言者，亦以知情论。”（注：以上分别引自《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99、100、23、89、94页。）
此外，唐代的《令》文中也有注文，见《旧唐书·职官志》之“公式令”、“官品令”，《通典·礼三·吉二·郊天下》记“武德令”，《唐令拾遗》引敦煌唐《职员令》残卷。
三 疏文的作用
所谓“疏”是在《永徽律》制订之后，组织以制订《永徽律》的主要人物为主的一批人，专门对律文包括注文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解释的文字就插写在律文（包括注文）各条各句的中间或后面，同原律文注文一起抄写公布。由于“疏”紧接着以“议曰”做解释的发语词，这种“疏议曰”的写法，到元代后，疏文部分开头所标的“疏”与“议曰”之间的句读关系被忽略，整个解释部分被直呼为“疏议”，于是就将错就错地产生了一个书名——《唐律疏议》。现在被称为《唐律疏议》的这部书，实际上有三部分内容：一是律文，二是注文，三是对律与注（本义）做解释的疏文。律与注可以离开疏文而作为典册存在，即使在有疏文之后，宋代还从律疏中抽出疏文后把律（及注）单独刊刻名为《律》成典册而传世。但是就独立的典册来说，离开了律与注的疏文则不能单独存在，甚至文义上也不能连贯成章。
1.“义疏”来之于当时经文阐述的文体习惯
唐代把对律文与注文同时做解释的书称为“义疏”，来之于魏晋以来对权威文献解释的文体习惯。魏晋以来为古圣人之“经”书写解释的书有的称为“注”，有的称为“传”。如《周礼》，汉代郑元曾为其作“注”。孔子的《春秋》，左丘明的解释称《左传》，公羊高（或说子夏）的解释称为《公羊传》，谷梁纥的解释称为《谷梁传》。为唐律的律文及注文作解释，当时的立法者把这件事看得很严肃庄重。认为这就相当于后人为古圣人的经文及注文作解释。不过按当时的文体习惯，这种性质的著作已不再称为“传”，而是称为“义疏”。所以同时解释唐律律文与注文含义的著作，也称为“义疏”：
昔者，圣之制作谓之为“经”，传师所说则谓之为“传”，此则丘明、子夏于《春秋》、《礼经》作《传》是也。近代以来，兼经注而明之则谓之“义疏”。（注：《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2页。）
2.“义疏”之“疏”是经义阐发之“记识”
《唐律疏义·名例》开头的疏文说：
疏之为字，本以疏阔、疏远立名。又《广雅》云：“疏者，识也。”案疏训识，则书疏记识之道存焉。《史记》云：“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汉书》云：“削牍为疏。”故云疏也。
按上文，疏的字义有四种：第一是疏阔、疏远之义，此处不取。第二是《广雅》上讲为识（zhì），通誌，其义是记在心里的记；第三是在铭器上刻写文字，《汉书》中的“削牍为疏”，就是刻写之义；第四是由刻写及心记通转为一般的用笔写记的意义。《唐律疏议》中的疏，兼取上述第二、三、四种意义。所以，作者自己说，书“疏”的作用与意义是“记识”。
《唐律疏议·名例》卷首疏文中所说“近代以来兼经注而明之”，即把对经文与注文同时做解释的文字称为“义疏”的情况确实存在。从《旧唐书·经籍志》的记载看，在唐代，对“经”、“注”等原著同时做解释的著作称为“义疏”的情况已十分普遍。如《易经》有《周易义疏》、《周易文句义疏》，《书经》有《尚书义疏》，《诗经》有《毛诗义疏》，《礼经》有《周礼义疏》，《礼记》有《礼记义疏》，《孝经》有《孝经义疏》等。
