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与排斥：俄罗斯青年与劳动市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青年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本文考察在一个转型国家（俄罗斯）整合与排斥的相互关系，同时评估社会经济变迁对转型中的俄罗斯青年的影响。我们认为上述转型过程是充满矛盾的，并批驳了当前有关俄罗斯青年的诸多流行神话和似是而非之论。年轻人不得不适应急剧的经济变迁，对市场经济的各种事变（如通货膨胀、私有化、存款化为乌有）以及社会腐朽现象做出回应。年轻人不曾融入改革前的社会结构和体制，在上述各种变迁中也大多受到父母和家庭的翼护。由于这一原因，他们无需与旧的社会关系纽带决裂。然而，对青年及其在这十年社会实验中的角色和处境的分析，却使我们认清了诸多消极因素，它们阻碍着青年实现其目标，阻碍着他们在一个动荡社会中融入社会并提升其社会地位。我们主要讨论俄罗斯青年融入新的市场经济的过程，并以劳动领域作为案例。
关键概念
当年轻一代建立社会关系时，他们便开始与社会体制中的其他社群发生冲突。在每个社会，青年与社会的对立都源于许多因素，包括青年人与成年人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以及青年与社会化机制的抵触。这些因素造成了年轻人的目标和利益与常常是较为保守的体制规范之间的冲突。
冲突可能有两种结果：整合与分化。先说整合，它既涉及归化于各种社会结构或活动，也涉及年轻人对它们的认同。在这里，社会把青年融入其中的过程表明了作为整体的社会与作为其组成部分的青年之间关系的性质。我们把青年看做一个社会人口学意义上的群体，关注他们融入社会体制的过程，考察在何种程度上稳定的社会关系由此得到维系。这样，社会整合就不仅限于被包容进一个社会共同体；年轻人还必须感到自己是该共同体的一个有机部分。这使青年的整合更牢靠。
图1.青年在一个危机社会中的冲突及其特点
在实证研究过程中，我们用年轻人被包容进各种社会结构（职业的、政治的、婚姻的，等等）的程度以及他们对该结构的认同程度，来界定他或她融入社会的水平。认同不仅指年轻人被纳入某个特定社群，也指该共同体所有价值规范被年轻人内化。本文强调，个体对特定社会结构的充分认同在一个动荡不定的社会中是难以完成的。
如图1所示，融合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首先是墨守成规，即接受社会的价值规范并以习惯方式达此目标。其次是创新，即年轻一代发扬首创精神。这两种途径都能导向社会稳定。在俄罗斯的环境下，由于社会上罪行横生，一些墨守成规的方式便具有消极后果；它们阻碍了青年的融入过程，长远看对俄罗斯有害无益。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年轻一代能融入什么社会结构？在一个冲突频繁的社会，青年究竟认同谁，认同什么？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在墨守成规与创新之间哪种平衡是恰如其分的？
解决冲突的第二种方式是分化。这可能具有积极效果，当它产生新结构和新关系，并导向创新和进步之时。就青年来说，分化表现为新形成的亚文化、青年协会、联盟和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整合的需求就会上升，而社会体制会变得更稳固。但是，当破坏性倾向占上风时，分化便伴随着青年的被排斥过程，这将导致社会分裂，因为社会排斥与融合恰成对立。社会排斥的表现有年龄歧视、边缘化和年轻人的疏离。
青年作为一个社群与成人社会的冲突，以或尖锐或温和的形式存在于每个现代社会。在稳定的社会里，整合机制的有效性使冲突基本限于地方，主要在微观层次（人群、社区）进行。可在当代俄罗斯社会，由于社会化机制的缺失，冲突却逐步上升到宏观层面，涵盖整个社会。这就是为什么社会问题在不同范围的俄罗斯青年那里别无二致的原因所在。此外，有种神话说，青年人已被成功地融入新的市场经济，但社会排斥的存在却给这种说法一记耳光。
