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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7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4)03-0012-06
如果说人类心灵就是人类大脑，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人抵制认为可以用神经病学的术语使他们的心灵得到最充分的描述的建议呢?哲学家们最近提供的比较有帮助的说明之一，就是希拉里·普特南对大脑—心灵和硬件—软件进行的类比。
普特南认为，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用硬件术语解释计算机的工作，可以用电路的术语预言计算机下一步要做什么。但是，假如我们能够帮助计算机做事，我们就不会用这种硬件语言了：通过参照它正在运行的程序，我们就能够更加容易地预测和说明计算机正在做什么。如果我们将来有一天能够一个又一个神经元地梳理大脑，也许我们就能够用神经病学的专业知识预测我接下来会说什么。然而即使到那时，我们也可以肯定，人们用其更熟悉的方式进行这种预测也会更加容易。(“当论述到这个关节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像罗蒂一定会像往常那样，突然插进来发表他的观点……”)
普特南的类比得到了他的同行、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下述观点的支持：即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发现通过把信念和欲望归于有机体和机器，就能够更加容易地预测它们的行动时，我们都会把心灵归于它们。丹尼特把这种归因过程描述成“采取有意向的立场”。无论我们什么时候说“这愚蠢的程序不能区分数据输入X和指令Y”或者“这台电脑把2000年当成1900年了”这样一些话，我们都是在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当我们说“菲多听到前门的声音误以为是西格林德回来了”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宠物也采取了这样的立场。
从丹尼特—普特南的观点出发(而不是从许多坚持认为心态是一个意识问题，而不仅仅是信念和欲望问题的哲学家的观点出发)来看，有关心灵和大脑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大脑根据某种描述来看就是心灵，反过来说也同样如此。从这种角度出发来看，关于计算机是不是“真的”能够思考、狗是不是“真的”进行推论，也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关于人们实际上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也根本不存在。人类就像计算机、狗、艺术作品一样，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进行描述，这取决于你想用它们来做什么——是把它们拆开修理、对它们进行再教育、同它们玩耍，还是欣赏它们，诸如此类的选择可以列出一大串。这些描述之中的任何一种描述，都不比其他描述更接近人们的实际状况。各种描述是为了实践目的而被发明出来的工具，而不是脱离所有这些目的而把事物按其原样进行描述的尝试。我们那各种缓慢进化的、用来描述和解释的语词，与海狸缓慢进化的牙和尾巴并无二致：它们都是值得赞美的、用于不断改善我们人类的状况的手段。就像海狸的牙齿没有必要和尾巴整合到一起那样，物理学语词和政治学语词也没有必要相互整合到一起。
对于采用这种实用的、关于语言与实在的关系的生物学思考方式的哲学家们来说，既不存在人的统一问题，也同样不存在知识的统一问题。既没有必要跨越原子之间、分子之间、细胞之间、器官之间、思想之间、性格特征之间，以及一个人的发展阶段之间的描述的鸿沟，也同样没有必要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鸿沟。正像这些有关个体的描述之中的每一种描述都发挥自己的作用那样，这些各种各样的学科之中的每一种学科也都在做它们各自的工作。
一般说来，运用一种描述进行的陈述，是不能与运用另一种描述词汇的陈述相匹配的。这就是我们在说各种词汇不能相互还原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意思。我们根本不能像发现“这个细胞异常的大”这种陈述是真的那样，发现一个存在于分子语言之中的语句的真假。人们也不能像发现“这个人偏爱拉威尔而不是勃拉姆斯，所以她与众不同”这个陈述的真那样，发现一个存在于神经元语言之中的语句的真假。但是，这种不可还原性并没有提出任何哲学问题，也没有使知识片段化。就像我们实用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描述事物和人的方式可以有、也应当有成千上万种——就像我们用来处理事物和人的事情那样多——而这种多样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威尔逊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一事实，这一点他在其即将面世的著作《一致：论知识的统一性》中表现得非常明确。他认为，相信存在“适合于个别学科之诸视角的”多种“说明”是错误的。他断言，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只存在一种说明。这种说明横跨空间、时间和复杂性的各种领域，从而用一致的关于没有任何漏洞的因果之网的感知，把这些学科分别存在的事实统一起来”。但是，人们并不清楚威尔逊为什么认为没有任何漏洞的因果之网可以导致某种没有任何漏洞的解释之网存在的可能性，或者说可以导致这种网具有的可想望性。的确，人们运用工具建造和修理的各种事物，都是没有任何漏洞的因果之网的组成部分。但从这里出发，人们似乎没有理由指责管工和木工、或者木工和电工之间的区别。我用来描述和说明我们正在论述的问题的各种词汇，都可以运用于这同一种没有任何漏洞的网，不过，我为什么应当把它们都集中到一起呢?
