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彬[1]2002年在《转型期间中国企业多元经营的发展动因及战略选择》文中研究指明从事多元化经营还是坚持单一产业经营，这是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的战略选择。“多元化”概念自安索夫在50年代提出以来，已被企业界所接受并付诸实施，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多元化经营的热潮。 在中国，随着计划体制向市场过渡，企业必须考虑如何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多元化经营的战略利益和外部环境对企业形成的压力，使多元化经营成为不少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重要战略选择。但是，对中国企业多元化经营的经验性分析表明，中国许多企业在较早阶段就开始从事较长跨度的非相关多元化经营，并以极快的速度成长为完全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集团。如果仅用追求效益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动因似乎不甚准确。 其实，有关专业化和多元化的战略选择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和企业界争议的“热点”问题之一。多元化发展作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剖析和探讨。事实上，企业从事多元化经营的决策是多种因素综合驱动的结果。只有将企业置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制度下，才能比较客观地描述和评价企业多元化经营行为。本文期望从转型期间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特殊的发展阶段、企业制度和社会文化方面，考察并探索出当前中国企业从事多元化经营的一些特殊动因。另外通过对不同多元化战略的经济利益和管理成本的比较，提出关于中国企业多元化经营战略决策的综合思路。 本文的结构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章是引言，主要是说明选题动机，并提出本文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第二章介绍多元化的概念和分类。本文在综合多种相关定义的基础上，提出多元化的概念，并分析多元化经营不同层次的含义，指出多元化和专业化其实并非对立的两极，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多重的。 第叁章对企业多元化战略发展进行国际比较。通过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多元化战略的发展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多元化在企业成长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在不同的市场背景下，企业多元化的作用和程度有较大差异。 第四章具体分析转型期间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特殊的发展阶段、企业制度和社会文化，探讨当前中国企业从事多元化经营的一些特殊动因。 第五章主要提出自己关于中国企业多元化经营战略决策的一些思路，并希望能够对企业进行多元化决策有所帮助。
黄旭[2]2004年在《中国企业战略变革：思维逻辑与方法路径》文中研究说明目前,中国企业不仅受到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双重约束,还受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浪潮的冲击,这些都使得企业所面临环境的不确定性更为显现,同时也导致了价值转移与范式改变,由此带来了产业升级、跨国竞争与全球管理的变革与创新等新课题,企业将面临“二次创业”与持续竞争优势等生存与发展的巨大压力和前所未有的变革挑战。迈克尔·波特曾告诉我们,战略的本质在于“选择”和“转换”。战略作为协调企业与环境的适应性关系以有效管理不确定性环境的有机系统,在企业环境发生变化时就会对其提出转换或变革原有战略的要求,因而战略变革正是基于环境挑战所做出的一种反应,是企业与变化的环境相结合的产物。事实上,企业生存与发展能力同企业调适与其所处环境连续不断的结合程度密切相关(Andrews,1971)。这种“调适”,本质上就是企业适时发生的战略变革(Mintzberg,1979)。在企业的成长与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地都需要进行战略变革,在不确定性的环境条件下尤为明显。