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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4)06-049-04
毛泽东的成功与他一生广交朋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毛泽东选集》开卷第一句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年过花甲后曾说：“任何一个人都要有人支持。一个好汉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1](P26)他以自己几十年的人生体验和感受，告诫世人结交朋友的重要。通过对青年毛泽东择友活动、择友理念以及相关文献资料的考察研究，我认为他先后经历了情感朋友——品学挚友——事业战友三种境界。探讨青年毛泽东的择友境界，不仅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了解青年毛泽东的生活道路及其思想发展轨迹，而且对今天的人们交友处世也不无借鉴意义。
朋友：情感相依 生活互助
青年毛泽东择友的第一种境界是以朴素的同情心为基础，结交生活上的情感朋友。进入此境界的时间大约在1910年秋。
少时的毛泽东深受父母的影响，他的品格里，既体现了对严厉专横的父亲的反抗和背叛，更凸现了从勤劳善良的母亲那里继承的诚实和同情。他在《祭母文》中对母亲的仁爱品格非常崇敬：“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2](P411)受母亲的影响，毛泽东从小就极富同情心：秋收时节，突降大雨，他先跑去帮佃户家抢收，然后再去收自家的谷子；天寒地冻，他脱下自己身上穿的夹衣，赠送给一位衣着单薄的过路青年；在读私塾的一段时间，他将从家里带的饭菜分出一半给一位因家贫而带不起中餐的同学，等等。从小培养起来的这种对弱者的同情，使青年毛泽东在最初结交朋友时，把情感因素放在重要位置。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到湘乡东山学校求学。在富家子弟占多数的这所新式学堂，因为他“平常总是穿一件破旧的衫裤”，又不是湘乡人，总是“被人讨厌”，这使他“精神上感到很大的压抑”。他后来回忆说，“他们当中也有我的朋友，特别有两个人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3](P23)。这位作家就是肖三，当时，毛泽东常向他借书，与他交谈读书心得，他们互相帮助，成了要好的朋友。从此以后，结交朋友成为毛泽东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在那里，他都非常注重交朋处友。在辛亥革命后的半年新军生涯里，他通过为士兵们写信或做其他类似的事来帮助他们，“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建立了友谊”，交上了朋友，尤其“非常喜欢”同班的“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3](P29)。1913年春，毛泽东报考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得到两个朋友的鼓励，作为回报，毛泽东“替这两位朋友写了作文，也给自己写了一篇”。结果“三个人都被录取了”。20多年后，毛泽东在谈到这件事时仍坦诚地说：“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顶替朋友作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只看作是事关友谊而已。”[3](P32)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此时的毛泽东结交朋友主要是受感情的支配和驱使，觉得友谊高于一切。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1915年夏。青年毛泽东择友的第一种境界是其择友的初始阶段，它是以情感为基础，以生活上的相互帮助为主要表现形式，以同情弱者、寻找感情寄托为特点的情感表露，既没有成熟的思想观念，也缺乏具体明确的既定目标，既纯朴又厚实。显然，这只是一种潜意识的、浅层次的交友活动，因此，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但这种原始的情感表露和对交友的渴望，为他迈向择友的更高境界奠定了基础。
挚友：学业相长 品行相砺
青年毛泽东择友的第二种境界是以情感为基础，结交志趣相同的挚友。进入此境界的时间大约在1915年夏季。
1915年夏秋之际，毛泽东对结交朋友有了新的认识，他大胆的择友举措和初步形成的择友理念，表明他进入择友的一种新境界。6月，他在《致湘生信》中写道：“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2](P8)7月，在《致友人信》中，阐述朋友间“互质参观，可以张知”，可以“共学适道”的道理，9月，他向肖子升表示：“求友之心甚热”，“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2](P28)并请肖子升介绍“贤者”为友。11月，他给在北京的黎锦熙的信中写道：“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2](P30)他深感“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2](P89)。毛泽东提到的“效嘤鸣而求友声”和“乃作一启事”，是指他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向长沙各校发出的《征友启示》，罗章龙和李立三就是通过这则启示而与毛泽东结识的。虽然响应者不多，但对仅有的几封回信，毛泽东仍觉得“空谷足音，跫然色喜”，从中受到极大的鼓舞。