作为一种合理和必要的文化分工而引起我注意的东西，在威尔逊看来却是片段化。他告诉我们：“人类最大的事业曾经是、并且将永远是尝试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联系起来。所以，知识的不断进行的片段化及其所导致的哲学上的混乱，都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而是学术界捏造出来的东西”。
但是，在我看来，当代知识和家庭修理业一样，似乎并没有片段化。各种学科都不是、也不会被认为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人们认为它们应该提供使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做事的方式，提供使人们编织巨大的、没有任何漏洞的因果之网的方式，从而使人的各种目的能够得以实现。实在只有一个，但对它的描述却可以多种多样。它们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因为人类有、并且应该有多种目的。
另一方面，在我看来，今天的哲学并不比其在卢克莱修或者黑格尔的时代更加混乱。我不明白，威尔逊为什么认为哲学家之中的更好的克制、或者不同学科之间更好的联合极其重要。人类试图形成这种克制、建立这种学科间联系的历史并不令人鼓舞。
“科学的统一”曾经是19世纪30、40年代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战斗口号。自然科学可以对原子如何结合成分子、分子如何结合成细胞、细胞如何结合成器官等等做出大量的解释，这个事实给这些哲学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和威尔逊一样，他们也希望使这个过程进行下去，直到心理学和政治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变得像化学与物理学的关系一样一目了然。他们认为，科学与经验知识具有相同的空间，因此，学院的那些非科学部门——不能为人们提供得到充分证明的经验性一般概括的部门——应该感到羞愧。他们认为，那些与他们观点不同的哲学家尤其应该感到羞愧。因为后者所发表的是“从认知角度来看毫无意义的言论”。实证主义者们试图让一大批人感到内疚：其中包括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也包括少数一些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这种内疚在试图使他们的学科科学化方面浪费了大量时间。
然而，在接下来50年中，这种内疚感逐渐消失了。这种解脱一部分归功于托马斯·库恩和其他科学哲学家们的工作；他们开始怀疑下列观念，即可以用单一的“方法”或“逻辑”把各种“硬”科学捆绑起来，也应该把这种“方法”或“逻辑”应用于各种“软”科学。这些哲学家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对一些“软”著作(如索尔斯坦，凡勃伦，马克斯·韦伯，尼采，弗洛伊德，威廉·詹姆斯，弗吉尼亚·沃尔夫，露丝·本尼迪克特，以及T.S.艾略特的著作)的感激之情，不应当由于它们的“非科学”的特征——它们都不具备得到充分证明的一般性概括，也不具备经过详细设计的实验——而受到影响。因为这些著作有助于训练我们使用新的描述和评估的语词：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有助于反思和审慎思考的工具。以实证主义者所希望的方式把这些工具集中到一起，或者因为它们没有展示其所特有的可信性而拒绝使用其中的某些工具，都是没有道理的。
现在，我们这些哲学教授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以某种窘迫的态度回顾逻辑实证主义，就像一个人回顾自己少年的蠢事时所感到的窘迫那样。但是，威尔逊并不这样看待这个问题。他说：“逻辑实证主义是现代哲学所做出的最勇敢、最协调一致的努力。它的失败，或者更宽容地说，它的缺陷，是由它对大脑的工作方式一无所知所导致的。在我看来，这就是事情的关键之所在”。
