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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69（2004）01-0096-05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贯彻“五个统筹”的要求，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温家宝总理对提出“五个统筹”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作了深刻阐述：“‘五个统筹’是总结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验、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提出来的，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是我们这次确定改革目标的出发点和归宿。”“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提出改革目标，体现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观，体现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紧密结合、相互统一的战略思想，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30-31页。）本文围绕统筹发展观的丰富内涵、统筹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及其提出的必然性、统筹发展与统筹改革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统筹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的科学发展观，具有系统而丰富的内涵
统筹发展观是科学的、系统的、全面的发展观，是适合中国国情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概括地说，统筹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也是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发展观。统筹发展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全面发展观、协调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
全面发展观，是指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经济是一个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力量。同时，他们也重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的各方面的才能”，“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揭示了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一致性，指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努力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列为新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本质要求。
协调发展观，是指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和吸收了摩尔根、傅立叶等先进思想家关于文明的思想，第一次把文明奠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科学预见。经过不断的探索，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文明的认识日益深化，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新范畴。其中，物质文明所体现的是与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相依存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精神文明所体现的是科学、文化、宗教、艺术、道德、伦理、哲学、经济、政治、法律等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政治文明所体现的是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它是反映特定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的标志。人类文明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方面的协调发展。三个文明中的每个文明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作用、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的。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提供物质基础，物质文明程度的提高可以推动政治制度的变革和思想道德及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政治文明决定精神文明的性质和物质文明发展的方向，进而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程；精神文明可以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提供思想引导、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人类文明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方面的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是指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上个世纪70年代，围绕着“环境危机”、“石油危机”和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的极限》，全球曾经爆发了一场关于“停止增长还是继续发展”的争论。联合国指定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经过长期研究，于1987年发布了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该报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中国党和政府充分认识到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艰巨性、紧迫性和长期性，并做出了不懈努力。但是，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布伦德在刚刚闭幕的第三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会议上说，“一年前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做出了很多承诺，现在的关键是实施。我们乐观地看到，中国已经在行动，尤其是勇于直面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包括可持续发展在内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中国行动的重要内容。
二、统筹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其提出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
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全面发展观、协调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三者有机统一起来，概括为新的科学发展观，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是这次中央全会的一大理论贡献。统筹发展观涵盖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与自然的发展、人和自然和谐等多重关系，构成了一个新型的综合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的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对发展思路、发展模式的不断探索和创新。
统筹发展观的提出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
统筹发展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发展是硬道理，另一方面，发展要有新思路。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就是要根据时代的变化，更新发展的观念，丰富发展的内涵，加深对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好地体现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统筹发展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和生动体现。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东西南北中，情况千差万别。在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作千头万绪，矛盾错综复杂，必须从科学的高度认真谋划发展大局。“五个统筹”的要求，就是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要求。
统筹发展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艰辛探索的经验总结，联系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两条基本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曾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当时实际提出过一系列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战略方针。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此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包括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并举，等等。可惜，这些正确的方针并没有得到全面贯彻。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思想和方针，要求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中，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强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理论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建设、全面发展的理论。江泽民对发展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1995年9月，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发表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全面阐述了改革与建设的十二个方面的辩证关系，实际上也是强调了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问题。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纲领；在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所提出的正确发展观的丰富和发展。
统筹发展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妥善处理好国家、企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上。但是也还要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化、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有所扩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国内经济制度与国际惯例尚有差距，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就业压力大，困难群众数量多，等等。当前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进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给我们提供了深刻启示：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不只是单纯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而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要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与全面进步。只有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才能促使当前存在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以缓解和逐步解决。
统筹发展也是我国历经20多年改革开放，综合国力增强的结果。如前所述，统筹发展观并不是今天才第一次提出来的，而是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早就反复讲过的，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呢？这里虽然有主观上重视不够的问题，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客观条件不成熟的问题。比如，建国初期国力薄弱，为了集中力量尽快发展工业，只好要求农业为工业做贡献、农村为城市做贡献。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尽快摆脱贫困面貌，我们实行了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大大增强，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新的发展阶段为实现统筹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工业发展起来了，有条件反哺农业了；城市发展起来了，应该带动农村发展了；东部地区先富起来了，应该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了；经济发展起来了，应该重视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了；国内发展起来了，应该考虑向国外发展了。这就是今天强调统筹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三、按照新的改革思路，统筹推进各项改革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同时要看到，在以往的实践中，改革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突破旧体制，解放生产力，加快经济增长上，在协调发展方面着力不够，致使一些矛盾积累起来并成为困扰改革深化的因素，比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加剧、地区差距拉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资源和环境保护压力增大、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摩擦增多等等。现实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廓清改革思路，统筹兼顾，克服片面性。
统筹城乡发展，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建国50多年来，城乡之间一直未能建立起均衡增长的良性互动机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城乡联系显著增强，但城乡分割的经济结构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城乡发展仍未进入良性互动的轨道，城乡差距还在拉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人均纯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200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47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农村居民收入还不到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特别是目前农村还有3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还有约6000万人刚刚越过温饱线。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更是远远落后于城市。正是基于对这些情况的全面深刻的把握，党的十六大才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把“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目标，并针对当前农村改革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深化农村改革的措施。一是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稳定并完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确保农民生计和农村稳定，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二是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增加各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三是深化农村税费改革，逐步降低农业税率，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四是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既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积极拓展农村就业空间，又要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加快城镇化进程，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平稳有序地向城镇转移。
统筹区域发展，解决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经济都有很大发展，但由于原有基础、客观条件以及改革开放力度的不同，地区差距目前仍呈继续扩大之势。据有关资料：西部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71％左右，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8.6％，国内生产总值却仅占全国的17.1％。2000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54美元，而西部地区只有525美元。目前全国3000万左右贫困人口，80％左右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全国592个贫困县，西部就有307个。（注：《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149页、第124页。）统筹区域发展事关全国发展的大局。新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实现双重要求：一方面，要有利于经济发达地区继续发挥优势，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这是今后较长时期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的主要依托，也是国家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财力物力支撑；另一方面，也要有利于经济落后地区加快发展，包括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开放、实施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
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凸现的社会问题，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发展中的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协调。经济发展了，但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特别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暴露出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严重滞后。经济体制改革进展较快，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社会道德水平也不能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是基础，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要靠经济的发展，发展首先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的和有力保障，要改变目前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不够协调的状况，必须加快推进社会领域的各项改革。要大力推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采取有力措施减少失业和贫困人口，解决社会公正和反腐败等社会问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也要相应地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为改革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目标。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整体素质仍然不高，综合国力还不强，科技水平明显落后，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尚未摆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据有关资料：我国能源综合利用率仅为32％左右，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多个百分点，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发达国家高4倍多，工业排放的污染物超过发达国家的10倍以上。（注：《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149页、第124页。）人口总量庞大，人口素质较低，人均资源明显不足，许多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资源短缺的同时，破坏和浪费又非常突出，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核心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必须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既要加快发展的速度，更要注重增长的质量，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拓展发展空间的战略选择。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的，要加快国内的发展和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中谋求国内的更大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适应国际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则；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订立、修订和完善进程，努力争取使之符合我国发展的利益。不能只是简单地同国际规则“接轨”，而是要在对外开放中实现国内经济体制同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相互协调。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市场竞争是国内外两个市场的竞争：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应该放在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方面；但是也要看到中国人均资源有限，只有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才能弥补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开放是双向的对外开放：“引进来”与“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必须同时转动起来。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一直以“引进来”为主，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实施“走出去”的条件越来越成熟，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应该积极引导中国企业到国际经济大舞台上去施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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