样本
本文的基础是仍在进行中的“青年整合与社会排斥”课题。该课题涵盖俄罗斯联邦的12个地区，包括15岁到29岁的年轻人的抽样。1990-1998年间使用了可比较的研究方法。样本范围如下：1990年（10412人），1994年（2612人）以及1998年（2500人）。出自这些调查的经验材料被用来评估青年融入俄罗斯劳动市场的水平。
矛盾地融入劳动市场
我们对90年代动向的分析表明，经济重组对年轻人影响巨大。我们探讨这一问题的途径是考察劳动市场性质上的变迁和边缘化的后果，以及最近10年出现的其他消极现象。在改革过程中，青年是受保护最少的劳力，遭受着各种社会歧视。年轻人对劳动领域的自由的渴望一直未能实现，他们日益依赖于他人，包括雇主和股东，后两者的行为是不受俄罗斯欠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约束的。雇主非法解雇、处罚工人，擅自调整工作时间，这意味着在没有固定岗位或适当报酬保证的情况下，年轻人经常要在所谓“试用期”从事无偿劳动。正如我们在表1见到的，这些现象十分普遍。表1源于劳动保障委员会专家们的一份调查。在某些情况下，有法律禁止这些违法现象，但并未强制执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根本没有这样的法律。
在这份抽样中，只有9%的受访者说他们在劳动市场的合法权利受到保障，不多于12%的人认为法律保护所有人免遭歧视。
年轻人在其岗位上是否成功往往取决于他们与老板及同事的关系。结果——在我们的调查中——友好的同事和温和的老板在重要性上排在仅次于工资的第二位和第三位。这一情况极大地左右着青年的职业流动，使之受主观因素而不是受能力所决定。一般说，年轻人的职业及社会流向是每况愈下的。
经济改革与青年失业
年轻人构成俄罗斯总人口的1/5和强壮人口的1/3。在改革过程中，他们成为最少享受失业保护的社会统计人群。例如，1995年青年失业增长了85%，而到1998年9月，在所有正式登记的失业人口中，年轻人占40%。1/3的失业者是各教育机构的毕业生。这样，在当代俄罗斯社会，青年中即使资格最硬的人们也面临高失业的风险。
不是所有失业者都登记，有些登了记的还有活干，因此，失业统计是靠不住的。实际上，失业青年的数量远高于官方统计：调查显示，青年占全部失业者的45%-46%，占长期失业者的52%-53%。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政府的职业介绍所谋取职业。可是，他们甚至比成年人更不愿借助这些职业中心，而宁可通过亲戚朋友找工作。
申请人即使通过政府的职业介绍所也不是总能找到工作。例如，1998年8月，以此方式找工作的年轻人数量比1997年8月降低了19%。通过这些政府职业介绍所找工作的学生在1995年有35.4%，1996年有29.9%，1997年有27.6%。在政府职业介绍所找到第一份工作的申请人的相应比率在1996年是37.7%，一年后是36.9%。1998年秋，由于经济灾难及其对劳动市场的不利影响，年轻人谋职的机会更少了。
在失业者当中，自离开校门或从专业教育机构毕业后就从未工作过的年轻人与日俱增。在盖达尔的改革之前，很少有大专院校的毕业生面临这些问题。以往的问题是如何逃避被国家强制分配到某个经济部门，以及如何找到称心的工作。可到1993年10月，只有54%的全日制毕业生由国家分派工作，并且不再是强制性的了。一年后，以此方式获得工作的有53%。可到1997年，比例降到47%。1998年，只有2/5即很少比例的年轻人实际上被雇用。主要原因是各行各业由于严重的经济危机，雇主们手里没有空闲的岗位。
青年长期失业的现象日益普遍。各种调查显示，在1998年秋的危机前，年轻人找到一份工作所需时间为6个月到19个月，平均11个月。农村青年备受打击。刚毕业的学生在劳动市场找不到活干，学无所用，对于边缘化、疏离和社会排斥刻骨铭心。
即使那些有幸找到工作的年轻人也绝非稳定和安全。2/3以上受过专业教育的年轻人用非所学，其中60%从事不规范的职业。许多人的工作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与犯罪有牵连（或被敲诈勒索者操纵），许多人身心处于恶劣的工作环境下，没有明确限定的工作时间量。