与逻辑实证主义者希望通过用科学知识取代非科学的主张而把文化统一起来，并且通过把产生这种知识所使用的方法分离出来而做到这一点不同的是，威尔逊希望通过向人们展示他所谓的、被他界定为“构成人类本性的心理发展遗传规律”的“逐渐生成规则”(这些规则与我们那处于进化过程中的大脑密切相关)，对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来推动知识的统一。
我承认这些规则的存在。这样的规则的数目实际上很可能比我们现在所猜测的还要多，而且，当我们有关大脑生理学的知识得到改进的时候，我们还可能做到实证主义者所未曾做到的事情。但是，在我看来，这后一种可能性是相当渺茫的。威尔逊所引用的某些规则并不能说服我：据说这些规则导致了“梦的幻觉力量、对蛇的使人昏昏欲睡的恐惧、音素建构过程、基本的趣味嗜好、母婴纽带的细节”等等现象的出现。这些例子几乎并不足以表明社会科学家、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们应该抓紧时间增进他们对进化生物学的知识，也不足以表明他们应当满怀信心地期待从进化生物学领域的未来发展中获得帮助。
让我们考虑一下威尔逊的例子：“有关以联结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为目的的未来研究的原型——把光线分解为彩虹的颜色”。他说，这个规则“已经被置于某种从基因到语词发明的整个因果系列之中。”实际情况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对于基因帮助人们决定使用哪种色彩的语词的方式的理解，究竟怎么会作为某种原型，为具体证明基因与我上面所列的作者的著作之间的关联而发挥作用。也许将来有一天，对基因和逐渐生成规则了解更多的人们会写出关于这同一个主题的更好著作，但是，威尔逊并没有说明这种情况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当威尔逊说：“理性选择就是盘算各种可供选择的心理情节脚本，以便找出那些在某种既定的语境中能满足最有说服力的逐渐生成规则的情节脚本”时，他所说的这些规则不仅数量极其繁多，种类也极其多种多样，所以，我随时随地都会碰上它们，甚至当我选读一本书或投一个人的票的时候都是如此。这些规则也许确实如此，但威尔逊并没有为这种意味深长的主张提供足够的证据。
要想让我相信逐渐生成规则真的像威尔逊所认为的那样重要，就必须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有可能证明基因对文化发展的限制大于硬件对于软件发展的强制作用。因为在我看来，硬件—软件的类比不仅适用于大脑和心灵的关系，也适用于“硬”文化领域和“软”文化领域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威尔逊说“我们所谓的意义，就是处于神经网络之间的，由不断扩展的、把意象扩大并约束情感的激动过程所创造的联结”，就相当于说“我们所谓的程序，就是数百万个电路为了按某种次序转换开关状态而进行的排列”。这两个语句都完全真，但是，它们都既无助于你在生活中选择某种意义，也无助于你为你的计算机选择某种程序。
当我发现威尔逊说，每一个学生和老师都应该能回答“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难明白他为什么认为这个问题如此重要和迫切。不过，我非常乐意提供下列答案：自然科学告诉我们事物和人是如何工作的，并且因而使事物和人适应我们的需要。人文科学并不告诉我们某种事物如何工作，而是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我们已有的事物和人，以及我们应该努力创造什么样的新的事物和人。
的确，正像事实与价值或者硬件与软件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一目了然的断裂那样，手段与目的之间也同样不存在这样的断裂。而且，当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但又不知道如何获得这种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求助于自然科学。而当我们不能肯定我们应当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们则求助于人文科学和各种艺术。这种传统的分工一直运作得十分完美，因此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威尔逊所追求的这种进一步的一致。