在此境界，毛泽东择友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其一，学业进步。我们知道，青年毛泽东对当时学校的很多校规和开设的课程十分反感，这是他在一段时间里不安心学校学习的重要原因，觉得“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2](P31)。“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2](P90)，时有“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其础”[2](P21)的想法。为什么毛泽东最终没有离开湖南一师？他结交的师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师友人格魅力的吸引与劝导，使他不舍离去。当时，一师聚集了一批德高业精的老师，杨昌济是其中的一位。毛泽东对杨先生的人品和学识“最为佩服”，视为楷模，在很多方面模仿效法。杨昌济对这位“出自农家，资质俊秀”的学生倍加器重，精心栽培，除课堂授业外，课外还进行个别辅导，循循善诱，“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在此期间，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超过任何人。比毛泽东只大三岁的年轻老师黎锦熙更多的是向毛泽东传授读书学习方法，黎锦熙1915年4月至8月的日记中，有20余处他们在一起谈论“读书法”的记载。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2](P21)。“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2](P31)当毛泽东将自己想离开学校自学的想法请教黎锦熙时，黎锦熙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先后倒置。一番道理使毛泽东“翻然塞其妄想，系其心于学校”[2](P21)。与此同时，徐特立、王季范、袁吉六等老师也给他很大影响，正是在他们的劝导下，毛泽东才认识到“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而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2](P7)。其次，学友间的相互勉励和帮助，使他受益匪浅。此时，毛泽东已认识到，朋友间的“互质参观”是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的重要途径，“欲不互质参观，安由博征而广识哉”[2](P18)？他在同学中结交了一批朋友，有肖子升、蔡和森、何叔衡、肖三、罗学瓒、周世钊、张昆弟等。与肖子升、蔡和森交往最密切，友谊最深。毛泽东与肖子升早已认识，在一师，肖子升是高他三个年级的师兄，但共同的志趣使他们很快成为挚友。肖毕业后在长沙任教，两人虽常见面，仍“思念殊甚”，约定七天一信，有时甚至两天一信。同时，肖子升在生活上、经济上给予毛泽东很大帮助，鼓励他专心学习。毛泽东对肖子升的慷慨帮助和支持，发自内心地感激，他常感叹道：“如足下，诚能策励我者也。”[2](P28)“非子升，畴肯以道为予言者邪？非子升，畴能以道为予言者邪？”每每接读肖子升的来信，他“披读之余，距跃三百！”[2](P18)深感“相违咫尺数日，情若千里三秋”[2](P36)。1917年夏，肖子升请毛泽东为他的《一切入一》读书札记本写序，毛泽东欣然应允，只用七百余言，将“知识靠积累”的命题发挥得淋漓尽致。暑假，他们结伴徒步游历湖南五县，历时月余，风雨同舟，甘苦共偿，更加增进了友谊。肖子升后来曾说，当时“毛泽东是我的最好的朋友”[4](P49)。毛泽东与蔡和森是1914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才结识的，他们都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彼此都被对方的好学上进、勤奋刻苦的品质所吸引，很快成为好友。1915年秋，蔡和森转入湖南高师，他们常在杨昌济老师家聚会，在杨老师的指导下阅读《新青年》等书刊，一起研讨学问，探求真理，思想上几乎达到相同的境界。蔡和森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朋友感到骄傲，他在信中对毛泽东说：“仰赖于兄者，不独在共学适道，抑尤在与立与权。”[5](P56)表明他们的友谊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其二，砥砺品行，陶冶道德情操，提高思想精神境界。当时，师生公认毛泽东“为人品学兼优”，“气质沉雄”，“性情温厚，平易近人”，都愿意与他交往；毛泽东认为自己“性不好束缚”，“自克之力甚薄”，“欲求外界以为策励”[2](P28)。但他“择友甚严，居恒鹜高远而卑流俗”[6](P3)。只结交学问品德俱佳、且有远大志向的人做朋友。他和同学们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事，不谈家庭琐事，否则就不能做朋友。到1916年前后，他“团结了一批学生”，“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琐事”，“只乐于谈论大事”[3](P35)。在此基础上，1918年4月，以毛泽东朋友为骨干的新民学会成立。毛泽东为学会起草了章程，章程规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要求会员必须遵守“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押妓”的纪律；入会的标准是“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5](P367)。作为青年学子们崇敬的精神导师，杨昌济高尚人格的影响，也是新民学会成立的重要原因之一，“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从此产生了”[5](P2)。我个人认为，与其说新民学会是一个进步的学术团体，还不如说是一个以提高道德境界为目的的进步的思想精神团体更为确切。学会在后来的发展中，更明确的体现了这一点。