3.律之“义疏”简称为《律疏》
律的“义疏”在唐代简称为《律疏》。这种方式最明显地首先在《旧唐书·刑法志》中反映出来：“律学未有定疏”，“宜广召牌律人修义疏奏闻”，“于是太尉赵国公无忌……等，参撰《律疏》，成三十卷。”“解律人”的任务是修律之“义疏”，最后撰成《律疏》三十卷。把律文义疏简称为《律疏》的不只是写《唐书》的宋代人，唐代人自己也如此。《唐律疏议》的作者在《名例》卷首的疏文中就说：“是以降纶言于台铉，挥折简于髦彦，爰造《律疏》，大明典式。”唐代人撰写的《唐六典》也是这样提法：“永徽中，复撰《律疏》三十卷，至今并行”（注：《旧唐书·经籍志》。）。
唐代及唐以前，许多实际是“义疏”的书，为避免重名也称为“疏”。如沈重有《周礼义疏》，贾公彦则著《周礼疏》；皇侃、沈重、熊安生各著《礼记义疏》，贾公彦则有《礼记疏》；皇侃著《孝经义疏》，贾公彦、元行冲则称所著的《孝经疏》。
“义疏”简称为“疏”的情况，直到元代仍是这样。元代江西儒学提举柳赟在元泰定四年（1327年）所作《唐律疏义》序文中说：“长孙无忌等承诏制疏，勒成一代之典，……今定次三十卷者，长孙制义疏时，固已增多。义疏出永徽初，去贞观应未远。”（注：四库全书《唐律疏义》前附柳赟《唐律疏义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总672册。）
4.“义疏”的作用是对律与注全面做解释
“义疏”用到唐律上，就是对处于经文地位的律与其注文做解释的文字，也就是“兼律注而明之”。这种法律解释，在律义内容上达到最大的深度与广度。《名例》卷首的疏文说：“远则皇王妙旨，近则萧、贾遗文，沿波探源，自枝穷叶，甄表宽大，裁成简久。”长孙无忌的《进律疏表》中又说：“摭金匮之故事，采石室之逸书，捐彼凝脂，敦兹简要，网罗训诰，研核丘坟。”
当然，总的目的是要解明律注之义满足司法之需要。清雍正朝刑部尚书励廷仪评论“义疏”说：“其疏文则条分缕别，句推字解，阐发详明，能补律文之所未备。”（注：沈家本：《重刻〈唐律疏议〉序》，《寄簃文存》下册卷6，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清末任刑部侍郎的沈家本亦说：“盖自有《疏议》，而律文之简质古奥者，始可得而读焉。”（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唐律疏议》附励廷仪《唐律疏义序》。）
四 《律疏》在宋代有《唐律疏义》与《唐律疏议》二称
1.宋代对“律”的称谓
从法源上说，宋代的《刑统》只是唐代的《律疏》加上了从唐开元到宋初与《律疏》相关的刑事法规的条款。从官方的法律语言上说，唐代的《律疏》到宋代仍称为《律》（指律及注的正文）或《律疏》（指律、注及义疏三者的合体），连“唐”字都不加。其原因：一是宋代的刑法称为“刑统”，与唐代的“律”及“律疏”在名称上并不冲突；二是唐代的“律疏”就包括在宋的“刑统”之内，只要提“律”及《律疏》就一定是指唐代。这一点在宋人刻写唐律律文的过程中得到充分说明。北宋天圣年间，判国子监孙奭奉皇命为校正宋代刑书而订正唐律的律文（与注文），订正后刊刻为书时其名竟只一个《律》字，到南宋重刻此书时，仍只以“律”为名，而不冠“唐”字。结果清代人发现其传本时，很多人都误判为“宋律”。
2.宋代对《律疏》的称谓