这种关于一致论点所遇到的主要麻烦在于：我们没有看到有关这位作者所设想的、整合程度更高的文化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任何说明，也没有看到任何理由可以使我们认为这种文化优于我们现在的文化。威尔逊坚信，我们应该用与弱化生物学和化学之间的界限相类似的方式，弱化人文科学和科学之间的界限。但是，弱化前一种界限的理由要比弱化后一种界限的需要清楚得多。把比较小、比较简单的事物的工作方式勾勒出来，有助于我们勾勒更大、更复杂的事物的工作方式。可是，当我们问关于层次最高的事物(人类的大脑和人类的性器官、富国和穷国，以及各种各样学科的研究方案)与什么东西有关的问题时，有关事物的工作方式的更加充分的知识，就未必会对我们解决道德和实践问题有什么帮助了。
我对于那些令人伤脑筋的学术问题(例如，对于更加统一的文化的需要)或者政治问题(例如，同性恋者的婚姻)所坚持的立场，似乎并不是以自然科学家有朝一日有可能加以纠正的某些前提为基础的。我并不清楚，威尔逊怎样才能把他自己关于这些问题所坚持的立场，与他那有关大脑皮层或者生殖器官的生理学知识联系起来。因为它与我的大脑的联系也就是它与我的计算机的联系：我的问题也就是对于这些事情来说应当安装什么样的程序。
在对我的电脑如何安装和运行程序的方式的愉快的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选择了某种程序。既然人类大脑对于文化差异似乎就像这台计算机对于我的程序选择一样漠不关心，我们似乎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在对大脑的工作方式的愉快的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对这些文化差异进行讨论了。也许正如威尔逊所说的那样，某些文化之所以更易于建立和保存自有其生物学上的原因，就像某些程序由于硬件上的原因更易于编写和安装那样。但是，威尔逊并没有向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有关下列主张的更多的论证，即在我们进一步认识我们的大脑之前，我们不可能充分认识我们对应当加以创造的社会的选择、或者说对应当成为什么人的选择。与威尔逊不同，我并不“认为下面这一点难以置信，即，即使康德、莫尔和罗尔斯了解现代生物学和经验心理学，他们也仍然会一如既往地进行推理。”我希望他能够更加详细地说明，究竟这些学科的哪些结论会使这些哲学家改变他们的思考方式。
粗看起来，与认为应当彻底消除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界限的观点相比，这种认为我们应该努力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集中到一起的观点似乎更有前途。但我认为，之所以如此只因为社会科学这个术语具有某种模棱两可性。它有时指的是某种类似于“行为科学”的东西，有时又指某种类似于“政治科学”的东西。社会科学家所写的、提供我们应该做什么的建议而不预言我们将要做什么的著作，更接近于使他们的学科与人文科学和艺术分离开来的界限，而不是更接近于使他们的学科与自然科学分离开来的界限。
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科学就是有关社会行为的原因说明，那么，我们就可以有理由认为，关于大脑的工作方式的知识，有可能增加我们对人们在共同体之中的互动方式的知识。因为就像器官是由细胞构成的那样，共同体也是由人组成的。所以将来有一天，对人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器官，即大脑的更多了解，可能会与我们关于社会运行方式的知识紧密联系起来。这种对个人—社会关系和微观结构—宏观结构关系的类比是很有诱惑力的。