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Norman R.Augustine 直言:“世界上只有两类企业:一种在不断变化,另一种被淘汰出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那些善于改变自己的企业才有可能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生存空间。如今企业在战略上的“求变”与“应变”成为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进行永续经营的重要生存法则。近年来,战略变革越来越成为中国企业在动态、复杂与快变的环境条件下,追求“做强、做大”、成功“二次创业”、提升国际竞争力、追求持续竞争优势的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对此,如何突破传统的思维与行为束缚,把握有效战略变革的要领,也是当前摆在理论工作者与企业界人士面前有待研究与迫切需要解决重大课题。本研究基于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加入 WTO 的现实背景,以中国 PC 制造业企业近年来的战略变革实践为实证研究基础,采用个案研究方法,通过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动因、战略变革主导逻辑及战略变革方式所进行的深入分析与系统研究,探讨和挖掘企业战略变革的规律性,尝试构建应对不确定环境的企业战略变革的分析和思考架构,从而达到探寻适合中国企业战略变革思维与路径的目的。希望通过研究,拟对学术界及企业界提供可资借鉴的、富有建设性的启示和建议,以有助于国内企业在“做强、做大”的战略变革过程中,尽快适应入世后的国际竞争的挑战,少走弯路,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提高竞争优势,寻求和确立企业持续的成长动力与持久的竞争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现在的或未来的超常业绩,这是本文想要到达的研究目的。本研究流程遵循:(1)确认方向、研究对象与问题;(2)分析相关文献;(3)搜集行业及公司资料与相关信息;(4)遴选个案公司;(5)建立研究观念性架构;2(7)整理、分析与比较个案公司相关问题;(8)发展研究命题;(9)得出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全文分为四个层次,共 9 章:第一层次(第 1～3 章)为研究思路与理论基础部分,主要为战略变革研究的一般概述、理论评述、研究思路与理论基础;第二层次(第 4～6 章)为研究主体部分,分别从战略变革的叁个维度上(即“3W战略变革分析与研究架构”)加以理论推演与分析阐述,即战略变革的主要驱动因素(Why)、战略变革主导逻辑定位(Where)、战略变革方式(What);第叁层次(第7～8 章)为实证研究部分,从 PC 制造行业与六家上市公司两个层面分章进行实证分析与研究;第四层次(第 9 章)为研究命题、结论与对策建议,在对实证研究进行总结归纳的基础上发展研究命题、提出研究结论,并以此提出了中国企业进行战略变革的对策建议。全文 20 多万字,共分为 9 章:第 1 章,绪论。主要就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对象、研究动机与目的、研究方法与流程、创新之处与不足等相关内容逐一进行概述与说明。第 2 章,有关战略变革研究文献评述。针对国外有关企业变革与战略变革研究成果,诸如分类、研究学派与分析范式、动因与阻力、以及战略类型等的理论与观点进行了较为详尽地归纳与梳理,并对其研究现状、问题以及研究趋势等方面进行了评述,为后面的研究做了铺垫。第 3 章,研究设计架构与理论基础。在对相关概念加以讨论的基础上,就“战略变革”概念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就本研究的逻辑思路、总体安排进行了阐述,进而构建了“3W 战略变革分析与研究架构”,最后对本研究的理论基础逐一进行了概述,从而为后续的分析与研究奠定了基础。第 4 章,战略变革动因分析。本章从因果研究的视角,基于复杂、动态性甚至非线性的企业系统外部环境特征,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企业战略变革动因进行理论和经验层面的逻辑推导与研究。首先,通过对 21 世纪企业经营的现实背景概述,分析了企业战略的假设前提变化所带来的价值转移与范式改变,从而导致企业战略变革需求产生的现实。其次,遵循“天人合一、主客相融”的中国古代朴素的哲学思想,从内外与主客观视角,提出了“环境”、“企业”、“使命或愿景”及“领导者”为战略变革的四种驱动因素。四种动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了变革的压力与动力、推力与阻力,在其共同作用下催生或阻碍着战略变革的发生,影响和决?