工厂关门和强迫放假导致“隐形失业”。俄联邦13个地区空前规模的青年失业记录(40%)，其中以阿尔泰和北奥塞梯(45%)和达吉斯坦(57%)为最高。一般说，青年失业增长快于失业总水平（1995年是85%对82%）。
在俄罗斯，青年失业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受社会经济政策左右，这些政策导致许多工业部门衰竭；第二，18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占所有登记失业人口的45%。按照俄罗斯法律，许多人不算“失业”，但他们确实失业了。
我们的分析表明，陷于被排斥险境中的不但有刚从教育机构毕业的人和那些毫无资历的人，而且也有专家和身怀一技之长的年轻人。尽管在大多数国家都有青年失业，但其原因并不相同。在西方，失业的部分原因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新技术的引进；但在俄罗斯，却是由于经济急剧衰退和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困难重重。
表1.俄罗斯企业和青年劳动保障，1998年(%)
企业类型
大多数时候
只是有时遵守 不遵守青年 情况有疑问
遵守青年劳动 青年劳动保障 劳动保障法规 的企业
保障法规的
法规的企业
的企业
企业
国有企业
21.8
35.5 25.8 16.9
合股企业8.9
26.6 26.6 37.9
私营企业6.5
20.2 42.7 30.6
资料来源：1998年由社会政治研究所分析中心列瓦绍夫博士(V.K.Levashov)所统计的俄罗斯联邦6个地区224名劳动保护专家的调查。
俄罗斯青年的就业状况
基础工业部门的崩溃改变了俄罗斯青年的就业状况。在1999年初，我们的样本中只有35.6%的人的工作与所学专业对口。我们的研究表明，他们都为其职业而自豪，认同其专业，对工作感到满意，有较高的行业地位。他们是最成功和最稳定的一族。
接下来的一族(45.6%)由两部分人组成：用非所学的和未受过职业教育的年轻人。他们的就业状况动荡不定，在缺少技能这一点上同病相怜。由于合同是临时的，他们不能在劳动市场上提升其资历或改善其地位。他们的劳动条件，尤其是第二部分人，是不稳定的——薪水微薄，总是在寻找各种工作。他们毫无例外地居于劳动市场等级制的最下层。这种情形最糟糕的结果表现为青年人的流动总是水平式的，而且经常是每况愈下。这一族里以十几岁的人居多。生活标准的下降迫使这些半大孩子提早进入劳动市场，以帮助家庭度过难关。在最近6-7年里，这一族的人数翻了一倍；目前占全部青年职工的50%。
最后一族青年就业群体(19.2%)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工作与其专业资质不相符，但多少有些关联。虽然许多人是成功的，但只有少部分人认同目前的职业和工作。我们的研究表明，通过改行，年轻人往往是不能使自己完全融入劳动市场的。
如果说，在1990年有38%的俄罗斯青年被迫用非所学，那么今天，这一数字已达到51.1%，未来还会增长。在我们的抽样中有40%以上的人不满于目前的工作，想在近期调换。俄罗斯经济中大多数基础工业部门的瓦解和低廉的工资限制了年轻人在劳动市场上的选择。这最终在俄罗斯青年中造成大量失业者，使尝试不同工作的机会更为狭小。
我们的资料还显示，职业教育体制的呆板保守忽视了新的经济需求，使学生没有为进入劳动市场做好充分准备。在这种情形下，期望年轻人找到一份学以致用的工作是不可能，也是毫无道理的。目前，青年的职业取向往往视机遇而定，比如能否升迁，薪水多少，以及有没有发展前景。这在都市、城镇和乡村，在不同地区、不同的工厂和企业中是彼此不同的。此外，与1994年的对比显示，90年代后期的机会越来越有限。特别是增加收入的可能性与升迁或良好的发展前景无关。例如，一个收入不菲的银行职员绝难获得囊中羞涩的学者那样的提升机会，但学者也绝难有银行职员那样的薪水。这是极其矛盾的情形，“倒挂”现象比比皆是。依照我们的实际调查，1/5的受访者不能得到提升，1/3不能加薪，且没有发展机会。结果，就业状况良好的年轻人比率下降，自1990年以来就业状况恶化的年轻人数量倍增。