然而，如果一个人问一下自己，为什么心理学和社会学虽然耗资巨大却仍然处于相对贫瘠的状态，那么，这种类比的吸引力就消失了。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怎样才能引用由其中一个学科做出的、有价值的惊人成果(尤其当弗洛伊德派心理学被作为“非科学”排除在外时，情况就更是如此)呢?行为科学为什么似乎从来没有提出过关于我们应该做什么的、有益的预言或者有说服力的建议呢?威尔逊对这个措辞强烈的问题的回答，即所谓这些学科一直在等待关于大脑的研究走向成熟，很可能是有先见之明的。但下列另一种可能也同样存在，即我们用来把各种信念和欲望归因于各种个体的标准所具有的极端复杂性，很可能永远阻止我们通过参照这些(受各种普遍法则支配的)心理状态、通过参照这些与(参照各种生理状态进行的)说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心理状态，而做出的各种说明。
如果我们从社会科学之中的行为科学方面转到政治科学方面——这个方面所提供的建议是我们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社会，而不是所有社会展示出来的共同特征是什么，那么，脑生理学、或者有关我们的大脑如何进化的知识所具有的关联性重要意义，就更加含糊不清了。为了使我们相信对大脑的更充分的理解就像他所认为的那样重要，威尔逊就必须使我们确信，这样一种理解可以把文化的可塑造性的限度具体表示出来。例如，他必须向我们表明，我们正试图进行的某项社会试图注定要失败。
我难以想像，所谓从生物学前提开始，就可以得出这样一种与政策研究相关的结论的论断。我在威尔逊的著作中也没有看到这样的论断。与提供这样的论断最接近的是，他具体表明了某些文化共相很容易受生物学说明的影响。但是，我们所发展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与其说是为了说明某些文化共相，还不如说是为了探索各种文化方面的抉择。我们发展艺术，并不是只为了重复古代那些原型和神话，也是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构建可以栖居的各种新的世界。
如果说我们从人类刚刚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么我们学到的就是：后来人所得到的成就往往超出了前人的想像力。我们创造了很多曾经被认为是不可想像的事物：取代人治的法治，由可以持不同宗教信仰的公民组成的民族国家，出任政府要职的妇女。因此，我们已经不再相信那些教导我们说“你无法改变人的本性”的人——这个口号曾经是用来反对妇女受教育、异族通婚和同性恋自由者的口号。我怀疑，由于自然科学家现在使用这种口号，而不像过去那样由于神学家和哲学家使用这种口号，所以它就值得我们信任。
当然，这种关于未来不可预想的观点是辩论双方都可利用的。威尔逊可以用它来论证他所梦想的统一的文化完全有可能实现——在这个统一的文化中，生物学可以为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做化学曾经为生物学所做过的事情。但是当威尔逊说“对知识内在固有的统一性的信念……最终以所谓所有精神过程都有其身体基础，因而与自然科学相一致的假设为基础”时，其梦想的貌似合理性并没有增加。我并不怀疑这种假定是对的，但人们根本不能因此得出知识或者文化应变得更加统一的结论。因为，这就像下列推论那样，从所有的软件都需要硬件来实现这一事实出发，得出我们应该开发出一个大一统程序的结论。
然而，我非常赞成威尔逊的下述观点：没有必要继续进行C.P.斯诺和马丁·海德格尔以及其他一些人曾试图挑起的无聊的文化战争。斯诺在《两种文化》(1959)这本书中声称，自然科学家是天然的鼓吹人类自由的政治左派，而文人则天生就倾向于同情独裁的右派。斯诺在40年前提出这种论点时是很荒谬的，而今天听起来就更加的愚蠢了。海德格尔的下列新尼采主义的信念，即：我们所具有的培根式的技术的文化降低了我们的道德境界——使我们变成了道德和精神上的侏儒，也同样是不可信的。
然而，由于做出了所谓必须统一知识的、同样不合理的主张，由于指出恰恰是人文主义者正在阻碍走向这种统一的道路，威尔逊著作很可能再次挑起冲突。同斯诺一样，威尔逊也对很多人文科学的教师对自然科学一无所知而深感震惊。他认为忽视科学就是忽视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则正如他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是过去两百年来绝大多数人类进步的源泉。