杨阳[3]2016年在《中国企业境外森林资源直接投资战略与区域选择研究》文中指出森林资源占据了世界上接近30%(35亿)的陆地面积,在这些森林面积中,60%的森林资源又主要集中于七个国家,这七个国家依次是：俄罗斯、巴西、加拿大、美国、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刚果。虽然中国的森林总量在国际上排名第五,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占有量与其他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期,天保工程(一期和二期)、森林限额采伐制度、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及经济转型规划、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等政策相继实施。中国的森林资源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下,已经开始从以往的生产功能逐渐转变为生态功能,但是中国的人口众多,对于木材原材料和产品的需求量较大,在新时期下如何能满足人们生活对木材的需求和实现我国生态建设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是国家亟需解决的问题。实现境外森林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对于国内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弥补需求不足,缓解供需矛盾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本文的研究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以垄断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生产要素国际移动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内部化理论为理论基础,对中国企业境外森林资源直接投资的现实基础、投资现状、动因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对投资的优劣势因素、机会因素和威胁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供了适合中国特色的境外森林资源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选择框架,并对中国企业境外森林资源直接投资指数进行构建,对投资环境进行评估,提出了中国企业境外森林资源直接投资区域选择的对策建议,形成了解决中国国内森林资源供需矛盾的方法,为中国企业境外森林资源直接投资提供了可借鉴的模版。本文首先梳理了相关文献,对国内外相关理论依据进行研究,对国家境外直接投资政策进行解读,对世界林业资源现状、中国林业资源现状、中国林业发展现状等中国企业境外森林资源直接投资的现实基础进行阐述,并对中国境外森林资源需求缺口进行实证分析。其次,从境外森林资源直接投资企业的性质、来源、投资领域、企业利用海外森林资源状况、企业在各大洲及各国投资分布情况、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营模式等方面,对中国企业境外森林资源直接投资现状进行分析。在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方面,本文主要从资源寻求动因,市场寻求动因,国家利益导向动因以及其他动因入手进行了阐述,并分析了中国境外森林资源投资中政府宏观管理和企业微观经营决策方面存在的问题。然后,本文应用AHP-SWOT分析法,对中国企业境外森林资源直接投资进行优势、劣势、机遇与不足的研究,并从国家利益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国企业境外森林资源投资中可能影响到的部门进行联合分析,为中国企业境外森林资源直接投资的安全研究铸建部门联动网络,提供了适合中国特色的境外森林资源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选择框架为中国境外森林资源直接投资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战略意见。之后,对中国企业境外森林资源直接投资指数进行构建和评定,目的是对中国企业境外森林资源直接投资的能力以及可能性进行分析,然后通过对中国企业境外森林资源直接投资的环境评估,对投资区域进行辨识,为中国企业形成有效的投资提供可行性建议。最后,本文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即：强化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和积极发挥企业的微观主体作用两个方面,对中国企业境外森林资源的直接投资经营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徐明霞[4]2014年在《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战略、国内市场的多元化行为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跨国并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方式，虽然一些企业的跨国并购以失败而告终，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取得了成功，并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选择什么样的跨国并购战略能够使得跨国并购取得成功？”不仅是企业实践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国内外理论界亟需解决的科学问题。传统的国际化理论认为，企业特定所有权优势是企业成功进行跨国并购的前提，但是，中国多数企业是在不具备特定所有权优势的前提下从事跨国并购的。中国企业的这种“逆向跨境并购”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部分学者认为传统国际化理论能够解释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部分学者认为传统国际化理论不能够完全解释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实践给传统国际化理论带来了挑战。针对学术界的争论，本文从议价理论切入，研究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战略、企业特定优势、国家特定优势、并购绩效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回答中国企业选择什么样的跨国并购战略能够取得成功，同时也回答了为什么中国企业的“逆向跨境并购”也能够取得成功。根据逻辑演绎，本文将具体研究问题细化为：（1）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股权结构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如何？（2）中国企业的企业能力对跨国并购的股权结构与并购绩效关系的影响作用如何？