劳动动机：新的趋势
显而易见，工作性质、自我实现的机会以及职业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对于劳动动机来说是举足轻重的。尽管机会有限，并且与媒体和某些比较社会学的资料所制造的流行神话相反，我们的研究却表明，对60%以上的俄罗斯青年来说，工作并未失却价值。我们对年轻人的社会需求结构的分析显示，工作已从第三位上升到第二位，对1/3受访者来说，忙于工作和感觉自己有用是十分重要的（表2）。
当工作只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之时，俄罗斯青年往往工具主义地看待工作。结果，在青年评估工作时，报酬就占了第一位。当然，劳动动机的工具主义倾向看来更适合于市场竞争环境。毫无疑问，如果与其他价值携手而行，那么这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些价值包括技能、勤勉、责任感和忠诚，在真正的市场关系中或许也能得到发展。就专业教育和资深的职位而言，它们已不再能保证良好的生活水平，所以年轻人通过良好教育或“诚实工作”未必能达到富足。
一般说，年轻人的富足不大取决于他们的工作、教育和资历，而是取决于在哪个经济部门（国有还是私营）工作。技能、勤勉、责任感、忠诚、教育和资历的价值在今天已不如往昔，它们已被违法乱纪所取代。结果，近40%的受访者赞成不惜一切代价“捞钱”，即使违法也干。抽样中近70%的人认为，生活中钱是最重要的，其中62%的人相信赚钱无所谓诚与不诚，只有难易之分（表3）。
市场关系的野蛮化在危机丛生的俄罗斯随处可见，这助长了“违法乱纪”的倾向。像无效的税收政策、行贿受贿和一纸空文的立法，这些促成了经济中的罪恶横行，它们左右着青年的意识，影响着青年行为。电视和报刊上的广告鼓励年轻人赌博（如抽奖），这腐蚀着青年的劳动动机，使他们相信工作是多余的。尽管赌赢的机会渺茫，但它仍在青年当中造成了对待工作的否定态度。一种凤毛麟角的“成功”样板是要成为像享受优越生活格调的“新俄罗斯人”那样。达此目标的唯一途径是必须介入违法乱纪的活动”。可“新俄罗斯人”的优越状态并不以努力工作或良好教育为前提，而是源自非法占有国有资产。
表2.对劳动关系和工作条件各方面重要性的评估(1990-1998)
年份
选择项1990
1998
1-5级
1-9级
工资水平1 1
友好的同事[*]
- 2
温和的老板 5 3
忙于工作- 4
晋升- 5
工作成果3 6
最少的工作负担 - 7
卫生环境4 8
充分运用所学知识2 9
*该问题在1990年的调查中未提及。
如表4显示的，如果同龄人违法的话，大多数年轻人并不谴责他们。的确，直到完全成人，他们才会充分理解那种情形，并把触犯法律的行为看做“违法乱纪”。
向市场关系的过渡左右着劳动动机，使之常常受物质消费欲望的驱使。正如琼斯和华莱士指出的：
我们面对的不是作为工作者的公民，而是作为消费者的公民，在这里，成年人的个性就如同由工作经验所塑造的那样，是由消费经验塑造的。(Jones and Wallace,1992,p.61)
在青年当中，休闲价值的提高与劳动动机的萎缩同步而行。与西方不同，那里基本已解决这一问题，发展出能够调节劳动—休闲活动的经济和社会机制；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一切相对而言是新现象，我们还落后于西方。由于我们拥有一个欠发达的经济和一场正持续的危机——尤其是在工业部门，所以劳动与休闲的这种对立在未来很可能激化。这是缺少劳动伦理和缺少法制的结果，而这意味着年轻人常常对其工作或法律无所敬重。考虑到俄罗斯青年劳动动机的所有变化，显而易见的是，俄罗斯青年人从劳动市场上疏离出来的过程正方兴未艾。
表3.俄罗斯青年对不惜任何代价捞钱的人的态度(1998)(%)
体制转型中的“零状态”