据刘俊文在《点校本唐律疏议序》中说，《唐律疏议》的版本，就目前所见，大致有三个系统：一是滂熹斋本系统，二是元代至正本系统，三是文化本系统。三个系统之中滂熹斋本时代最早，可能刻于南宋后期，而至正本系统和文化本系统共同的祖本，可能是元泰定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较早的滂熹藏的宋刻本，其名为《唐律疏义》。据“四部丛刊”本录《滂熹斋藏书记》说：“宋刻《唐律疏义》三十卷，题太尉、扬州都督、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长孙无忌等撰。”“藏书记”据清兰陵孙氏所刻宋本对原《律疏》卷2中（总第18条）关于“除名”处罚疏文中“理务弘通”被改为“理务疏通”，以及孙所据底本又写作“理务宏通”的情况，判定是宋朝的避讳要求，所以认为“以此证之，此本为宋椠无疑矣”。海盐张元济在该书的《跋》中又补充说：“卷一‘四曰恶逆’条疏议‘枭鸱其心，爱慕同尽’，元刊本上‘枭鸱’作‘枭镜’，‘爱慕’作‘爱镜’，是必因避宋讳改易。”不是宋代人不会为宋代皇帝讳名，判断滂熹斋的《唐律疏义》为宋本，不会有错。同时由此判断宋人已称《律疏》为《唐律疏义》也不会有错。
另外，元代江西儒学提举柳赟于泰定四年（1327年），得《唐律疏义》，刊成书后并为其写《唐律疏义序》。柳赟所刊的抄本于清朝雍正年间传到刑部尚书励廷仪的手中，他说：“今年春梢，有友人至京，出《唐律疏义》抄本示余”，“（余）爰欣然握管而为之序”。他写的序也名为《唐律疏义序》。这个被称为泰定本的《唐律疏义》也成了至正本系统及文化本系统的祖本。柳赟在刊《唐律疏义》的序言中说：“吾欲求《故唐律疏义》，稍为正讹缉漏，刊之于龙兴学官，……而行省检校官王长卿，复以家藏善本及《释文》、《纂例》二书来相其役，……渝月绪成。”（注：见前引四库全书。）这清楚说明，柳赟当时听说的是《故唐律疏义》，王长卿提供的被柳赟称为“善本”的底本，不言而喻也应是宋元时期的《唐律疏义》。但是，宋元时期，已有称为《唐律疏议》的版本。据沈家本介绍，《钞本唐律疏义》的校刊人卢弓父曾在校语中说：“宋本、元本，并作‘疏议’。”（注：沈家本：《钞本唐律疏义跋》，《寄簃文存》下册卷7。）可见宋元时期，也有称为《唐律疏议》的本子传世。
五 《律疏》在清朝的称谓统而不一
1.清朝曾以国家权威版本的形式统称《律疏》为《唐律疏义》
清朝统称《律疏》为《唐律疏义》主要表现在从清乾隆三十七年开始编纂《四库全书》时对《律疏》的收录过程中。首先，纪昀等经籍专家，在《律疏》版本上，是选取了柳赟于元泰定四年作序的江西行省检校官王长卿提供的“家藏善本”。《四库全书》在收录此书时，全书统称之名、各卷卷首书名，都遵照原著概作《唐律疏义》。同时，纪昀等在写该书的内容“提要”时，也称其为《唐律疏义》。最后，在《四库全书》的整部《唐律疏义》中，所有的“疏”字下一律书“义曰”（而不是“议曰”）二字（注：见台湾商务印书馆版四库全书，总672册。）。四库全书所收的《唐律疏义》确是个好的版本。这个本子早在雍正年间就得到当时刑部尚书励廷仪的肯定。柳赟在序其缘由时说的“予间请廉访使师公”，“而行省检校官王君长卿，复以家藏善本及《释文》、《纂例》二书来相其役，公欣然命出公帑所储没入学租钱以供其费”等语，与励廷仪在序中所说的“余因翻阅数次，知督其事者，元江西儒学提举柳君赟也；发帑金以左其用者，廉访师公也；出善本以赞其成者，检校王君长卿也”，完全符合。可见，《四库全书》收录柳序《唐律疏义》，决非随意偶然。
2.清代学人在书名称谓上各以所得本子为准