（3）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多元化行为对跨国并购的股权结构与并购绩效关系的影响作用如何？针对研究问题，在相关文献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以议价能力为理论依据提出了并购的股权结构、企业能力、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多元化行为、并购绩效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推理出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并提出3组6个研究假设。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2000-2010年间从事过跨国并购事件的123个上市公司样本进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通过对数据结果的分析，本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股权结构战略对并购绩效有影响，与非对等股权相比，对等股权的跨国并购绩效更好。第二，企业的研发能力和营销能力对并购的股权结构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即研发能力和营销能力会弱化对等股权跨国并购将产生更高绩效的关系。第叁，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多元化行为对并购绩效也会产生影响，其中企业的行业多元化程度对并购的股权结构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主并企业的行业多元化程度会强化对等股权跨国并购将产生更高绩效的关系；企业的地域多元化程度对并购的股权结构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不显着），即主并企业的地域多元化程度会弱化对等股权跨国并购将产生更高绩效的关系；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程度对并购的股权结构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不具有调节作用。立足于议价理论，本文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股权结构战略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也有新的理论尝试，其理论创新贡献在于：（1）用国家特定优势（Country-specificadvantage）理论解释了中国企业的逆向跨境收购行为。（2）极大地丰富了议价理论的应用情景，将议价理论应用于新兴经济体中国的企业进入发达国家时的讨价还价情景；同时补充和延伸了国家层面议价能力的来源，探讨的是企业来自母国（home）层面的议价能力，不再局限于东道国政府（host）的国家层面议价能力。（3）将OLI范式与国家特定优势相结合，共同解释了现阶段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进一步可以理解为将OLI范式与LLL模型相结合相互补充进行解释。（4）本研究采用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研究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补充了国内关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研究缺少大样本实证研究的不足。另外，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现阶段中国企业从事跨国并购时，不要盲目地追求多数股权或控股股权的股权结构战略，在企业不具备特定优势的前提下，对等的股权结构战略是最佳选择；如果企业自身具备企业特定优势、或者能够充分利用国家特定优势时，就可以不依赖于来自股权所有权的控制权以实现并购目标。现阶段，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先做中国第一，再做世界第一”的路径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这也是一个利用国家特定优势培育企业特定优势的过程，能够使得企业成功实施跨国并购战略。最后，本文也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刘素[5]2010年在《基于多元化战略的中国系族集团对成员上市公司治理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出现了大量高度多元化的企业集团。由于制度背景以及企业多元化动因等方面的差异,西方的多元化理论难以完全解释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多元化企业集团盛行的原因。我们不禁思考：中国转轨经济的特殊制度背景是如何影响和推动中国企业的多元化经营?西方的多元化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企业的多元化实践?探讨中国企业多元化问题无疑是对现有研究的有力补充。近年来,随着中国控制权市场和企业并购重组活动的快速发展,一批系族企业借此机会迅速成长起来。但是在外部监管弱化和企业内部治理缺乏制衡的现实情况下,很多系族集团屡屡出现违背商业诚信的行为,这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严重影响,其给资本市场造成的巨大破坏力日益引起学者和各方的关注。因此,对中国系族集团多元化战略和治理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的研究为系族集团、系族集团多元化战略、集团对成员公司的治理安排、成员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以及其他公司治理机制界定基本的研究范畴。在分析集团多元化战略、集团对成员公司的治理安排、成员公司的多元化战略的其他公司治理机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系族集团多元化战略、集团对成员公司的治理安排以及系族集团多元化战略如何影响成员公司的绩效。第二部分主要对相关重要理论文献加以回顾和评析。在介绍与评述不同分析视角的多元化研究基础上,对公司治理和多元化、多元化和公司治理之间匹配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价,并提出本文主要的研究方向。第叁部分主要探讨中国企业多元化的演变历程和发展现状,结合理论分析中国制度背景下企业多元化的独特诱因,提出系族集团多元化与一般企业多元化的差异,进而引出公司治理对系族集团多元化的重要意义,并针对本研究的核心研究对象—中国系族集团的不同形成路径和当前公司治理特征进行对比分析。第四部分首先在前文的研究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进行理论分析,构建出本文的理论模型,然后从集团多元化战略与集团对成员公司的治理安排特征、集团对成员公司的治理安排如何影响成员公司的绩效、集团多元化战略如何影响成员公司绩效以及其他治理机制对集团多元化战略和绩效的影响四个方面提出研究假设。