俄罗斯社会体制的转型造成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现象。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数量自1990年以来翻了一倍。依照不同的估计，被威廉逊(Williamson,1997)称为“零状态”(status zero)的这群人有250万到400万人。关于他们的社会背景，威廉逊指出：
表4.并不谴责触犯法律的同伴的年轻人比率，1998(%)
15--17岁
18-20岁
21-23岁
24-26岁
27岁以上
37.241.8 40.334.234.9
许多人的确来自分裂的家庭，许多人的确没受过完整的教育……而且，一些人从小就卷入犯罪活动……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并非……一些年轻人从未想到过他们会陷于零状态。一些人原期望仍待在学校或继续深造。一些人很清楚在主流教育体制内和劳动市场上他们本来打算做什么……在他们看来，一些不可控制的事发生了，把他们驱向零状态。(Williamson 1997,pp.76-77)
这种转型对那些以新价值为前提的政策提出了挑战，并影响着社会化机制。青年的社会化及整合过程已经非意识形态化了，这造成了一种新的局面，使成长面临的难题都压在了年轻人自己的肩头。但是，有关个体自立的流行概念不太可能由主流的社会化机制，如教育来实现。教育体制和就业在目前状态下对于青年来说实际上是其融入社会的主要障碍，而不是促成融入的机制。换句话说，对于俄罗斯青年来说，更大的自由没有提供更多的可能和选择，而是社会保护的缺乏。反思国家在青年整合过程中的作用，改革社会化机制，并不能让个体在生活上自立或减少其迷茫感。尽管情况因人而异，但年轻人中落入边缘群体的数量在与日俱增。
社会正不得不日益面对社会排斥的各种后果，诸如个体的边缘化、与现实的隔绝、个人沉浸在自身天地中或所谓“自我排斥”表现为反社会的“不良偏离”。酗酒、吸毒和自杀在俄罗斯青年一代已十分普遍。24%的受访者承认曾至少有一次差点自杀。有同样多的人至少有一次尝试过毒品。目前的资料还显示，酒精消费者在各年龄段都急剧增长，包括12岁以下的孩子。例如1997年，酒精消费者在13-14岁的人中占5%，在15-16岁的人中占10%，在18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占26%。只有8%的青少年意识到酗酒的潜在危害，这一事实使情况更趋严重。
市场经济中的青年：是参与者还是局外人？
尽管俄罗斯经济“市场化”了，但国有部门仍是青年融入劳动市场的主渠道。由于没什么选择，青年在国有企业的就业相对稳定，在遍布俄罗斯的乡村和小城镇尤其如此。可如果有选择，我们抽样中的26%宁愿不在国有部门就业（图2）。在青年心目中，国民经济的国有部门仍与先前的计划体制藕断丝连，年轻人对此并不认同。从非物质价值到物质利益的转向也左右着年轻人在国有部门的工作态度。那些愿在衰落的国有部门工作的人之所以如此，是出于利他主义和对社会需求的关怀。然而，这些价值取向得不到新意识形态支持，而且已被实用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所取代。结果，许多年轻人只在“登记表上”为国有部门工作，实际主要为私营部门打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知道如果兼不成职了，他们总还有国家单位作“靠山”。
国有经济部门比任何生意场都安全，它留住了年轻人。可是，这种“勉强的就业”与动机不符，最终年轻人总是要离开这些部门。旧的劳动价值的贬值和对国有经济失去信心造成了青年当中的颓废和迷茫。