1920年5月，毛泽东与部分会员在上海半凇园就学会发展进行讨论，达成以下共识：学会取“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态度；吸收会员宜谨慎，新会友必须具备“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四个条件；“会友间宜有真意，宜恳切，宜互相规过，勿漠视会友之过失与苦痛而不顾，宜虚心容纳别人的劝诫，宜努力求学”[5](P9)。在实践中，为了会友的进步，尤其是人格的向上，“多数会友彼此间从少面誉，‘言必及义’，自谦和勉励的话，总是多于高兴和得意的话”[5](P13)。发现会友的缺点，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以期改正。毛泽东1921年初写给彭璜的信中，列举了彭璜的十条缺点，并坦诚地承认，这些缺点除少数几条外，自己“一概都有”。他认为，“一个人总有缺点，君子只是能改过，断无生而无过”。但是，“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7](P18)？正是会友间的这种开诚布公，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的情操得到磨练，身心得到修养，人格得到升华，为他随后在长沙组团建党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新民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毛泽东择友理念的初步形成。
战友：情深义重 志同道合
青年毛泽东择友的第三种境界是以“主义”为基础，结交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事业战友。进入此种境界的时间大约在1920年底到1921年初。
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于1918年8月、1919年底两次到北京，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不仅有机会阅读新书刊，接触新思潮，而且结识了一批新朋友，尤其是能直接与他仰慕已久的陈独秀、李大钊等思想文化界名流倾谈，听取他们的教诲，思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后来回忆说：“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3](P40)“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P46)到1920年夏，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择友理念和实践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进入了青年时期择友的最高境界。
在此境界，毛泽东明确地将感情与主义、私情与法理区别开来，开始改变此前以情为重、情为主导的择友观念，代之以“主义”的认同作为择友的首要条件。或者说，他已经开始将感情朋友与事业战友区别开来。作为新民学会的实际主持者，毛泽东对学会和会友寄予厚望，从他精心编辑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可以看出，它所贯穿的思想，就是要将一个原来只凭感情结合的团体，逐步引向以“主义”结合为基础的团体。他认为，虽然“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的，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2](P566)。“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7](P18)。要改造社会，要制造新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2](P554)。他除主张会友之间人格要公开外，尤其强调“目的要共同”，他说：“我们的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2](P554)“有了主义，大家就可以超出感情的结合，而为主义的结合。”[5](P521)因此，毛泽东以为：“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7](P19)基于这一理念，毛泽东视主义如生命，为了捍卫主义，他毅然与信仰不同的多年朋友决裂。如前所述，毛泽东与肖子升是有深厚感情的多年老友，肖子升赴法后，逐渐滑向了改良主义，以至于同旅法会友在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时，与蔡和森等发生分歧。为争取毛泽东的支持，肖、蔡分别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明确表示对蔡君“走俄国式”的主张“深表赞同”，而对肖子升“温和革命”的主张“不予同意”。1920年冬，肖子升回国，在1921年3月到7月的近半年时间里，他和毛泽东“常常彻夜长谈”，彼此都想凭着多年的友情说服对方，以弥补思想上的裂痕，但结果却“弄得两人都很伤心，甚至潸然泪下”[4](P163)。无论他们想怎样珍惜夕日的那分友谊，但思想上的南辕北辙，最终使他们不得不分道扬镳。毛泽东与蔡和森、何叔衡学生时代也是好友，走向社会后，他们都走向了马克思主义道路，他们的友谊随着他们信仰的相同而进一步加深，以至于毛泽东对蔡和森从远隔重洋写来的信，“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对“一堆感情”的何叔衡，毛泽东充分信赖，成为他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小组的得力助手，他们双双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成为党的创始人。