第五部分主要基于集团对成员公司的股权结构、董事会和经理层的治理安排和控制方式等视角,对集团治理与集团多元化战略的关系以及集团治理对成员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并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第六部分主要从集团多元化的扩张模式、集团的资源分配、其他外部治理机制等视角将集团多元化战略对成员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第七部分给出公司治理如何优化集团多元化战略的研究结论和启示,并指明本文的研究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中国转轨时期形成的时代产物—中国系族集团,其独特的形成路径使它们比一般企业的多元化战略和公司治理问题更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本文深入挖掘系族集团多元化区别于一般企业多元化的特征以及不同系族集团公司治理的局限性。研究结果对现有公司治理和多元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第二,提出系族集团战略依赖性命题,即根据系族成员公司多元化战略的不同,构建与之匹配的治理结构。本研究有利地支持和解释了这个命题,实证检验结果也为不同多元化战略如何构建一套与之匹配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第叁,本文将集团多元化战略、集团对成员公司的治理安排与成员公司的绩效紧密联系到一起,进而使对系族成员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分析更为科学,也为系族成员上市公司优化公司治理和保证多元化的科学决策与成功实施提供了新的思路。
宋丹丹[6]2015年在《基于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中国高铁多元转型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铁路行业的发展创新,高速铁路作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与发力点,受到了国家的重点关注与推动,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与扶助,吸引着社会资金的青睐与投入,驱动着中国铁路客运业务的快速发展。然而,在快速发展进程中,中国高铁仍在受到一些问题的困扰。首先,基于高速铁路建设周期长、投入成本高、投资回报慢等特点的影响,导致我国高铁的运营管理面临着高负债率、高运营成本等系列问题；其次,由于受到运输能力限制的影响,我国高铁将会在未来发展中出现收入增长瓶颈,而铁路行业长期来对其多元化发展的忽视,也将直接影响高铁创收能力与自有盈利空间的上涨；此外,中国高铁多元发展与铁路安全管理的矛盾性问题将潜在限制着中国高铁全面发展的规模与程度；最后,中国高铁的对其商业资产实行的委托管理方式也将直接影响着资产所有者权力的有效实现。因此,针对上述发展困境,本文运用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对高铁企业实现由运输服务业向新兴服务业的多元转型总体发展方向,开展了如下研究。首先,本研究在参考国际先进运输行业中运输业与非运输业协同发展经验后,为解决基于管理体制导致的我国高铁多元化发展瓶颈问题,运用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叁大理论支柱,即产业基础观、资源基础观和制度基础观,全面系统地对影响中国高铁多元化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经济因素、社会发展及技术水平等宏观环境背景进行了研究梳理与分析,发现了国家、社会、企业对于高铁多元化发展的迫切需要,提出了中国高铁由运输服务业向新兴服务业转型发展的总体方向。其次,本文运用了SWOT分析工具对中国高铁多元化转型发展中所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分析讨论,选择了适宜于中国高铁多元转型发展的总体战略,提出差异化战略、横向一体化战略、纵向一体化产业链战略、合作经营战略、品牌发展战略、集团化战略、标准化战略等市场性战略,以及企业政治战略、社会公众与媒体战略、社会责任战略等非市场性战略,以确保中国高铁多元转型发展的方向性与可行性。第叁,本文基于对中国高铁多元转型发展战略机制的研究思考,结合以京沪高铁为代表的中国高铁多元发展实际,创造性地提出在高铁沿线主要交通节点所在地,依据地方经济发展、客站规模与地域、客流规模等基本情况进行分类整合,利用土地综合开发、站区规划技术、商业布局设计技术以及安全管理技术等实现手段,选择适宜的发展速度对在高铁客站及其周边区域开发构建高铁商业综合体的可行性建议；提出将高铁商业综合体视为中国高铁多元发展价值的实现平台,通过转变传统的委托经营管理模式,运用以联合经营为主,兼顾特许经营的管理方式,实现高铁企业与属地路局的职能划分与业务协调、与地方企业的优势互补与强强联合、与区域市场的互联互通与产城融合；建议实现高铁多元化领域专业化、集团化、标准化的长足发展,通过组建全国高铁商业总公司对高铁商业资源进行整合开发,以捋顺全路运输业与非运输业的管理发展模式,降低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增强高铁多元发展领域的话语权,确保商业资产保值增值,全方位提高中国高铁盈利能力。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中国高铁多元转型发展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分析后,得出中国高铁需要直面发展困境、转变经营发展思路,利用现有资源及优势,明确战略发展方向,提升多元化发展能力的总体结论。这一结论不仅能够为中国高铁多元发展提供较完整的战略管理理论指导与建议,还能够通过突破中国高铁运输行业发展瓶颈、拓宽企业经营范围、培育行业新市场、创造发展新机遇,从而提升多元服务范围与能力,实现中国高铁在商业、物业、文化、交通枢纽等多方面、全方位的综合性发展,切实解决企业发展的现实问题、整体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最终实现消费者、社会与企业的多方共赢。
程建[7]2014年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视阈下中国对非投资的发展》文中提出中国对非投资,在学界是一个比较新的、未曾深入涉及的领域,也是一个有着巨大实践意义的命题。在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同时,非洲人民也要实现非洲梦,本文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对非投资,并寻找中国梦和非洲梦的结合点,以求共同梦想的实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蕴含着经济全球化思想。