青年融入非国有部门的过程也充满矛盾。他们在这些部门的地位不像表面上那么稳定，因为他们并不参与决策，对实际业务活动毫无影响。他们也没有所谓“启动资金”以自立门户，因为他们太年轻，没能赶上私有化过程，没有经济上的一席之地。因而，多数年轻人只能在他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的领域就业，他们很快就变得敌对而冷漠。根据经济研究所的调查，18.2%的国有企业愿交给年轻人重要的岗位，而这种机会在私营部门是没有的。实际上，私营部门带头给年轻人低下的工作(Dunaeva,1998,p.83)。低薪、不稳定的岗位、高度流动和低微的专业地位构成了这些部门里年轻人的特点。在私营部门，年轻人无法和有经验的职工竞争，这一事实对青年的职业整合有着不利影响，对于劳动市场的新手尤其如此。所有这些因素的结果，是降低了年轻人的劳动意愿，重塑了他们与上辈人的代际关系，把他们推向不事劳动的、特别是犯罪的领域。
可是，的确存在着一个狭小的然而却日益成功的年轻人群体。他们大多属于把团产私有化了的最后一代共青团活动家，或者出自原先的与正当红的管理和经济精英的家庭。这最后一族即青年商人，受到有权有势的父母的支持和保护，常常只是父辈生意场上的“假人”（无声的傀儡）。易言之，当父辈据有行政或政府高位的时候，他们被依法禁止从事任何商业活动，所以其子女的名字便在所有法律文件上顶替了他们。一般说，年轻人在市场关系中扮演次要角色，他们对自己的机会评价甚低：我们的抽样中不超过14%的人说他们愿意建立自己的私营公司。
对年轻人劳动取向的分析表明，在成长过程中，年轻人改变了对不同就业类型的看法。我们的调查显示，大多数愿意承担风险的是23岁以下的年轻人。劳动领域不同类型的风险可能非常有利可图，年轻的冒险者在此有得有失。属于这一群体的年轻人一般相信，他们将跻身成功者之列。由于他们已经走出家庭，又尚未建立新家庭，所以他们多半只为自己负责。由于比别人更自由，他们往往更愿冒险，而不是安于稳定。
相反，23岁至29岁的青年受访者更愿在国有部门工作。他们已经有在不同部门工作的经验，包括私营公司和外企，但是感到失望，所以转而在相对稳定可靠的国有企业而不是有风险的商业部门谋职。他们还全都有第二职业，因为俄罗斯国有经济部门的工资是象征性的，且不能按时发放。
显然，自由企业的扩张已经放缓。尽管自由企业令人景仰，但青年在市场经济中的失望感正日渐强烈。实际上，年轻人在合法的工商业中不能实现自身，你可以看到年轻一代从文明的市场关系中被排斥出来的趋向，他们正卷入罪行横生的市场结构中。在这种情况下，只有25%的年轻人将面对变化，担当风险，而60%以上的人则畏惧不前，宁愿要安宁和稳定。这是极不自然的，因为年轻人总是富有首创精神。但是，他们不愿抓住机遇的倾向只能用一旦失败就要付出极高的代价来解释。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已付出最终的代价——生命。
图2.俄罗斯青年的劳动取向
1990-1994年短暂的盲目乐观时期之后，青年人就陷入忧虑和恐惧。1990-1995年进行的调查表明，一个稳定的群体支持改革，他们已经事业有成，近50%的年轻公民相信改革必须进行下去。但最近的调查显示，只有23%的人积极地看待目前的经济政策，52%的人则认为它是错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年轻人显然很难被融入新式的劳动关系中。改革者鼓励青年，但实际却未能确立正当的标准（它们常常只是“一纸空文”，是言辞而非行动），以使青年能融入市场经济当中。
青年在市场经济中的抱负与他们不能遵从公认的价值之间的深刻矛盾造成了另一种失范。所有这些影响导致了社会性的迷茫、青年的边缘化以及许多人从市场经济中被排斥出来的情况。俄罗斯在反思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已经历了价值危机，但目前，由于青年的沮丧失望，它正经历一场新的危机。最危险的后果之一可能是他们全都抗拒市场。
在危机丛生的社会中，社会整合有哪些特点？
在一个危机社会中，青年整合过程的主要特点是其实际活动与动机间的矛盾。依照我们的框架，这指的是容纳(inclusion)与认同(self-identification)间的矛盾。可是，如上所述，青年劳动取向与实际活动之间的同一对矛盾，在经济的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却有所不同。这种情况源于整合过程的特点。如果那些在国有企业干活的人不认同企业，那么，俄罗斯经济中私营部门的情况则恰好相反。市场规范和价值在俄罗斯青年中深入人心，他们强烈认同市场经济。但是，这并不足以保证能成功地融入商海。于是，主要问题之一便是整合过程的失败（由于没有融入和／或没有认同），造成青年最终被排斥在市场经济之外。