但是，一个人完全可以忠实于启蒙运动为所有人设计的适当生活的方案——一种关于作为共和国自由公民的适当生活的方案，同时却保持对计算机、大脑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的工作方式的蒙昧无知状态，我就见过不少这样的人。我还认识一些人，他们完全具有这种对启蒙运动的理想忠诚，同时对哲学、诗歌或文化政治毫无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对所有这三者一无所知的状态。如果没有人挑拨，这两种人之间就不会有任何冲突。而挑起冲突的途径之一就是告诉他们，他们的传统分工会使人误入歧途。
我对《一致》这本书的总体反应是：尽管生物学的进步也许有一天会与行为科学有比今天更大的关联，甚至可以设想会与政治科学和人文科学有比今天更大的关联，但是，我们不应卷入威尔逊正试图推动的时髦潮流。我们大可不必为我们尚未统一起来的、可悲的文化捶胸顿足。我们既不必设法在众多学科中特别关注进化生物学的最新进展，也不必设法打碎学科之间的壁垒。我怀疑这种壁垒是否真的存在。威尔逊的著作并没有改变我先前的信念，即：任何一个提出关于如何把生物学引入其活动的、貌似合理的观念的人文主义者、艺术家或者社会科学家，都不过是沽名钓誉的高手而已。
也许有人认为，我对威尔逊方案的反对可以追溯到我们之间在哲学问题上的分歧。他坚持这样一种理论，即真理就存在于信念和事物自身存在方式之间的符合之中，真实的信念都是对事实的精确表现，而这种理论正是我所反对的。此外，我的观点、特别是我对真理符合论，以及对所谓自然科学家比木匠、道德学家或者文学评论家更接近事物本身的存在方式的观点的蔑视，使人们有时候称我为“后现代主义者”。由于威尔逊严厉谴责“美国学术界向法国蒙昧主义所表达的可怜的敬意”，所以，人们似乎有理由把我对威尔逊著作的反应，看成是因不能认真地对待真理而无法认真对待科学的亲法分子的反应。
威尔逊把后现代主义者描述成坚持下列观点——至少就文化批评来说是如此，即“真理是相对的和个人性的。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对无穷转变的语言指号的接受或者拒绝来创造他自己的内在世界。文学方面的悟性既不需要具有优先权的观点来引导，也不需要博学的明星来引导。如果自然科学完全是观察世界的另一种方式，那么，也就不存在可以从科学角度加以建构、可以从其中引出各种文本的深层意义的人类本性了”。
我确实认为科学就是观察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组既特别有用、又美观惊人的工具，不过，这些工具只不过是众多工具中一部分而已。可是，这种认识科学的方式是否正确，则完全是另一个不相干的论题——是一个来源于(有关我们的大脑如何处理我们应当使自己做什么的问题的)知识关联论题的论题。
即使这种真理符合论的最热情的维护者(例如，约翰·瑟尔就是如此)也可能和我一样怀疑，我们是否需要、或者说应该争取得到一张“有关可以从其中得出各种文本的深层意义的、关于人性的地图”——一种有关文学评论是否能够像威尔逊所想像的那样，“因科学知识及其特有的未来的意义而恢复元气。”即使一个认为自然科学之所以非常成功是因为它非常擅长把握事物的实际存在方式的哲学家(这是一种由于空洞无物而给诸如我这样的实用主义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说明)，可能也不愿意听从威尔逊关于“解除对还原主义的诅咒”的建议。因为这样一种人也许会同意我的下列观点，即除了描述事物自身的实际存在方式以外，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即使那些认为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硬件描述与实在具有某种特殊的、具有优先权的关系的哲学家，也有可能接受我在人文科学和软件之间所做的类比。这些哲学家之所以有可能发现威尔逊的统一知识的理想值得怀疑，完全是因为他们怀疑这样的优先地位究竟是不是可以导致普遍的关联。他们也许同意我的下列观点，即威尔逊为他自己的学科提出的关于普遍关联的主张并不成熟。
收稿日期：2004-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