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对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均作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核心范畴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和国际价值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中,毛泽东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绘制了行动蓝图,江泽民全面实施战略,胡锦涛深化思想内涵,习近平则提出了新时期的战略目标及框架。目前,中国的投资模式在非洲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并不十分完美。我们仍面临着诸多挑战。比如,中国的对非投资是不是单纯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中国对非的资本输出是不是“新殖民主义”?只有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才能有效地指导我们实施对非投资战略。对非投资属于中非经贸合作,在本质上应该属于“南南合作”的范畴,不单纯是资本输出和资本输入的关系,更不是什么“零和博弈”,而是合作共赢的一种双边关系。中非合作始终秉承政治上独立自主、在经济上共同发展的原则,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外延和深化。中国对非投资的根本动因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符合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双方的经济发展需求,既有利于中国开拓海外市场、缓解资源能源短缺,也有利于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中国的对非投资一贯坚持不干涉原则、平等互利原则、不排他原则,且具有一定的结构特性。据数据统计,在中国的对非投资中,制造业、金融业和建筑业占到60%以上,与能源和资源相关的产业只有30%,这说明我们的绝大多数投资集中在金融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显着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促进了非洲经济的发展。这些数据说明,相对于西方国家,我们实施的是一种互利共赢的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西方的“新殖民主义”截然不同。勿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对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配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使生产的各个环节得到有效利用和充分发展。本文通过阐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思想,揭示了历史和当代的全球化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判断中非合作的机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还从考察非洲复兴的历程与机遇以及中国对非战略合作的转变入手,从中分析和归纳出中国政府对非投资新举措的必然性,从而得出中非合作存在广泛、全面的互补性,中非合作处于最佳战略合作期的结论。中非之间悠久的合作历史、长期友好的伙伴关系、政治上的互信和互助、经济上的互补和依赖、文化上的沟通和融合、发展上的相似和契合等等,都为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非合作、特别是中国对非投资,提供了无可估量的发展机遇。经济全球化具有双重性,这在中非投资方面的负面作用随着合作的深入不断显现。中非投资合作发展迅猛,但并不代表尽善尽美,快速并不代表“健康”和“可持续”。首先,在国际上我们面临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其次,在非洲我们还面临着政治多变、经济落后和文化冲突上的挑战；第叁,我们自身也面临着缺乏宏观指导、监管服务体系滞后、投资主体能力较差和企业社会责任薄弱等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在资本逻辑的理论上,在全球化思想对国际竞争势力博弈的启示上,在对学习和吸收外国经验的意义上,以及在实现中国梦与非洲梦的紧密相连上,都对实践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文章在实务操作层面,在对非投资的政策建设和机制建设两个方面提出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建议。最后,改革开放以来,对非投资飞速发展,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挑战,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是我们要面对的客观现实,需要我们科学、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理论来指导我们于混沌中认识机会、于冲突中解决问题。
刘程[8]2008年在《不成熟市场下企业不相关多元化的动因研究》文中指出多元化战略是企业持续发展壮大的重要战略方式之一。作为研究热点,多元化已经被学者讨论了近半个世纪。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二战以来多元化战略得到了普遍的应用。然而自80年代以来,多元化经营开始遇到严重的问题,企业逐渐从多元化热潮转向退潮——归核化阶段,尤其表现在对不相关多元化业务的剥离行为上。西方理论界也基本上否定了企业的不相关多元化经营。但是从我国企业的发展实践来看,这一时期的多元化经营特征仍旧表现为不相关多元化占主导,实践中更有很多企业的不相关多元化取得了成功,所以单纯从现有西方理论,已经无法解释我国企业不相关多元化的动因。从国内对多元化理论的研究来看,主要集中在研究多元化的绩效和多元化动因两方面,但这些研究大多遵循的是国外的研究框架,尤其是建立在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前提下,缺乏对我国不成熟市场下不相关多元化动因的解释力。因此,本论文试图以不成熟市场对企业不相关多元化动因的影响为切入点,从企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来构建我国企业不相关多元化的动因模型框架,由此为我国企业不相关多元化提供一些合理的理论解释和实践指导。首先,本文对企业多元化研究做文献综述,在此基础上,从不成熟市场特征、企业内部和外部条件叁方面来构建企业不相关多元化的动因模型。然后,具体对模型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归纳总结出不相关多元化的企业内部动因主要包括企业剩余资源、企业经营状况、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四方面。企业不相关多元化的外部环境动因主要包括市场容量的有限性和多样性以及经济周期。不成熟市场对企业不相关多元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行业因素和政府干预。接着,本文通过案例研究分析方法,选取了盾安集团、万事利集团和天目山药业叁家不相关多元化企业进行了案例研究。根据不成熟市场下不相关多元化的动因模型对叁家企业不相关多元化的行为模式进行了各个动因的比较分析。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总结出它们在不相关多元化动因中的共性和特性,最终形成本文的研究结论。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不成熟市场下企业不相关多元化的对策和建议,同时为进一步研究提出展望。