在此境界，毛泽东把“结合同志”作为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基础。从“二十八画生”愿意结交“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做朋友”，到新民学会确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针，再到为实现“主义”找“真同志”，综观青年毛泽东择友的实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爱国主义的主线贯串其中，这既是他择友的条件，也是他判断朋友的标准，更是他的事业所系。如果说他在前两种境界已经把爱国作为既定目标，那么，在第三种境界他则找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方法。由此可见，青年毛泽东择友的过程，实则也是他为实现救国救民理想疑聚力量的过程。这一点，他在1920年已经表述的很明白，他说：“我们是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的，都是预备将来稍微有所作为的，那么，我们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工夫。”[2](P475)“宜注意于固有同志之联络砥砺，以道又为中心，互相劝勉谅解，使人人如亲生的兄弟姊妹一样，然后进而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2](P550)从新民学会的成立和发展，到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一定意义上也是毛泽东择友理念升华的结果。
值得指出的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在交友上并非只讲主义，不讲感情。在进入第三种境界的初期，他仍不能摆脱情感的羁绊，那一段时间，虽然他也知道“以人废言”是自己的“一个短处”，但却往往“明知故犯”，“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2](P566)，容易感情用事。这一方面表明，毛泽东在主义和感情间的痛苦抉择，另一方面表明他为维护主义的坚强决心。毛泽东认为，结交朋友既要讲感情，更要讲“主义”，主义是第一位的，感情是第二位的，当感情与主义二者发生矛盾时，他的原则是：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他宁可牺牲感情，也要捍卫主义。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择友的情理之间，更加重视理的因素，主义的因素，开始淡化情的因素，排除情的干扰，说明毛泽东的择友理念日臻成熟。
三点启示
从青年毛泽东的交友境界论中，可得到以下启示：
1.结交好友是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途径。青年毛泽东在交友过程中，始终持主动、积极的态度，他广交善结，不仅增长了见识，提高了学问，而且品性得到磨练，综合素质有了很大提高。青年毛泽东所以能结交一大批朋友，是与他在交友过程中逐渐培养并表现出来的择友艺术密切相关的。第一，坦诚相见。毛泽东的早年朋友罗章龙对此深有感触，据他回忆，毛泽东对好的朋友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毛泽东给彭璜的那封信所表现出来的坦诚直爽，也说明了这一点。第二，宽容谦让。毛泽东坚守“善与人同”，“取人为善”的信条。他认为朋友之间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就应该“相让”。第三，关心爱护。从青年毛泽东与朋友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对朋友关怀备至，包括思想品德修养、学习方法、身心健康等多方面，他的很多朋友对此都有深切体会。第四，积极向上。毛泽东在交友过程中，既把积极向上作为过程，更将其作为追求的目标，始终保持一种高品位，他与朋友们相互策勉，大都养成了奋斗向上的人生观。青年毛泽东的择友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好友，如一面镜子，可以及时明得失，知对错；交好友，可以取长补短，保持一种奋斗进取的精神，共同提高、共同进步。
2.结交好友是人生事业成功的重要基石。事业的成功，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青年毛泽东从意识到“人不能孑然有所成就”的时候起，就把交友作为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干事业、实现人生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他一方面刻苦学习，寻求“大本大源”的真理；另一方面，他认为，决不能单凭一个人或几个人摸索，必须要有一大批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团结起来，共同奋斗，朋友多，见识才广，力量才大，才能干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业。青年毛泽东择友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朋友应该以共同的理想和志向为基础，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3.结交朋友要讲境界、讲层次。境界不同，结交朋友的层面也不同，低层面是高层面的基础，高层面是低层面的发展，这种交友的层次性恰好说明青年毛泽东择友理念不断提升的过程和日趋成熟的趋势，这也是以后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青年毛泽东择友实践告诉我们，交友犹如登高望远，站得越高，看得越远。如果在低境界徘徊，就不可能领略到高处的无限风光，体验不到战友之情；如果到了高境界，就不愿结交低层面的朋友，也就会自我封闭，失去广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