在危机丛生的社会，年轻人的被排斥造成了整个社会系统的失衡，导致各部分之间的断裂以及整合渠道的失效。正在发生的系统的危机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有害影响，使年轻人无法在社会上占有应得的一席之地。他们的处境大多是混乱的、不可预期的。排斥影响着所有群体，并且与日俱增。甚至受过教育和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也面临歧视、疏离和边缘化的危险。他们大多生活在接二连三的风险当中，这些风险由各种政治、经济和法律因素所致。俄罗斯青年中的不同群体面临的风险，一方面是每况愈下的社会及职业流动，另一方面是他们的目标无从实现。
看来这些趋势将加剧，并且可能导致青年与俄罗斯现状之间紧张关系的升级，而这反过来会造成青年一代对社会的冷漠和敌对，结果是一种恶性循环。
青年的利益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冲突严重地影响着他们的经济状况，而许多俄罗斯青年正挣扎在贫困线上（表5）。大多数年轻人要到30岁以后才能实现经济独立。
表5.你属于那个收入群体？(%)
1.我的钱几乎不够吃饭。
13.0
2.我只能满足基本需求（吃饭和最廉价的服
28.9
3.我的收入能让我吃好穿好，但不够买昂贵
25.0
4.我有足够的钱买好衣服和耐用消费品，但
14.7
不能买昂贵的技术设备。
5.有时我能买昂贵商品（电视、录像机），但 13.8
不能买汽车或到国外旅游。
6.我能买技术设备和汽车，但我不能买房子
3.9
和进口车。
7.我在物质上没有任何问题。我的收入能
0.6
让我买我想要的一切，包括房子和进口车
资料来源：俄罗斯青年与贫困，1998。
年轻人要获得成年人的地位是日益困难了。年轻人成人后仍要依赖家庭，状况与身份的矛盾一再延续着。我们抽样中73%的人说，1998年他们仍接受父母定期的接济。1/5的受访者担惊受怕会丢掉工作，一半以上(51.3%)经历过财政困难。正如富尔朗和卡特麦尔(Furlong andCartmet,1997)论证的，这意味着未来充满风险和动荡。这是一个国际性问题，但在俄罗斯要尖锐得多，那里的大多数年轻人永远在风险中。他们已被剥夺基本权利，面临失业和贫困的前景。这样，在当代俄罗斯，一些青年群体从劳动市场中被排斥出来就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铁定的现实。
结论
我们对俄罗斯青年整合过程的分析证明，改革者及其反对派都不清楚哪种类型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对解决俄罗斯的病症是必须的。今天，大事宣传的惟一方向是市场经济。但在走向市场之时，新俄罗斯的精英们却未能很好地关注社会问题。俄罗斯面临重重困境，一些年轻人在过渡时期如鱼得水，而大部分年轻人则仍在风雨飘摇之中。多数人没有融入社会。他们在经济领域的成人之路一直受到市场转型的不利影响。缺少空闲的岗位，职业教育与劳动市场现实需求的脱节，没有妥善的规划以为年轻人适应新经济环境做好培训和准备，还有因资金匮乏而不能实现其计划，在这些情况下，青年要想融入我们动荡不定的劳动领域真是难上加难。
在劳动关系中出现的矛盾冲突远未解决。即使有些解决了，青年也享受不到其成果。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特别是新手，饱受社会排斥和人权被侵犯之苦，他们必须以劳动以外的方式（特别是卷入犯罪）完成其成人之路。这样，俄罗斯青年便被逐出了劳动领域。这是新俄罗斯社会政策的主要后果之一，这种政策不是促成青年融入劳动市场，而是造成了青年的被歧视、边缘化和疏离；换句话说，他们被社会所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