张纪凤[9]2015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产品内分工成为新国际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正从旧国际分工模式下注重“贸易”逐步转向新国际分工模式下更加注重“生产”,国际化生产成为连接国与国之间经济的“桥梁”。国际化生产主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的途径展开,FDI的流入和流出成为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技术和劳动,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近年来对外投资政策由“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逐渐成为对外直接投资(OFDI)大国之一。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中国OFDI却屡创新高,逆势上扬。2013年中国OFDI流量达到历史最高点1078.4亿美元,位居美日之后,排名世界第叁。中国OFDI已经实现连续十一年的正增长,2002-2013年间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9.8%。中国OFDI的飞速发展,给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范式)为代表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建立在“垄断优势”基础上,指出企业OFDI的前提和基础是必须拥有某种所有权优势。然而,中国OFDI不仅包括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平行和下行投资,而且还包括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上行投资。对于前一种投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对于后一种投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却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企业在缺乏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却积极开展上行投资。“战略叁角”理论框架系统整合了战略的资源观、产业观和制度观,极大丰富了传统的基于OLI范式的分析框架,为新兴经济体OFDI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本文借鉴“战略叁角”理论框架,结合中国OFDI的实践,研究中国OFDI的动力机制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这一研究对于我国如何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带动我国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升级,从而实现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指导我国企业如何“走出去”,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首先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性特点,从母国的推力(push)和东道国的引力(pull)两方面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中国企业OFDI的动力机制既包括母国的推力,也包括东道国的引力。在母国的推力方面,本文基于“战略叁角”的理论框架,利用304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OFDI的微观数据,通过建立计数模型,从企业资源、产业特征、制度因素叁方面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的母国推动力。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企业R&D投入、企业出口能力、企业盈利能力和产业竞争程度对中国企业OFDI有显着正向影响,说明由研发能力、出口能力、管理能力共同构成的企业所有权优势对企业“走出去”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东道国的引力方面,本文在分析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微观投资动因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2年中国对69个国家OFDI的国别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扩展的引力模型,检验了影响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东道国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OFDI是逆梯度的上行投资,主要集中于人均GDP较高、与中国进出口贸易联系紧密的国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是顺梯度的平行或下行投资,主要集中于人均GDP较高、技术较先进以及从中国进口规模较大的国家。这一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寻求是中国目前OFDI最主要的动因。其次,本文在R&D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了中国海外R&D投资的动因及影响因素。R&D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的动机主要有两种：市场支撑型和技术寻求型,目前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正成为研究热点。本文在对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文献综述基础上,介绍了中国海外R&D投资的实践,总结了其发展历程、动机、区位和模式。随后,本文利用101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177个海外子公司投资数据,通过建立叁元选择Logit模型,从投资企业和东道国两个层面分析了中国企业市场支撑型和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市场支撑型海外R&D投资受东道国人均购买力和R&D资源禀赋的影响,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受母公司技术水平和东道国R&D资源禀赋的双重影响。