按理说，《四库全书》所收的《唐律疏义》应该成为一个可以依从的权威本子，但朝廷所编的《四库全书》本，在当时的印制及发行条件下不可能普遍流传。这种情形，沈家本说得很实在。他说《唐律疏议》其书“国朝四库全书所收录，并附见于名家书目中。唯坊间传本甚希，读律之士艰于购觅。”（注：沈家本：《重刻〈唐律疏议〉序》。）所以，校刊及收藏的学者甚至司法官员，在研究、校刊、推荐时，并不能以难得一见的四库本为准。在书名称谓上，基本是见什么本子，就以本子为准。如清末刑部左侍郎沈家本于“光绪十有六年十二月”，为重刻《唐律疏议》作序时，称“疏议”，而到“宣统建元仲冬二十二日”为《钞本唐律疏义》作序时又照称“疏义”。不但如此，有的学者还以自己所见所想去揣摸《四库全书》收录的本子，如山东督粮道孙星衍于嘉庆十三年元月，为重刻《故唐律疏义》作序时，不但自己称其书为“疏议”，而且说：“国家辑四库全书，《唐律疏议》入于史部法令，秘府所藏，世人罕见。”（注：孙星衍：《重刻故唐律疏议序》，中华书局1983年版《唐律疏议》附。）沈家本在《重刻〈唐律疏议〉序》中也说：“《唐律疏议》三十卷，唐长孙无忌等奉敕撰。国朝四库全书所收录，并附见于名家书目”。这客观上会引起误解。这种情况使得有清一代，民间传抄或传刻的《唐律疏议》的影响要大于官方四库全书的《唐律疏义》。
3.沈家本提出“义”、“议”相殊之问题
《唐律疏义》与《唐律疏议》之不同，实际上是结构分析上的分歧与矛盾。清代较早地注意并重视这一问题的人也是沈家本。他先为重刻《唐律疏议》作序，后又为《钞本唐律疏义》写跋时说：“此本题曰《唐律疏义》，孙本则题曰《故唐律疏议》”，“‘义’、‘议’文殊，不独与孙本异，与诸本亦异矣。”（注：沈家本：《钞本唐律疏义跋》。）从沈家本的话看来，当时流传所见，称“疏议”的是“诸本”，系多数；称“疏义”的相对是少数，尽管朝廷所编《四库全书》中称《唐律疏义》。
六 《律疏》的“疏”文包括“议”及“问答”两种内容
评论《唐律疏义》与《唐律疏议》的书名，首要的是弄清楚唐代《律疏》的内容结构。我以为，对律与注来说，“疏”是对它们进行解释的一个整体，而疏文又有其自身的内容结构。疏是由“议”和必要（而不是必备）的“问答”两部分组成。其任务是通过“议”及“问答”来实现的。
1.“议”的作用
《律疏》的“疏”之下，首先列“议”。“议”是言论、意见，就表达方式说是议论。所以，唐代的“议”也指一种议事说理的文体。如驳议、奏议等。《旧唐书·经籍志》记载的书目中就有许多以“……议”为名的。如《丧服要集议》、《礼议》、《何氏春秋汉议》、《晋明帝谥议》、《晋明堂郊社议》、《杂议》、《晋七庙议》等等。唐律疏文中对律及注的意义用议论的方式做分析阐发的部分称为“议”，是名副其实。
2.“问答”的作用
疏文在“议”之后，常常还有“问答”的部分。“问答”是中国古代法律解释的传统形式，法律问答最早在战国社会的法律生活中已经出现：
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地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各为尺六寸之符，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以告吏民。（注：《商君书·定分》。）
秦朝的法律答问已经成为正式的法律形式之一。湖北云梦秦墓出土之竹简中有当时的“法律答问”计183条之多。其内容上最大的一个特点，是都以具体的案例、案情相“问”，而上级则以处置办法相“答”。这是典型的有权解释，其效力与秦律其他律文同等。唐代《律疏》中的“问答”正是疏文沿用古代法律解释的传统方式的表现。其比较于“议”的一个最大特点，也都是列举实例以做解释。
3.“议”和“问答”在对律的解释上是平行并立的关系