最后,本文基于创新驱动增长理论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由于知识溢出存在地理空间的约束性以及知识的隐性特征,企业只有靠近技术创新源,才能成为知识溢出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只要存在技术扩散的可能性,即便不存在垄断优势,技术追随企业依然会选择FDI方式而不是出口的方式服务国外市场。本文在分析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四大机理的基础上,利用1985-2008年中国工业TFP、国内R&D资本存量和进口、IFDI、OFDI叁种渠道溢出的国外R&D资本存量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目前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着。相对于IFDI而言,中国OFDI的整体规模和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技术寻求型OFDI在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较小,逆向技术溢出存在一定的滞后期,这些因素是导致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着的主要原因。本文立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博采各家理论之长,在继承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并探讨了中国海外R&D投资动因和影响因素,以及通过海外R&D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并对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利用“走出去”来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宋莹莹[10]2012年在《转型时期中国企业特性与多元化关系的研究》文中提出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国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有形和无形障碍下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求中国企业必须提升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并且由于中国尚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其市场环境和政治环境与国外有很大的差异，在经济制度、传统文化、所有制结构、法律规则和企业发展路径等方面都表现出中国特色，无不体现国情的特殊性，因此中国企业在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转型的环境影响时，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中国式企业管理模式，由于传统文化和国情的现实规定性而表现出企业自身特性的差异，在研究中国企业的战略选择和行为时考虑中国企业特性是必要的。本文认为企业所有制、隶属关系、企业出生方式、高管的政府背景及企业总部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这些企业特性的差异会带来不同的战略行为，具体表现为企业在区域多元化与行业多元化的战略选择上。于是，本文采用的是2010年的7个行业中上市公司的数据，包括央企、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的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分层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国有股比例越高的企业会更多的选择区域多元化，并且会较少的进行行业多元化，隶属于中央的国企比隶属于地方的国有企业更注重区域多元化的经营，避免进行无谓的行业多元化；自我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比重组改制的国有企业在选择行业多元化时更加慎重和保守，转而向其他地区拓展业务提高竞争力，企业中的高管有政府背景将有利于企业进行区域多元化的战略执行，本文还研究发现企业总部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在企业进行战略选择时的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对国有股比例与区域多元化程度之间的关系有负向的调节作用，对隶属关系与区域多元化之间的关系有负向的调节作用，对隶属关系与行业多元化之间的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对企业出生与区域多元化程度之间的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对高管的政府背景与行业多元化程度之间的关系有负向的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1]. 转型期间中国企业多元经营的发展动因及战略选择[D]. 马文彬. 安徽大学. 2002
[2]. 中国企业战略变革：思维逻辑与方法路径[D]. 黄旭. 西南财经大学. 2004
[3]. 中国企业境外森林资源直接投资战略与区域选择研究[D]. 杨阳. 东北林业大学. 2016
[4]. 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战略、国内市场的多元化行为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研究[D]. 徐明霞. 华南理工大学. 2014
[5]. 基于多元化战略的中国系族集团对成员上市公司治理研究[D]. 刘素. 南开大学. 2010
[6]. 基于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中国高铁多元转型发展研究[D]. 宋丹丹.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2015
[7]. 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视阈下中国对非投资的发展[D]. 程建. 武汉大学. 2014
[8]. 不成熟市场下企业不相关多元化的动因研究[D]. 刘程. 浙江大学. 2008
[9].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D]. 张纪凤. 东南大学. 2015
[10]. 转型时期中国企业特性与多元化关系的研究[D]. 宋莹莹. 华南理工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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