(1)内容性质上的平行关系。问答是单独提出的对律文的例解，它不是“议”的附属内容。如《户婚律》（总第189条）是关于“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之犯罪及处罚。其“疏”文的“议”先是讲此律在伦理纲常上的根据；接着依令及律的内容先后介绍“七出”、“义绝”、“三不去”的内容。最后，以“问答”提出与律文密切相关的一个实例的处置：问以“七出”中“无子出”的年龄，“答”以无正条之比附之文，依“妻年五十以上无子，听立庶以长”来推断应出之年龄。
从内容看，“议”与“问答”在同等地位上解释律文，前者以议论阐发之形式重于解释律的本义，而后者则重于以实例来解释法律运用中的问题。“问答”不是“议”可取代的。虽然大部分律条之疏文，在“议”之后并无“问答”，但不能因此否认“问答”与“议”的同等地位。
(2)表达与书写形式上的平行关系。其实，“议”与“问答”的同等地位在《律疏》疏文的表述及书写形式上也有表现。如《贼盗律》（总第294条）表述及书写形式是：
294 诸略卖期亲以下卑幼为奴婢者。并同斗殴杀法。（无服之卑幼亦同。）即和卖者，各减一等。其卖余亲者，各从凡人和略法。
《疏》议曰：期亲以下卑幼者，谓弟、妹、子、孙及兄弟之子孙、外孙、子孙之妇及从父弟、妹，并谓本条杀不至死者。……
问曰：卖妻为婢，得同期亲卑幼以否？
答曰：妻服虽是期亲，不可同之卑幼，故诸条之内，每别称夫。……
又问：《名例律》云：“家人共犯，止坐尊长。”未知此文“和同相卖”，亦同家人共犯以否？
答曰：依《例》：“本条别有制，与例不同，依本条。”此文卖期亲卑幼及兄弟、子孙、外孙之妇、卖子孙……。
295 诸知略、和诱、和同相卖……
从用词上看，《疏》的“议”下都用“曰”，构成“议曰”；“问答”之下也各随“曰”，构成“问曰”与“答曰”。“议曰”与“问曰”、“答曰”都是“疏”的内容。
从书写上看，原竖写的“诸”字下之律文，包括注文（括号内），都顶格依次序写。“疏”文比律文一律低一格；“议”在“疏”之下；而“问答”在排行上也比“疏”低一格，而与“议”的地位同。所以，从内容的结构关系以及用词与书写的形式上说，“议”与“问答”都是“疏”的组成部分，地位是并列、一样的。
七 从《疏》的结构评议今传《律疏》的名称
1.“疏义”是《律疏》性质最好的揭示
唐代的《律疏》到宋元被称为“疏义”是唐律社会价值在宋元时代的一种反映，也是词语发展变化的一种自然要求。
宋代的民间藏书家，把作为前朝遗产的法典冠以“唐”以区别于当时的现行法典，是藏书研究的需要。同时，“疏”字虽然据“义疏”作者自己的解释，并不是“疏解、疏通”的意义，可是它作为前代遗留之典籍，词义发展的后代不可能不对“疏”赋予“疏解、疏通”的意义。既然当初可以是“律之义疏”，现在也可以是律的“疏解义”。因为历史上经文之义疏，实际上就是与“正义”（正宗之义，或正其本义）通用的。如孔颖达在贞观年间撰写《五经义疏》，曾简称为《五经疏》，而最后皇帝命令称为《五经正义》（注：《唐会要》卷77《贡举下·论经义》。）。所以，唐代之《律疏》宋时被称为《唐律疏义》，是社会语言与法律自然发展中一种符合内在逻辑，反映事物本质的变化结果。《唐律疏义》是从最早的“义疏”演变而来，疏解律的含义，与原书本义最接近，最能反映其任务与书的本质特征。
2.“疏议”不是《律疏》内容本质的最好概括
后代所以有《唐律疏议》名，原因只是一个：把“疏”与其下的“议曰”简单地合成为“疏议曰”，又从而把它理解为“疏议”之书“曰”，于是就把这部书名之为“疏议”。首先，这种在书名上作“又疏又议”的理解，与唐代的“义疏”及“律疏”在修辞上的严谨毫无共同之处。近代学者王重民认为，“疏”与“议”虽然不得不写在一起，但应当用阴阳文分开：
长孙无忌与李勣等十九人所议，皆解释条文者，皆“疏”也。宋本阴文“疏”字下紧接“议曰”，正是其事。盖长孙氏等因古者律有驳议，故于所讨论之文，统冠“议曰”二字；“议曰”以下既是疏语，故又置于阴文“疏”字之下，其事甚明，其分别至易。
他最反对“疏”与“议”连读而形成又疏又议的做法：
元本将“疏议”并为阴文，则失原来本义矣。盖是书原名《律疏》或《唐律疏》，唐亡以后加一“故”字，宋本又于（《唐律疏》）末加“议”一字，已不知“疏”与“议曰”原是一事。元人扬宋人之波，将卷内一切“疏议”字连读，遂成大误。但数百年来，竟无人觉其误也。（注：王重民：《跋〈唐律疏议〉残卷》，《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45页。）
同时，那样做在书名上取“议”而舍去“问答”，割裂了“疏”的内容，在理解上也不周全。而有清一代一些治律的学者，在对《律疏》内容中“疏”与“议”的解释上，或多或少地暴露出对疏文的结构在理解上有顾此失彼的缺陷。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把“疏”和“议”的地位等同起来，在结构上陷入概念模糊：
“疏”、“议”同物，均为申明《律》及《注》。（注：王重民：《跋〈唐律疏议〉残卷》，《敦煌古籍叙录》，145页。）
此书名“疏”者，申明《律》及《注》意；云《议》者申《律》之深义，及《律》所不周不达。（注：俞正燮：《癸巳类稿·〈唐律疏议〉跋》，道光十三年求日益斋刻本，卷12。）
名“疏”者，发明《律》及《注》意。云“议”者，申《律》之深义及律所不周不达，若董仲舒《春秋决狱》、应劭《决事比》及《集驳议》之类。（注：沈家本：《重刻〈唐律疏议〉序》。）
这些学者虽都讲清了“疏”与“议”的作用，但在内容结构上都把“疏”与“议”等同，同时又都忽略了“问答”的存在。其实，律的“深义”及“不周不达”之处的申明，“问答”的功劳不容忽视。当然，注意到“问答”的学者也有，如前文引励廷仪《唐律疏义序》，他在说疏义作用的同时也说：“其设为问答，互相辨难，精思妙意，层出不穷，剖析疑义，毫无遗剩。”只是，在结构上未曾涉及“问答”与“议”共同构成“疏”的关系问题。
总之，我认为唐代的《律疏》在宋元时期曾有一个好的书名——《唐律疏义》，而到后来在“义”和“议”已不通用的情况下却形而上学地又把它称为《唐律疏议》，这是一种误会。从上述前人对“‘疏’、‘议’同义”的解释看，“疏”原就也有“议”的阐发、补充的意义。唐律在《疏》下加注“议曰”，可与“问曰”、“答曰”相区分。所以，对《疏》下之“议”字，不必过分强调其不可或缺的“微言大义”。王重民认为有“疏”无“议曰”，或有“议曰”无“疏”都可以：
敦煌本无“疏”字仅作“议曰”，因将“议曰”所论置于“疏”之地位，可望而知为“疏”也。宋本之有阴文“疏”字，敦煌本之无阴文“疏”字，其义相同，均无差误。（注：王重民：《跋〈唐律疏议〉残卷》，《敦煌古籍叙录》，145页。）
所以，《四库全书》所收之《唐律疏义》中，“议”皆被“义”所取代，“疏义”之名，从“义疏”制订的初衷来说，实是返朴归真。何时《唐律疏议》能正其名为《唐律疏义》，这就要看人们是否最终能冲出“既然《律疏》中‘疏议曰’连称，又疏又议，那么其书名也当然是《疏议》”这种逻辑藩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